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若是野蛮，有的人连猴子都不如！”
评论区的民粹无知属实难蚌，up的春秋笔法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对义和团的暴行和破坏性只字不提。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一共有2万3千多中国教民被杀害，许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义和团运动中一共只杀了3百余个洋人(亦有资料初步的确切数字是231人，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绝大多数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真实的义和团其杀死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邹容《革命军》
他们不仅毁坏教堂，杀害教堂中的人，对洋人开的商店也进行攻击。当时北京前门有两家重要外国店面，一家是老德记洋货铺，另一家屈臣氏洋药店。
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14]对义和团后期纪律败坏的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有用洋物者，如纸烟、小眼镜、洋伞、洋袜，必杀无赦。曾有六位学士路遇义和团，因身边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便被乱刀拿下。还有一家因有一根火柴被搜出，结果一家八口全部被杀。
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指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也包括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无法无天，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天津之战开始后，一些拳民看见远处有个妇女在跑，就大喊道：“直眼往何处逃？”她听到后跪在地上说：“我非直眼，乃某处某人之妻也。”拳民说：“尔额有纹，安能讳耶？”随即把她拖至坛门外杀掉。
他们的老板是外国人，但是员工基本都是中国人。于是，他们也不分黑白，进行烧毁。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附近中国人开的店面和住房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导致1800余家商铺，7000余间民房被毁。可见义和团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他们的灭洋扶清的宗旨。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
1900年7月，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教堂的教民。先是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最后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
“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
严复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主客平议》一文：
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
义和拳幻想帮扶腐朽落后，压迫民众的满清政府的统治，体现其落后性，一群无知愚昧的暴民沦为清政府对外愚昧外交尝试的工具，且直接导致授西方列强入侵的口实，为八国联军侵华造成平民之后灾难的起因，秋瑾《精卫石》：
“义和拳酿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
袁伟时认为：
大陆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的评价是有意美化的，义和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和反封建。
李文海称义和团运动中除了多伤人命之外，中国人经济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例如，义和团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点火焚烧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一把火烧掉了附近的商铺1800余家，民居7000余间。
况且私以为义和团今日能受清政府召见盲目攻击洋人和无辜平民，明日又何尝不能受清政府之命去镇压民变和革命？不过是暴行终究造成外国军队入境的祸害，只能对内凶暴，而不能抵御外侮，便被其清主子无情地丢弃镇压。
在抵抗八国联军战争中阵亡的清军高级将领不少，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黑龙江副都统凤翔，直隶总督裕禄，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直隶提督聂士成。义和团首领几乎没有，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等著名义和团领袖却并未在反侵略战场上牺牲，而且死得最多的往往是青少年，”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天津一月记》
聂世成是当时反抗侵略最著名的清军将领，当时西方军队称聂军是中国最强悍的军队。洋人根本不把义和团放在眼里：“华兵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勇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据《西巡回銮始末记》）
聂士成反对义和团：“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由于聂世成镇压义和团，被义和团视为仇敌。聂军与八国联军交战时，义和团从后边袭击，而且要到聂家杀害聂士成的母亲、妻子及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