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富论》中关于社会分工的关键叙述

卷一 第一章 论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对于推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各种制造业工艺中，如果能进行合理的劳动分工，其劳动生产力能够成比例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因素：

1、        分工后工人对所负责工序的熟练程度提高；

2、        节约了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浪费的时间；

3、        有利于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当然，上述观点更适用于制造业和传统工业。因为从国家角度看，富国的农业生产并不总是对穷国的农业有明显优势。在农业本身的性质、农业生产所需的气候、地形、土壤等因素交织下，国际市场上富国的农产品的价格、品质等并不一定优于穷国农产品。但在制造业上，由于富国的劳动分工程度更高，劳动生产力更高，工业品的价格和品质一般会优于穷国的同类产品。

从工业革命到如今时代，工业与农业之间都存在普遍的利润剪刀差，因此，在传统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下，国际间的马太效应尤为明显。

不过，在现代经济环境下，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亚当斯密的观点。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明显，农业机械化、自动化、集约化程度不断提升，外包和分工特征更加凸显，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也总体呈缩小趋势。实际上，劳动生产力的“红利”外延已经推广到了农业，富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更加明显了。

从微观的角度看，劳动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并进而形成了大工厂生产模式，消灭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创造了更大的生产和消费环境。推而广之，产品从生产到售出，必然经过一条相对长的产业链，流动的资本创造了数倍于产品本身的价值，整体上看，社会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了。当然，亚当斯密的“普遍富裕”并没有实现，“国”富了，民不一定富了，这就是传统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问题。

第二章 论劳动分工的原因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与人的本性、理性、自私和交换能力密不可分，并且是人类所特有的。为了提升个体生活质量，个体的人需要其他个体的帮助，出于利己心和利他心（这种利他心本质上也是一种利己），这种帮助往往是功利性的，在人类社会中还具有一定的契约性，并进而形成了劳动分工：交易、契约、买卖都是劳动分工的体现，或者说，劳动分工正是建立在功利关系（自私）基础上，并发展而来的。

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人类社会产生了职业和市场，不同的职业最初源于个体间微小的天赋才能的差异，本质上是人将各自的劳动进行交换。

当然，不同个体的差异不仅是劳动分工的因素，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人因利益形成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通过剩余产品的交换强化了个体间的差异，并强化了职业和市场，这种分化又对人本身的发展提出了差异化的要求。循环往复之下，交换倾向形成了不同职业甚至不同阶级的人才能上的差异（这里的才能更倾向于后天形成），也使这种差异变得有用。最后，通过互通有无、交易和交换的一般天性，每个个体的才能成为了人类社会共有的财富，彼此有利，也极大地提升了整体劳动生产力，促进了社会进步。

不过，这一切都建立在每个个体的劳动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利益分配的前提下，否则所谓的分工和差异化只会导致阶层的固化和人的异化。

第三章 论市场范围对分工的限制

交换能力引发了劳动分工，因此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即市场大小的限制。

当市场相对大时，分工程度也就更高，因为供给侧需要更高的生产力以满足需求侧。相应地，当市场狭小时，高程度的分工是不必要的，因为会导致极度的供过于求。

市场范围，既与产品流通和交换的活跃区域大小有关，也与单位区域内市场活跃程度有关。这两者的加强都与当时英国航运事业的发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