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儒士的担当

  古典儒生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古代那种农耕时代是具有可行性的，因为当时决定家族财富的有两点：1土地庄园；2跟秦制内高层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说古代豪门大族耕读传家，为什么古人对中举这么入迷，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当你仕途通达，你的家人亲友被庇佑在你的小“天下”。而当你还是“白身”，手无权力，那你跟处在古典中国最底层的贩夫走卒都处在秦制压迫的最底层。你也就只能躬耕于乡野，处江湖之远了，保护自己免受底层恶吏的欺压已是幸事。秦制之恶，这里就不用详解。

  我主要是谈谈新自由主义儒士的一点观点。古代儒士的学识能力见解，就如同一种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如果想要投入市场（唯一的市场就是中央跟地方政府），必须要跟秦制中央跟权力中心——最高独裁者皇帝达成。就如同马克思所说：“从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 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如果达不成这次惊险的跳跃，那么这个人的一生与家族往往就如字面意义上的粉身碎骨一样，在古典洼地的社会阶层上自由落体，土地与家庭成员的个人自由任由社会各阶层蚕食，包括最底层的农奴也会咬你几口。

这是社会意义上的鲸降。无他，就是因为秦制下权力才是唯一的财产险，而你也只能并且只被允许从皇帝处买。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新自由主义儒生则不同（这里我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按照传统观点应该归为儒生的中华知识精英）。新自由主义给这群儒生提供了体制外的出路，这种出路不仅仅是可以投身市场去搏杀，而是自由化带给你许多个将你自己的知识跟认知水平变现的渠道，打破了秦制的特有垄断。而市场化则要求即使是秦制洼地，当权者也必须对私有财产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保护。传统的秦制限制实际上都被解决，当你的见解与认知水平可以在金融市场，投机市场上获得回报，那你其实就是自己的雇佣者。

更何况论语有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当年孔夫子都有坐小木筏run Japan的勇气，新儒生不是传统洼地的腐儒，雅思学在手，N1跟我走。天下之大，有洼地这种狗畜横行之所，那自然也有水草丰美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