巴以冲突，西方伪史的目的：以色列河豚鱼计划，犹太人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巴勒斯坦

巴以冲突，西方伪史的目的：以色列河豚鱼计划，犹太人真正的目标并不是巴勒斯坦

人身难得，中国难生，为什么这么多圣人的预言都指向中国。八国联军的来源。

一个应许之地就能建国，那整本圣经呢？

耶稣会士在中国文献中寻找“失去的”希伯来圣经 

作者董并生    

古希伯来语是拼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

    19世纪以来，学术界都说古希伯来文是类似于拉丁文的拼音文字，而且，与拉丁文一样希伯来文的字母也是22个；然而，在17世纪时，西方学者的见解是：古希伯来文是一种象形文字！

    早期多位西方学者的结论：古希伯来文是象形文字！

    希伯来文，即埃及象形图符，是在13-15世纪被希腊字母所取代的。从《圣经》所反映的教会传统看，早期的《圣经》是用希伯来象形图符所写的原始神话。而其他的西方宗教文字和世俗文字则都是近世晚出。

    字母文字系统……出现于12-13世纪，甚至更晚，从而最终取代了象形文字系统（埃及—希伯来象形图符或宗教密语）。（the alphabetic system of writing was introduced……the ⅩⅡⅩⅢ century, or even later, It had eventually replaced the old hieroglyphic system）。

    这个新出现的字母系统变成了著名的“希腊语言”，以区别于希伯来象形图符。我们相信，所谓的“古代”希腊语是相对最近的语言（文字），它形成于近代早期。斯卡利杰等伪造者们把许多虚构的“古代文献”变成了希腊文。

    象形文字的概念来源于传教士对汉字的理解

    “象形文字”的说法晚出。早期欧洲人所认知的“人类最早语言”的观念不是埃及语，更没有“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根据《圣经》（《创世纪》2：19-20），许多欧洲人相信上帝曾赋予亚当一种纯洁、准确和极为简单的语言。这种语言有各种不同的叫法，如lingua Adamica、lingua humana和the Primitive Language。人们认为，亚当的所有后代，也就是所有人类最初所说的就是这种语言。”

    后来欧洲人伪造《希罗多德历史》，称埃及文字为“圣体文字”和“俗体文字”，也没有所谓“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

    “在写算的时候，希腊人是从左向右运笔，但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的；……他们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一种叫做「圣体文字」，另一种叫做「俗体文字」。”

    “象形文字”的概念，出现在耶稣会传教士将中国的汉字的信息系统的带到欧洲之后。

    发明人：十七世纪欧洲“古文字学”大师——基歇尔

    欧洲没有古文字，却在十七世纪出了一位古文字学大师。这位大师就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本来是来自罗马的一名耶稣会士，在学术史上以欧洲早期的“汉学家”知名，在十七世纪竭力推崇“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正是这位“汉学家”。

    当时流行的是古埃及“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神智论，没有人懂得“古埃及象形文字”，基歇尔在通过来华传教士接触中国文字的过程中，感悟到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于是联想到无人能识的古埃及“图画文字”，提出了中国文字源于古埃及“图画文字”的学说。

    基歇尔说：文字的发明者是伏羲

    “基歇尔将中国人发明语言的时间定在《创世纪》第6-9章中挪亚洪水之后的300年。基歇尔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挪亚的后代统治了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创世纪》9：18和10：1-2）。根据基歇尔的观点，‘伏羲皇帝’是文字这项‘技艺’的发明人，他把文字教给他的后继者，这些后继者都是挪亚的后人。在这里基歇尔看到中国历史和《圣经》历史是吻合的。在对《创世纪》第10章的分析中，基歇尔提到了含（Ham）。

    含是挪亚三个儿子之一，他从埃及将他的部落向东迁到波斯，然后又进入大夏（Bactria）。基歇尔认为‘大夏王琐罗亚斯特’（Zoroaster）就是含。含从大夏将移民团派往中国，基歇尔把中国看做地球的尽头，因为它代表了世界上最后一块适合居住的土地。

    基歇尔说含有一个儿子名叫Nesraim，即麦西（Mizraim）（埃及），他有一个参谋叫三重伟大的墨丘利（Mercurius Trismegistus）（即赫尔墨斯），基歇尔称此人为‘埃及象形文字的最早发明者’。”

    由上述内容可见，基歇尔将文字发明与传播排列如下：

    伏羲→诺亚的后人（含）→麦西→墨丘利（赫尔墨斯）

    原初语言：古希伯来语还是汉语？

    教会认为存在一种原初语言（the Primitive Language），这种语言是上帝直接赐予人类祖先亚当的一种极简洁、极清晰、极统一的语言，后因巴别塔发生语言变乱而消失。

    “17世纪欧洲人对普遍语言的寻求源于对原初语言已经消失的假说。很多人认为消失的原初语言应该是古希伯来语，也有些人认为某种更具异域色彩的语言如汉语，和原初语言最为接近，因其年代极为古老。”

    汉语（汉字）是亚当和夏娃传下来的“伊甸园语言”

    英国人约翰·韦布的文章《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初语言》于1669年问世，约翰·韦布的欧洲中国观影响深远，他首次在语言文字上调和了中国与西方，并且按照圣经启示来诠释汉语的无比卓越性，那就是：汉语（汉字）是从亚当和夏娃那里传承下来的（原初纯正和普遍通感的“伊甸园语言”），并且成功地避开了“巴别塔之劫”；换言之，在上帝“打乱语言”的惩罚中，唯有汉语幸免于难，能够继续发扬其纯正禀赋——神性同理、神交古今。

    18世纪的一种观点：汉语与希伯来语同根同源

    “1713年，一位旅居荷兰的法国学者马松（Philippe Masson）出版了一部论述汉语的著作，题为《汉语评述——论汉语与希伯来语的关系》（Dissertation critique sur la langue chinoise où 1'on fait voir autant que possible les divers rapports de cette langue avec 1'hébraique）。作者认为，汉语与希伯来语有许多相似之处，由此推测，这两种语言可能同根同源。”

    索隐派与索隐主义

    “索隐派”(Figurists)，是指在华耶稣会士中以白晋为首的力图从中国经典中发现《旧约》事迹与人物的派别，成员以法国人为主。

    索隐主义是一种对中国古书的解释体系，其基本立场是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和人类历史观，即世界上所有现存人类都是大洪水以后诞生的诺亚（Noah）的子孙。

    以此为标准，索隐派把中国历史上的“洪水”与圣经中描述的洪水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人是诺亚之长子闪（Shem）的后代，中国人长期以来保存着族长们的古老传统，并且更进一步将中国历史上古代皇帝和英雄们同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形象”和寓言相对应，甚至相信中国人的神话中可以找到撒旦（Satan）和亚当（Adam）的模型。

    索隐主义的真正目的：从中国文献中寻找希伯来圣经

    传教士们搜寻上古经典不遗余力。来华传教士也是如此，他们到了中国为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所震撼，在这些传教士们的观念里，诺亚是人类的始祖，据此认为中国的这些古老文献一定是来源于诺亚，是从诺亚方舟中传出来的。于是，在耶稣会士中形成了一个索隐学派，一定要从中国文献中寻找出原始的圣经文献遗迹。

    中国古代史与《圣经》二者一体

    中国人的尧帝（Yao）明显为诺亚（Noé）。这种结论出自一系列的征兆。所有的汉文典籍确实都将尧描绘成一名非常神圣的虔诚人物。此外，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发生了诺亚洪水，这种事实曾给卫匡国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将毫无顾忌地说这位尧帝就是我们的伊阿诺斯（Janus），而许多人又把他视为诺亚”。所以，中国古代史与《圣经》二者原本为一体。

    中国的“上帝”即摩西的上帝

    中国人确实从最古老的时代起就坚信世界有始，他们承认有一名被他们称为“上帝”的造物主，它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是神的称号。

    他们承认第一个人出自混沌。中国人有举行祭祀的习惯，相信存在着彼世的善恶报应。最后，他们还保留了对诺亚洪水的记忆。“所以，通过把这些真谛与摩西的记述相比较，便可以很容易地做出判断，即知道第一批中国人在相信由摩西奠定的最早起源问题上，是否与其他民族相一致。”现在已不仅是原则吻合，而且在事实上也统一。

    伏羲就是《摩西五经》的亚当

    中国人的伏羲就是《摩西五经》中的亚当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中国人某些传说相当清楚地透露的情况。他们确实声称伏羲系由其父所生，而没有母亲。其母为大地或形成亚当本人的那种尘埃。当代也不会使这些事件变成不可能发生的现象。

    如果伏羲就是亚当，那么神农就是该隐。其名字绝对没有差异，在该隐（Cain）和神（农，Xin，原文如此）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此外，该隐也为农人。据说，人们也介绍过神农的同样事实，他发明了犁铧和其他农具，从而使他获名神农（神的农人）。该隐的儿子是以诺（Hanoch），该隐以其名命名他创建的第一座城市。神农的继承人是黄帝（Huangtius）。但Hanoch（以诺）和 Hoangti（黄帝）的名字彼此之间也如此近似，以至于使大家可以认为“黄帝”一名出自以诺。

    傅圣泽：中国古典来自诺亚方舟

    傅圣泽接下了因反对索隐派而提出的一项挑战。这挑战是，即使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传统存在共同渊源，这渊源也在《旧约》所说的大洪水时期丢失了。

    对此，傅圣泽反驳说，书籍随诺亚方舟幸免于难，所以古书随口头规诫一起被诺亚的子孙传播给地球上各个民族。然而再无其他民族比中国人保留有更多的遗迹，因为中国的文献中有着关于过去的珍贵遗存，隐藏于神性的谜语之下。

    诺亚登上诺亚方舟携带《易经》

    对于白晋来说，要顺理成章地解说《易经》中的弥赛亚形象，其方法就是不把此书看成中国人的书籍，而看成是一部拥有犹太天主教传统的著作。但这样一部著作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每个天主教徒都知道，除了诺亚、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及儿媳外，人类曾在大洪水中灭亡。洪水退去以后，诺亚的后裔在地球上分布繁衍。其中一位叫闪，他是诺亚的大儿子，很可能来到了远东地区，并带来了古老的基督教传统，尤其是带来了以诺书的抄本。

    这本书是当时诺亚登上诺亚方舟时随身携带的，书中描述了以诺从神那里了解了关于弥赛亚的情况，又在天使护佑下进行了天堂之旅。除了仔细研读《易经》、《书经》和《诗经》（后两部书和《易经》同样古老）之外，白晋还读了一些家的著作。他发现这些书的作者知道并景仰上帝，也知道圣三位一体、人类的堕落、弥赛亚和审判日。

    儒家五经来自诺亚方舟，犹太所有著作出于中国典籍

    白晋神父认为诺亚搜集了以诺书，并带上了诺亚方舟，洪水退去后他用这些书来使众人皈依。犹太人的所有著作都是由这些书衍生出来的。

    白晋神父认为以诺书恰恰就是中国的“五经”和编年史，是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同时也是摩西和先知们著作的来源。中国著作和《圣经》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字母和文字的差别，而它们蕴含的义理应该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欧洲人所寻找的古希伯来文，从其性格（儒学经典）及字形（象形文字）上来说，无疑就是中文。

    索隐派代表作——《古今敬天鉴》

    ——中国古代学说和基督教教义完全相同

    白晋为“索隐派”重要人物，此处所举《古今敬天鉴》是体现其索隐思想的代表作。利玛窦开创了“合儒”、“补儒”的“适应化”传教方法，使用古儒经典诠释天主教教义；白晋则认为，古儒经典中本就含有天主教教义。

    白晋在1715年的一封信中说“我的研究就是要向中国人证明，孔子的学说和他们的古代典籍中实际包含着几乎所有的、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我有幸得以向中国皇帝说明这一点，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学说和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相同的。”

    白晋的历史分期依赖汉籍。白晋推演出一个复杂的体系，认为世界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代”或者“阶段”。即人类堕落之前的时代、人类堕落之后的时代和救世主出现后的时代，他在中国古典著作和汉字中发现了关于这三个时代存在的充分证据。

    白晋致莱布尼茨的信件删掉了什么？

    “1768年，杜当（Ludovicus Dutens）将白晋写给莱布尼茨的三封信出版时，删去了1701年11月4日那封信中的三段话。被删的内容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包含一些非常激进的索隐派观点。在被删去的这段中，白晋称中国古人知道神是造物主、一切自然事物的本源，也知道神秘的三位一体。此外，白晋还说，中国的古代书籍中有数不清的地方可以证实，他们还知道原罪、对反叛天使的惩罚、上古族长的长寿、人性因原罪而造成的堕落（即亚当的堕落）、大洪水、后来耶稣基督化身为人以及灵魂得救等事。总之，白晋说中国人对上帝有着非常完整的认识。

    这些内容被删除，也许是杜当考虑到读者大众在1768年的反耶稣会情绪而对菜布尼茨书简作了调整，1768年距1773年耶稣会遭解散仅五年之隔。”

    删稿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欧洲人在接受了中国的儒学之后，生发了理性主义观念，大家知道了耶稣会士在中国文献中寻找希伯来神学的做法不靠谱、并且丢人现眼；不仅是顾虑到反耶稣会的情绪，过不了多久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了。

    传教士来华发现了“开封犹太人”及希伯来语手稿？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古代不是也有犹太人及希伯来文摩西五经吗？

    据说，17世纪初耶稣会会士来到中国，发现了中国系犹太人，感到十分好奇，记下了他们能够找到的、厚厚的资料……

图片 最早发现开封犹太人的利玛窦

    “巴黎耶稣会档案中有早期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丰富资料，其中……有在开封城里发现的希伯来语的手稿，这些是经过了800年与犹太世界全然隔绝的时光幸存下来的手稿。”

    “随最后一批耶稣会会士撤离中国，中国犹太人的记录就停止了。几乎可以肯定，自最后一位耶稣会传教士涉足那里的1723年至1850年间，没有任何欧洲人去过那里，这段时间里，那里的犹太人其犹太特征、对犹太宗教的了解几乎完全消失了。”

    如上引文所述，耶稣会士来华之前，没有听说过开封犹太人，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发现了开封犹太人；当耶稣会士离开中国之后，也就没有开封犹太人的新发现了。换句话说，开封犹太人的历史遗迹只存在于传教士的视野之内？再有，在2000年以上的时间里，西方没有人懂得希伯来文，偏偏在中国的开封发现了大量希伯来文本？

    配合“发现开封犹太人”的论著及伪书

    配合传教士在中国发现犹太人，17世纪荷兰犹太人马纳沙赫·本·以色列在其所著《以色列的希望》著作中提出：中国犹太人即失踪的十个以色列部落。

    就连伏尔泰也相信耶稣会士所编伪书——《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的内容：犹太十族于春秋时代之前进入中国，拥有犹太“五经”。

    该书称：“鲁国公子虢对孔子弟子穀俶说：您知道在我们省里有大约两百家旧西奴，他们从前居住在石地阿拉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从来不相信有不死的灵魂；他们也有自己的五部经典，像我们有五经一样；我读过经典的译本；他们的法律当然跟其他各民族法律相似，命令他们孝敬父母，不可盗窃，不可说谎，不通奸，不杀人；但是这些法律却没有对他们谈到来世的赏罚。”

    中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部伪书，但伏尔泰却完全相信这部由耶稣会士编造的伪书，并将其收录在自己的著作、欧洲划时代的名著——《哲学辞典》之中……

    新教徒继续寻找开封犹太人——“传承”忽然断绝？

    “1850年，英国一个传教组织争取同开封的犹太人取得了联系，他们得到了50多本希伯来手稿。开封的犹太人请传教士帮助他们重新学会希伯来语，给他们送宗教读本。一份日期为1850年8月20日的申请信写道：‘过去的四五十年中，我们把我们的宗教传承了下来，但不完整。虽教规文献尚存，但无人能知其中一字。恰好幸存七旬年长老妪一位，记得其信仰之主旨。……我们这一地方的犹太教堂久缺祭司，大堂四壁已破败不堪。’”

    这里所谓“1850年的申请信”，显然是后来编造的故事，因为当时还没有希伯来语，希伯来文的诞生要等到19世纪末。

    陈垣“开封犹太人”研究的立论基础为三块犹太碑

    中国著名学者陈垣的著作《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一赐乐业”为以色列的音译），是中国最早系统地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开山之作。然而，该研究建立在由来华传教士所发现的三块犹太碑的基础之上。即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正德七年（1512）尊崇道经寺记及清康熙二年碑记并碑阴题名，亦名重建清真寺记，为著名的“犹太教三碑”。换句话说，这三块石碑是开封犹太人历史性的唯一依据……

    潘光旦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

    在陈垣之后，学术界所倚重的另一著作是潘光旦于1953年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央民族学院曾于1953年6月油印流布，作为内部参考资料资料使用。1979年经叶笃义缩编成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增加附录资料出版，书名为《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

    该书以资料见长，附录长于正文。然而，仔细审读，其立论基础依然是犹太三碑，用中、西文资料的附会则远在陈垣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之上。

    问题是，学术界过去从来没有人考察此三块碑的来历及真伪，它们是谁发现的以及如何被发现的？每一块碑文都有具体书写人，碑文内容得不到其它文献的印证，那么碑文内容的依据又是什么？

    高寒（倚天立）先生两年前著文对此三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原来它们都是出于传教士的伪造，于是所谓开封犹太人的历史基础成为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所倚重的陈垣所著《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及潘光旦文章的立论基础，原来建立于三块伪碑之上！其余洋洋洒洒所引文献与三块伪碑“相互印证”，大有穿凿附会之嫌。

    传教士来华寻找犹太人之目的——搜寻并编造摩西五经

    从上文考论中我们知道，所谓的希伯来文本的文献，实际上并不存在。当时人们对希伯来文的想象，是一种类似中文的象形文字，于是就到中国来寻找摩西五经的遗迹。由于中国儒学崇尚五经，于是耶稣会传教士也编造一个五经的名目，就是摩西五经，并非后来所述的什么希伯来圣经正典，正典的概念实际上更为晚近。因此出现“托拉”就是“摩西五经”之说。耶稣会士的“索隐派”，实际上正是在儒学的五经中搜寻原始犹太教文献遗迹的。这方面，高寒先生在“第二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明复兴学术论坛”（2021年12月）上做了很好的考论，我非常赞同。

    17世纪以来，欧洲犹太人的智慧经商宝典为“塔木德”。塔木德“每一次的再誊抄即是一次再创作。这是这部‘开放性经典’的普遍现象。”而犹太教的另一种经典“托拉”则一成不变。据说德国犹太人门德尔松在18世纪80年代将律法书——“托拉”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德语，介绍给德国犹太人。所谓的托拉据说就是“摩西五经”，门德尔松的托拉译本取名为《和平之路》。

    “1783年，这本题为《和平之路》的圣经译本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大大促进了犹太人尤其是青年人学习德语的积极性。……他的《圣经》译作……被认为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欧洲知识界称他为‘犹太人的路德’”。

    阿巴・埃班也说：“门德尔松曾设想他的《托拉》译本将在犹太人的文化生活中悄悄地引起一场变革。这无疑是正确的。不久，德国犹太人就学会了德语并接受了德国文化——这是一项成就，这项成就在以后的年代里对德国文化，尤其是对犹太文化大有裨益。”

    由此可以知道，耶稣会士在中国搜寻、编造摩西五经的行动，导致在欧洲开始出现摩西五经的概念，经德国犹太人门德尔松之手，于18世纪80年代以托拉（摩西五经）译本——《和平之路》的书名，介绍到了欧洲。

    先有“塔木德”，后有“托拉”

    塞西尔・罗斯这样评价道：“随着他那本著名的《摩西五经》新版本的问世，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本书的正文是一部优美的德文译本，并且还附加了用纯粹希伯来文写成的现代评注，从而起到了一种珠联璧合的作用。正是由于他的这一成就，才使得到当时为止人们一直普遍使用的‘犹太德语’这种方言分化为各种各样的成分。这一伟大的译作开创了德国犹太人的乡土文学，从而在下一个世纪的整个过程中赢得了经典式的重要地位。其中的各种评注突破了过去曾一直禁锢着德国犹太人生活的《塔木德》研究的学术圈子，因而为现代希伯来文学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发展动力。”

    如今，一般研究犹太史的著作，都将律法书“托拉”（摩西五经）的成书时代放在“塔木德”文本成书之前。然而，从18世纪德国犹太人门德尔松翻译《和平之路》的经纬来看，犹太人了解“托拉”的时间甚为晚近。在门德尔松之前的犹太人，并不知道所谓“托拉”（犹太圣经）的存在。

    犹太人开始读《圣经》是18、19世纪以后的事

    对于《希伯来圣经》，“在过去，犹太教信仰者往往不去探究它。但随着犹太启蒙运动的兴起，人数不断增多的有教养的个人开始从世俗的角度阅读《圣经》。

    不过，……只有到了19世纪后半叶前民族主义犹太历史编纂学的出现，才赋予《圣经》在现代犹太国家兴起这幕戏剧中的主导作用。这部著作从搁放神学传单的架子上被转换成了历史部件，犹太民族主义的信徒们开始阅读它，好像它是历史过程和事件的可靠记述。更准确地说，它被提升到了神话与历史相混合的史学地位，代表着无可争辩的真理。它成为了世俗的不可触摸的圣洁中心，所有对人民和民族的思考必须自它开始。”

    没有犹太圣经，犹太教信仰什么？

    据说12世纪西班牙犹太教大师迈蒙尼德制定了犹太教的十三条信仰纲领。

    “到中世纪，许多犹太人与基督教、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为了与其他宗教相区分，犹太人有必要对自己的宗教进行教义上的表述。迈蒙尼德一直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公元1160年，摩西·迈蒙尼德总结了自己对犹太教信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十三条信仰条款，即：

    1.上帝之存在；

    2.上帝是独一无二的；

    3.上帝是无形无相的，不可比拟的；

    4.上帝是永恒的；

    5.上帝是唯一可崇拜的主；

    6.先知向世人所传达的话语皆真实无误；

    7.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

    8.《托拉》有神圣的起源，是上帝所传；

    9.《托拉》是不可改变的，也不会被取代；

    10.上帝洞察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

    11.相信上帝奖赏遵守律法的人而处罚践踏律法的人；

    12.弥赛亚必将降临；

    13.相信死后复生。

    此后，大多数犹太人接受了摩西·迈蒙尼德提出的这些内容，视它们为犹太教最基本的信仰条款。迈蒙尼德死后，人们常这样称赞他：从摩西到摩西，他是最伟大的摩西。由于他的博学多才、深思远见，对犹太教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至于人们只要一提起黄金时代，就立即会想起迈蒙尼德。”

    迈蒙尼德的十三条信仰纲领，大概率也是出于后世伪托。此处虽然有“托拉”的字样，但未必是后来的摩西五经，如果犹太教的“托拉”就是摩西五经，耶稣会士就没有必要捏造开封犹太人的故事，并花几百年时间到中国去大力搜寻希伯来摩西五经文本了。

人身难得，中国难生。所有的圣人预言直指中国，这是在预热吗？这是在为以后入主中原打基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