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肖像

  冬末春初的时候，我们送走了老爷爷。   老爷爷是我爹的爷爷，我爷爷的爹。九十有九，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那天天阴，阴白的云从头顶笼到天边。西洋号班子一齐吹，身上的黑雨衣一面布满碎白光，另一面又显着黑碎皮。我盯住一个人的脸，他吹号子时脸鼓起来，有一团细长的影贴在颊后，瞬而又在脖颌交界的地方凹出一块影。 对老爷爷的死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在他被推进焚化炉前的一刻，我看见他突然坐起身来，盯住我看了一会儿，问：“你是谁呀？”我无声地在心里大声地喊：“龙二！”他嘿嘿笑两声：“二什么呀？”接着自顾自地拍手唱去唱：“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再一眨眼，他已经被完全推进炉子里了。他太老了，耳背，认不清谁是谁，这是我对他的唯一印象。 回家的路上，父亲骑三轮，我坐在车上，脚边放着老爷爷。车子扬起一路的风尘，黄沙一团散在车后，一路追着三轮跑，车子一颠一颠，铁片子振动发出“当当”的响声，我紧抓住扶手，身子晃着，看老爷爷的骨灰盒跳舞。当我们恭恭敬敬把它放在坛子上时，我在想焚化炉究竟焚了什么。他走得太轻飘飘了。 在白天与黑夜交界的时候，整个天都是带点光的冷青色。我们吃过饭，整个家都静默地看了会儿电视，便相互告说要睡觉了。老家屋子少，我和父亲同睡一间，咱俩傍着对方的躺着。狗吠乘风远远荡来，摩托呼啸着，像浪一般从巷子里涌过。 我终于开口问了：“老爷爷叫什么呢。” 父亲挪了一下身子，被子间悄悄地发出摩擦声：“德荣，以前叫木椅。” “木椅这名字多有意思，为什么改了。” “他参军的时候，别人说，他是红军的儿子，应该有个新名字。” “他还当过兵？”我坐起身子。 “是啊。”他也坐起来。天太黑，我只能看清一团白影起来。他说：“九十九岁，二三年的人了，什么没经历过呢？”他拍拍床，又说：“这里以前还是个土房，没有床，只有炕，兄弟姐妹七个人整齐躺着，听你老爷爷讲战场上的故事。”他突然停住了，向窗外看去，天上正流着奇异的紫色。咱俩静默了一会儿，他或许在回忆：“他讲他在朝鲜的故事，他说他被美国人打中脸了，子弹正巧穿颊而过，只给他脸上留个洞，又一颗炸弹炸开，把他炸翻在地，他就喊，‘哎哟，哎哟……’，后来人们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他还活着，就把他带下来了。” “还有吗？” “他炸得一手好糖糕……” “我是说战场上的事儿。” 父亲停下来盯了我半天，说：“他才当了多久的兵呐。人这一辈子长得很呐。”他又顿了一下，接着讲他没讲完的故事：“一回他炸好糖糕，扭头去找你老奶奶。” “惠惠！惠惠！”老爷爷喊，“给我倒一碗酒来。” 厨房不见动静，只有拨水洗碗的声音。 老爷爷一手扶着门框，探头进厨房：“惠惠，酒呢？”老奶奶脚边叠着一叠洗过的碗，阳光从一扇小窗钻进来，留下一快方方正正的光布覆在碗上。阳光不断搓着水滴，让它刺出亮晶晶的光来。老奶奶低着眼不理他，仍旧轮转着碗洗着。老爷爷翻箱倒柜找起来。老奶奶突然扬起碗：“ 吃糖糕喝什么酒！”老爷爷捂着头，缩着脖子，迈开腿跑了。 西边的天又泛起一点青色，一点一点浸向紫色。父亲说：“你老奶奶砸人时专用一只木碗，那只碗是他们结婚时的嫁妆。” 老爷爷和老奶奶坐在房顶上数玉米。亮黄一片平房延伸到平原尽头。老爷爷抽出一根玉米，说：“这个大给你吃。”老奶奶仍旧数着说：“我牙不好，不能吃了。”老爷爷呵呵笑了起来：“我牙还好的嘞。”说完便张大嘴，露出牙齿。老奶奶闭着嘴笑了两声。老爷爷回头去数，数了几个，又抽出一根玉米说：“这个小，给你吃。”当他回过头去，老奶奶闭着眼，安静地躺在玉米堆上。“惠惠？惠惠？”老爷爷轻轻地摇了一下老奶奶。她走了。 老爷爷自己倒酒喝，专用那只木碗，喝完便洗净放在厨里。 天空像是一片海，几朵云船似的游过去，星星像泡泡一样向大地冒过来。父亲突然爬起身，爬到窗边，一手挥去了上面的水雾，指着院子里一块空地说：“那里以前支着一个葡萄架，一到夏天就有葡萄藤挂在上面，悬下了一团叶子。” “光长叶子不长葡萄。”父亲拽着一根藤想。 那时候的世界比现在年轻许多岁。葡萄架上悬着的叶子一层一层筛掉了阳光，筛出了阴影，他就躲在阴影里盼着葡萄长出来。他听着鸟儿扑扇翅膀咕咕叫声，撇着头盯着从地下冒出来的水龙头和堆叠的铁罐。 他喊：“木椅！木椅！”没有人回答他。 他又喊：“木椅！木椅！”屋里传来一声：“诶！这儿呢！”门就打开了。门鼓着空气发出沉响。老爷爷走出来，他问：“你在干什么呀？”父亲并不回答他，看看葡萄架，又扭头问：“这个葡萄啥时候长出来呀？”老爷爷嘿嘿笑两声，他说：“该它长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父亲说：“长出来了甜的给你吃。”老爷爷由衷地笑了，他身上六十多年的岁月跟他一起笑：“我老了，吃不了甜的。”父亲又问：“那你吃酸的呀？”老爷爷说：“酸的给惠惠吃。”父亲依旧盯着葡萄望得出神。他想，葡萄熟了就拿木碗盛着去洗，就在这边的水龙头，这些洗完拿去吃。给爷爷吃不甜的，给奶奶吃酸的。 父亲还在说，他说：“有件事情是你爷爷告诉我的。老爷爷是兵，你爷爷就想着，从他屋子里翻出把枪来……”他手比作枪，在胸口冲我“啪”了一下子。 他仍在讲着，像是一个绵长的梦。在梦里，他说，我画。我一笔一笔，一点一点画出了老爷爷的肖像，他冲我笑着。这不是一个老爷爷的笑，这是幼年的，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每分每秒甚至每一毫秒每一微秒的，所有老爷爷的笑。 我猜想这就是时间与生命的关系。我们都以为时间已经不注意自己了，它却蛰伏在你身旁，一点一点蚕食生命。等你的儿子从你房间里翻出一把枪了，等你的孙子给你端来葡萄了，等你的老伴走了，或是等你的玄孙大声地告诉你他回来了，时间就会惊醒，走到你身旁，对你说一句：“嘿，你老了。”然而时间也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它会一点一点地赋予你重量。你的肖像到底有多重，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或许哪一天你的生命熄灭了，但那肖像确确实实存在过。像化石，或是沉睡着，或者重见天日，或是既沉睡着又重见天日。 肖像的重量是何种死亡都带不走的。死亡带不走我们的重量，我们理应是幸福的。 老爷爷的肖像有九十九年的重量，这是焚化炉焚不灭的。 第二天我起迟了。我疑心我的闹钟坏了，因为它没叫醒我，只叫醒了初春的雨。当我醒来时外面正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我爬起身，爬到窗旁，推开窗，初春寒风一拥而入，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定眼一望，那块地被白茫茫的雨雾覆着，一片绿油油的小草探出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