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大林子对于语言学的介入？《资本主义无意识》第一章Pt.9

  两者被思考的同源关系应当将精神分析的对象，现在被翻译为剩余享乐的东西，置于话语结构之中。这种翻译是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Mehrwert，而创造的，并且拉康甚至创造出了相应的德语词汇，Mehrlust。然而，剩余和享乐的组合并不是拉康的发明，它早就存在于弗洛伊德，在他有关笑话的书中，把他对无意识满足的分析集中在他所谓的 Lustgewinn上，即快乐的获取。弗洛伊德也因此使用了剩余客体（surplus-object）的概念，但是并没有将之在逻辑上和拓扑学上进行定位。之后精神分析的发展便逐渐废除了弗洛伊德这一洞见的革命性影响，因此，拉康的干预旨在与马克思一样，在有关剩余价值的政治经济辩论中具有批判地位：

  对象a，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发明了它，正如人们说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也发明了一些东西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的发现是剩余价值。对象a在我的话语出现之前就被遇见了，当然，它当然是以不充分的方式被对待，就像剩余价值的定义在马克思的论述使其显得十分严谨之前的不充分一样。

  发明（inventions）并不是发现（discoveries）；并且被发明的也不是对象，因为这些早在马克思和拉康之前就被认知了，被发明的是暴露出潜藏着的它们生成的逻辑之方法。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唯物主义与逻辑的不可分割性，因为这两项发明都包含着对话语理解的转向。这种逻辑和唯物主义取向的根源在于，前文提到的关于话语影响和物质原因概念的争论。

  毫无疑问，拉康关心的仅仅是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的逻辑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同源论意味着它们的联系不是对立着的。它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材料，就它是话语的剪刀的切割（trait de ciseau du discours）”。这个法文的措辞直接暗示了《资本论》的第一章，在这一章商品交换和劳动的双重特性通过裁剪这个例子而被说明。重要的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关系的翻转，因为只有通过这种颠倒才能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修补就是，承认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裂隙的结构功能，而这是深深依赖商品的双重特性的。通过商品形式的社会实施，交换的绝对自主性给主观和社会现实带来了一系列后果。任何切割都不仅仅是具体劳动，而是支持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更广泛的话语逻辑的一部分。这种活动包含了十分重要的紧邻着资本的抽象物，即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制造商品的商品（commodity-producing commodity）。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具体劳动都被刻上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会追溯到商品的二重属性。但是在这里请让我们先退几步。

  精神分析的对象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对象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裂隙，这两种努力都含有一种唯物主义（material）的启示：

  只有我的无意识是语言结构的理论，才是能被描述为马克思主义所暗示的东西，只要你的要求不比其中的物质性意涵（material implication）更为苛刻[…]我的语言理论是真的，无论马克思主义的充分性如何，这对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必要的，无论它产生什么缺陷。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暗示的语言理论就到此为止了。

  只有当真理意味着某种谬误时，物质性的意涵才是错误的。那么这里便只有以下几个选项：马克思的理论是对的，但这也意味着拉康的语言理论也是对的；或者马克思的理论是错的，但这也会暗示拉康的理论是对的；最后，马克思和拉康的理论都是错的，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同源性仍然是有效的，其实质性的暗示所蕴含的真值不变。无论如何，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历史上，而且首先在逻辑上、认识论上和政治上，都先于精神分析并为其创造了条件。

  讨论“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等同于讨论“马克思”。这句话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因为拉康后来暗指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隐含的语言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应该想起当年斯大林对苏联语言学辩论的干预，那时他否定了马尔语言学的科学地位。该理论由苏联语言学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Nikolay Yakovlevich Marr）创立，而马尔则将语言定义为一种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马尔的理论暗示了每一个根本层面的改变将会导致上层建筑的改变。这就意味着苏联应当引入一种新语言，或者在现存的苏联语言多样性中进行激烈的变革。从经验上讲，这自然是错误的，从实践上讲也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发展和社会变革是独立的，斯大林的介入宣称马尔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以“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这句命令结束了争论。索绪尔在他的文章中也说了类似的东西：语言革命的不可能性来自于这样的事实，每一个主体独立地参与到语言之中。这种个体的参与阻止了社会革命对语言功能的重大改变。然而，对于索绪尔来说，同样的个体参与则意味着语言是不断变化着的。这里重复一下，语言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运动：它不能够被变革，但是这里有永恒的变化，或者更恰当的说，语言始终有变化的和无目的论（nonteleological）的生成。这种永恒的变化坐落在与个体参与相反的地方，并且意味着有意识地或故意改变语言的主体同这种变化是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