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从1880年到1930年， 德国思想界普遍存在着对西方文明的危机意识， 它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自然科学对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产生冲击的结果， 但这冲击反过来又导致科学自身的危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 以黑格尔、费希特为代表的观念论开始衰落， 哲学在自然科学面前几无话语权可言， 对于如何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思想家们分化出各种不同的主张： 其一是认为哲学应该向科学学习， 甚至把自己变成科学的一个分支，由此促成了主张关注经验领域、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其二是主张哲学本质上就是非理性的， 哲学关注的内容应该是本能、情感、意志、信仰等理性不能处理的问题， 这就是以克尔凯郭尔、尼采、柏格森等人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第三是认为哲学应该排除经验， 回到先验领域去通过划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将科学和哲学处理的问题领域明确地区分开来， 哲学不需要干涉各门科学的具体内容， 但它可以成为科学的科学， 去探索知识的一般结构， 为所有的知识提供一种可靠的分类法。这就是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的新康德主义的路线。然而， 无论哪种路径都无法弥合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分裂， 反而让这种分裂更加突显。科学一味想要把人文学科中的“非科学的”、“主观”的东西排除出去， 反过来也导致了其自身的危机。正如胡塞尔所言：“在19世纪后半叶， 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 ……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即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第16页。) 人们发现最终无法把这些内容从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删除， 因为恰恰就是它们构成了人自身。一旦科学驱逐了非理性的、主观的东西， 人的生存本身也就被驱逐出去了， 那么包括科学研究在内的人的一切生存活动就都丧失了意义， 结果“对于世界由以获得其意义的‘绝对的’理性的信念， 对于历史的意义的信念， 对于人性的意义的信念，即对于人为他个人的生存和一般的人的生存获得合理意义的能力的信念， 都崩溃了。”(同上， 第23页。) 后面我们会看到， 这同样也是海德格尔所关心的问题， 他认为科学研究是以此在的日常操劳为前提的， 而操劳又是以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操心为基础的， 取消了这个生存论的基础结构， 科学自身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科学排除人的非理性元素， 看起来是让自己变得更客观更纯粹了，其实反而让自身陷入了危机， 这种危机深藏不露， 因为它“并没有损害专门科学的理论成果，然而却彻底动摇了它们的整个真理的意义。”(同上, 第22页。) 总而言之, 科学与哲学就像一对闹别扭的冤家情侣， 既不能融为一体， 又没法一刀两断， 更不能够用其中一个取代或者吞并另外一个。海德格尔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早有关注。在《存在与时间》出版6年以前， 海德格尔已经相信“科学在原则上是不同于哲学的”， 因此“哲学必须摆脱走向科学、即走向科学的世界观学说这一‘世俗化’倾向。”(《宗教现象学引论》， 第9-10页。) 但二者也并不是背道而驰的， 相反， 科学和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根基， 那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去蔽。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 科学和哲学并不是对立竞争的关系， 而是各有各的方向， 各有各的长处： 科学研究的是存在者层面的问题， 其提问的方式是：“事物的本质为何?”哲学研究的应该是存在层面的问题， 它的提问方式是：“事物是如何存在的?”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就像拉弓和射箭的关系。射箭是往前射出， 而拉弓则要朝后拉。因此科学和哲学可以相互补充： 在科学看来是自明的东西， 在存在论上却是模糊不清的； 在存在论上可以明明白白被显露出来的东西， 对科学来说反而是难题。这同时也说明了哲学有自己专属的研究问题和路径， 哲学如果看不到这一点， 反而用科学方式去提问和思考， 就只会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越来越远。这看起来很像新康德主义的思路， 但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后者人为地把经验和价值一分为二， 经验代表自然科学处理的领域， 价值代表人文科学和哲学处理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