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我为啥要上B站

        我到B站发表“说案”的视频已经一个月了，不少熟人都对我表示赞赏。有人说我是“老骥伏枥”，有人说我是“事业创新”，有人说我有“年青人的心态”，有人说我敢于“追新潮赶时髦”。其实我自己知道，我上B站主要是“没事找事”，而且有偶然的机遇。当然，这都与我的退休有关。

        去年岁末，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我的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5岁再推迟到68岁的经历，发表在2020年第45期《中国新闻周刊》上，标题是“人生舞台的三次谢幕”。

        60岁时，我没有按一般教师的退休年龄退休，而是按学校政策延迟到65岁。于是，在学生们的帮助下，我于2013年5月在人民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个人著作展——“法学与文学——何家弘教授著作展”。那算是第一次谢幕。

        65岁时，我又得益于学校的新政策，因为“杰出人文社科学者”和“大华讲席教授”的身份而再次延缓退休。于是，我又在学生们的帮助下，于2018年2月2日在人民大学明德堂举办了个人演唱会——“草原情，高山恋——何家弘教授民歌演唱会”。那算是第二次谢幕。

        2021年我68岁，这回真该退休了，我就把2020年作为学术生涯的最后一年，努力站好最后一班岗，主要目标是多发表论文。这一年因新冠疫情而宅居在家，我就连编带造，一共写成23篇论文，包括9篇英文。于是，庚子鼠年就成为我发表论文最多的一年。这算是第三次谢幕。

        在“三次谢幕”一文中，我还声明自己退休后要调整生活模式，以健康快乐为目标，夫妻携手练国标，准备参加舞蹈比赛。

        本学期开学后，我一边按原计划给学生讲课，一边做好“最后一课”的准备，并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一些同事和学生。按照学校的现行规定，我应该在4月1日办理退休手续，但时间临近，我却没有收到通知，就请人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暂缓”，要等学校领导统一研究决定，因为大华讲席教授中还有与我的情况类似的人。据说，校方认为我们还有可以发挥的“余热”。于是，我的退休就第三次延迟了，而且时间待定。

        从1969年到“北大荒”下乡务农算起，连干带不干，我已经工作了52年，养成了勤劳的习惯。既然不退休，我就继续给学生讲课，继续指导博士生，原定的“关门弟子”又有了新的师弟。对于我这个老教师来说，讲课和指导学生都是轻车熟路，而计划中的论文写作任务都已完成，于是我就突然清闲起来，甚至有时间到网上去找人打桥牌！对此，我还真有些不太习惯，就不禁自问：我还能干点儿而啥呢？

        这些年，我在学生的帮助下维持了一个微信公号——《法学家茶座何家弘》，今年初还有人帮我建了一个“头条号”，主要发表杂文随笔类文章。有些学生曾建议我录制一些讲课视频，在网上播放，但我一直无暇顾及。现在突然有了空闲时间，我就想到此事。正好，有人给我介绍了《瞰法》的徐总。她是人大法学院的毕业生，也算是我的学生。她很愿意帮我录制讲课视频。经过面谈协商，我决定通过一些著名案例来讲述证据法学知识，取名为“何家弘说案”。

        “说案”的内容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但是“说案”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个新的挑战。虽然我已教学多年，而且曾多次到电视台做节目或讲课，但是面对日新月异的网络文化传媒，我深感知识和技能的老旧，必须努力学习。在这方面，《瞰法》的团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首批视频播出之后，B站上的反应还不错。于是，我就决定继续说，起码要说到退休。在网上讲述证据法学的知识，同时传播一些法治思想，这也属于法学教授的本职工作吧？

        顺便说，国际足联也不让我退休。6月2日，我收到了国际足联秘书处的公函，正式通知并祝贺我再次当选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委员。这就是说，我还得为国际足联工作四年。

        我曾经说过，我是教师，不是律师，因此只能说案，无权办案。但是在国际足联，我有权办案，却不能说案，因为我有保密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