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史家代表名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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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塔西佗（Publius (or Gaius) Cornelius Tacitus，56—约120），生于意大利北部或纳尔榜高卢行省的一个骑士家庭，有关他的出生日期和真名，现今史学界仍存争议，毕竟塔西佗留下的个人信息微乎其微，只能从他人的记录如小普林尼等人的资料来推断。塔西佗早年师从罗马帝国史上首屈一指的演说家、教育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约100，著有《雄辩术原理》）学习修辞学、法学和政治学，公元77或78年娶不列颠行省总督阿古利可拉（Gnaeus Julius Agricola，40.6.13—93.8.23）之女茱莉亚·阿古利可拉，后塔西佗为纪念岳父作《阿古利可拉传》（De vita et moribus Iulii Agricolae），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的具体生活，仅知塔西佗喜欢狩猎与户外活动。在元首韦帕芗时代，塔西佗开始参与政治生活，于公元81或82年任帝国财政官。后来塔西佗步步晋升，在公元88年任帝国裁判官（praetor），公元97年任帝国执政官。此后他致力于把精力放到写作生活上，当然还是会参与一些政治事件（如公元100年伙同小普林尼控告阿非利加行省总督马里乌斯·普利斯库斯（Marius Priscus）犯有贪污腐败罪行），直至去世。塔西佗一生出版著述颇丰，只有5部作品流传至今：《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对话集》（Dialogus de oratoribus）、《历史》（Historiae）、《编年史》（Ab excessu divi Augusti）。《阿古利可拉传》大约作于公元98年，记述了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行省的经过，以及颂扬岳父的品行、政绩及军功。《日耳曼尼亚志》作于公元98年，是一部人种学、地理学著作，描述了罗马帝国以外的日耳曼民族的发展情况，是后人研究罗马帝国时期人种迁徙发展的必读之作。《对话集》比较迷，既不清楚写作具体时间，其内容也不像是塔西佗的笔法，故而这部书是否为塔西佗所作仍有疑问。《历史》作于公元105年，计14卷，只有1-4卷和5卷的前26章被完整保存至今，因内容叙述从四帝之年后韦帕芗获得胜利成为元首到图密善之死的历史，又被称为“弗拉维王朝史”；《编年史》是塔西佗的最后一部作品，作于公元117年，计16卷，内容上承李维的《建城以来史》与帕特库鲁斯的《罗马史》，下启塔西佗之前写的《历史》，第7-10全卷及5、6、11、16卷部分章节散佚。这两部历史著作因其内容微言大义，所表现出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暴君的犀利批评、对帝国发展实质的精辟观点、对谄媚自保者针针见血的讽刺、对被征服者同情及对蛮族群体的客观认识，使得塔西佗被誉为“罗马史上最伟大的史家”。由于塔西佗对犹太教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好感，使得他的作品在中世纪长期受到基督徒作家的抨击，直到大约公元1360年，两部史著的残存手稿被薄伽丘发现于卡西诺山区，才重新被人文学者注意并研究。国内译本均由商务印书馆翻译而成，《阿古利可拉传》与《日耳曼尼亚志》由马雍、傅正元翻译（商务印书馆，1997）；《历史》与《编年史》由王以铸、崔妙因翻译（历史，商务印书馆，2002；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
27、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69—122后），出生地有争议，很多研究学者认为他生于北非努米底亚的一个小镇的骑士家庭里，父亲苏维托尼乌斯·拉埃图斯（Suetonius Laetus）曾任罗马军事保民官（Military tribune）。苏维托尼乌斯与小普林尼是志同道合的密友，小普林尼称赞他为：勤奋好学，致力于写作的文静之人（“quiet and studious, a man dedicated to writing.”），还帮他解决了房子和仕途问题。通过小普林尼的举荐，苏维托尼乌斯得到了元首图拉真和哈德良的赏识，在公元110-112年随同小普林尼治理比提尼亚和本都行省，后来成了图拉真和哈德良的宫廷秘书。后来，苏维托尼乌斯被传勾搭了哈德良的老婆维比娅·萨宾娜（Vibia Sabina，83—136或137），戴了绿帽的哈德良愤而辞退了苏维托尼乌斯，心灰意冷的苏维托尼乌斯从此退出了官场，隐居写书直至去世。《罗马十二帝王传》（The Twelve Caesars）是苏维托尼乌斯最杰出的代表作，作于公元121年，因其长期在皇家图书馆供职，得以接触了不少宫廷秘闻和元首轶事，使得该作一反以往编年史家的叙史传统，而重在挖掘自恺撒以来到图密善12位政府首脑的私生活八卦趣闻，开启了后世秘史类写作之先河。当然，该作亦不乏官场上的生活丑闻和桃色信息，但却体现了当时罗马上流社会的具体样貌，也体现了作者个人及当时代罗马人的一种别致情趣，成为后来著名禁片《罗马帝国艳情史》的参考作品之一。总的说来，《罗马十二帝王传》堪称是罗马帝国早期上流社会的发展缩影，在诸多编年史家千篇一律而又宽泛的史籍中，作为非主流的存在也同样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国内译本有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人的译作（商务印书馆，2000），还有一力文库田丽娟、邹恺莉的译作（上海三联书店，2010）。
28、卢修斯·佛罗鲁斯（Lucius Annaeus Florus，约74—约130），生于北非，长于罗马，关于他的生平无从可考，只知他在元首图拉真与哈德良统治时期活动，并写有《罗马史略》（Epitome de T. Livio Bellorum omnium annorum DCC Libri duo，又译《罗马史纲要》）。《罗马史略》主要取材于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前半部分侧重于罗马扩张史，一定程度上来讲可与《建城以来史》互为补充。该作用极其夸张的修饰颂扬了罗马建城以来的伟大历史，并尝试将罗马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幼年期、成长期和成熟期（periods of infancy, youth and manhood），阶段划分的做法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属于历史首次。佛罗鲁斯的局限还是在于他的地理认知与时间细节上有普遍错误，然而并不影响《罗马史略》得以广为流传，成为罗马帝国晚期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基础史学教育的参考书之一。国内目前还没有中文译本，最近出版的英译本则收录于“洛布古典丛书”系列（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
29、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约125—180后），北非族裔，生于罗马，受教于雅典，后从事于法律学、修辞学的研究中，一度进入司法部门供职最终当上罗马裁判官，具体活动时间不详，大体推测在元首哈德良、安东尼和马克·奥勒留统治期间，除此之外他的生平不详，仅独作《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得以传世。《阿提卡之夜》计有20卷，成书于约公元169年，是格利乌斯在希腊阿提卡大区过冬时写的读书笔记，所记录的奇闻轶事涵盖了法律学、修辞学、几何学、哲学、历史学等内容，包括以往名人的语录。格利乌斯在此书中基本不涉及他所处时代下的事件，也不涉及希腊罗马社会中的很多尖锐矛盾和政治问题，也很少表露自己的政治爱好与倾向。值得法律人和罗马法学者及爱好者注意的是，书中有大量的涉及希腊、罗马法律的篇章，内容涉及法哲学、刑法、民法等学术领域，是非常重要的罗马法和西方法律史参考资料。《阿提卡之夜》在西方文学史与希腊罗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几乎全部的有关西方古典学的重要著作均提及或引用了该书的内容。比如王焕生的《古罗马文学史》，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1844.5.19—1922.7.6）的《西方古典学术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等等，钱钟书在《管锥编》里也大量摘录该书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古往今来的许多法学家也大量引用该书的内容。比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就引用过《阿提卡之夜》的内容，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8.22—1892.9.17）在《罗马法精神》中则对该书大加引用。当代欧洲许多大名鼎鼎的法学家，如弗卢梅（Werner Flume，1908.9.12—2009.1.28）在其《德国民法总论》中、维林在其《德国物权法》中、齐默尔曼（Reinhard Zimmermann，1952.10.10—至今）在其《民法传统的罗马法基础》中均对其大量引用。鉴于该书在罗马法研究上的重要价值，无论中国与外国的罗马法学者，没有不引用该书的内容的。《阿提卡之夜》的拉丁文手稿在1469年的罗马被发现，此后便被不断译成多个文本，最新的英译本则收录于“洛布古典丛书”系列（哈佛大学出版社，1927）。国内目前没有完整的中译本，仅有周维明、虞争鸣、吴挺、归伶昌的前五卷译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由于格利乌斯的拉丁文风与希腊文交织而有所变动，也因为译作是取自传世的英译本，致使译作尚无完全的古典之风，而且也过度强调了法律学方向的内容，其余方向的表现则显得寥寥。
30、阿庇安（Appian，约95—约165），生于埃及行省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富裕家庭，因此又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庇安”（Appian of Alexandria）。阿庇安曾著有自传来叙述他的生平，可惜已佚，只有通过他写给朋友马库斯·弗朗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约100—160后，被认为是仅次于西塞罗的杰出演说家，与元首马克·奥勒留有过书信往来）的书信内容来获取信息。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公元120年搬家到罗马，并成为了一名律师，后在公元147—161年间任为国库检察官，但是对于其中详情，仍然存在模糊和争议的地方。后来他的生平信息无载，只留下了24卷本的《罗马史》（Historia Romana）。《罗马史》写于162—165年，记述了上起罗马王政时代下至图拉真开启罗马全盛时期的历史，从内容上看它更像是专述地中海区域各民族发展史的历史论集，战史的比例最重。第1-12卷分别记述王政时代战争、意大利战争、萨莫奈战争、高卢战争、西西里战争、西班牙战争、利比亚（阿非利加）战争、马其顿和伊利里亚战争、希腊和小亚细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米特拉达梯战争；第13-17卷记述罗马内战；第18-21卷记述埃及战争；第22卷记述帝国时期的战争（至图拉真时期）；第23卷记述达西亚战争；第24卷记述阿拉伯战争。后来阿庇安还想提笔写帕提亚战争，终究没有写成。尤其是13-17卷这五卷因其是目前研究罗马晚期共和国史的最完整、最全面、最具价值的参考，也是全卷记述最为生动精彩的部分，故被单独列出来取名为《内战史》。国内目前唯一中译本是谢德风的译作（分上下两卷，商务印书馆，1976、1979）。
31、阿里安（Arrian，约86或89—146或160后），希腊人，生于比提尼亚行省的省会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今为伊兹密特）的贵族家庭。大约在公元117—120年，阿里安参加了斯多葛派著名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50—135）的演讲，由于才华超群，引起了爱比克泰德的注意，阿里安遂成为他的门生，萨莫萨塔的卢西安（Lucian of Samosata，即“琉善”-罗念生 译，约125—180后，讽刺作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曾称赞他是“一位终生学习能力突出拔尖的罗马人”（A Roman of the first rank with a life-long attachment to learning）。我们能够得知爱比克泰德的生平信息及哲学理论得益于阿里安的笔记（Discourses of Epictetus、Encheiridion of Epictetus）。后来阿里安去了伊庇鲁斯，效法以前的史学家色诺芬进行修习与史学研究，并自认是“第二个色诺芬”（the second Xenophon）。公元126年，他被元首哈德良的朋友举荐，进入了罗马元老院，后于131年任为卡帕多西亚行省总督。公元145或146年，阿里安从元老院退休回到希腊雅典，政府为了表彰他在卡帕多西亚治理的功绩，让他成为了雅典的执政官。阿里安流传下来的著述颇丰，除开记述恩师言论，还有记载地理概况与民族迁徙发展相关如《黑海导览》（Periplus of the Euxine Sea）、《应对阿兰人的军阵》（Ektaxis kata Alanon），还有地方史如《帕提亚史》（Parthica）、《比提尼亚史》（Bithyniaca）、《印度史》（Indica）等，很多已经散佚，只剩残篇。然而流传下来最负盛名的作品即是仿效色诺芬《长征记》再整理创作的《亚历山大远征记》（The Anabasis of Alexander），计7卷（与色诺芬《长征记》一致），记述了从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三世初登位至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之死的历史，阿里安继承色诺芬的写作模式并加以不断润色修正完善，使之成为研究马其顿帝国发展史下最可靠最权威的参考史著。因阿里安有丰富的从军经验，在《亚历山大远征记》里分析了各战役下的兵员序列及马其顿独有的战法特点，发明了不少军事术语（如“伙友骑兵”），在众多战史作品中也能独树一帜。在流传的诸多译本中，最完整的英译本当属钦诺克（E.J. Chinnock）在1884年出版于伦敦的译作（英文维基可浏览）；古希腊文本在1907年出版于莱比锡（现收录于美国珀尔修斯数字图书馆），后在1958年译成英译本收录于企鹅古典丛书系列；而被翻译、应用最广的却是“洛布古典丛书”系列的两卷译本，国内中译本则是参考了该译本（李活 译，商务印书馆，1979）。
32、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4.26—180.3.17），中文通称“马克·奥勒留”，罗马帝国第16任元首（161.3.7—180.3.17在位），历史上唯一冠以思想家、哲学家身份的统治者，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之一，“五贤帝”最后的辉煌。有关他的生平比较著名故不加以赘述。马克·奥勒留并非史家，但其计12卷的著作《沉思录》（Meditations）所体现出他与自己的灵魂进行的思想触动，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20年的执政岁月中，他为帝国南征北讨呕心沥血，却仍然避免不了罗马社会的不堪重负、逐渐走向衰亡的现实，影响至深，也为后来研究马克·奥勒留的心理活动及罗马帝国的衰落情况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的参考。《沉思录》在很长时间一直名不见经传，手抄本的流传情况也不清楚，直到1558年在海德堡大学印刷成功才重新现世，首个英译本于1634年诞生。国内译本主要有梁实秋、王焕生、何怀宏、李娟、朱庆汝、李宏顺等人的译作，其中以梁实秋、王焕生的译本最为杰出。梁实秋不仅是散文大家，也是古典学翻译的主心骨之一，其译作具有很强的文学观赏性和美学特点；王焕生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的主力之一，其译作追求史学、文学向的翻译质量并极力贴近于原作，且不失考据水准，研究价值较高。除此之外，何怀宏的中英双译本在业内实属少见，但针对能自理翻译的读者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33、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约155—235，又译为“狄奥·卡西乌斯”、“卡修斯·狄奥”），罗马帝国中期杰出的通史史家，希腊人，出生于比提尼亚行省的尼西亚（Nicaea）。父亲卡西乌斯·阿波尼亚努斯（Cassius Apronianus）是元老院贵族，曾任尼西亚城（179或180年）、奇里乞亚行省（180-183年）、达尔马提亚行省（185年后）的总督，并于公元185年成为“预选执政官”（suffect consul），母亲是希腊演说家、哲学家狄奥·赫里索斯托姆（Dio Chrysostom，约40—约115）之女。他的详细生平不详，只知其仕途颇为顺利，194年任帝国裁判官，202或203-208年间任元首塞维鲁的顾问并得到了“预选执政官”（205年）之衔，223年后出任非洲、达尔马提亚、上潘诺尼亚行省的总督。卡西乌斯后于229年担任帝国执政官，这是他第二次担任执政官，英国史学家费格斯·米拉尔（Fergus Millar，1935.7.5—至今）认为他在205-206年间首次担任执政官。卡西乌斯的代表作是用22年的时间写出了长达80卷的《罗马史》（Roman History），记录了从罗马传说时代埃涅阿斯迁徙一直到公元229年自己再度出任执政官时止的历史，该书填补了以往史家记录里没有的细节部分，同时对五贤帝结束、塞维鲁王朝时期的历史，书写态度极为慎重，然而也有不少史实记录错误。《罗马史》出版后曾被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所收藏，但前35卷已经残缺不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后半部分也已缺失，残存篇章则有幸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所摘录整理，流传到现在的只有36—60卷及第79卷为完整全本，其余均为残本。国内目前没有对卡西乌斯·狄奥《罗马史》的全文译本，仅有“指文图书”系列罗三洋尝试节译的内容（《罗马的黑人皇帝》附卡西乌斯·狄奥《罗马史》节译，台海出版社，2016）。对于卡西乌斯·狄奥的生平研究，当属费格斯·米拉尔的《卡西乌斯·狄奥研究》（A Study of Cassius Dio），此书从1964年初版以来一直都是研究该史家的权威著作。
34、赫罗狄阿努斯（Herodianus，约170—约240），通译“赫洛狄安”、“赫罗狄安”，传统观点认为他出生于叙利亚的安条克城，因其留下的个人生平记录极少，仅凭著作《自马克·奥勒留以降的罗马史》（History of the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Marcus）来推测他生平活动的蛛丝马迹，如果未能找到有关赫罗狄安身份的铭文，连出生地都会一直存在争议。《自马克·奥勒留以降的罗马史》计8卷，记录了从公元180年元首马克·奥勒留之死到公元238年罗马“六帝之年”爆发时止的历史。赫罗狄安在戈尔迪安三世结束了“六帝之年”后写讫这部书，不久就去世。《自马克·奥勒留以降的罗马史》用了很大篇幅描写塞维鲁王朝及其前后时段的政治更替事件，因此笔者建议另称该书为“塞维鲁王朝史”，它与卡西乌斯·狄奥的《罗马史》一道成为研究塞维鲁王朝时期罗马社会形态剧变成因的最有价值的参考史著，与卡西乌斯·狄奥的不同的是，赫罗狄安是站在东方（西亚）的角度来看待罗马剧变。
35、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325-330—约391-400），生于希腊东部叙利亚或者腓尼基地区，传统观点认为他也出生在安条克。青年时期在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尤利安在位时期从军，出征高卢和萨珊波斯，亲历过萨珊波斯雄主沙普尔二世的阿米达之围（Siege of Amida，359），这场战争是沙普尔二世主攻罗马到尤利安反击萨珊波斯之前，罗马唯一一次防守失利，阿米阿努斯本人差点战死在此。尤利安皇帝继位后开始军事反击，一度打到了萨珊波斯首都泰西封城下，由于罗马军长期缺乏野战攻坚的能力，泰西封久久未能攻下，罗马军自身也遭遇重大损失，尤利安当场阵亡。禁卫军拥立约维安继任皇帝后，因深入波斯腹地、陷入群龙无首困境下的罗马军面临被萨珊波斯全歼的危险，便急忙与沙普尔二世和谈，和谈的结果自然是萨珊波斯拿回来了被罗马占据的领土，罗马远征军则毫无收获地回国。战后，阿米阿努斯的军队上司乌尔西奇努斯（Ursicinus）被解除军职，自己也心灰意冷，选择了退役并回到了安条克。372年，他目睹了一个叫狄奥多罗斯（Theodorus）的野心家在安条克宣称占卜告诉自己将会取代皇帝瓦伦斯，举兵反叛，结果被镇压。后来，阿米阿努斯移居罗马安度晚年，在临终之前写下了毕生心血《罗马史记》（Res Gestae，又名《英雄业绩》）。《罗马史记》计31卷，只有14-31卷传世，涵盖了公元353年至公元378年的晚期帝国史。阿米阿努斯在该书文末写道“我是一个军人，也是一名希腊人，我尽自己所能写下了自涅尔瓦到瓦伦斯之死的事迹，从未刻意删略篡改史料”，诚如所言，他继承了希腊罗马史家重军事政治为主题的历史传统，风格和文体上选取以塔西佗作为范例，且表明自己是续写塔西佗的《历史》，选取材料不偏不倚，极力发扬西方古典史学之精髓，成为后世研究三世纪危机下到罗马晚期帝国史的最权威的参考作品，如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大幅度援引了该作，并对阿米阿努斯持以高度评价：（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是一名记录准确而又忠实于历史的引导者，他谱写了自己的当代史，却没有被当代各种偏激的观念所影响（An accurate and faithful guide, who composed the history of his own times without indulging the prejudices and passions which usually affect the mind of a contemporary）。阿米阿努斯作为一名异教徒，在《罗马史记》也详细描述了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纷争，并站在异教的眼光下来看待宗教冲突的发展，也给后人提供了有关教会史相关的宝贵资料。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被后人称为“西方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史学家、拉丁史学家”，《罗马史记》也被誉为是“西方古典史学最后一部杰出作品”，收录在“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古典丛书”系列，我国尚没有完全的中文译本，仅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叶民教授定其名为《晚期罗马帝国史》（《最后的古典：阿米安和他笔下的晚期罗马帝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36、尤西比乌斯（Eusebius，260或265—339或340），生于凯撒利亚，传统观点认为他的生年，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狄奥尼修斯（Saint Dionysius of Alexandria，？—264.3.22）刚去世不久。早年受洗，后一直在凯撒利亚任修士。约公元280年，师从凯撒利亚的庞培（Pamphilus of Caesarea，？—309.2.16）学习神学，因庞培是著名神学家、哲学家奥力振（Origen，184.5—253.4，提出“永恒受生”概念解释圣父圣子关系，后人发扬其思想为“奥力振主义”）的学生，故尤西比乌斯深受奥力振的神学思想熏陶。由于奥力振的神学思想与阿里乌斯派有相似之处，为后来尤西比乌斯倾向于阿里乌斯派参与宗教纷争埋下伏笔。公元296年，当戴克里先的军队路过巴勒斯坦地区时，尤西比乌斯时任凯撒利亚的基督教监督。公元313或314年，他接任凯撒利亚的基督教主教，但不久在凯撒利亚召开的宗教理事会上为阿里乌斯辩护，便被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of Alexandria，？—326或328）扣上阿里乌斯派异教徒的帽子并开除出教籍（然主教之职仍在）。在公元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他在向318位与会教士阐述自己的宗教信条，以其坚定不移的态度得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赏识，然而并不能改变阿里乌斯派被打为异端并写进《尼西亚信经》里的结果。公元334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他那修（Saint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296或298—373.5.2）曾传唤尤西比乌斯到凯撒利亚开宗教会议，被尤西比乌斯拒绝了。次年，尤西比乌斯及其支持者们把君士坦丁大帝请来开了一次宗教会议（First Synod of Tyre，335）对亚他那修进行批判，亚他那修不甘示弱准备诬告君士坦丁大帝称尤西比乌斯心怀不轨，结果亚他那修被判流放。为了感激君士坦丁大帝的知遇之恩，尤西比乌斯写了一部赞颂他的传记《君士坦丁传》（Life of Constantine）。有关他是如何去世的不是很清楚，只是根据公元341年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凯撒利亚的主教换成了阿卡修斯（Acacius of Caesarea，？—366），阿卡修斯后来写尤西比乌斯的个人传记是提及了他的死亡，后人推测尤西比乌斯病亡于公元339或340年。尤西比乌斯最主要的代表史著是《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和《君士坦丁传》，《教会史》从公元290年后开始编撰，到公元300年前形成初版，记录了1世纪使徒时代基督教的源出到4世纪基督教各种思想冲突和演变的历史，这是世界史上首部以宗教为主题、记录宗教发展史的历史著作，尤西比乌斯被誉为“教会史之父”，给后来英国的“教会史之父”比德撰写《英吉利教会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君士坦丁传》表面上是传记，实际上是颂词（panegyric），对君士坦丁大帝多有溢美之辞，而且强调神迹，这种体例成了后来基督圣徒传（hagiography）的模版，也是西方文学“伟光正”作品的一大滥觞。《教会史》由何光沪、瞿旭彤参考了梅尔的英译本进行了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君士坦丁传》则有华南师范大学林中泽教授的译作（商务印书馆，2015）。
37、弗拉维·尤特罗庇乌斯（Flavius Eutropius，4世纪后期），对于他的生平知之甚少，只知其出生于波尔多，是一名异教徒，担任过罗马分治时期东罗马的宫廷秘书（笔者注：此时东西罗马还没有正式分裂，直至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大帝去世），曾随同皇帝尤利安远征萨珊波斯，在东皇瓦伦斯统治期间写下了《罗马国史大纲》（Breviarium historiae Romanae），晚年因功进入最高级国家机关供职，公元380年任伊利里亚的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该职原称Praetorian guard，在共和国与帝国时期一直是保护国家元首的卫队首领，后来君士坦丁大帝下令解散了禁卫军，该职逐渐成为虚衔文职，仅仅只有行省的禁卫军长官才握有地方军权），公元387年与西皇瓦伦提尼安二世一同成为帝国执政官。如果不是他那传世的《罗马国史大纲》，史学界对他的认定原本并非做为史家来看。《罗马国史大纲》计有10卷，记述了从罗马建城到约维安死于食物中毒、瓦伦提尼安一世与瓦伦斯相继为帝的历史，可能是由瓦伦斯授意写的历史概要。这部历史概要与其他史家的罗马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权威部门筛选很多不同的编年史材料（如李维、苏维托尼乌斯等人的作品还有假设的“恩曼皇史”（Enmannsche Kaisergeschichte））进行客观公正的官修史要，虽然篇幅显得流水账式般简略，但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教育启蒙读物来使用，有的内容还填补了以往史家遗漏的地方。《罗马国史大纲》最初由学者佩安尼乌斯（Paeanius，活动于380年前后）翻译为希腊文本，也是目前传世最完整的原文译本，后来有不少学者翻译成了英译本，我国目前仅有民间学者谢品巍自行翻译的中译本，收录于“海国图志”丛书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所谓“恩曼皇史” ，是指一部假设存在的拉丁文历史著作，因由德国学者亚历山大·恩曼所提出而得名。1884年，恩曼对包括奥勒留·维克多、尤特罗庇乌斯以及《罗马帝王纪》（Augustan History，是由多名史家于戴克里先至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编著的，内容为起于公元117年哈德良继任元首到公元284年努梅里安神秘去世、戴克里先争得元首之位的帝王传记史）在内的多部晚期古代史的历史著作进行了比较并发现它们存在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恩曼据此推测它们可能使用了同一部著作为主要史料来源。这个观点为大部分罗马史学家所接受，但古代作家都没有提到过这部著作。罗纳德·塞姆认为这部所谓皇史一定质量不高，因为奥勒留·维克多和尤特罗庇乌斯都“沿袭”了它的许多错误。——选自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
38、奥勒留·维克多（Aurelius Victor，约320—约390），生平资料极为简略，只知其在公元361年著有罗马帝国简史《恺撒》（De Caesaribus）。根据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记载，奥勒留·维克多在尤利安皇帝在位期间是潘诺尼亚-塞康达行省的总督（笔者注：潘诺尼亚-塞康达行省原属下潘诺尼亚行省，公元296年，下潘诺尼亚行省拆分为潘诺尼亚-塞康达行省和潘诺尼亚-瓦莱利亚行省，分占原行省南、北部），公元389年成为罗马市长（praefectus urbi）。《恺撒》同他的另外三部作品一同打包传世，由布拉班特公国的耶稣会神父安德鲁·斯科特（Andreas Schottus，1552.9.12—1629.1.23）整理发行，计有8卷，记述了屋大维到尤利安的帝王传记史，强调历史的“垂训”功能。奥勒留·维克多的文风多仿效撒路斯提乌斯和塔西佗，文笔常流于雕琢堆砌，读之晦涩难懂，不如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远受欢迎，因此流传不广。最新的译本为法译本，收录于法国图书馆的比代古典丛书（Collection Budé）系列（1975）。
39、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354.11.13—430.8.28），亦称“圣奥古斯丁”（港澳台译“圣思定”），罗马晚期最著名神学家、思想家，天主教四大圣师之一，奥斯定会的创始人，关于他的事迹比较著名故不加赘述，代表作品主要有《忏悔录》（Confessions）、《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论自由意志》（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尤以《忏悔录》、《上帝之城》最为杰出。《忏悔录》计13册，写于公元397-400年，是一篇自传，记录了奥古斯丁早年懒散偷安、放荡不羁的青少年生活，在文中，其青少年时期做出的行为是一种深深的罪恶，奥古斯丁便通过这篇自传来盘问、拷打自己内心深处的灵魂，并祈求通过向上帝祈祷获得宽恕，之后便是对哲学、神学问题的探讨与阐述。该作被后人广泛认为是“西方第一部自传文本”，传抄次数极多，欧洲天主教本笃会隐修院中所藏旧抄本尤为繁夥。1506年始有奥氏全集出版，以后重要的版本有：1576—1577年出版的比利时罗文大学本，1679年法国巴黎出版的本笃会本（后收入米涅辑的《拉丁教父集》Migne：PatrologiaLatina）和1896年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教会拉丁作家丛书》本。至1926年法国拉布利奥勒（Labriolle）教授复据维也纳本，参考了十八种第七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和四种印本校订，出版了合校本，收入《法兰西大学丛书》，成为目前最完美的译本。我国目前有周士良（商务印书馆，1963）、应枫（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任晓晋（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许丽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徐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等人的译作。《上帝之城》有一个历史背景：公元410年，号称为“千年不破”的罗马城被西哥特人阿拉里克攻破并洗劫了三天，全国人民都在悲痛，并把破城之责、帝国的衰败归咎于基督徒对罗马传统的多神教的背叛，这种观点迅速蔓延开来，对基督教的发展是致命的障碍，奥古斯丁觉得有必要对此观点进行抨击，于是写就并在公元426年出版了《上帝之城》。《上帝之城》计22章，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第1-10章）主要批判罗马本土多神教及传统哲学观点，为基督教的发展做有力辩护，下部（第11-22章）则主要论述上帝创造的世界与世俗社会的联系性，进一步抨击给基督教妄加罪名的观点，指出地上之城（世俗社会）种种藐视上帝及伦理道德的不断衰退，是帝国衰败的根因，要想恢复帝国往昔光辉，信上帝得永生。该书是早期基督教的经典支柱思想，奠定了早期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并影响了基督教一千多年的历史，地位甚至仅次于《圣经》，使得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长年在基督教内部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也是极为出名的辩论术样本。我国目前有王晓朝（人民出版社，2006）、吴飞（上海三联书店，2007/2009）、庄陶/陈维振（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等人的译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则把此书的英译本收录进“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2003）。
40、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约375—418后），关于他的出生地有四处争议：布拉加、塔拉戈纳、拉科鲁尼亚、布列塔尼，其中布拉加最为可信，传统观点认为他的家庭是书香门第，据圣奥古斯丁与教皇格拉修一世（Gelasius I，为屠龙英雄“圣乔治”封圣的教皇）所述，奥罗修斯早年非常好学。他在加利西亚呆到公元409年时，听闻苏维汇人、西哥特人和阿兰人越过比利牛斯山入侵西班牙行省的消息，于是远渡大西洋，关于远航的具体时间及地点已不得而知，只能根据不同时代的文献推测他的航线，但能肯定的是，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去希波（Hippo）拜访圣奥古斯丁求学，成为了他的门徒，并有幸目睹了圣奥古斯丁写著《上帝之城》。公元415年，圣奥古斯丁委托奥罗修斯去巴勒斯坦的伯利恒（也是耶稣的诞生地）寻访当时最为博学的神父耶柔米（Jerome，347.3.27—420.9.30），因为圣奥古斯丁本人在以往与耶柔米的接洽过程中，双方并不愉快，让奥罗修斯去是因为他的人品与学识足以更好地去与耶柔米建立联系。事实上，奥罗修斯是被要求去帮助耶柔米去对抗另一个神学流派的领导人伯拉纠（Pelagius，约360—418）的，了解神学史的或许知道伯拉纠这位不列颠出身的神学家，是极其反感奥古斯丁流派的，认为“人性本恶”，主张并强调圣保罗因信称义的理念，其思想观念与中国的荀子有较大的相似性。奥罗修斯后来参与了在公元415年6月举行的公开批判伯拉纠的耶路撒冷宗教会议，有趣的是，伯拉纠的信徒们基本用希腊语来传教的，对于拉丁语区的圣奥古斯丁流派，不少人表示没听过他（“Et quis est mihi Augustinus?”—奥古斯丁是谁？）。会后，奥罗修斯将开会记录通过信件让人捎回去给了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一世，半年后才知道伯拉纠通过在第欧斯波利斯（Diospolis，今以色列的卢德城）的宗教会议上予以了回击，而这段时间，奥罗修斯刚好回到了北非。好景不长，奥罗修斯又受到了来自耶路撒冷主教约翰二世（John II, Bishop of Jerusalem，约356—417.1.10）的指控，被批判为异端，他坚决反对，并写了《论护教篇》（Liber Apologeticus）否认了指控。大约在公元415年12月26日的圣斯蒂芬日（笔者注：圣斯蒂芬，港澳台译“圣司提反”，基督教首位殉道者，被犹太教徒活活打死在城门口），奥罗修斯离开了巴勒斯坦返回老家布拉加，在路过希波时把耶柔米的信件带给了圣奥古斯丁，在与圣奥古斯丁交流时提到了与伯拉纠的信仰斗争，这些交流促使了奥罗修斯写下了《驳异教史》（Historiae Adversus Paganos）这部7卷本的宗教政治发展史。之后奥罗修斯音讯全无。《驳异教史》实际上可以是《上帝之城》有关审视异教资料的一个补充，奥罗修斯作为圣奥古斯丁的门徒，在作品里增添了老师原有的研究基础（如回应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洗劫罗马后的舆论演变），但也扩大了老师的研究方向，首次尝试在宗教史里涉及到全球文明发展史的概念，如前四卷，奥罗修斯并没有直接进入罗马史正题，而是回顾了新巴比伦、波斯-马其顿、迦太基的兴衰命运，以及罗马与这些帝国大邦之间的联系。总之，《驳异教史》是一部从基督徒角度来叙述罗马政治史、地理、外交关系，并尝试引入“普遍史”或“世界通史”的相关资料考究，来论证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发展关系。
41、佐西莫斯（Zosimus，5世纪后期），具体生平资料不详，只知他是异教徒，活动于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在位时期的君士坦丁堡，据君士坦丁堡主教佛提乌一世（Photios I of Constantinople，约810—约893）叙述，佐西莫斯曾任“圣库伯爵”（Comes rerum privatarum）。他用希腊语写了6卷本的《罗马新史》（Historia Nova） ，起于屋大维，终于公元409-410年阿拉里克第二次包围罗马并撤围，选材多引自希腊诸史家如德克西普斯（Dexippus，约210—273）、尤纳皮乌斯（Eunapius，4—5世纪）和奥林匹多罗斯（Olympiodorus of Thebes，约380—412后）等人的史著，对于东西罗马分裂之后的晚期罗马史着墨甚多，成为后人研究首屈一指的原始文献。《罗马新史》夹杂着历史与宗教信条的言论，佐西莫斯在后半部分插叙了不少圣事神迹，他痛恨帝国无法挽回的衰落，将帝国面临的灾难归结于是对传统宗教神祗的冷落，与圣奥古斯丁派针锋相对。由于佐西莫斯的史著价值相对颇高，是末期罗马众多基督教化下作品唯一一个以异教思想观念看待历史并流传至今的史著，佛提乌一世称赞《罗马新史》“虽简洁洗练，但富有表现；虽纯洁无瑕，但不失光彩（concise, clear and pure）”。1576年，德国的人文学者约翰尼斯·伦克拉维尼斯（Johannes Leunclavius，1541—1594）继承其师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的工作，整理并研究从拜占庭帝国图书馆传抄下来的古典历史文献，在汇集注释了色诺芬、卡西乌斯·狄奥的作品后，意外发现了佐西莫斯的《罗马新史》抄本，从而在瑞士巴塞尔出版。后来拜占庭古典文献学研究地点转到了法国和英国，在1971年的巴黎出版了最新也是历代译作中最为规准的法译本（Zosime: Histoire Nouvelle），我国目前仅有谢品巍的中文译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收录于“海国图志”丛书系列。
参考文献：
1、网络资料：英文维基百科及其索引文献内容
2、图说天下世界历史系列——古罗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3、罗马史研究入门，刘津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4、拜占庭史研究入门，陈志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拜占庭帝国通史，陈志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6、西方史学史，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西方史学史（第3版），张广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