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逻辑奥秘，中国政治、艺术和思想史连载之一

        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历史不是主政者而是民间的自发修订历史，中国历来有官方为前朝修史的习惯，民间的历史笔记始终不能算正史。中国的史书撰写者是王朝统治者中的一员，必须考虑王朝考虑，但是作为一个史官，他又很想表达真正的历史，或者说他认为是真实的历史，对后世阅读者，这些史官要表达两层意思，一层是官方希望你认为的真相，另外一层就是史官想告诉你的他认为的真相，而这层意思需要通过逻辑分析得出，大部分人只能看到第一层，看到第二层需要有独立思考精神，事事都怀疑，靠逻辑分析得出真相。

                    外儒内法的开端——汉武帝

      很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术就是官方主流思想了，居于统治地位。更愚蠢地认为，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就开始用儒教治国。实际根本不是如此。中国最擅长两张脸，一张对内，一张对外。儒家一统天下要等到南宋末年。

      儒教的核心一是等级制度，二是崇尚道德说教，三是忠孝仁义。这三点是统治者最满意的，严格等级制度，洗脑忠义思想有助于统治长久，仁义看起来又十分高大上，统治合理性得到加强。崇尚道德说教对帝王来说就是个软约束。强势帝王根本不在乎这个约束，可以肆意妄为。汉武帝正是如此。等级制度深深刻入中国人的骨子里，谚语说，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今天中国几乎所有小孩都报补习班，都想考名校，都想出人头地，至少父母都希望后代出人头地，做人上人，赚大钱做高管（官），95%的中国人将身份地位、赚钱多少来鉴别人的等级，人只有品德高下之分绝无等级之分，没有人能成为人上人，众生平等是人类最应该坚守的原则，没有之一。

史记里司马迁记载，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从后来汉武帝招魂李夫人等等怪力乱神的现象看，汉武帝真心不喜欢儒术。史记里根本没有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司马迁正是董仲舒的徒弟。资治通鉴里记载了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汉武帝没有同意，至少司马光没有记载汉武帝同意。

    汉武帝继位之初，文景之治几十年，黄老思想浓厚，窦太后尤其推崇。汉武帝继位时年轻气盛，有心开创一方新局面，不甘心在文景之治的影子下生活，他做得再好，也无法超越他得父亲和祖父了，汉武帝更不甘心在窦太后影子下生活。为了对抗窦太后，也为了自己得行动找思想基础，汉武帝立刻想到了儒术，当时暴秦的严苛法家已经被证明不够好，能和黄老思想抗衡只有儒术。

    汉武帝的儒术只是个幌子，实际还是法家的统治。班固对汉武帝用人有一大段，证明汉武帝根本无心儒术，“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卷58)。

     在一连串的名单中，能够称得上儒学出身的，似乎只有公孙弘、董仲舒和倪宽。但是，在汉武帝器重的这一串名单中，他们都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建立功业，如公孙弘为相、倪宽为左内史及御史大夫，赵禹、张汤主管法律工作，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张骞、苏武的外交风采，卫青、霍去病的战功，霍光、金日磾作为顾命大臣的作为，等等。可见，是否儒学出身，有多少儒学水平，汉武帝根本不在意。相反，就儒学知识素养来说，董仲舒（前179-前104）远远超过公孙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孙弘年轻21岁。但是，公孙弘只是粗通儒，公孙弘第一次被派出西南巡视，从儒家观念看，开拓西南完全是违背儒家理念。公孙弘提出了反对意见，汉武帝不听，显然汉武帝反对儒术，乐于穷兵黩武。公孙弘立刻明白，皇帝根本不喜欢儒术，只是拿自己的儒术装点门面，公孙弘立刻转向法家，立刻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对于比较迂阔的董仲舒，汉武帝却是嘉许其说，而不重用其人。

  在实际的治国理政操作中，汉武帝是非常务实的。元封五年，汉武帝以朝廷缺乏文武人才，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通鉴卷21)。汉武帝一方面批准丞相关于“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通鉴卷11)的奏章， 但在实际人才选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并不在意是否懂儒。这样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或者说印证了汲黯的观察，即汉武帝志在高远（内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礼教。

   坚定的大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汉武帝“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基本上完全站到儒家的对立面上，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跟秦始皇差不多。然而汉武帝第一次将儒学推到前台，第一次穿上儒学这件外表华丽，衬里丑陋的外衣，作为大儒的司马光还是不得不吹捧他。于是司马光又说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这正是汉武帝的高明，做了法家的事，得儒家的赞扬，后世都称之为千古明君。

汉朝宫廷对儒学也是鄙视的，刘盈娶外甥女，刘彻娶表妹，均无后。“（武）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余矣。近幸董偃。……出则执辔，入则侍内。”（《汉书·东方朔传》）馆陶公主刘嫖豢养董偃，从13岁起，至18岁“圆房”收为内侍，武帝刘彻去看望姑姑兼岳母，称呼董偃叫“主人翁”，今天主人翁一词是人民群众，在汉朝专指长公主的“小鲜肉”。“后数岁，窦太主卒，与董君会葬于霸陵。”（同上）董偃因舆论压力，30岁郁郁早逝。刘嫖弃丈夫，与董偃合葬，且葬于父皇汉文帝霸陵，属于入祖坟。刘嫖也算敢为天下先的女子。不过在儒家看来，这绝对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不过哪一个儒生谁敢妄议当朝长公主？

    唐太宗说过：“道以光大为功，术以神隐为妙。”（《帝范》）一语道破天机，道就是儒家外衣，术就是法家的阴谋权术，法家只用不说，也不能说，儒家只说不用，也不能用。唐太宗也是此中佼佼者，其贞观之治实际是民不聊生，但依然能迷惑众多人，立下千古明君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