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锦源：一在清议，二在门第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结社而自我组织起来，形成了政治权力无法控制的士林，另一方面，这一士林由于缺乏共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知识背景，又分裂为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团体。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的现象。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由于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观念影响，他们很少以正式的团体名义出现，通常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志同道合的同仁共同体。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仁共同体，都是以同仁刊物为中心：20年代的《努力周报》、30年代的《独立评论》、40年代的《独立时论》。 之所以不愿正式结社，而以同仁刊物为中心，乃是因为胡适等人对政治的态度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不是具体的政治参与，而是通过公共的舆论影响社会和政治。

知识分子社团的舆论影响，通过公共传媒得以实现，而公共传媒是“知识人社会”中，除了学校之外最大的公共网络。

现代传媒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无疑是报纸、杂志、书籍这些现代传媒的产物，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它们是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中国的公共领域，假如与欧洲的历史比较，有许多非典型的形态，甚至可以判定其不成为公共领域。不过，假如将其放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里面来看，可以发现其自有渊源所在。公共传媒虽然是到近代才出现的，但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公共舆论，却是历史悠久。如今被称为公共舆论的，在传统中国被成为清议，它是士大夫的专利。清议的传统历经春秋的“乡校”、战国的“稷下学宫”、东汉的“太学”之后，到明代中晚期，由于士林中讲学与结社之风盛行、东林书院崛起、士大夫的清议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明季王学士人的讲学，还是局限在士人圈里面，尽管有面向民众的讲会，亦有限。然而，晚清所出现的以报纸为中心的公共传媒，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现代公共传媒的出现，与印刷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报纸的前身是邸报，有研究表明，明末士大夫的结社与邸报大有关系。邸报成为社会舆论、形成天下的中介。 到了晚清，邸报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一般知识公众扩张。之所以如此，乃是与不断改进的印刷业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关。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从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在晚清中国，当出现了《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1896年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舆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 以公共舆论为中心的“知识人社会”才拥有了可能性基础。报纸不仅传播现代知识，也是事实真相和公众舆论的生产者。现代的公共舆论从其自我理解来说，从传统的清议演化而来，但清议只是在士大夫阶层内部，并不是面对社会公众的。而现代的公共舆论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公众有着直接的动员作用，影响非过去的清议所能比肩。

所谓的社会公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固定的存在，他们是被现代传媒和公共舆论建构起来的，是一群流动的、临时的、想象性的人群，比如阅读公众、戏剧公众、文学公众等。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而影响大众。与宋明时期的士绅不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知识公众，是在特定的公共空间之中所聚集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人。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与此相对应，全国的大报、地方性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的白话小报。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传媒网络，它们各自面对的公众也是不同的，这一公众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人社会”中的等级性网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全国性大报的读者，可能是地方报纸的作者，而地方报纸的读者，又可能成为家乡小报的作者――公众就这样一层层蔓延展开，形成一个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中大城市为中介、最后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分子公众网络。而这一网络，正是通过公共传媒的“想象的舆论共同体”建构起来的。

钱穆先生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到了现代，清议演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身，都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遍布全国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些网结点似乎没有中心，彼此联络的人脉网络也各有交叉，却使得这张文化权力网络实实在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又互相对抗、平衡和互相抵消。不管如何，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人社会”，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的强大，令掌握枪杆子的军阀、把持政权的政客官僚、拥有金钱的财团和握有底层势力的秘密社会，都对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所借重，奉为上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