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ok : CHAPTER 4 - LONDON
CHAPTER 4 - LONDON
第四章 - 伦敦
有关他们的故事接着从英国一处位于伦敦的法国唱片公司Source的办公室说起,Erlend和Eirik的音乐职业生涯也正是在这里起色的。原因是将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有重大意义的包裹寄到这里。可以说，这家公司是他们音乐道路上的一块不可或缺的奠基石。
“在如今的这个时代，很少人会对这样一支乐队背后的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我由衷地庆幸自己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点滴，他们也是第一个我未曾耳闻过的乐队。即便几乎不为人知，他们在乐界也一直都保持低调行事。”身任Source音乐总监的Seb Chew在自己的办公室这样评价到。
在KOC跻身乐界之初，我们的世界恰好迈入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互联网时代。也因此，由于他们的出道相对过早，而在次年才会盛行的音乐分享与收听技术尚且未出现，从而导致乐队及艺术家们的作品无法得到人们广泛的传播。
美国编程师Shawn Fanning，于1999年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文件共享软件——Napster。因为它的诞生，从而才使得MP3的音乐格式能通过互联网分享给千千万万的听众。然而两年后，出于侵权的缘故，许多唱片公司最终关闭了Napster的服务，但却催生了其他的文件共享服务出世，如“LimeWire”和“Kazaa”。而“MySpace”并没有参与到这场翻新的变革中，而是直到2003年的秋天问世。
也因此，纵使成片从挪威寄来的唱片包裹被有条不紊地排列在Seb Chew（英国DJ,也是唱片公司的CEO）的办公桌前，距离挪威唱片销量的黄金期却仍旧还差数年之久。
在2002年，1370万张CD在挪威本地出售，而Source则每天都在忙于接收未来可能会成为音乐艺人或是乐队的demo（演示样本）。
Chew打算给公司的经理A和B(音乐艺术家和情报员）做个小测试，那就是去快速地筛选并分类出demo的好坏。好坏的程度也进行了分类，由“差”到“稍好”再到“似乎有着未来可期的潜质”。
对于Seb Chew而言，比起其他几家唱片公司，他对挪威音乐人的作品更为喜爱。
“我基本上会把所有寄来的演示样带都挨个听过去，以及我确信一定还有一些我没来得及听的散落在房间各处。这些人为了打磨他们的音乐作品付出了很多汗水，而当这一切凝练成音符和旋律叩击我心扉之时，我往往不禁为之感慨。”
在几周后的某一天，Seb Chew终于拆开了KOC寄来的样带并聆听了起来，那一刻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两人近在咫尺。“那时我立即就被他们的真挚所打动了。他们创作的灵感是家乡赋予的，那也是我从未涉足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振奋不已。在那个互联网时代尚未到来，信息闭塞的时代，人们对世界认知还仍旧浮浅的当年，他们的音乐，就像是为我开辟了一方新天地。”
就这样，KOC来到了这里和这家唱片公司正式签约，但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他们早在QITNL之前发行的唱片。首先是Mikal Telle在卑尔根Éllet唱片公司发行的三张7寸唱片，它们全是在1999年发行的。而在2000年秋天，Source唱片公司发行了EP“Playing Live In a Room”之前，美国乔治州的唱片公司Kindercore又发行了一张同名专辑。
Eirik解释到：“Kindercore和Éllet在该唱片的发行上几乎是与Source同时进行的，至于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那是因为我们想先从较小的唱片公司开始起步，从而率先打好粉丝的基础，这便是为什么这些小公司会比Source先发行该唱片的原因。”
Erlend补充到：“只不过Kindercore仅仅是发布了我们的demo罢了，要说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首专那还得是Quiet Is the New Loud莫属,不论从哪种层面上来说都是如此。”
Fredrik Saroea,挪威乐队Datarock中的一员，负责设计KOC那张被Kindercore发表出去的演示唱片的封面，在设计过程中，Eirik和Erlend的脸在其乐队名字的上方，同样也是在所有曲名的正上方。而在Kindercore的发行专里，第一首就是“Toxic Girl”。
同样是像KOC的首张唱片那样,这首歌被做进了一张7英寸唱片并于1999年得以发行。唱片的A-side由“Toxic Girl”以及“Leaning Against the Wall”和“Days I Had With You”组成,这首新曲也从未在KOC以往的专辑里出现过。而B-side则是由一众纯享的乐器作品构成的。这张唱片也是于Éllet唱片公司发行的首张唱片。至于为什么要在这家公司发行，是因为*Mikal Telle想将KOC的作品与风格各异的艺术家和乐队做比较，如Annie（挪威女歌手，2005年发行首张电子流行曲风的专辑《ANNIEMAL》）、Bjørn Torske（现居卑尔根的house音乐流派制作人），以及乐队Ralph Myerz & The Jack Herren（1997年在卑尔根成立的乐队，早期在该公司发表过相关的音乐作品）。
接下来要说的是两首单曲——“Failure”与“Brave New World”以及“Parallel Lines”和“Winning A Battle,Losing The War”它们都是在1999年的4月于格拉斯哥（Glesca，是英国苏格兰最大的城市）的Kindercore唱片公司与苏格兰人Paul Chesham一同录制完成的。
至于QITNL剩下的8首曲目，则是在卑尔根由*Morten Arnetvedt于Ornkli录音室录制完成的。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QTTNL发行的早年，即1980年。那时挪威NRK电视台正播出一档长期的音乐节目“Syng med oss”(挪威语，译为一起唱）。那时贝斯手Morten Arnetvedt是合唱团唱的一员。而早在数年前就与NRK电视台的管弦乐团同台演出过。
他是制作QITNL的主心骨。在该专辑的版权声明处，有这样一句话——“Many thanks to Morten Arnetvedt for Kowning your stuff,as well as the road to the source of wisdom.”（特此鸣谢Morten Arnetvedt的倾力相助，你的才思好比一座智慧的源泉）。
Arnetvedt回忆到：“对于KOC而言，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商业化、快节奏，高频的音乐走向背离了他们本初的意向，他们极其热衷于音乐的原创性，不论是何种层面上，这点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这真的很难得，因为在这之前与艺人的合作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不过是常常自诩于那些既定且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罢了。”
在Arnetvedt遇见KOC的两个人之前，首先接触的便是年轻时候的Erlend，那时Øye还用自己的歌唱专长录制了一些个人的独唱歌曲。
“我记得Erlend年轻时录制了一首名叫“Racerbil”（挪语，译为赛车）的曲子。”Arnetvedt回忆到,只不过关于这件事就连Erlend自己也不太记得了，现在看来，就算想找回那时录制的音源也是不可能的了。
“Øye还提及了几首自行录制的曲子，诸如“Ny dag på lasteplanet”，翻译过来是“New day on the truckload”（卡车上的一天）,以及“Hjelpeløs gutt fortapt på rulleskøyter”,译作“Helpless boy doomed on roller skates”（注定被淘汰的溜冰男孩）。Erlend把这些曲子放进了Skog最初的歌曲栏目中，并称它们是一组‘富有幽默感的小曲调’。”
说回Morten Arnetvedt,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次与Erlend在录音室的经历后，机缘巧合之下，Skog也在他的录音室录制了他们的曲目，但最终，Skog终究难免解散的命运。Erlend便寄希望于他和Eirik的另一个组合，也就是KOC。
“那时我的录音室有些简易的设备，虽说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东西，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不知名人士被吸引到这儿来了，其中Erlend就成了我重点关注的对象。当很多人都秉持着对设备不满的态度时,Erlend则是不以为然，这与我初识Erlend的映像丝毫未变，还是熟悉的那个他，他们（KOC）在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也同样明白自己不想要什么。”Arnetvedt如是说到。
我（作者）不禁发问Q1:“你对他们的映像那么地深刻，难道他们是当时你所结识的乐队中的佼佼者吗？”
“不，并非如此。他们真正吸引我的地方是彼此滴磨合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音乐里顿悟独特的思想观念是他们难能可贵的长处”Morten接着说到，“在此期间，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部分也提及了设备的使用问题。当时我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他们的出现却给了我一种雀跃的新鲜感。看得出来，他们对于需求的判断比其他人都更富有经验以及果敢。他们也会在行事之前，相互商讨，而其结果往往也绝非总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是很有主见的人。”
Q2 :“正如你所见，究竟是何种契机才会使得KOC自从Kindercore唱片公司那张专辑发行后又创作出了QITNL？”
“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正经营一家大型且专业化极强的公司，那么你将跻身于一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这就好比一支本是当地的酒吧球队在未经过任何部门审批的情况下一路踢进了曼联。对于他们是否一改过去的曲风这点我无从知晓，但我知道他们之后在利物浦（Liverpool,英格兰港口城市）录制的曲目都是在极其专业的设备条件下完成的。另一边，我们恰好把车开到了位于Verftet的一个音乐工作室附近（Verftet区,位于挪威卑尔根市近郊）。”他接着说，“我的工作室坐落于卑尔根，有麦克风和录音机，但当然不会那么基础，我只是借此说明我们所做的是极致的简化。当他们继续为自己的音乐事业深造时，回荡在我耳边的已然不是他们的声音，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我并非是在完全虔诚地关注着他们的进步。”
在这之后，Arnetvedt便不再拥有KOC之前在工作室录制的8首歌曲的原始母带了，而这些最终被收录在了kindercore的版本中。他说，自从他搬迁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些歌曲的版权就不归他所有了，最后在verftet开完解约会议之后，他便不再与Eirik和Erlend有合作关系。
Q3 :“所以，和他们一同工作的那段时光感觉如何？”
“实际上他们的天分超出了我的预期，可以说，他们是所有与我合作的乐队里最接近成功的一支。我甚至可以预见他们未来的发展路线。若将他们的风格对比当时以摇滚为主流的音乐，你会发现他们要比那些重金属摇滚乐团要有趣的多。我十分庆幸自己能与他们相遇。早在数年前，在19世纪初期，这样的乐队就好比那时臭名昭著的音乐艺术家Greven(Vrag Vikerns,别称）那样不予理会，且被视作是游手好闲的存在。然而，我在某个不合时宜的节点和Greven相遇了，也因此我们有过不少争执。而KOC有的则是他们微妙的平衡感。每当他们的音乐奏响耳畔，随之而来的便是那两把弹得让人心痒的原声吉他和两副肉嗓发出的干净澈亮的声音，而其中所酝酿的情感之丰富，绝非是一首华丽的乐曲所能传达的。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极其乐意与像是KOC这样的乐队合作。”
在2000年，KOC最初的EP “Playing Live In A Room”终究是在英国的Source唱片公司发布了。其中包含了5首曲目——“Toxic Girl”；后来在QITNL得以完善的“Singing Softly to Me”；“Into the Ring of Fire”,以及这首法语小曲“Parr-à-pluie”(雨幕）和“Until You Understand”。
“要知道，在那个互联网还尚未成为主流的时段，音乐市场的诞生无疑是带给了时下生活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体验。在那些天里，对于那些小众向独立音乐人来说，将他们的作品发散至世界各处是一段相当艰辛的历程。而在这里，作为日后重要传播途的CD市场仅了占及其微薄的比重，所以想让多数人听到他们的曲子是绝对不现实的事。那时，当我们一同商讨该用何种方式制作首专时，他们提议想先去回顾那时在Kindercore发行的EP，但也有可能会另外找一个像是Ken Nelson(英国的唱片制作人）这样的人合作，然后或许就能在两个声音和两把吉他这样的基本设定之外再加入一些关于制作及编曲的新奇想法。”KOC的签约人,Seb Chew如是说道。
“在我看来，KOC的那张于Kindercore发行的专辑是值得称赞的，所以在这之后我们就继续合作下去了。” Seb答到。
最终，在KOC的努力下，于kindercore早期发布的10首曲子里，有6首在得到完善后被选入了首专之中。
在首专的小册子里，有一处特别印刷了Eirik和Erlend对Chew的鸣谢——“Seb‘Small little things, that's the key!’（细枝末节乃点睛之匙）”。这是他在录音过程中经常对KOC提及的要领。Seb补充说：”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总是有其他人建议进行更多的创新和安排，但无论是KOC还是我都保持着不容动摇的态度，即我们要专攻的是细节上的差异，而非堆砌繁琐的乐器”。
……
这张唱片的一切开端始于Erlend和Eirik寄给伦敦Source唱片公司的那个包裹，在今后的时日里，KOC在他们的音乐生涯中仍与英国有着紧密的联系。最后，Quiet Is the New Loud是在英国的利物浦录制完成的。而他们作为“KOC”的首场演出，则是在1998年5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于 Covent Garden（科文特花园，位于伦敦西区，是城內主要的剧场和娱乐中心）的诗歌咖啡馆举办的。这年也是这个双人乐队成立问世的第一年。后来，他们总共在英国举办了五场音乐会。
2001年1月，在首专发行的前几天，他们还在英国的电影艺术节上举办了一次小型的巡回演出，并在电影开始放映前进行了表演。而影院则建在新Wembley区（温布利，位于英国伦敦，著名的温布利球场就坐落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