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C犯罪

犯罪（crime）

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有几篇谈到犯罪的文章。首先，犯罪被分析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论证说，工厂生产的扩大所引起的英国工人的堕落，使他们丧失了意志，并无情地导致了犯罪。贫穷是动因，而家庭生活的恶化则使儿童不能受到适当的道德教育。恩格斯还指出，犯罪是个人对压迫的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难以收效并易于受到镇压，因此，工人不久就求助于集体的阶级斗争形式。但这些集体反抗所培育起来的阶级仇恨仍引起某些个人主义的犯罪形式。 在其它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把犯罪归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导致贫穷的工人的犯罪活动，而且导致欺诈或其它的骗人的勾当。马克思引用法国和费城的犯罪统计资料来论证说犯罪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物，不如说是“一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环境”的产物（“资本的惩罚”）。 从上述犯罪因果观可以看出，镇压的治安措施并不能消灭犯罪，而只能抑制犯罪。要根除犯罪就必须彻底改变社会状况。文明的提高已减轻了暴力犯罪的程度（但却增加了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满足各个个人的需求，消灭了不平等现象以及消灭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将“彻底铲除犯罪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08页）。马克思后来指出，工人阶级在巴黎公社执政期间，实际上就消灭了犯罪（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4—385页）。 荷兰社会民主党人威廉·A·邦格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位既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又受非马克思主义实证论影响的刑法学家）通过论证资本主义的竞争引起利己主义——损害他人、追求个人的自我利益，而对资本主义与犯罪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虽然对社会有害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在一切阶级中都可以看到，但统治阶级的政治实力地位却使它的特定的剥削行为至少不被完全看作是犯罪行为。因此，犯罪统计上所提到的全都是工人阶级的犯罪活动。他认为，只有当社会主义消灭了利己主义的社会根源，犯罪才会消失。最近，马克思主义关于犯罪的分析，力图把从属阶级中的犯罪行为看作是对阶级统治的一种顺应，或对阶级统治的一种反抗；统治阶级的犯罪行为则被认为是进行阶级统治的手段。随着一定社会形态的阶级关系的变化，犯罪的方式也在变化（见“参考书目”⑥、⑦、⑧、⑨、⑪和③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关于犯罪文献中的第二个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刑事审判。这种批判的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实施，不能实现其本身所宣称的公平和不偏不倚的理想。恩格斯于1844年发表在《前进报》上的几篇文章，就指出英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比如陪审员要具有财产资格）只对富有的阶级有利。在执法过程中实行令人反感的歧视，这在美国的基本犯罪学中一直令人注目。批判的另一个方面，是刑事审判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就着手了这一批判。马克思后来在《人口、犯罪和赤贫现象》一文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这里批判了统治阶级对其治罪行为所进行的头头是道的辩护，即批判它的抽象性和不能把犯罪放到导致犯罪的具体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最近的一些著作，通过分析犯罪学对犯罪的因果关系、犯罪的控制对策的解释以及大众媒介对犯罪的描述，而批判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见“参考书目”⑥、⑦、⑩、⑪、⑫）。 另一方面，对刑事审判的批判，则是抓住犯罪管理的政治经济形式。鲁舍和基尔希海默（见“参考书目”⑬）从劳动管理的角度，阐述了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治罪惯例的历史变革。在劳动不足的时代，刑罚机构（监狱、劳动教养院、苦役船等），可以以低价向雇主或国家提供稳定的强制劳动力，而在劳动过剩的年代，惩罚则可用来控制可能爆发的过剩人口。虽然这一直被当作经济主义（参看

经济主义

条目）受到批判，但这种分析在当代却被人们所发展和提高，用以说明建立少年法庭、监狱和警察的起因以及随后对这些所进行的改造，而且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治罪方针的短期变化与商业周期有关。昆奈（见“参考书目”⑤）则沿着某种不同的方向，暗示犯罪会促成国家的财政危机。国家要维持其合法性，就必须增加其控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滋长的犯罪的费用。当国家这样做时，它的确保其继续积累的资本能力就会受到威胁。因此，犯罪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是纠缠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犯罪的第三个主题，是对刑法的分析和批判，在这里就不再进行考察了。 马克思本人对犯罪的某些评论，所涉及的问题与上述三点无关。在《剩余价值论》的带有讽刺性的一节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附录“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探讨了犯罪的社会后果。在评论一切有报酬的职业都是有益的主张时，马克思指出，按照这个标准，那末犯罪也是有益的，因为它导致警察、法庭、刽子手乃至讲授刑法的教授的出现。马克思接着说，犯罪使资产阶级生活不那么单调，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情节。它使失业劳动者离开了谋职的市场，并使其他人得以被雇佣来从事执法，从而防止竞争把工资压得太低。从推动防范工作这方面来看，犯罪还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为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社会生活中的越轨行为与正常行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留下了伏笔。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把官方提供的逮捕和审讯的数字当作有效的犯罪指数，但在《人口、犯罪和赤贫现象》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这些统计数字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定罪方法的专横性。他认为，动不动就诉诸于刑法的做法，既可能治罪，又可能致罪。这一段话对于现时代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出发来确定越轨行为的任务，是有启示的。 （DFG）

参考书目

① 威廉·A·邦格尔：《犯罪行为与经济状况》（1905），1916年英文版。 ② 莫林·凯恩和艾伦·亨特合编：《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法》，1979年英文版。 ③ 戴维·F·格林伯格编：《犯罪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犯罪学读本》，1981年英文版。 ④ 保尔·菲力普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法和法律》，1981年英文版。 ⑤ 理查德·昆奈：《阶级、国家和犯罪》，1977年英文版。 ⑥ 伊恩·泰勒、保尔·沃顿和乔克·扬：《新的犯罪学——关于不法行为的社会理论》，1973年英文版。 ⑦ 同上作者：《批判的犯罪学》，1975年英文版。 ⑧ E.P.汤姆森：《辉格党人与搜捕者——恐怖法令的起因》，1975年英文版。 ⑨ 道格拉斯·海等合著：《阿尔比安的致命之树——18世纪英国的犯罪与社会》，1975年英文版。 ⑩ 弗兰克·皮尔斯：《强者的犯罪——马克思主义、犯罪和不法行为》，1976年英文版。 ⑪ 斯图亚特·霍尔：《对危机的警戒——抢劫行凶、国家、法律和秩序》，1978年英文版。 ⑫ 迪恩·克拉克：《马克思主义、司法和司法模式》，1978年英文版。 ⑬ 乔治·鲁舍和奥托·基尔希海默合著：《治罪与社会结构》，1939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