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哈萨克汗国社会经济发展

哈萨克社会由两个主要的社会群体组成，这两大群体的划分依据主要不是经济特征，而是其政治和法律特征。其中，成吉思汗的后裔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和卓）属于贵族(ак суйек，即“白骨头”)，其他人都属于非贵族群体(кара суйек，即“黑骨头”)。

成吉思汗后人一出生就有权获得苏丹称号，针对这部分人有个专门词汇叫“奥格兰”(Оглан)或“托列”(Торе)，即成吉思汗家族后裔中没有成为可汗的男性。这一家族属性与生俱来，与其物质或精神状况无关。在所有遵循蒙古帝国传统的国家里，成吉思汗后裔都有可能获得汗位，他们不属于任何玉兹。 《七项律法》中规定：可汗通过苏丹和氏族统治者实现对哈萨克社会的管理。“他们在秋天聚集到草原中部的某个地方，研究百姓事务。” 可汗处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按照传统，王朝家族中的长子拥有继承汗位的优先权。在登基汗位时，要完成古老的登上白毛毡的礼仪。被拥立为可汗的人要坐到白毛毡上，被人托着抬起三次。举行该礼仪时还要设下酒宴。可汗的权力有：掌控所有的国土，管理汗国全境；是最高军事统帅，可以宣战和媾和；决定外交路线，是对外关系事务的主角；是最高立法者和法官。可汗的身边还有谋士、助手、亲兵卫队和女仆。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期，塔什干和突厥斯坦是哈萨克诸汗的驻地。 苏丹(султан)是没有成为可汗的成吉思汗后人。他们拥有自己的兀鲁思，是兀鲁思的全权统治者。平均每个兀鲁思都有近1万户（帐），不少于6万人。哈萨克汗国有大约20个兀鲁思，也就是说，人口将近120万。兀鲁思的疆域范围、转让或撤消由可汗决定。苏丹是兀鲁思的统治者，有管理兀鲁思的权力，也有指挥兀鲁思军队的权力。除军事义务之外，苏丹们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他们可以免于肉体处罚，也不必被伯克们审判，只有老资历的苏丹或可汗才能审判他们。妄称自己属于贵族的人要被惩罚，须缴纳与杀害一名男子等额的罚金。 在非贵族群体中，伯克(Бий)是氏族部落首领，享有特殊权力。他们的影响力取决于其领导的氏族部落的人数多寡、实力强弱，以及起源的久远程度。伯克们在自己的氏族部落中拥有司法、行政和军事权力。他们与苏丹们一起承担政治功能，并作为氏族首领参与决策全国性事务。最有威望的伯克参与可汗领导的伯克会议。 在哈萨克社会，按照财产状况也划分为富人(Бай，巴依)和穷人(кедей)。富人虽在社会中人数众多，但不属于特殊阶层。例如，历史学家伊本·鲁兹比汗(Ибн Рузбихан)写道：“富有的哈萨克人有几十处房子和板车，几百头骆驼，好几万只羊，畜群中有1.5万、1.8万甚至2.6万匹马。”他接着写道：“哈萨克人非常富有，甚至贫困家庭也有几千只羊、马和牛。”富人们既可能出身于伯克，也可能来自普通牧民和其他非贵族人士。财富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社会威望和影响力，但不能带来政治特权。即使最底层的贵族，都有权享有贵族阶层的全部权力和特权，但这些贵族的权力和特权却是那些尽管掌握巨额财产却没有显贵出身的富人们无法拥有的。穆斯林宗教上层在哈萨克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自由游牧民是拥有个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合法公民。对公民人身及其权利的捍卫只能通过氏族自身的团结一致来保障，国家机器不承担这样的功能。由此可见，个人只有作为氏族的一部分才有意义。平民百姓处在社会金字塔的最下层。 哈萨克社会中，最无权的社会群体是奴隶(“库勒”，кү-л)。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奴隶贸易、债务破产者。奴隶等同于物品或牲畜，完全由其主人支配，主人可以支配其生命。奴隶如果犯罪，主人也须承担责任。 哈萨克社会中，赏地(索依乌尔哈，сойургал)可以被继承。畜牧者要缴纳天课(зякет)，并通常用肉作为礼物赠品，例如“索古姆”是过冬肉，“斯巴哈”是为朋友或亲人储存的肉；种地者要缴纳人头税(бадж)和地亩税(харадж)；平民要参加公共劳役(мардикар)，有义务接待军队宿营和出身显贵者留宿。汗国通过征收实物税养活军队。伊斯兰教会则享有瓦克夫土地。 哈萨克人主要从事畜牧业。牲畜提供了衣食住行，同时也是同邻族交换的工具。哈萨克人主要繁育羊、马和骆驼。这些牲畜可以全年饲养，即使冬季也能从积雪之下弄到饲料。繁育羊群具有特殊意义。羊的肉和奶可以用作食物，羊毛可以缝制衣服，羊皮可以做鞋和餐具等，羊羔皮可做“卡拉库利”皮毛，羊油可做肥皂。15世纪的威尼斯商人巴波罗(Giosafat Barbaro)曾写道：这个民族繁育出个头极大的羊，腿长，毛长，尾巴大，有些羊的尾巴重达12俄磅。他曾见过用羊拉的车，将羊尾绑在车上。16世纪曾到过咸海周边的英国人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也证实：“本地羊的个头非常大，每只通常重达60—80俄磅，羊尾油非常多。”米尔咱·海答儿在其著作《拉失德史》中记述了哈斯木汗与蒙兀儿斯坦可汗苏丹·赛义德会面并讨论游牧生活方式的情形：哈斯木汗对苏丹·赛义德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住在草原上，没有什么稀罕的贵重物品，主要财富就是马匹，肉和皮就是我们最好的衣食……在我们的大地上，既没有花园，也没有建筑。欣赏放牧的牲畜就是我们出行的目的。一起去畜群里，欣赏马儿……”对于当时的哈萨克人来说，养马的重要性比繁育牛羊大得多。 牲畜属于家庭私有，牧场则是氏族部落共用。游牧的路线通常依据上百年的经验而规划。哈萨克人夏天基本上在高处放牧，冬季就转到低处或河流沿岸放牧。牧场具有季节性，根据季节分成春季牧场(көктеу)、夏季牧场(жайляу)、秋季牧场(Кү-зеу)、冬季牧场(кыстау)四类。冬季牧场与其他季节性牧场之间距离几百公里，要走好几个月。 毡帐是牧人的住所，设施简便，可以快速拆卸，用役使动物运输。拆卸后的毡帐用一头骆驼就可以承载。木质骨架是由柳条做的房杆组成的围墙，用粗绳(4—12根)将房杆结扎连接在一起，骨架和粗绳组成毡帐的圆周。毡帐的穹顶由弯曲的木条敷设，套上圆形木质顶圈。光线可以通过圆木穹顶照射进毡房，炉膛的烟也可由穹顶排出。 哈萨克人坚持狩猎。打猎方式有好多种，例如带着鹰、雕、隼等猎鸟去打猎，或带上奔跑速度快的猎狗打猎和围猎等。 哈萨克人也从事农耕。哈萨克人的传统农耕地是哈萨克斯坦南部、七河地区、锡尔河地区、阿雷西河(Арысь)地区、楚河和塔拉斯河地区。哈萨克人主要种植小麦、大麦、黍子等。在灌溉农耕区，有许多灌溉沟渠网络，连片的大块可灌溉土地都在城市周围。哈萨克人也从事旱地耕作。在16—17世纪，哈萨克斯坦大部分疆域的农耕都不太发达，通常是一些没有足够牲畜的哈萨克穷人才从事农耕。这些人被称作“扎塔克”(жатак)，源自哈萨克语 жат(意为躺、卧)。农耕的贫民主要是在冬季牧场周边种植黍麦（用来做炒米）。在清朝也有记载哈萨克人会从事农业，职贡图中记载“其俗以游牧为生，亦知耕种。” 城市在哈萨克汗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比较重要的城市是位于锡尔河盆地和草原边缘地带的昔格纳黑城(Сыгнак)。突厥斯坦这块绿洲成为哈萨克诸汗的宅邸所在地和穆斯林的圣地，是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有额什木汗和杨吉尔汗的陵寝。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古迹是14—15世纪修建的亚萨维陵墓。该陵寝有30多个房间，有礼宾厅、清真寺、图书馆和陵墓。伊本·鲁兹比汗曾这样描述突厥斯坦城：“亚瑟(Яссы)是突厥斯坦的主城，周边非常宽阔，绿荫匝地。各地商品输来此地，再发往他处。商人在此驻留，一些旅行家也经由此地过往。亚萨维陵墓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建筑之一，陵墓建筑展示出的人类技巧令人惊叹钦佩。在其高耸的穹顶前，甚至埃及的金字塔都要逊色许多。” 同样重要的城市还有绍兰(Саурáн)、赛拉姆(Сайрáм)、苏扎克(Сузак)、阿尔库克(Аркук)、突厥斯坦(Тукестан)、奥特拉尔(Отрар)等。奥特拉尔、昔格纳黑和苏扎克等地的平均人口有5500人，赛拉姆住着7560人，突厥斯坦城有9180人，萨乌兰住着1.1万人。所有城市的总人口达到7万人。城市有一些季节性建筑，每个街区都有6—15栋房屋。公用建筑和场所（清真寺、澡堂、广场、集市等）大约占城市总面积的1/4。还有一些手工业街区。钱币（铜质的第纳尔和银质的坚戈）主要在突厥斯坦和塔什干两个城市铸造。 手工业和家庭狩猎（多数与畜牧产品加工有关）在哈萨克人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铁匠、首饰、钳工、矿业、皮革制造、裁缝、制鞋等手工业得到大发展，还有木雕、铜饰、鞍具、马具、武器、作战盔甲等制作与加工。另外还有木匠和家具工，他们制造马车、毡帐及其零部件等。冶金业能够加工铁、铅、铜和其他金属。地毯织造业也很发达。哈萨克人还从事传统的皮革和毛毡生产与装饰，掌握了压花、贴花、图案缝制等技术。 需要强调的是：在游牧民生活中，军事传统始终具有重大意义。佩带武器不仅是一种权利，还是一项义务。例如，如果男子参加民众大会（库里台大会）时不携带武器，他就无权投票，年幼者也不会给他让座。当时没有常备军，士兵（民兵）由氏族部落根据需要临时召集。氏族部落的军队是以氏族头领为首的独立单位，有自己的旗帜和战斗口号“乌兰”(ү-ран)。这些氏族部落的军队也是汗国的军队。汗国拥有的骑兵数量平时一般为3万—5万人，必要时可动员30万—40万人。 哈萨克人的主要武器是长刀和箭，另外也用斧、短柄锤、单手锤、狼牙棒、饰以马尾的长枪，以及能将敌人从马上钩落的钩枪等。哈萨克人自己锻造武器。征召时，每个战士都须携带至少两匹战马和自备装备出征。哈萨克人善于运用多种战法，可以急行军，在遭到突然袭击后仍可沉着应战，往返疾驰。袭击敌人时能够运用“图尔哈姆”战术，即迂回袭击敌人侧翼或后翼。勇敢善战的战士会被授予荣誉称号“勇士”（也可音译为“巴图鲁”或“巴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