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国国制

（一）《大韩国国制》又称大韩帝国宪法，是大韩帝国于1899年8月17日颁布的一项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它由韩国法规校正所制定，并经过大韩帝国高宗皇帝李熙的敕裁而通过。《大韩国国制》虽然援引《万国公法》作为依据，并披着“宪法”的外衣，但其内容却规定韩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只字未提人民的权利和君主的义务，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大韩国国制》作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早期宪法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朝鲜王朝一直是一个封建国家，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本无宪法可言。近代以后开化党等势力开始提出君主立宪的要求，1894年以后朝鲜王朝实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并于1895年1月7日颁布《洪范十四条》。《洪范十四条》明确规定限制君权的内容，已初步具有宪法的雏形。但《洪范十四条》是在日本的压力下制定的，而整个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也是亲日派在主导，因此《洪范十四条》的影响不大。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朝鲜亲日派倒台，甲午更张结束，朝鲜君主李熙（朝鲜高宗）也不断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力。高宗李熙加强君权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凝聚国家的力量，为在日本和俄国的夹缝中的朝鲜争取生存空间，避免因国家涣散或受制奸臣而使国家主权遭到损害。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高宗的权力逐渐达到顶峰。然而此时韩国也有相当多的人士仍然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走议会政治的道路。“独立协会”就是议会政治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在首都汉城（今首尔）举行万民共同会，要求政治民主，伸张民权。韩国政府中也有不少人同情或支持独立协会的活动，如朴定阳、闵泳焕等。但高宗皇帝对于独立协会削弱君权的要求非常恐慌，一方面颁布诏敕五条，表面上同意独立协会的要求；另一方面指示御用组织“皇国协会”充当政府的打手，暴力破坏独立协会的集会，并在1898年12月底动员军队，用武力将独立协会镇压下去。独立协会被镇压以后韩国国内无人敢问津君主立宪，君主专制逐渐成为韩国政治的主流，同时高宗也决定以法律形式巩固专制皇权，在这种韩国政府对内压制民主、对外抵御外侮的背景下制定《大韩国国制》。甲午更张结束后朝鲜高宗实行光武改革，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强化君权。从1896年到1899年高宗先后通过废止内阁、恢复议政府、将高等裁判所改为平理院、最高裁判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亲总陆海军等一系列措施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集于一身，另一方面甲午更张时期出台的限制君权的《洪范十四条》已明显不适用了，故高宗急于通过新的立法来巩固他所获得的权力。1897年3月16日刚出俄国公使馆没多久的高宗与群臣议事时切感立法的重要性，其中郑范朝强调：“近来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

（二）金炳始则主张颁布《朝鲜章程》，并提出“旧本新参”的路线。于是高宗下诏：“另设一所，折衷新旧典式、诸般法规，汇成一通，以为恪遵之地。”同年3月23日“校典所”成立，金炳始、赵秉世、郑范朝三名元老大臣为总裁大员，金永寿、朴定阳、尹容善、李完用为副总裁大员，顾问为李善得（又作李仙得，美国人）、柏卓安（英国人）、具礼（美国人）、徐载弼（美籍朝鲜人）。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协会的领导人徐载弼参与校典所，虽然校典所是高宗与金炳始、赵秉世、郑范朝等大臣议定后设置的，但他却最为活跃，成为校典所实际上的主导者，试图将独立协会实现君主立宪的主张引入校典所所制定的新法中。因此金炳始、赵秉世、郑范朝、金永寿等守旧大臣拒绝参加校典所会议，高宗亦对校典所不抱希望，校典所会议在1897年4月12日、15日、19日3次会议后便停止运作，光武改革期间第一次立法工作就这样流产了。随后徐载弼离韩赴美，独立协会继续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而奋斗，最后在1898年12月底被高宗皇帝取缔，强化君权的障碍被扫除，韩国政局也趋于稳定。于是大韩帝国的立法工作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高宗在1899年6月23日下诏设立校正所，7月2日改称“法规校正所”，以议政（总理）尹容善为总裁。8月1日高宗命令法规校正所制定宪法，并添加3名洋员，议政府赞务李善得、铁道监督柏卓安、从二品具礼参与到法规校正所的事务中来。高宗在诏书中说：“法规校正所之权设，盖欲定法律一规模，使有改观之美也。在今万国通好之日，政宜广询博采。议政府赞务李善得、铁道监督柏卓安、从二品具礼，并议政官加差下，俾于论议典章之地，参酌新旧，务至妥善。”1899年8月17日高宗皇帝下诏曰：“有国者必颁示国制，以明政治及君权之如何，然后可使臣民式遵无违矣。本国尚无一定之制，颁示者未始不为欠典。其令法规校正所，商立国制，登闻取旨。”同日高宗皇帝召见法规校正所总裁尹容善，议定官徐正淳、李钟健、李允用、权在衡、朴容大、李善得、柏卓安、成岐运、金永准、具礼和委员金益升、高羲敬、玄尚健以及总裁尹容善进呈法规校正所拟定的《大韩国国制》文本，奏曰：“邦国之始立也，必先将政治之如何、君权之如何，着有一定之制，昭示天下，然后可使臣民式遵无违矣。昔我太祖大王诞膺天命，创业垂统，而尚无此等定制颁示者，盖有所未不遑也。我陛下以上圣之姿，建中兴之业，既已升进宝位，继又改定国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万亿年无疆之休，实基于是焉。则凡先王朝未遑之事，俱将有待于今日，此法规校正所之所以设也。而今伏奉诏敕，自臣所商立国制，登闻取旨者，乃敢摭取众议，援照公法，拟定国制一编，以明本国政治之为何样政治、君权之为何等君权。此诚法规之大头脑、大关键也。是制一颁，则千法万规自可迎刃而破竹，其于校正乎何有哉？兹已经臣所会议，谨将标题开录，请圣裁。”

（三）高宗阅览完毕后说：“此奏本众议皆同，而外国人所议，亦可云乎？”尹容善说：“众议皆同，而外国人所议亦同矣。”高宗下旨道： “以此定制，颁示天下。”遂批准并颁布《大韩国国制》，8月22日将其登载在《官报》上，正式昭告韩国官民。《大韩国国制》是高宗实行光武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独立协会运动期间君权与民权较量的结果。一方面大韩帝国的独立自主地位通过《大韩国国制》的规定而得以明确，另一方面《大韩国国制》赋予皇帝以立法、行政、军事、外交等诸多大权，使高宗竖立绝对的权威，其君权得到法律上的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大韩国国制》的条文相比之前的《洪范十四条》而言其立法过程具有更强的自主性，且更加规范化，因为所有内容都是根据《公法会通》第六十八章来制定的，可知高宗以当时在国际法中被认定的主权国家之普遍定位作为昭示独立主权国地位的法律依据。同时比起《洪范十四条》中限制君权的性质又正好相反，《大韩国国制》是以全面强化君权、实行绝对君主制为目标的，这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从宏观来看过去朝鲜王朝君主的权力合法性源于儒家的王政思想及中国皇帝的册封，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朝鲜不仅结束宗藩关系，还确立近代国家体制，因而大韩帝国时期的君权强化并非专制政体的简单回归。特别是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之下的高宗为了建立国内权威与防止外国侵略，认定强化君权是必要条件，故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册封体制之外另寻竖立权力合法性的途径，这就是依据万国公法所制定的《大韩国国制》。从微观来看《大韩国国制》中加强君权的措施借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5、6、8、9条中对君权的规定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一致，可见高宗对君权的强化某种程度上也是以日本天皇为榜样的，但同时《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对臣民权利义务、议会、政府权限、司法等的规定则在《大韩国国制》中付诸阙如。总而言之《大韩国国制》所体现的正是光武改革时所执行的“旧本新参”路线，与甲午更张时期的政治改革存在着明显的断层现象。《大韩国国制》的制定使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民主宪政在韩国无人敢提，高宗对此颇为得意，曾对左右侍从说：“方今地球上帝王虽多，但能把持主权、行专制之政的真正帝王，只有西方的威廉二世和东方的朕而已。”但是甲午更张结束后流亡日本的韩国政治犯们却反对高宗加强专制的措施，多次策划反攻韩国，废黜高宗，实行君主立宪乃至共和制。另一方面《大韩国国制》也没能成功抵制日本的侵略，比如1905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乙巳条约》，高宗拒签，按《大韩国国制》最后一条的规定时所有条约必须韩国皇帝批准才有效。

（四）然而日本还是强行通过这个条约，剥夺韩国的外交权，直至1910年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后吞并朝鲜半岛。所以没有合理的制度及强大的国力作为依靠，即便再以宪法形式确立专制皇权仍无法摆脱被日本奴役的命运。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大韩帝国，君主专制有所松动，韩国的有识之士展开“甲辰革新运动”，积极倡议设立议会。宪政研究会等团体也纷纷组建，鼓吹民主宪政，《大韩国国制》的地位逐渐动摇并名存实亡。1907月11月刚即位的纯宗皇帝李坧颁布新法，誓告太庙、社稷，但由于已经是日本保护国，所以没有多大意义。《大韩国国制》作为一部宪法，其特点及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部典型的钦定宪法，它维护君权的程度远甚于《德意志帝国宪法》及《大日本帝国宪法》等著名的钦定宪法。因为这部宪法中明确规定韩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丝毫未提及人民享有的权利及君主应有的义务，故《大韩国国制》在当时就遭到不少批评。中国的柳亚子在《中国立宪问题》中便对《大韩国国制》抨击道：“徒使擅权据位之徒，出其狙公饲狙之手段，造成沐猴而冠之政体，于寻常专制腐败法律之中，添一钦定宪法以饰大地万国之瞻听，毋亦崇拜朝鲜而为斯效颦之下策乎，于国民幸福固何有也！”宋教仁也在《清太后之宪政谈》亦以韩国和俄国的宪法为例，来斥责清政府的假立宪。由于《大韩国国制》强化君主专制及没有保障人民权利，所以在后世韩国评价较低，普遍认为是一种倒退，比如代表韩国官方观点的《韩国史》一书评述道：“《洪范十四条》虽然有日本这一变数介入的问题，但是对我国近代法制的确立过程有巨大的影响，以后在人权伸张和消除财产不均等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因而甲午更张后过了近5年的《大韩国国制》颁布之时分明当是对近代法制思想的认识更为深化的时期。尽管如此，但在《大韩国国制》里没有关于国民权力的规定，故与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相去甚远。”但韩国历史学家李泰镇则说：“我认为这种评价是错误的，除了《国制》之外大韩帝国还制定《会计法》、《陆军法》、《刑法大全》等具体的分类法。而皇帝绝对权是日本明治宪法里更加坚决地作了规定的，如果说由于皇帝绝对权的规定而把大韩帝国看成封建国家的话，明治日本也应该算是封建国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君主的绝对权倾向是常有的现象，大韩帝国的《国制》与日本明治帝国宪法有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明治帝国宪法是主要参考德国系统法而制定的，而大韩帝国的《国制》是直接活用当时国际性较强的《万国公法》和《公法会通》，这两个法对明治帝国宪法的影响很小。《国制》采纳很多这本书（公法会通）中的有关国家的重要规定，可以说它体现出要求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大韩帝国的法律依据的意志。”因此对《大韩国国制》给予肯定评价。

大韩帝国军

（一）大韩帝国军是指大韩帝国的主要武装力量，是一支近代化的军队。大韩帝国军肇始于甲午更张时期朝鲜王朝设立的新式军队，在1898年前曾接受美国、日本、俄国等国教官的训练，1898年以后由大韩帝国自主训练并进行改革。大韩帝国皇帝高宗李熙于1899年设元帅府，将军队的最高统帅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此后增加军费，不断扩军，加强近代化建设，并从1903年实行征兵制。大韩帝国军只有陆军，由作为中央军的亲卫队、侍卫队和作为地方军的镇卫队组成，到日俄战争前夕兵力约2.8万人。日俄战争后逐渐为日本控制，1907年被日本人解散。朝鲜王朝自高宗李熙即位以后就实行军制改革，但基本上局限于旧式军队的范围。1881年，鲜王朝创设第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日本教官进行训练，但这支部队在次年的壬午兵变时被歼灭。壬午兵变后又有清朝、日本帮助朝鲜训练军队，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签订后改由美国教官训练，并将过去的京军五营军制变为亲军前后左右四营及海防营，后又将亲军四营和海防营改编为统卫、壮卫和总御三营。但这些训练和改革只是使朝鲜军部分近代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旧式军制。1894年7月23日日军突袭景福宫，击溃朝鲜军，扶植亲日政权，随后朝鲜军的武器被日本没收，军队也处于事实上解散的状态。8月底日军将景福宫的守卫移交给朝鲜军，并将部分武器返还，仍继续由美国教官戴伊负责训练，不过此时已开始进行甲午更张，旧式军队难以维持下去。1894年12月30日朝鲜政府颁布《陆军将官职制》，设置大将、副将、正领、副领、参领、正尉、副尉、参尉、正校、副校、参校等军阶，迈开军事改革的第一步，奠定朝鲜近代军制的基础。随后又在1895年2月以日本人楠濑幸彦为教官，编练朝鲜新式军队，于1895年5月成军，称为“训练队”。由第一大队（将兵492人）和第二大队（将兵482人）组成，并计划在年底扩充至6个大队，并附设有士官养成所。训练队是继别技军以后朝鲜第二支新式军队，也是日式训练，但是高宗和闵妃为首的王室在三国干涉还辽后试图引俄拒日，因此拒绝由训练队代替旧军守卫王宫，使训练队无用武之地。1895年7月17日高宗下令将美国军官戴伊训练的旧军改编为两个大队的侍卫队，穿上新式军服，转化为新式军队，至此形成训练队与侍卫队两支新军对立的局面。闵妃将训练队视为眼中钉，于10月7日下令将其解散。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正筹划暗杀引俄拒日的闵妃，因此以训练队解散为契机，派日军和浪人与训练队一起冲入景福宫，打败侍卫队，暗杀闵妃，史称“乙未事变”。

（二）乙未事变后一度将侍卫队编入训练队，然而由于乙未事变的真相很快暴露，训练队臭名昭著，因此朝鲜政府不得不于10月底解散训练队。而后又将其部分官兵和旧侍卫队官兵合并改编为“亲卫队”，由8个中队两个大队组成，兵力约1700人，1896年1月又加入由工兵组成的亲卫队第3大队。朝鲜亲日政权准备请来日本教官训练亲卫队，不过此事因不久后发生的俄馆播迁而化为泡影。1896年2月11日高宗从景福宫逃亡俄国驻朝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至此亲日政权倒台，亲俄政权建立。保护高宗的任务也转移到俄国士兵，同时高宗着手整饬亲卫队，将其训练委托给俄国人。1896年6月高宗派出的特使闵泳焕为祝贺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而来到俄国，秘密提出5项请求，其中第二项就是由俄方派遣军事教官来朝鲜，训练朝鲜军队。俄国对该项目则答以：“解决教官问题，将在最近派遣一名有经验的俄国高级军官前往汉城，俄国政府将委任他就此问题和朝鲜政府进行谈判，该军官将首先奉命从事建立国王卫队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允诺朝鲜的要求，随后俄国派总参谋部普提亚塔上校为团长，带领2名军官、10名军士和1名军医组成的共计14人的军事顾问团与闵泳焕使团一道去朝鲜，1896年10月21日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俄国军事顾问团的首要目标是组建高宗的亲兵，他们从亲卫队中选拔1070人，由阿福纳西耶夫中尉和“科尔尼洛夫将军号”巡洋舰上的水兵队长赫梅廖夫负责训练工作。俄国人显然不仅仅局限于训练高宗的亲兵，他们还在1896年冬拟定包括练朝鲜军队6000人、聘用160名俄国教官、用三年时间将朝鲜军扩充到4万人、训聘用经验丰富的军事教官为国王的军事顾问、组建士官学校、扩建兵工厂、规定军费开支不得超过国家收入的1/4等一揽子军事计划。1897年2月20日朝鲜高宗离开俄国公使馆，回到庆运宫（今德寿宫）。3月31日重建侍卫队，由俄国训练的1000余人组成，作为守护王宫的近卫部队。亲卫队虽也保留为中央军，但其守卫王宫的职能则被削弱了。俄馆播迁后日本在朝鲜半岛势力下降，不得不与俄国协调在朝势力范围。1896年尼古拉二世加冕时日本曾派山县有朋来俄国祝贺，并借机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秘密协商朝鲜问题，就朝鲜军队训练问题争议激烈，最后仅仅达成由俄国训练国王亲兵、日本训练朝鲜其他军队的口头承诺，而这个承诺并未被载入书面的《山县-罗拔诺夫协定》中。普提亚塔军事顾问团到朝鲜训练军队以后俄国向日本方面解释训练国王亲兵与尽快还宫密不可分，所以希望高宗尽快还宫的日本也就默认俄国的举动。

（三）1897年春朝鲜政府与俄国公使馆在军队训练问题上渐生矛盾，俄国图谋染指整个朝鲜军队的一揽子军事计划也就暴露出来。日本以其违背《山县-罗拔诺夫协定》中“日俄共管”的精神而对俄国提出强烈抗议，俄国为了平息日本的愤慨，遂在1897年5月指示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尔暂缓训练朝鲜军队。但是由于俄国向中国交涉东清铁路支线的失败，很快又重新关注朝鲜问题，于1897年7月派出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第二批13名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8月到朝鲜，9月开始训练朝鲜军队。1897年11月德国占领中国胶州湾，俄国趁机占领旅顺口，开始侵略中国东北。此时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扩张引起日本和英国的强烈不满，俄国人不得不面临选择。朝鲜朝野最开始对俄国教官持欢迎态度，这是因为乙未事变引发的反日情绪导致对俄国产生好感。朝鲜《独立新闻》就俄国军官来朝一事评论道：“朝鲜最为重要之急务在于政府之巩固，为确立国家之安定需经严格训练并可完全依赖之本国军队，此为不可或缺。朝鲜人具有成为精悍兵士之天性，故经过操练易于习得为武之技，而且其状貌比清国人、日本人更为雄健。现时之所以不能依赖朝鲜陆军，乃归因于将校兵士间缺乏严格军纪。朝鲜虽不能企望建立攻击型的大常备军，但足以维持于危难中护卫陛下、易于平定国内盗贼暴徒的具有严明军纪的常备军。俄国陆海军被置于严格军纪之下，于严密规则下训练出来的俄国士官最为适宜训练朝鲜士卒，此等俄国士官之举将受到世界上朝鲜友邦之注目。”然而随着俄国胃口的扩大，朝鲜又从亲俄逐渐转变为反俄，到1898年时日本驻韩公使加藤增雄报告说：“韩人对俄情绪顿生变化，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皆对俄人怀有深嫌痛恶之情。”他又说：“此种状况恰如我国往昔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10月8日（乙未事变）以后之处境，实为片刻不得安宁。”1898年3月7日俄国驻韩公使士贝耶强迫大韩帝国政府内在24小时内做出今后是否继续接受俄国援助的决定，韩国政府乞求暂缓几日。此时韩国爱国组织独立协会在1898年3月10日召开“万民共同会”，掀起反俄风潮，要求俄国军事教官及财政顾问通通离开韩国，并呼吁政府顶住俄国压力，韩国政府于3月12日回复士贝耶不再接受军事、财政援助。俄国自侵占旅顺以后就有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向日本作出让步的想法，以减少压力，同时专注于经营中国东北。再加上韩国朝野的反俄化，俄国不愿分散力量来对付韩国，所以暂停向朝鲜半岛的渗透扩张。士贝耶乃于1898年3月17日回复大韩帝国政府称：“现今贵国思想，无用俄国官员，而自能办理事务，则俄国但贺贵国如此不久之间业已抵到如此发达长进独立之自能，而全不用外国军旅及士官及顾问官等之帮助，自将保全自己之完然独立者也。本大臣业已做了紧要措置，使俄国士官及度支部顾问官更不视务矣。”

（四）3月20日俄国军事教官全部撤出朝鲜半岛，大韩帝国军终于摆脱外国干涉，开始自主发展。1897年10月12日朝鲜高宗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建元光武。高宗在当时实施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称“光武改革”，军事改革是光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1898年3月俄国军事教官撤出以后大韩帝国军开始自主的建设与改革，自1895年开始建设近代化的新式军队以后此时的大韩帝国军已经成形，即由侍卫队、亲卫队构成的中央军和各支镇卫队组成的地方军，而高宗在军事方面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大韩帝国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1898年6月29日高宗下诏进行军事改革，并称：“依各国大元帅例，朕亲统陆海军，皇太子为元帅，一体统率。”这说明高宗开始着手设立元帅府。一年后正式颁布“元帅府官制”，规定在设立元帅府于宫中，由皇帝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元帅府掌国防、用兵及军事的各项命令并指挥监督军部与京外各队，下设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其后又在1899年8月和1900年9月两度修改“军部官制”，使原来掌管军队事宜的军部的权限大幅度缩小，仅限于管理军中一般事务。就这样高宗通过设立元帅府而越过军部直接掌控军队，这是与光武改革在政治上强化皇权的措施配套的，同时也与高宗的个人经历有关。高宗多次遭遇兵变，因而深感控制军队的重要性，故自任军队首脑，让军队直接听命于自己，防止其再发生变故。除此之外高宗还大力扩军，包括增加兵力和扩充军费。1898年7月高宗下令陆军增设10个大队的兵力，并预备设立海军。中央的亲卫队和侍卫队兵力保持在5000—6000人。地方上先设平壤、全州两个镇卫大队以及14个地方大队，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又在北部的义州、江界、北青和镜城4处增设镇卫大队。同年7月将所有镇卫大队、地方大队合并为5个镇卫联队，设于江华、水原、大邱、平壤、北青五处地方（后增济州），总数约2万人，到日俄战争前夕韩国中央和地方军总数达到约2.8万人。当时中国发生庚子事变，俄国进驻满洲，在这一背景下高宗更加重视国防建设。1900年以后大韩帝国的军费开支急速增长，1898年为125.1万元，1901年陡增至359.5万元，此后到日俄战争前夕一直居高不下，保持在政府支出总预算的40%以上。另外高宗还试图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即以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役制，以强化韩国的军事力量。征兵制自1901年就屡屡被提上议案，然而大臣们因为种种原因不同意立即实施。1903年3月高宗突然颁布诏敕，下令实行征兵制。

（五）但由于社会舆论的反对和户籍制度未备而没有立即实施，而且近代国家的征兵制是人民的一种义务，那就应该相应地享有一定权利，但处于专制统治下的韩国民众显然毫无权利可言。不过高宗下令实行征兵制，反映他在日俄竞争下迫切的扩军需求。高宗还致力于大韩帝国军的近代化建设，1898年大韩帝国军（陆军）的兵种建制基本齐全，于是高宗于1898年5月14日设立武官学校，培养新式军官。甲午更张时曾设训练队士官养成所和武官学校，但是俄馆播迁以后则遣散，而且韩国新式军队的教官一直是外国人，但新设的武官学校的教官则由曾留日的韩国教官担任。1898年9月大韩帝国开设德语学校，此校的设立也与军事近代化息息相关，在开学仪式上学部协办高永喜说：“今日秉承大皇帝陛下之圣意，增设德语学校，教育生徒。以欧洲各国语学而言，英文为万国商会上通用之语，法文盛用于交际上，至于德语，系为军法及军制所紧要而堪称世界第一。佥学员自入学之日，即应日就月将，速速成就，望他日成国家之栋梁。”由此可见大韩帝国军是向德国看齐的，设立德语学校也是高宗加强军队近代化建设的一环。此外高宗还整顿军容军纪，于1900年颁布《陆军法律》，规定韩国陆军军人必须遵守的317条法令，1902年又严旨命令所有军人断发。自1899年以后大韩帝国还从法国、俄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购入新式武器和弹药，全面加强军备。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大韩帝国还从日本购入3000吨级的军舰“扬武号”，1903年1月由韩国军部炮工局长李玑钟与“胜立丸”（购入后称“扬武号”）所有者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代表小田柿次郎签订购买合同，以55万日元成交。1903年4月15日“扬武号”驶入仁川港，由于韩国一时凑不齐钱而推迟移交，直到同年8月12日才正式购入，舰长为留日学生慎顺晟。关于购买“扬武号”动机时日本驻韩代理公使萩原守一说：“此次合同完全出于韩帝个人突然闪现的一种好奇心所致。”但也有可能是为了组建大韩帝国海军，在1899年高宗就预备设立海军、购入“扬武号”时军部大臣尹雄烈也以此为契机奏请设立海军，不过被议政府以“既无养成之士卒，又此经费之苟且，而海军之径先设施，甚不妥当”为由否决了。高宗针对大韩帝国军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不是为了直接抵御外国侵略，而是以镇压本国人民起义为主要目的。高宗鉴于1894年东学党起义及日军攻入景福宫之事认定内乱必将招致外侮，而中国的义和团事件更让他相信这点，因此大韩帝国军的中央军的职能是守卫皇宫，地方军的职能是镇压活贫党、东学余党、民扰、火贼等，一切以维护国内稳定为至要。

（六）但是社会舆论多对高宗的扩军政策持否定评价，如《皇城新闻》在1900年2月刊登的一篇名为《兵强不如国富》的文章中认为：“我韩非但兵弱，国亦不富，为今日计，将官得其人，兵勇数千，教练精铳，镇靖内处，足矣。急务之所当先者，教育人民，警醒怠惰心。勤课农业，顿消饥寒色。勉进商务，旺财货源。发达工作，滋蔓制造场。外国出口倍多，银秤收入巨大，国势稍振，民气稍苏。然后广设海师陆军，准备炮台战舰，耀武扬威，亦何患乎俄日之强耶？”1902年又呼吁“军事军费亟宜裁整”，反对增加军费。而且高宗的军事改革也收效甚微，1904年日俄战争后韩国又被日本控制，大韩帝国军未有任何反抗，直至沦为日本保护国乃至被吞并。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韩国，日本又开始重新训练韩国军队。同时在日本的要求下从1905年4月起大韩帝国军的规模逐渐缩小，亲卫队裁撤，镇卫队削减，元帅府解体，大韩帝国军的兵力锐减至8000余人。1905年11月17日《乙巳条约》签订后大韩帝国沦为日本保护国，引发全国各地的义兵运动，大韩帝国军又奉命去镇压，时人黄玹写道：“十年养得貔貅队，只管腾腾杀义兵。”但是多数韩军还是爱国的，所以日本一直试图将韩军完全解散。1907年7月海牙密使事件东窗事发，日本人和亲日派借此逼高宗皇帝退位，其间汉城市民掀起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高宗退位。驻扎汉城典洞的侍卫队第一联队第三大队也参与其中，袭击日本的钟路警察派出所，杀死杀伤10多名日本商民。7月20日高宗被迫让位太子李坧，是为朝鲜纯宗。日本派驻韩国的统监伊藤博文趁机加紧对韩国的控制，于7月24日与大韩帝国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条约），规定解散韩国军队。当时大韩帝国军由2个联队的侍卫队（5000人）和8个大队的镇卫队（2000人）组成，1907年8月1日晨7时韩国傀儡政府将大韩帝国军侍卫队各队长召集到驻韩日军司令部大观亭，宣读以纯宗皇帝名义下达的解散诏敕，称：“朕惟时值国事多艰，极力节略冗费，应用于利用厚生之业，此今日之急务也。窃惟我现在军队由佣兵组成，故未足为上下一致国家完全之防卫。朕图从今刷新军制，专力养成士官，他日发布征兵法，具备巩固之兵力，是以朕兹命有司，除选置皇室侍卫之必要者外其他一律解队。朕顾念汝等将卒宿积之劳，特随其阶级，颁与恩金，汝等将校下士卒，克体朕意，各就其业，期无愆焉。”同日晨8时大韩帝国军的日本教官栗原大尉诱使侍卫队放下武器，到训练院举行解散仪式。此时传来侍卫队第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朴升焕开枪自杀的消息点燃大韩帝国军的反抗情绪，他们闻大队长之死，打破武器库，放铳作闹，举皆出队，机关炮弹丸如雨。在汉城与日军展开巷战，击毙包括日军大尉梶原义久以下31名日本官兵。到中午时大韩帝国军弹尽粮绝，战死68人，负伤100多人，被俘560余人，其余败退，加入义兵反日斗争行列。此外原州、江华等地镇卫队在遭遇解散时也掀起暴动，由此解散大韩帝国军引发义兵运动的高潮，后被日军镇压。

光武改革

（一）光武改革是指1896年到1904年期间朝鲜王朝（大韩帝国）所实行的一系列旨在独立自主与富国强兵的改革政策，由于这一时期韩国主要使用的年号是“光武”，因此被称为“光武改革”。1896年以后随着日本和俄国两大势力在朝鲜半岛趋向均衡，朝鲜所受的外部压力也相对减轻，在这一背景下以朝鲜高宗李熙为首的朝鲜王朝统治者开始主导继甲午更张后的新一轮近代化改革——光武改革。光武改革以“旧本新参”（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为基本路线，在政治上趋向复古与保守，在经济和军事上推进近代化。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宣布成立大韩帝国，构建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颁布《大韩国国制》，强化君主专制政体。在军事上引进近代军事制度，全力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大韩帝国军。在经济上殖产兴业，开港招商，整顿财政与金融，并实行“光武量田”等国土开发政策，同时在社会等方面也实施改革。光武改革的性质总体来说是近代化的，也是高宗李熙主导下自主进行的，但带有较强的保守性（如强化君主专制等），并未触及根本的制度，许多改革措施也流于形式。所以尽管改革取得一定成果，但其最终作用还是相当有限，不仅没有使韩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也未曾改变朝鲜半岛被外国支配的命运。1904年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大韩帝国逐渐被日本控制，许多改革措施被迫中断，光武改革以失败告终。朝鲜的近代化（或者叫“开化”）起步较晚、过程曲折，1876年朝鲜开港，以朝鲜高宗李熙为首的朝鲜统治者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逐渐实施一些近代化改革，同时“开化党”人士亦试图效仿日本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革新。朝鲜的改革就在这两者间的冲突，加之外部列强角逐的背景下跌跌撞撞地展开的。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日本的支援下发动“甲申政变”，准备进行全面的近代化改革，但旋即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改革还未付诸实施便受挫。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在这期间不仅将清朝势力逐出朝鲜，还控制朝鲜政权，扶植金弘集、朴泳孝等开化派实施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在朝鲜确立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被视为朝鲜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改革。但甲午更张本身是在日本扶植下进行的，加深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开化派内部不睦，各派明争暗斗。很多措施流于表面，并未真正实施，所以这次改革称不上成功。不仅如此，高宗及其王妃闵妃敌视亲日开化派，特别是甲午更张中限制王权、趋向君主立宪的措施引起高宗和闵妃的极度不满，于是他们暗中引入俄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以牵制日本及亲日开化派，使甲午更张陷入停顿。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为挽回颓势，遂在1895年10月8日策划驻朝日军及日本浪人入侵王宫景福宫，杀死闵妃，控制高宗，史称“乙未事变”。事后日本及亲日派顶住舆论压力，重建亲日政权，恢复改革措施。不过这时的改革措施旨在移风易俗，过于急躁激进，尤其是强制朝鲜男子剪去长发的“断发令”激起民愤，引发义兵运动，使亲日政权四面楚歌、风雨飘摇。朝鲜高宗伺机而动，于1896年2月11日在亲俄派的协助下逃出景福宫，躲进俄国驻朝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

（二）俄馆播迁后亲日政权垮台，开化派大臣或死或逃，甲午更张宣告结束。此后改革的主导权落入高宗手中，而进步知识分子与残余的开化派势力在留美归来的开化党人徐载弼（曾参与甲申政变）的领导下组成“独立协会”，要求实现独立自主，并实施全面的近代化改革，这就为光武改革期间独立协会与高宗朝廷的对抗埋下伏笔。除了朝鲜内部开化派与高宗的矛盾为线索的改革历程以外外部的列强角逐也是光武改革的重要背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被日本控制，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俄国又逐渐在朝鲜确立优势地位。日本鉴于自身羽翼未丰，不得不做出让步，实行“日俄协商”的外交政策。于1896年和1898年与沙俄签订《小村-韦贝协定》、《山县-罗拔诺夫协定》、《西-罗森协定》三个日俄双边协定，协调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使得这一时期的日俄两国势力在朝鲜趋向平衡，彼此互相牵制。朝鲜所受的外部压力也因此相对减轻，处于危机状况之后的弛缓期，这种外部背景为高宗称帝及展开光武改革创造有利条件。高宗为了维护独立局面，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势力均衡利用策”，即在两强牵制的夹缝中利用双方在朝鲜半岛的竞争矛盾以求维持本国的生存，防止受到日俄两强中的一国支配的状况发生，并以推进中立化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在对内政策上则实行光武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之效，进而维护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很快日俄矛盾加剧。最终爆发日俄战争，失去平衡局面，朝鲜半岛的独立地位也随之丧失，光武改革自然也宣告失败。1896年2月16日朝鲜高宗颁布诏敕称：“朕丁我家五百年一变之会，际宇内万邦开明之运，励精图治，讲求富强之策，历有年所。国家多难，尚无其效。继自今益究利国便民之道，与我赤子共跻文明之域、享升平之福。”标志着继甲午更张后的新一轮近代化改革重新开始。但由于当时朝鲜国内外局势尚未明朗，高宗尚在俄国公使馆中行事多有掣肘，所以实行改革主要是在1897年高宗改元光武、建立“大韩帝国”以后，因此称之为“光武改革”。光武改革的基本理念是“旧本新参”，即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换言之即在维护君主专制的旧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变通，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着手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实施近代化改革。在政治上高宗首先采取强化君权的政策，甲午更张时期亲日政权实行责任内阁制，君权受到极大限制。甲午更张结束后朝鲜处于“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的青黄不接状态，高宗李熙决定利用这种时机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1896年7月高宗下令祭祀并用旧历，8月又废二十三府，改为旧行政体制“道”，并由八道变为十三道，这些措施都是为恢复旧制做铺垫。同年9月高宗废止内阁，恢复议政府制度，着手强化君权，然后高宗又构建独立国家形象。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建元光武，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正式确立与中日平起平坐的独立自主地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三）然而与高宗强化君权的目标相反，以开化派知识分子为主的独立协会伸张民权，主张将咨询机构中枢院改造为近代议会，实现君主立宪制，并为此发起“万民共同会”等政治运动。于是在大韩帝国建国后的一年时间中政局动荡，高宗朝廷与独立协会围绕政治改革展开反复博弈，其本质则是君权与民权争夺改革主导权的斗争。到1898年底高宗取缔独立协会，为君权的进一步强化扫清障碍，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也得以顺利推进。独立协会运动被镇压后君权不断膨胀，1899年8月高宗以宪法形式颁布《大韩国国制》，借助万国公法的理念明确规定大韩帝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至此标志着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君权的膨胀直接影响大韩帝国的行政体制，虽然甲午更张以来的新式各部官制及中枢院、宫内府等机构仍然保留，但代表宫中势力的宫内府权力大肆扩张，议政府及其下属各部的权力被削弱，一度计划改造为议会的中枢院完全有名无实。另一方面高宗对适应帝国形式的独立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在不断进行中，首先高宗模仿西方和日本，于1900年4月颁行勋章和绶带，包括金尺大勋章、瑞星大勋章、李花大勋章、太极章、八卦章、紫鹰章。其次高宗于1902年1月下令制国歌，这就是现代朝鲜和韩国《爱国歌》的雏形。高宗还于1902年5月6日颁布诏敕，宣布定平壤为陪都，称为“西京”。其依据有中国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明朝的北京和南京以及高丽的开京和西京，值得注意是同时也引用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日本的东京和京都等“近日外国亦建两京”的事例，体现高宗皇帝的国际化视野。同年为高宗即位第40年，大韩帝国计划举行盛大的“大皇帝御极四十年称庆仪式”，邀请包括清朝在内的所有与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参与这一国际性庆典，同时还预备在各国公使席前举行阅兵式、演奏刚创制的国歌。虽然这次庆典计划因国内外局势而被推迟乃至的流产，但可以看出此举既是高宗强化自身皇权之举，也是树立和提升大韩帝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措施。总之光武改革在政治方面以强化君权、构建独立国家形象为中心，虽然有借用西方制度的形式和理念（如万国公法、勋章绶带等），但总体上还是趋向复古与保守的。光武改革在军事上下了很大功夫，1896年朝鲜高宗派闵泳焕为特使，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期间与俄国达成秘密协议，其中规定由俄国派遣军事教官训练朝鲜军队。1896年10月以普提亚塔上校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来到朝鲜，并提出在俄国军官160人的指导下创设规模为6000人的朝鲜军的计划，这一计划是用3年时间使朝鲜新式军队的士兵和军官达到4万人的规模。1897年8月俄国又派由13名军官组成的第二批军事顾问团来朝鲜，协助训练军队。大韩帝国建立后仍承袭之前的改革方式，以俄国军官做顾问训练军队。俄国派遣军事教官等举动违背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维持均势的原则，因此遭到日本的不断抗议，同时韩国的独立协会也召开万民共同会，反对俄国的干涉。

（四）俄国出于国际关系的考量，于1898年3月撤出派往韩国的军事顾问，此后开始韩国自主的军事改革。1899年高宗开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设在皇宫内，分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此举将军权牢牢掌握在高宗一人手中，乃是适应政治上强化君主专制的需要。同时高宗改革军制，着手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大韩帝国军，在中央设俄式训练的亲卫队和侍卫队，人数保持在5000—6000人。在地方设平壤、全州两个镇卫大队以及14个地方大队，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又在北部的义州、江界、北青和镜城4处增设镇卫大队，同年7月将所有镇卫大队、地方大队合并为5个镇卫联队，设于江华、水原、大邱、平壤、北青五处地方（后增济州），总数约2万人。1900年9月又以法律第5号的形式颁布《陆军法律》，规定韩国陆军军人必须遵守的317条法令。当时中国发生庚子事变、俄国进驻满洲，在这一背景下高宗更加重视国防建设。1900年以后大韩帝国的军费开支急速增长，到日俄战争前夕达到政府支出总预算的40%以上，将其用以购买武器、扩充军备。1901年3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7号的形式颁布《沿海炮台设置件》，强化海防，并购买日本军舰“扬武”号。1903年3月15日高宗皇帝下达诏敕，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大力扩军，同年7月29日军部大臣尹雄烈奏请创设海军。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是以镇压本国人民起义为直接目的、以维护韩国独立地位为终极目标是在日俄两强夹缝中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步骤，1900年7月俄国驻韩公使巴甫洛夫向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提出由日俄分别驻军朝鲜半岛南北以防备义和团的入侵的建议，但他在向高宗要求驻军时却被高宗以韩国有能力镇压匪徒为由拒绝，从这一事例可见高宗大力推进军事改革的目的，即通过维护韩国国内稳定来杜绝日俄的干涉。另一方面高宗的军事改革也蕴含开疆拓土的意图，多次默许李范允带兵越过图们江骚扰中国境内的“间岛”地区，1902年定平壤为陪都“西京”亦暗含北进之志向。然而由于财力不足及日俄战争爆发等因素，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虽取得一定成效，最后以失败告终。光武改革亦在经济上实施一系列“殖产兴业”的政策，大韩帝国政府鼓励工商业，因而韩国的民族资本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取得比较快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例，光武年间先后建立大朝鲜苎麻制丝会社（1897年）、织造劝业场（1898年）、郑肯朝织造会社（1900年）、李仁荣织造所（1900年）、李仁基织造所（1900年）、艺洞织造缎布株式会社（1900年）、钟路织造社（1900年）、南竹洞组织所（1900年）、汉城制织会社（1901年）、中谷染织工所（1902年）等企业。在海运业方面先后创办大韩协同邮船会社（1900年）、仁川邮船会社（1900年）、仁汉轮船株式会社（1900年）等企业，在陆运业方面创建利运社（1899年）、通运社（1900年）、京釜铁道役夫会社（1901年）等企业。

（五）对外大韩帝国政府则延续开港政策，于1897年10月开木浦、镇南浦二港。1898年5月开放马山、群山、城津（今朝鲜金策）三港及平壤，又设各国侨民居留地，这也是大韩帝国外交政策的反映，即把居留地变成“各国互相牵制的工具”。同时大韩帝国还在铁路、矿山、电气等方面招商引资，不仅吸收先进技术，也作为维持各方均势的手段。大韩帝国还进行财政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宫内府权力扩张。甲午更张时期实行财政一元化管理，统归度支部。光武改革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宫内府的权力极度膨胀，包揽大韩帝国的财政税收及新兴产业，从而与度支部分庭抗礼。光武年间宫内府陆续增设西北铁道局（管理京义、京元铁路）、铁道院（管理京仁、京釜铁路）、矿学局（管理矿山）、绥民院（管理出入境）、平式院（管理度量衡）、通信司（管理邮政通讯）、警卫院（管理警务）等附属机构，只要有管理相关产业的需要，宫内府立即越过政府据为己有，可以明显看出宫内府对大韩帝国经济社会的经营管理权膨胀之状。宫内府中最重要的机构是内藏院，原本该机构是管理皇室内帑，到光武年间对国家经济财政的管理职能及其管辖领域扩大。凡国课、正供以外杂税皆属之，财与度支埒，此外内藏院还负责经营红参贸易、铸造白铜货、管理水利、矿山等业务。内藏院卿长期由深得高宗信任的李容翊担任，还曾兼任宫内府及度支部多个要职，可以说他在日俄战争前垄断管理大韩帝国的全盘财务，是韩国皇室的大管家。宫内府及内藏院权力膨胀，一方面表现出高宗皇帝的私心，增加苛捐杂税；另一方面也确实起到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此外大韩帝国还引入近代预算会计制度，从1900年开始公布国家预算，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方面在政府资金参与下兴办大韩天一银行（1899年）、汉城银行（1903年）等民间银行，1901年2月高宗发布敕令第4号，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开始筹划发行货币。大韩帝国为了抵制当时日本的经济侵略于1903年3月设立中央银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为正副总裁，计划全面开发韩国金融，但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大韩帝国还积极实施国土开发政策，主要包括铁路建设、城市建设和“光武量田”等方面。1896年7月朝鲜政府发布六条“铁道规则”，决定在国内兴建标准轨距铁路。铁路敷设成为日俄等列强在朝鲜半岛竞争的重点，日本很快就夺取京仁线、京釜线两条铁路的敷设权，法国亦取得京义线铁路的敷设权。但大韩帝国政府于1899年收回京义线的权利，成立西北铁道局进行修筑与管理，这条铁路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一直为日俄所垂涎，但韩国拒绝让出，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夺取。此外大韩帝国在全国进行铁路调查，英国顾问柏卓安在1898年8月制订方案，规划京元线、湖南线等4条铁路构成的朝鲜半岛铁路网。城市建设上主要是展开对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改造工程，大韩帝国起用朴定阳、李商在、李采渊等留美人员参与汉城市政建设，并与美国企业合作，于1898年成立汉城电气会社，由汉城府判尹李采渊任社长。汉城的改造也是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模板，在市中心设置元标，增修和拓宽道路。

（六）1899年开始在市内运行电车，并安装路灯。1903年又进行汉城的自来水和下水道建设，此外还在汉城兴建公园、剧场等设施，从而在日俄战争前初步完成汉城的电气化和现代化。光武改革期间另一个国土开发的重大举措则是“光武量田”，1898年设置量地衙门，开始在美国人的协助下丈量全国土地。1901年10月设地契衙门，1902年3月将量地衙门合并入地契衙门中。在推进量田事业的同时根据量田之成果作成“量案”，又根据“量案”对土地所有者发给“地契”。“地契”的立案制度发展成为现代产权制度，因此是近代化的重要体现，日俄战争以后“光武量田”事业被迫中止。随着光武改革的推进，韩国的社会生活也发生诸多变化。高宗虽然废除了甲午更张后期所颁布的断发易服的命令，但逐渐采用西式装束。1899年2月1日高宗李熙接见清朝使臣徐寿朋时就穿的是西服戎装，1900年4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4号的形式颁布“文官大礼服制式”，规定韩国文官大礼服用西式大礼帽、大礼衣，小礼服真丝高帽、燕尾服，常服等“并用欧制”。此后韩国的很多上层人士也相继断发易服，而韩国的警察和军人更是在1902年后全部换上西式制服。随着铁路的修筑和海陆运输业的发达，大韩帝国的交通亦变得极为便捷。通讯快速发展，邮政、电报网扩散到韩国全境，1900年韩国正式加入万国邮政联盟。电话也被引入韩国，到1902年汉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已开通长途电话。大韩帝国还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开展社会救济。1900年设国家医院广济院，同时设汉城种痘司。1901年10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8号的形式设立惠民院，作为“掌歉荒之岁，饥馑人民赈恤，年丰之时，鳏寡孤独至穷无依者救护”的社会福利机构。同年12月又下令在汉城设总惠民社，在各郡设分惠民社，为筹集活动经费。皇室带头向惠民社捐赠2万元，并命敕任官捐赠半年薪俸的1/3 , 奏任官捐赠1/5，从而发展大韩帝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光武改革期间高宗皇帝非常重视教育，他在1899年4月下诏：“国家之开设学校，作成人材，将以广知见而求进益，以为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之基本也。现今世界各国之蒸蒸日上，富强无敌者，岂有他哉？不过曰从事格致之学，究解物理之蕴，识已精而益求其精，器已巧而愈出愈新也。有国之要务，宁有先于此哉？我国之人才，未必多让于外国，而特以教之无素，故人民之知见未开，农商之功业不兴，以致民产日蹙，国计日绌。自政府另饬该部，无得踵前因循，一概认真办理，期有作成开进之功。”高宗皇帝颁布大量近代学校教育规则，如《医学校官制》、《中学校官制》、《商工学校官制》、《外国语学校规则》、《中学校规则》、《矿物学校官制》、《邮务学徒规则》和《电务学徒规则》等。在大韩帝国政府的支持下直至1899年成立10间汉城国立小学、6间外语学校、1间医科学校、1间师范学校及62间地方国立小学，同时也对外派出留学生。从新设学校名称来看大韩帝国重点发展是职业学校，培养适应经济社会改革的技术人才。

（七）而灌输近代文明、培养更高层次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则未在考虑之列，并且在推进新式教育的过程中高宗仍弘扬儒学，自封儒教宗主，尊崇箕子、孔子。并宣布在成均馆设置招贤堂，聘请在野儒士鉴评政务，这反映出大韩帝国进行改革的“旧本新参”路线。然而大韩帝国政府在教育开支上严重不足，常年保持在财政支出预算的2%左右，与连年增长的军费开支形成鲜明对照。所以日俄战争前的韩国新式教育尽管有所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教育事业直到光武末年才全面开花。社会文化方面光武改革期间韩国报业发展很快，涌现《独立新闻》、《皇城新闻》、《帝国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近代报刊，对国民启蒙事业起到重要作用。韩文（训民正音）得到提倡，成为韩国的国语，1902年设立国文学校。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采用韩汉混用的字体（国汉文混用体）。随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也在持续输入韩国，社会文化的这些新变化为后来蓬勃发展的爱国启蒙运动奠定基础。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攻入汉城，控制大韩帝国政府，此后韩国落入日本之手，光武改革结束。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后大韩帝国沦为日本保护国，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后朝鲜半岛成为日本殖民地，大韩帝国灭亡。但是光武改革作为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化改革，其影响仍继续发挥，并为随后统治朝鲜半岛的日本人所沿用。比如光武改革中的“殖产兴业”政策引发韩国人办实业的热潮，为后来的实力养成运动作铺垫；光武改革在文教方面的政策也为爱国启蒙运动奠定基础；光武改革所采用的西化政策也进一步深化，并更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科技成果。日本统治朝鲜半岛以后韩国统监府于光武改革时期规划的中央银行的基础上创办韩国银行（日韩合并后改称朝鲜银行），朝鲜总督府也在“光武量田”的基础上实施土地调查事业，朝鲜日治时期所进行的铁路建设也是按照光武改革所规划的铁路网展开的，光武改革所进行的城市建设、医疗卫生等事业也被继续发扬。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光武改革不仅取得一定成果，而且具有延续性。总而言之光武改革是朝鲜近代史上一次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并且是在高宗皇帝亲自主导、离开外国干涉下自主进行的。光武改革是朝鲜近代化历程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上承甲午更张，下启朝鲜日治时期的经济建设，甚至大韩民国第三共和国时所发挥的经济开发能力在光武改革时已有了体现，可见光武改革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光武改革期间韩国对外交流更加频繁，出国劳务、留学的人数大为增加，韩国外交使节也被派驻欧洲，进行自主的外交活动。大韩帝国还于1900年参加巴黎世博会，因而韩国也随着光武改革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文明之中。但是光武改革的效果和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并没有达到实现富国强兵与维护独立自主的目的。其局限性表现在其“旧本新参”的路线上，大韩帝国并未实施根本性的改革，许多措施也流于表面。

（八）这一弱点在政治改革上尤其明显，高宗并未接受主张君主立宪的独立协会的改革建议，反而强化君主专制，比起甲午更张来说无疑是一个倒退，在军事上设元帅府、在经济上宫内府权力膨胀等都是君主专制强化的对应体现。同时光武改革虽然不是像甲午更张那样是在外国干涉下进行的，但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也极度依赖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并试图利用列强对韩国权利的竞争来维持均势，给虎视眈眈于朝鲜半岛的日俄两国以可乘之机。从内部来看第一是光武改革的不彻底性，光武改革是在维护乃至强化旧体制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因此并未对封建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是在政治上强化君主专制、军事与经济上推进近代化。这种跛脚式的改革就决定光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相当有限，正如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所说：“实际上皇权强化恰恰是规定并制约光武改革整体性质的根本因素，也是光武改革未能深入更未能成功的根本因素，忽视这一点而仅仅看到此时期经济社会等表面上的某些变化而承认改革的进步意义这一立论恐怕尚须进一步的考察。”第二是大韩帝国仍延续朝鲜王朝的腐败堕落，尤其是在光武年间专制强化、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吏治腐败更是有增无减，不仅官员依旧贪污成风、因循苟且，而且皇帝高宗亦崇尚巫术，又极其贪财（宫内府权力加强及内藏院的设立便是典例）。1900年有人形容时局说：“宫禁不肃，杂进谄谀。闾里多怨，胥兴骚讹。官人爵人，不问贤否。导民齐民，不制产业。规则焉，名存而实无。聚敛焉，罪重而功多。遂绝谏诤之路，广开赂遗之门。出言正直，谓之狂妄。徼势捷给，谓之才干。内治渐臻颓堕，孰云确立基础？外交每多依附，肯曰平等条约？海陆迄无疏虞之备，庙堂既乏匡救之算，尸禄冒居而伈泄，志士退藏而慨怀，驯致岌嶪，日甚一日。”当时的尹致昊也说：“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完全缺乏爱国心和荣誉感。”这样就极大影响光武改革的执行力和效率，从而制约改革的成果。第三是大韩帝国底子薄、财力弱，大规模引进和推广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很困难。而高宗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则是卖官鬻爵，当时卖官之滥，比甲午以前殆过之。同时又增收苛捐杂税，这种竭泽而渔的方法形成恶性循环。从外部来看第一是日俄的干涉，虽然光武改革是自主进行的，但在过程中仍难以排除日俄的干涉和经济侵略，如朝鲜政府原本规定修筑标准轨距铁路，却被俄国强迫改为符合俄国标准的宽轨铁路，使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能与朝鲜半岛相连，以便将来的侵略。而大韩帝国从1899年开始为建立新式货币制度而向各国交涉借款也屡屡横遭日本干涉，以使韩国的金融继续被日本垄断。第二是日俄势力对朝鲜半岛的争夺，光武改革时期日俄势力在朝鲜半岛处于平衡状态，但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一旦失去平衡后韩国就会落入其中一国手中，因此大韩帝国虽然表面上保持独立自主，实际上难以摆脱被外国支配的命运。高宗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寻求永久中立化，但在日本阻挠下失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韩国被日本控制，光武改革也就失败了。

伊藤博文

（一）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幼名利助，字俊辅，号春亩，日本长州（今山口县西北部）人。日本近代政治家，明治九元老之一。日本第1任、第5任、第7任、第10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还担任过日本枢密院议长、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公爵。1841年10月16日伊藤博文出生在日本长州藩（现日本山口县），幼名利助，后改称利介、利辅、俊辅和舜辅。父林十藏，母名琴。其父原在村务农，后去萩城谋生，不久入伊藤武兵卫家做工。武兵卫年老无子，收十藏为养子，伊藤博文即随父母入伊藤家。伊藤博文自幼备尝辛苦，其父外出打工时伊藤博文随母寄居外祖父秋山家，过着贫困的生活，那时他是个喜欢恶作剧的顽童，村里的孩子叫他饿鬼大将，胡说利助。1853年伊藤博文寄宿于寺院，后又在藩士福原等家作侍童，平时做杂役，闲时习文识字。1856年伊藤博文前往相州服役，守卫边防。1857年伊藤博文返回长州藩，他先是投奔来原良藏，后入松下村塾，受教于改革派下级武士的领导人吉田松阴门下，深受吉田松阴器重。1858年10月伊藤博文前去长崎，入江户幕府创办的炮术传习所学习军事。1859年6月再次回到长州，在长州结识木户孝允，10月随从桂小五郎一起去江户（今东京）。1862年12月12日夜伊藤博文与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十几名志士潜入品川御殿山新建的英国公使馆周围，伊藤博文在前面开路，手持木锯，锯断使馆四周的木栅栏，其他人随即鱼贯而入，扔出自制的燃烧弹。随后伊藤博文等人返回附近住处，彻夜痛饮，沉醉于“攘夷”的狂热之中。1863年伊藤博文同井上馨）等5人受长州藩派遣去英国留学，他亲眼见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思想发生变化。认识到仅仅凭着一股保卫民族独立的热情去盲目攘夷，决非上策，只有开国，向西方学习，才能成就倒幕大业。在英国期间伊藤博文解到萨英战争爆发，1864年6月伊藤博文同井上馨回国，此时正值英、法等四国联合舰队攻打下关前夕，伊藤博文即力劝藩主毛利敬亲不可“攘夷”，指出：“与其空费国力，不如将此力用于恢复王政，以完成国内统一。”后因藩主毛利敬亲执意“攘夷”，终发生四国舰队炮击下关事件。不久江户幕府第一次讨伐长州藩，藩内保守派即向幕府表示“恭顺”。1865年初高杉晋作等改革派下级武士起兵，夺得藩政，伊藤博文坚决支持。伊藤博文是从“攘夷”到“开国进取”转变的先行者和促进者，1866年1月萨摩、长州两藩下级武士结成倒幕联盟。6月江户幕府第二次讨伐长州藩，伊藤博文前往石州，准备参战，抗击幕府军。后伊藤博文受长州藩之命去长崎向外商购买轮船，以对付江户幕府的海军，但未成功，又转往中国上海。8月底买回两艘轮船，此时征长战事以幕府军的失败而告终。1867年10月14日朝廷向倒幕派发出讨幕密诏，同一天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提出“大政奉还”。12月9日天皇发表“王政复古”大诏令，宣布废除幕府制，建立新政府。伊藤博文得知讨幕消息后即从长崎来兵库，欲与长州藩诸队一起战斗，后因故回长州。

（二）1868年1月初伊藤博文来到兵库，1月13日伊藤博文被明治新政府任命为外国事务交涉员。在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细田道一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后又任外国事务局判事、大阪府判事兼外国官判事、兵库县知事。明治维新开始后伊藤博文积极主张把“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习尚、教育、生产”的“开明风气”移入日本，使日本进入“开明诸国之行列”。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就向木户孝允提出废封建诸藩，立府县之制。1869年2月伊藤博文又草拟“国是纲要”，详细阐述设郡县，统一兵力、财力及发展教育的好处。5月伊藤博文任会计官权判事，7月又任大藏少辅，8月兼任民部少辅。在任职中伊藤博文大力推进改革，其中尤以修建铁路和改革货币制度的成绩最为显著。9月英国公使提出帮助日本修建第一条铁路（东京—横滨），伊藤博文表示同意，经政府批准后伊藤博文全权与英国交涉借款事宜。当时反对者甚多，伊藤博文不顾反对、坚持己见，经英国东洋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合488万日元），并从1870年4月起动工修建铁路。于1872年9月完工，正式通车。以此为开端，其他铁路干线陆续修建，加速日本交通运输的近代化。1870年10月伊藤博文提出建立新的统一的货币制度，并于同年12月赴美考察，向大藏省提出有关金银货币的铸造法、新纸币发行法等建议，日本政府根据这些建议于1871年5月发布新的货币条例和造币章程。不久伊藤博文回国，又负责监督新货币的铸造及新货币制度的实施，推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1871年11月伊藤博文以副使身份参加由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历时近两年，访问欧美十多个国家，参观考察金融、商业机构、军事工业、重工业和轻纺工业部门以及文化教育设施等，访问中伊藤博文更加深切感到必须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推进日本资本主义的工业。1873年9月伊藤博文回国，10月伊藤博文又任工部卿，他领导工部省，大力“劝奖百工”。大力修建铁路，创办国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改造和扩建佐渡金矿、生野银矿和三池、高岛等煤矿以及赤羽机器制造厂、深川水泥厂、品川玻璃制造厂、兵库和长崎造船厂等。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伊藤博文扶持三菱会社等航运企业与英、美等国轮船公司开展国际航运竞争，又采取多种示范与保护措施，把出口工业转向民间，使“殖产兴业”达到新阶段，为日本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1877年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封建武士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伊藤博文坚决主张平定叛乱。伊藤博文曾派人去山口县，征募壮兵1300多人、军夫7600余人，送往前线支援政府军。1878年5月大久保利通被暗杀后伊藤博文继任内务卿，在政府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提高，成为由萨摩、长州藩出身的下级武士组成的藩阀官僚政府的核心成员。1881年由于明治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先后死去，政界最有实力的人物当属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两人。就在这一年伊藤博文秘密联合政府中的萨摩、长州系官僚及皇室公卿，发动明治十四年政变，排斥政治上的强硬对手大隈重信，从此伊藤博文便成为政界的头号人物。

（三）当时的日本虽已进行种种改革，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在对外关系上以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成为压制日本独立、束缚其发展的严重威胁和障碍，欧美列强以日本法律不完备为由拒绝修改不平等条约。在国内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先后组织自由党和改进党，发起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提出的口号就是开设国会和制定宪法。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加强天皇统治，并在法制健全的名义上与欧美列强展开修约谈判，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宪政就成为刻不容缓的急务。具体负责立宪准备的就是伊藤博文，他向政府提出建议书，指出：“立宪思想已成为世界潮流，要顺应潮流，先发制人，循序渐进，按政府意图制定宪法。”2月明治政府派伊藤赴欧洲考察宪政，通过考察后他对英、法、德三国宪法加以比较，认为：“英国宪法中国王虽有王位而无统治权，与我国国体不相符。而德国政府虽采众议，却有独立权，君主亲掌立法行政大权，不经君主许可，一切法律不得实行。可见邦国即君主，君主即是邦国。”对德国宪法推崇备至，认为适合日本国情。1882年伊藤博文开始赴德国研究宪法，1883年8月伊藤博文回国，归国后致力于订定日本宪法，并订定华族制度、内阁制度、皇室典范，设立枢密院等。1884年3月伊藤博文任制度调查局长，进行体制改革，为立宪做准备，同年7月根据“华族令”时伊藤博文被授予伯爵爵位。1885年起伊藤博文四任日本首相，2月作为日本特命全权大使来到中国天津与李鸿章会晤，就朝鲜问题与李鸿章进行交涉，这也是他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交锋。12月按伊藤博文建议时日本政府废除太政官制，实行西方资产阶级的内阁制。伊藤博文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执掌大权。同月制定“保安条例”，镇压民众运动，以便按政府意图制定宪法。1886年6月起伊藤博文组织人员起草宪法，9月草成“日本宪法修正案”。1888年4月“日本宪法修正案”经反复修改，呈奏明治天皇。并提出设立枢密院，作为最高顾问府，网罗天下元勋及贤达，在天皇监督下审议宪法，日本政府按此提议于同年4月28日设枢密院。30日伊藤博文辞去首相职务，改任枢密院议长。1889年2月11日枢密院正式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也称“明治宪法”），同一天天皇授予伊藤博文旭日大桐花勋章，国会组成，又任贵族院议长。太政官是日本律令制度下执掌国家司法、行政、立法大权的最高国家机构，太政官的最高长官是太政大臣，但通常由在太政大臣之下的左大臣和右大臣担任长官，太政官的唐风称呼为“尚书省”或“都省”。古代日本从中国导入律令制体制的时候将执掌祭祀的神祇官和执掌政治的太政官二者完全分开，形成二官体制。太政官统括八省（中务省、式部省、民部省、治部省、兵部省、刑部省、大藏省、宫内省），是最高的国家机关。758年到764年之间曾使用“乾政官”这一唐风称呼，到了平安时代摄政、关白代理天皇执政，因此这一时期太政官的地位比较低，但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时太政官仍然在国政的处理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进入武家社会之后太政官的实际作用逐渐被瓦解，镰仓时代太政官仍具有政务处理机构的功能，但是到了室町时代太政官就基本形式化，其中的官职也仅仅作为名称而存在。

（四）明治维新之后律令制被彻底废止，律令制太政官制度也寿终正寝。太政官与律令制的其他部门一样实行四等官制，设长官、副官、判官（审查官）及主典（书记官）。太政官系统包括议政官（政策决定机关）、少纳言局和弁官局（事务部门）、巡察使（临时监察官），在这之下设置八省。太政官系统具有唐代的门下省与尚书省的功能：少纳言局责类似于门下省，弁官局则类似尚书省。1890年宪法开始实施，7月进行第一次大选，选举众议员，10月伊藤博文任贵族院议长，11月帝国议会正式成立。伊藤博文主持制定的明治宪法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它保留天皇的统治，规定天皇的至高无上地位和拥有绝对无限的权力，明治宪法的制定标志着天皇绝对主义统治体制的确立。1892年8月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因议会弹劾和内讧倒台，伊藤博文受命第二次组阁。他一改过去对民党和议会的高压政策，采取怀柔软化政策，以保留自由党领袖后藤象二郎、河野敏鎌的大臣职务，作为与民党合作的旗帜，并更换严重干涉地方选举的知事、郡长，瓦解民党的攻势。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成立时对中国的作战准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为准备对中国作战，第一次山县有朋内阁和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都制定过以增加军备开支为主要内容的财政预算案，但都被议会否决了。伊藤博文的老练在于他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采取解散议会或者贿赂议员的做法，而是策动天皇发下诏书，迫使议会在圣断下让步，首开用天皇压制议会的先河。1893年与英国达成协议，取消英国人在日本的治外法权。1894年伊藤博文内阁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借口发动中日甲午战争，7月日本舰队不宣而战，在朝鲜西部海面的丰岛袭击中国舰队。8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对中国宣战，9月伊藤博文随大本营来广岛，参与指挥战事。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的过程中所有日本明治政府和大本营作出的重大决策，他无一不参与，并且出谋划策，亲自作出重大决议，对于整个战争起了决定性作用。很快战争扩大至辽东半岛，11月日军攻占旅顺口。与山县有朋所代表的军方不同的是伊藤博文主张打一场有节制的战争，他认为把战火烧到北京，迫使清朝签订“城下之盟”的做法将很可能引起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伊藤博文提出建议：“派兵占领台湾，攻打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以此要挟清朝谈判，逼其割地、赔款。”这个重大政治事件表明在东方民族中日本首先获得现代化的成功。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增强，政党活动有所增长，伊藤博文为大势所趋，转向拉拢政党。1895年2月12日日本海军获胜，日军又在中国东北战场连克海城、牛庄、营口等地，清朝在军事上彻底败北，只好派李鸿章赴日谈判。1895年4月10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与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按此新约时日本不仅取得治外法权和租界权，还取得欧美各国不曾有过的权利，如长江航运权等。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伊藤博文要求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月之限过促，要求展限两月，并云：“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答道“尚未下咽，饥甚。”

（五）后来因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伊藤博文坚决反对对俄一战，力主妥协退让，日本采取对三国全面让步，对清朝寸步不让的方针。日本交还辽东半岛，作为补偿时日本又取得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1898年9月伊藤博文曾来中国，维新派欲请其赞助新政，面见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提供改革方针。戊戌政变后参与救援被捕的黄遵宪，并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日本。伊藤博文第三次组阁，他本想拉自由党领袖板垣退助、进步党领袖大隈重信入阁，建立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强化其统治基础。但因板垣、大隈争夺内务相要职，预定计划落空。其后伊藤制定的预算案和增加地税案被自由、进步两党议员控制的议会否决，伊藤博文粗暴的解散议会。这一行径立即激发民党的反政府情绪，促进自由、进步两党的联合。6月22日两党召开合并大会，组成宪政党，联合对抗政府，这届短命的内阁在民党打击下不到半年便告瓦解。在对付民党上伊藤博文软硬兼施都归失败，他痛感：“雇佣兵不可靠，必须有自己的御林军。”因此他在辞掉首相后不顾山县有朋等人的反对，不惜辞官纳爵，也要亲手建立一个政党。1900年伊藤博文巡游日本各地，发表演说28次，阐述他举国一致主义和建党宗旨。同年9月15日以伊藤博文为总裁的立宪政友会宣布成立，该党以官僚政客为基干，刚一成立就瓦解宪政党（前身是自由党），分裂宪政本党（前身是进步党），拥有会员100万人，成为势力最大的保守政党。在建党大会的致词中伊藤号召“从事农、工、商者”入党，其目的就是：以宪政为招牌，尽可能地联合地主、资产阶级，共同对付日本人民，加强天皇制的统治。10月伊藤博文再次出山，以政友会骨干为班底，组成“政友会内阁”。正像他希望的那样，此次内阁提出的以增加非直接税为特点的预算，在政友会控制的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出乎意料的是预算案却被一贯支持政府立场的贵族院所否决。伊藤博文奏请明治天皇命贵族院休会，这是内阁组建以来首次命令贵族院休会。接着伊藤博文故伎重演，再次请出天皇圣旨，迫使贵族院接受提案。然而新建立的政友会还不能尽如人意，总裁的绝对权威一时还难以确立，政友会内阁也没有能做到意见统一。身为政友会副总裁的大藏相渡边国武，反对政府募集公债的政策，坚持削减乃至取消募集公债，并主张放弃国营企业。伊藤博文无力调解内阁分歧，只好再次辞职。1905年1月10日日本在日本海海战（对马海战）获胜后伊藤博文以特使身份来朝鲜，1906年3月伊藤博文到朝鲜任第一任统监，统管朝鲜外交，指挥在朝鲜的日本官吏活动，制定和颁布“统监府令”，伊藤博文成了朝鲜的“太上皇”。1907年7月伊藤博文又利用朝鲜高宗派使臣去海牙国际会议控诉日本侵略的事件，逼朝鲜高宗退位，并强迫朝鲜签订新的“日韩条约”。剥夺朝鲜政府的政权，并在一周之后解散朝鲜的军队，朝鲜成了不折不扣的殖民地。他还装出一副和善谦恭的面孔，在每次演讲结束之前必不忘对在场的朝、日官员说：“我现在提议，请诸君随我三呼韩皇万岁。”

（六）为了永远控制朝鲜，伊藤博文煞费苦心于1907年请日本皇太子嘉仁（后来的大正天皇）来朝鲜视察。同年他又任朝鲜皇太子的老师，被授予“太子太师”之职。12月陪同朝鲜皇太子来日本留学，加以精心指导，以培植俯首听命于日本的傀儡皇帝。8月伊藤博文被授予公爵爵位，地位显赫，在政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伊藤博文虽然将朝鲜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但是伊藤博文本人却是反对日韩合邦的，在1909年的阁议中他便公开表达反对立场，表示合并是长期的问题，这与许多参与日本对朝鲜政策参与者的想法并不同。1909年正月安重根与十一名同志断指示盟，献身于救国斗争。同年他得知侵略朝鲜、强迫朝鲜签订失去主权的《己巳条约》的祸首伊藤博文公爵将在满洲与俄罗斯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会谈，于是安重根也潜往哈尔滨，装扮成日本人，潜入火车站。10月26日9时伊藤博文乘坐的专列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同行的还有日本枢密院议长秘书官古谷久纲、宫内大臣秘书官森泰二郎、医师小山善、贵族院议员室田义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理事中村是公、田中清次郎、关东都督府参事官大内丑之助等数十人。专列抵达后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走进车内和伊藤博文进行约25分钟的谈话，之后两人走出车厢，在站台上检阅俄国仪仗队。阅兵完毕之后伊藤博文走向日本人欢迎队伍，此时安重根从欢迎人群中冲出来，举起手枪向伊藤博文射击。伊藤博文猝不及防，被打倒在地。安重根的手枪内有8发子弹，发射7发，向伊藤博文连开3枪。第一发子弹从右上膊中央外面射入，进入右胸肋，水平穿通两肺，留在左肺叶中。第2发从右关节后面射入右胸肋，穿通胸腔，留在左肋上。第3发子弹从右上膊中央外面擦过，从上腹中央射入，留在腹肌中，另外四发分别打伤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川上（右手腕被击穿，身负重伤）、森泰二郎和田中清次郎。医师小山善急忙爬过来解开伊藤的礼服为其疗伤，但由于三颗子弹全射进内脏部位，凭借随身携带的简便医疗器械难以将其取出。再加上安重根使用的是高杀伤力的开花子弹，使得伊藤博文内脏出血无法止住。十几分钟后伊藤博文不治身亡，终年68岁。安重根当场被扑过来的沙俄宪兵逮捕，关东都督府高等法院于1910年2月10日依法判处安重根死刑。伊藤博文在德川幕府衰落、国家政治腐败和西方影响扩大的时代成长，青年时即参加尊王攘夷运动，结识一大批重要人物，木户孝允是他当时最有影响的良师益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大动荡时代，幕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仅加深封建幕府体制的固有矛盾，而且使日本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威胁。

（七）为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幕府的妥协态度，以萨摩、长州等西南藩为中心的下级武士阶层与豪农巨贾结成联盟，开始尊王攘夷。伊藤博文登上政治舞台后即投入尊王攘夷运动，在伊藤博文等人的斡旋下长州藩与倒幕的另一大藩萨摩达成联盟，并且取得英国人的支持，最终“倒幕运动”获得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伊藤博文等维新志士功不可没，他们可以说是日本维新运动中的元老级人物。伊藤博文于1889年参与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这部东亚首部的现代成文宪法是摹仿《德意志帝国宪法》的钦定宪法。《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明治宪法》系基于天皇主权的原理，由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统治权，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陆海军的统帅、宣战的公布、条约的缔结等都属于天皇的大权。从此天皇摇身一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人”。《明治宪法》从准备、起草到审议、颁布和实施的各个阶段自始至终反映伊藤博文的思想和主张，他甚至特地为此写了《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一书，以阐释其宪法思想，是不折不扣的“明治宪法”之父。伊藤博文在政治上的成熟在于他不仅熟悉萨摩、长洲系明治元勋的想法和实力，也对新出现的政党很了解。更重要的一点作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重要起草者，他在设计宪法之初就已经为对外扩张、富国强兵等国策留出余地，当政府与内阁无法说服在野党、元老或阁僚时只要借助天皇就可以让整个国家机器高速运转起来。1871年11月伊藤博文以副使身份参加由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的出访欧美的使节团，使节团历时近两年，访问欧美十多个国家。参观考察欧美各国的金融、商业机构、军事工业、重工业和轻纺工业部门以及文化教育设施等，访问中伊藤博文更加深切感到必须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业。1873年9月伊藤博文回到日本，同年10月伊藤博文又任工部卿。他领导工部省，大力“劝奖百工”。推行创办国营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等政策，改造和扩建佐渡金矿、生野银矿和三池、高岛等煤矿以及赤羽机器制造厂、深川水泥厂、品川玻璃制造厂、兵库和长崎造船厂等。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伊藤博文扶持日本国内企业如三菱等航运企业与英、美等国轮船公司开展国际航运竞争，同时又采取多种示范与保护措施，把出口工业转向民间，使“殖产兴业”达到新阶段，为日本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物质基础。1869年8月伊藤博文开始兼任民部少辅，他任职期间大力修建铁路，并且改革日本的货币制度。在他的推动下同年9月英国公使提出帮助日本修建第一条铁路，即东京到横滨的铁路。

（八）伊藤博文全权与英国交涉借款事宜，伊藤博文不顾当时各方势力的反对，坚持自己的意见，经英国东洋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合488万日元）。从1870年4月起动工修建东京到横滨的铁路，1872年9月日本第一条铁路在伊藤博文的策划下正式完工通车，以此为开端，日本的其他铁路干线也陆续修建，加速日本交通运输的近代化。1870年10月伊藤博文提出建立新的统一货币制度，还向大藏省提出有关金银货币的铸造法、新纸币发行法等建议，日本政府根据这些建议于1871年5月发布新的货币条例和造币章程。不久伊藤博文从美国回国，又负责监督新货币的铸造及新货币制度的实施，对日本来说北方大国俄国依然是一个巨大威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1896年俄国与清朝缔结过密约，约定共同防日。同时俄国得到东清铁路筑路权，并于1898年得到旅大港的租借权。1899年俄国借义和团起义之机事实上占领整个满洲（中国东北）地区，攫取在该地区的独占权益，义和团被镇压后俄国仍不撤兵。为了对抗俄国的所谓南下政策，伊藤博文与井上馨提出与俄国进行交涉，以承认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支配权换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支配地位（即所谓“满朝交换论”）的建议，当时的首相桂太郎以及山县有朋、小村寿太郎等人则力主与英国结盟。1901年底日本政府内倾向于对俄妥协的伊藤博文访问俄国，伊藤博文对俄国提出他认为日本国内“好战派”可以接受的基础协议条件：俄国应当彻底让出朝鲜，任凭日本全权主宰；日本则容忍俄国占领关东州并修筑通往旅顺口的中东铁路支线，但要俄国从满洲撤军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与此同时日本与英国的谈判也进行到最后阶段，伊藤博文此行不过是最后的与俄妥协努力。俄国政府并未接受伊藤博文的协议基础，而是用反建议把日本人最核心的要求顶了回去，这便加速英、日两国关于英日同盟的谈判。英国则主动接近日本，于1902年结成日英同盟，伊藤博文最后也为日英缔结同盟作了努力。1892年伊藤博文再任首相后为摆脱国内危机，欲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又怕西方列强尤其俄国出面干涉，故利用俄国与英国的矛盾，力图与英国结盟，取得支持。由外相陆奥宗光出面与英国谈判，于1894年7月签订新的英日通商条约。新条约取消治外法权，还取得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但是关税自主权仍未收回，只是规定特定的品种可以提高税率，此后美、德、奥等国都仿照英日新条约与日本签订新约。而关税自主权直到1911年才由日本政府完全收回，最终完成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使命。

萨摩藩

（一）萨摩藩正式名称为鹿儿岛藩，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藩属地，在九州西南部。在江户时代其领地控有萨摩国、大隅国和部分日向国属地，此外琉球王国也受他们控制，领土包括今日的鹿儿岛县全域（含琉球国的奄美群岛）与宫崎县的西南部。在德川幕府前这里是萨摩国、大隅国和部分日向国属地，关原之战之后成立萨摩藩。江户时代和幕府关系亲近的大名藩属在江户即东京附近，而关系越疏远其属地就离江户越远，萨摩藩在日本四岛的最西，与幕府的关系可想而知。所以其青年武士阶层推动革新，与其附近的长州藩的青年武士一起在和西方列强的接触中发展壮大，被称为强藩。幕末时期萨摩藩等强藩组成倒幕联盟，主张废除幕府，还政天皇，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权之后日本内阁的大多数阁员都来自长州藩和萨摩藩。1609年萨摩藩派大将桦山久高入侵当时的琉球国，开始日本对琉球的征服。藩制采用外城制、门割制等独特的兵农分离制，很大程度上保留中世纪末期的统治体制。这种藩制加上火山地带、台风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使生产力停滞，瓦解封建制的力量得不到发展。整个江户时代除逃散等消极抵抗外几乎没有出现百姓一揆，然而参觐交代和帮助幕府大兴土木等造成藩财政的沉重负担，尤其是重豪执政时财政陷入极度窘迫的境地。1827年在家老调所广乡的主持下实现藩政改革，中心内容是整理藩债，增产砂糖等土特产，加强专卖，同琉球秘密贸易，财政随即开始好转。1851年齐彬任藩主后推行藩营事业，如建立洋式军备、建设藩营工厂等。通过这些改革和党派斗争，改革派成长起来。幕府末期压制激进的尊王攘夷运动，拥立久光，作为主张公武合体的大藩而活动。但在萨英战争和参与会议分裂后转为讨幕派，与长州藩结成萨长同盟，推进武力讨幕，掌握主导权，直到明治维新。维新后成为新政府的核心萨摩阀，西乡隆盛等一部分人因西南战争而被除掉，但政治家、军人、官僚辈出，与长州藩阀同为藩阀官僚政治核心。萨摩藩的大名（即藩主）为岛津，明治维新以后因藩改县运动后被免除藩国领主地位，受封为“华族”，爵位为公爵。藩政改革是日本江户幕府时期各藩国围绕藩政领导权和为解决财政危机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幕政改革大体相应。各藩改革的方式和目的因时而异，成败不一。初期多以稳定和提倡农业生产、垦殖新田、维护藩政为目的；中期以增收年贡租赋、殖产兴业、加强专卖、发展商品经济为目的；后期多以缓和农民反抗、垄断商贸、充实财政、改革军制为目的，其中以西南诸藩的改革为典型。通过改革藩政后各藩中下级藩士逐渐掌握藩政实权，成为尊王倒幕运动的领导力量。幕政改革是日本江户幕府为挽救幕藩体制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17世纪末以后商品经济发展，幕府和诸藩财政拮据，武士贫困，农民分化，天灾不断，城乡人民起义频发，统治体制动摇。为防止幕藩体制的瓦解，江户幕府先后实行四次大的改革：（1）享保改革：享保年间（1716—1735）幕府将军德川吉宗以恢复“廉洁政治”为目标，推行诸项政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改革收到一定成效。

（二）（2）田沼改革：幕府老中田沼意次（1719—1788）在任内（1769—1786）推行重商策，统制行会，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加强外贸，推崇洋（兰）学，但改革中途而断。（3）宽政改革：宽政年间（1789—1800）幕府首席老中松平定信（1758—1829）以稳定农业经济、抑制商品经济为目标，推行奖励垦殖、紧缩财政之策，遭失败。（4）天保改革：天保年间（1830—1843）幕府首席老中水野忠邦（1794—1851）以实行“新政”为主旨，推行社会、经济等项改革，遭幕府内部反对派和地方势力抵制，终至失败。幕府诸次改革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甚至背道而驰，更加剧社会矛盾。明治维新之前萨摩藩就是倒幕运动的策源地，仁人志士辈出。维新后萨摩藩掌握海军，与长州藩并称为“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名人辈出，盛极一时，最早的旧日本海军几乎都是萨摩藩的人。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海军三巨头（海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都是萨摩人。关原之战时岛津家虽然身处西军，在战后应当处在被清算的一方，但德川家康一方面忌惮岛津军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下爆发出的强大战斗力；一方面尊重这样一个比较强大的对手，就基本维持岛津领地原状，这也使得岛津家成为除德川本家之外堪与伊达、前田等并称的雄藩。1755年继承萨摩大名之位的岛津重豪相对于前几代家主时很有特点：寿命有特点：在医疗和保健不太发达的古代人的平均寿命是很短的，能活到35岁就算不错，35岁时古人就可以自称“老夫”，能活到60岁就算了不得的高寿。岛津重豪活到89岁，这个寿命实在是厉害，所以岛津重豪制定的政策有很长的延续性。子女有特点：岛津育有子女26人，人数上特点不太大，特点在于子女的归宿。岛津重豪的女儿嫁的几乎都是成功人士，有嫁给大名的，还有嫁给将军的。岛津重豪的一部分儿子过继给中津藩、福冈藩、八户藩、丸冈藩的大名做养子，他的这部分儿子有的甚至因此继承这些大名的家业，从此萨摩藩因为朝中有人而在幕府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搞教育很有特点：岛津重豪为了提升武士阶层的知识水平而开设“造士馆”，招收武士来学习，武士不论级别高低，只要想学习，一律招收，所以培养出来许多文武双全的武士。主修日外科目比如文学、农学、历史、医学、生物学，这个学校日后出了不少高材生，比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等。兴趣爱好广泛：买了一大堆价值不菲的舶来品，家里放不下，修个仓库来放，还设个官职来管仓库。修个专种中药的中药园，做研究。搞个动物园，养大量稀奇的动物，观赏观赏。喜欢跟荷兰人结伴游长崎，增广见闻。修个“明时馆”，研究天文历法。花钱很有特点：岛津重豪消费意识超前，花钱没个谱，嫁女儿搞一大票嫁妆挣面子。买外国货流水样花钱，搞教育把钱当纸用。萨摩藩存款不够用，就大量借款按揭消费，搞得萨摩藩每年收的税只够还利息。萨摩藩让岛津重豪这么一打理后立即气象一新，首先萨摩藩在幕府跟前说的上话，然后萨摩藩的下级武士们有希望当高级干部，下级武士们立即精神抖擞，热爱萨摩。最后萨摩藩形成一股学习先进外国科学技术的风气（日本称“兰学”），这是日本近代化始于萨摩的原因。

（三）岛津重豪在1833年去世，在他在世时他的儿子岛津齐宣基本是个摆设。1833年岛津重豪之孙岛津齐兴即大名位，重用调所广乡进行萨摩藩经济改革。要说调所广乡真是个人物，一口答应岛津重豪把萨摩藩的500万两外债还了，还每年存款50万两。出于对调所广乡的信任，重豪临去前任命调所广乡为家老，齐兴相信爷爷的眼光，继续重用调所。调所是这样还债的，召集债主，说借据以老换新。债主们不疑有他，交出借据，调所突然把借据扔到火里付之一炬。调所气运丹田大喝道：“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这一身肉你们拿去！”众债主见状倒也不敢真剁了调所，调所是武士，债主们大多是商人。调所见众人情绪有所平复，再开口说：“诸位不必伤心，我也没说要赖账，我还是有还债的打算的。”众人一听，来了精神，等待下文。调所慢条斯理的说道：“我们打算250年以内还清各位的钱，也就是说各位的孙子的压岁钱我们负责给。”一众债主为之绝倒，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武士，还是家老级别的高级武士。赖账赖的如此有诚意，一众债主心悦诚服，不得不答应调所的要求。赖账还是小意思，为了增加收入调所还采取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出口陶瓷制品，专卖萨摩黑砂糖，生产玻璃，大力清查贪污腐败等措施开源节流。一来二去，萨摩藩居然一举“还清”外债，到1840年还每年盈余50万两。岛津齐兴看着藩库里大把的银子热泪盈眶，多少年了，萨摩藩终于有存款了，荷包鼓起来了，该办几件要紧事了。虽说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不允许日本和外国通商，可“锁国令”不是防火墙，不断的有英美法俄的船只在萨摩附近转悠，时不时的要求开放港口通商。萨摩藩当然是拒绝外国的无理要求，西洋诸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诉诸武力，萨摩藩看到西洋诸夷的武力强大，不得不答应西夷的部分要求。比如1837年7月11日美国商船莫里森号来到萨摩，借交还日本难民之机要求通商，萨摩藩以炮击回应，美船退走。1844年法国东方舰队来到琉球那霸港，要求琉球宗主萨摩允许萨摩和法国通商，不然法军将攻占那霸，见法军实力强劲，萨摩不得不同意法国的要求，允许法国和萨摩藩在那霸通商。对岛津齐兴触动最大的是西边的老大帝国清国在“鸦片战争”中不敌英夷兵威，战败而开国。齐兴为了避免清国的命运，决心学习西夷的军事防备西夷的入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岛津齐兴设立“炮术馆”和“中村制药所”，研究西洋大炮和西洋火药。后来岛津齐兴之子岛津齐彬1851年即大名位之后建造“集成馆”，进一步强化萨摩的近代化。集成馆中包括以下产业：冶铁反射炉、熔矿炉、钻孔盘（给大炮开穴用的器械）、玻璃工厂、锻造厂、蒸汽机关制造所、金属细加工所、造币所、造船所、纺织工厂等等。有了近代工业的底子，萨摩藩开始用仿制的洋枪洋炮来武装自己的军队，就连海军也搞出三艘蒸汽风帆动力军舰。在萨摩藩看来拿刀砍拿箭射的战斗模式早就过时了，新时代的武士就要像萨摩藩一样用洋枪用洋炮，时不时的拼刺刀。硬件搞好了，萨摩藩还不断的在萨摩藩行政中心鹿儿岛搞演习，防备外夷可能的入侵，不想这一措施还真在以后的“萨英战争”中起到作用。

（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岛津齐彬还打破身份限制，大规模提拔下级武士中的人才到大名府担任高级职务，比如十分有名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自此武士的身份限制在萨摩藩被完全打破，只要是武士，无论身份等级如何，只要有才干就能提拔，这为萨摩藩的强大奠定人事基础。1858年岛津齐彬病亡，岛津齐彬之同父异母弟岛津久光掌握萨摩实权，岛津久光继承的是工业发达、武力强大、财政充实的萨摩藩。岛津久光认为萨摩藩的实力足以抵御外夷，所以岛津久光仍然和他的父祖辈一样希望把外夷赶出日本，保持日本的锁国状态。萨琉战争又称萨琉之役、琉日战争、庆长琉球之役、岛津侵入事件、琉球征服、琉球出兵等，是指1609年日本萨摩藩发动的侵略中国明朝藩属国琉球的战争，以琉球战败、缔结掟十五条、成为萨摩附庸告终。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通过萨摩的岛津氏向琉球施加压力，逼迫其向日本提供征服朝鲜所用的粮食，琉球一面不得不顺从日本的要求，提供部分粮食；一面将这一情报上报宗主国明朝，而上报的人就是郑迥（谢名亲方利山）。随着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万历朝鲜战争）失败，明朝和日本的正常往来途径中断，德川家康开幕江户，同明朝的往来被提上议事日程。恰好在1603年有琉球人漂流至陆奥伊达领，德川家康命令将他送还回国，借机提出琉球派谢礼使来日的要求，试图以琉球为媒介来通贡于明，但这一要求被琉球拒绝，同时琉球王尚宁还起用对日强硬的郑迥为三司官。另一方面萨摩的岛津家久考虑到占领琉球有扩大领地和对明贸易的利益等有利性，而且谋求强化自己在萨摩藩的权力，便计划出兵琉球。1606六月这个出兵计划得到德川家康的同意，1609年三月四日萨摩大将桦山久高和平田增宗的率领战船百艘、士兵三千从山川港出发，向琉球王国发起进攻，途经吐噶喇列岛时强征20名船长和250名水手担任向导。三月七日萨摩军抵达奄美诸岛，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军事抵抗。奄美大岛的居民对登陆的萨摩藩军队非常友善，甚至还为其提供物资补给。三月八日萨摩军占领奄美大岛、喜界岛，稍事休整，于三月十六日南下进攻德之岛。萨摩藩军队在德之岛遭遇顽强抵抗，但军事实力悬殊，终于三月二十二日攻陷德之岛，三月二十四日萨摩军乘胜攻陷冲永良部岛。三月二十六日萨摩军在琉球本岛北部的运天港登陆，翌日攻陷今归仁城，直逼琉球国都首里城。琉球亡国动员四千兵力防守首里城，但是以刀剑、长矛和弓箭为武器的琉球守军与以火枪为武器、经过日本国内战国时代历练的萨摩藩强兵相比时战斗力差距明显。虽然琉球守军在郑迥、毛继祖（丰见城亲方盛续）和向德深（越来亲方朝首）等人的率领下在浦添、那霸港、识名原等局部地区进行有限的抵抗，但仍无法挽回战事全局。四月四日琉球国王尚宁开城投降，萨摩军在翌日接管首里城，又经过十余天战斗后控制琉球本岛，琉球国王尚宁和百官都成为萨摩的俘虏。

（五）萨摩控制琉球本岛后没有向庆良间诸岛、久米岛、宫古列岛、八重山列岛等岛屿派兵，而是通过琉球王国的三司官命令这些岛屿的守军放弃抵抗，向萨摩藩投降。根据史料记载显示战争期间萨摩藩军队对琉球一般民众的掠夺、放火和杀戮时有发生。1609年五月十五日尚宁君臣一百余人被押往萨摩，德川家康对于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军事胜利给予褒奖。1609年七月初七日江户幕府授予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对琉球群岛的统治权，但同时指示岛津家久不要把尚宁当做俘虏，而是要按照接待外国使节的规格给予琉球国王一行应有的礼遇。按照德川家康的指示时在1610年五月十六日尚宁一行被岛津家久带往江户，七月二十日到达京都，八月初六到达骏府城。八月十四日德川家康在骏府城接受尚宁的谒见，八月二十五日尚宁一行到达江户。八月二十八日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在江户城接受尚宁的谒见，九月初三日德川秀忠宴请琉球国王尚宁和岛津家久，席间德川秀忠向尚宁表示江户幕府并无以他姓取代中山王之意，保证琉球王国的国家延续，并令岛津家久速将尚宁送还回国。1610年九月十五日尚宁等人离开江户，十二月二十四日回到鹿儿岛，但是岛津家久并未允许尚宁一行回国。1611年九月九日萨摩藩向尚宁提出琉球王国必须遵守的15条基本法律（掟十五条），其中包括对琉球王国对外贸易和航海自由的限制、对琉球王国人事权的限制、对琉球王国年贡税收的规定、对琉球王国社会治安管理的规定等直接干涉琉球王国内政的内容以及要求琉球王国君臣发誓永远效忠萨摩藩并割让奄美诸岛等苛刻条件。在萨摩藩的武力威胁下尚宁君臣被迫在“起请文”（起誓书）上签字画押，只有郑迥厉斥萨摩藩的强盗行径，拒绝签字效忠，最后被萨摩斩首。1611年十二月十五日尚宁君臣被释放回国，尚宁被日本扣押期间临时负责琉球王国政务的三司官马良弼（名护亲方良丰）于1609年十月派遣郑俊出使明朝通报“倭乱”。翌年正月又派遣进贡使毛凤仪来到福州，通过福建巡抚陈子贞等官员将“倭乱”之事禀报给明神宗。明神宗召毛凤仪等进京，在听取其报告后令毛凤仪等转达对蒙受“倭乱”的尚宁的安抚，同时要求福建官员将“倭乱”的细节再度上报。之后陈子贞收集大量关于“倭乱”的资料，整理后上奏明神宗。明廷默认这一现实，对萨摩藩入侵琉球一直保持沉默，未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战争影响：对萨琉关系：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急于确立萨摩藩与琉球王国之间的主从关系，立即将日本“幕藩体制”中的“知行”制度引入琉球。为了确定琉球王国的纳税标准，岛津家久派遣萨摩藩总管伊势贞昌率队先后在冲绳诸岛、先岛诸岛和奄美诸岛实施“检地”（耕地测量）。根据“检地”结果时萨摩藩规定琉球王国每年必须向萨摩藩进贡大米十二万三千七百石。其中被强行编入萨摩藩直辖地的奄美诸岛每年向萨摩藩进贡大米四万三千二百五十七石，琉球王国所属的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每年向萨摩藩进贡大米八万零四百四十三石。

（六）通过对琉球的征服，萨摩藩的财力增至九十万石，成为日本国内仅次于加贺藩的第二大藩。1629年以后萨摩藩为了直接控制琉球王国的政治和经济，建立“在番奉行”制度，派遣萨摩藩家臣常驻琉球王国各主要附属岛屿，直接掌管各地的行政。1629年萨摩藩在宫古列岛首先设置“宫古岛在番奉行”，1631年在冲绳岛设置“琉球在番奉行”，1632年又在八重山列岛设置“八重山岛在番奉行”，这样一来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统治由早期的间接统治变化为直接统治。1634年江户幕府决定将琉球王国编入萨摩藩的领地，并禁止琉球国王使用“中山王”的称号，改称“琉球国司”，至此琉球王国正式沦为萨摩藩的附庸国。在江户幕府的授权下萨摩藩通过“掟十五力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琉球王国实行严格控制，琉球王国向中国派遣进贡船以及进贡船归国、册封使来港等外交大事都要遣使向萨摩藩通报。萨摩藩对琉球群岛的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琉球王国的硫磺、蔗糖等重要产品的生产、流通都被萨摩藩所控制。琉球王国对明王朝朝贡贸易的丰厚利润被萨摩藩攫取，萨摩藩在琉球群岛征收人头税使琉球人民深陷苦难。同时每当萨摩藩和江户幕府发生主君更替、公子诞生、婚丧嫁娶等大事的时候琉球王国都要向日本派遣使者，日本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琉球也遣使慰问，琉球每年还要向萨摩藩派遣“年头使”庆祝新年。这种建立在日常交往基础上的交流使得萨琉关系越来越密切，琉球王国也逐渐接受作为萨摩附庸的现实。对中琉关系：萨琉战争后琉球王国依然接受明朝的册封，并向明朝进贡。1612年正月琉球国王派遣进贡使栢寿、陈华出使明朝，奉表入贡。但是贡品中掺杂着一些日本土特产品，栢寿、陈华等对此解释说：“‘倭乱’使得琉球国民生活贫困，因而贡品准备不周。”明王朝首辅叶向高怀疑琉球王国已被日本兼并，日本人在暗中操控琉球的朝贡贸易，并从中受益，因而主张拒收琉球王国的贡品。针对朝廷内部的议论时明神宗接受礼部的建议，将琉球的贡期从二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直到1623年调整为五年一贡，1634年恢复二年一贡的旧例。知行制是指日本古代的一种收入分配制度，平安、镰仓、室町时代指直接支配土地和财产，江户时代知行用以表示领主对领地的支配权。江户时代的知行或知行制分地方知行制和俸禄制两种，地方知行制是家臣从主君领受土地作为知行地，有决定和征收年贡权，使役或处罚农民权，直接支配领地。俸禄制只有知行量，而无具体的知行地，代之由主君从年贡收入中分给一些禄米，是一种没有直接支配的农民和土地、仅保证年贡收入的知行制。江户初期幕府领地和藩的领地一般都实行地方知行制，随着幕藩体制的确立，地方知行制仅限于大名和高级家臣，权力也受很大限制，成为名义上的制度。十七世纪中期许多藩进行初期的藩政改革，把地方知行制改为俸禄制，集中并加强大名的权力，整顿统治农民的一元化机构。俸禄制下的家臣也作为藏米取或切米取，与此相对的是地方知行制的家臣则称知行取，但随着知行地的授予流于形式，也逐渐变为藏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