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代号 | 60年前的今天，中国没有导弹的历史结束了！

1960年11月5日，一个被写入中国航天史辉煌史册的日子。这天，我国生产的首款导弹，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靶场一举发射成功！

从这天开始，中国没有导弹的历史结束了！

我们在阅读航天文献时，往往会发现用不同的代号来称呼这款导弹，“P-2”导弹、“1059工程”“102任务”“东风1号”导弹等。

其中，P-2是引进代号，1059是仿制代号，102是发射任务代号，东风1号是正式命名的代号。透过这四个代号的演进过程，我们一起走进那段艰难曲折而又灿烂辉煌的历史。

聂荣臻、陈赓赴苏谈判引进导弹，代号“P-2”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开创了尖端武器用于实战的历史先河。

进入冷战后，美苏两国竞相开发尖端武器，对战争形态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促使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定决心发展自己的尖端武器。

早在1952年制定军队五年规划时，周恩来就派人征求专家发展原子弹和导弹意见，由于当时各种条件尚不具备，只是在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些准备。

1955年10月，我国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由美国回到国内，1956年2月1日受到毛主席接见。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钱学森于1956年2月向中央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导弹武器的研究生产提出具体建议。

在经过同钱学森等科学家反复讨论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党决策发展中国自己的导弹事业。

1956年4月成立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主抓导弹事业；5月和10月，相继成立了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简称五局）和国防部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钱学森任五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兼五院院长。钱学森在全军高级干部中开始普及导弹知识，挂着元帅、将军肩章的高级将领纷纷参加《导弹概论》培训班。

学习研究、发展导弹成了全军上上下下的普遍共识。中国导弹事业从此肇始！

1957年9月7日，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之命，率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到苏联进行尖端武器合作事宜谈判，导弹方面有陈赓大将、钱学森等专家。经过35天的努力，于10月15日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10月15日协定》或《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7年10月25日，聂荣臻同宋任穷、陈赓联名向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写报告，详细汇报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的经过、结果，提出了今后各有关部门为落实《10月15日协定》应分别做好的各项工作。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吸收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宋任穷讨论了这个报告，原则同意。

按此协定，引进了苏制P-2导弹（P-2，俄文代号，P读“尔”，故有人直接译为“尔-2导弹”）。

苏制导弹是仿制德国V-2导弹的产物，对于已经有了P-7导弹的苏联来说，P-2导弹谈不上多先进。但对于中国而言，只有一年前引进过P-1，只有少数人对导弹知识稍有了解，包括大多数专家几乎一无所知，特别是导弹工业基础几乎一无所有。此时引进了P-2导弹，已经相当不错了。

P-2导弹进入中国具体过程，被记录在了钱学森1958年1月24日给国防科委的书面汇报中：

1957年12月12日由耿锐同志率领50名接装人员赴满洲里。20日办完换车手续即开赴北京，至24日18时15分到达长辛店，该次列车共计51节，随行苏军人员102名（内有37名军官）。20时开始卸车入库，至25日8时大部分安全入库，13时全部入库。在一夜接装过程中，苏军士兵与我全体接装人员，均不顾疲劳，积极搬运，保证了部件按时安全入库。

导弹到来之前，有关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

11月到12月，聂荣臻多次找相关负责同志和五院领导，研究部署导弹到来后的研究、仿制和生产等问题。12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由炮兵和国防部五院共同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承担接收P-2导弹装备和学习、训练。

开局顺利，曙光初现，我国导弹事业前途在望！

我国的导弹事业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决策下发展起来的。早在1956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把原子弹、导弹搞起来”。

国防部五院成立及“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建院方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57年中苏谈判也始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包括重大项目和重大进展，如引进P-2导弹等，聂荣臻都向毛泽东适时作了汇报，毛泽东及时作出指示。

正是有了前期这样的努力，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时指出：归根结底是争取十五年和平。工业生产，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90%-95%的机器可以自己制造，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全部都可以造了。毛泽东豪迈地宣称，“再过十年八年，卫星、火箭都可造。”表达了中国发展导弹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

半年过后的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发展尖端武器的蓝图已经绘就，成竹在胸。

1960年1月22日-2月27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成为指导发展尖端事业的重要遵循。有了高层的决心和基层的努力，中国导弹事业进入快车道。

聂荣臻支持五院进行导弹仿制，代号“1059”

现代尖端装备的到来，在军队高层引起了较大轰动，高级将领纷纷前来视察参观。

1958年3月16日，聂荣臻同贺龙、陈毅、黄克诚、张爱萍一起，来到五院教导大队，观看了学员操作苏制P-2导弹进行操作训练。陈毅元帅风趣地说：过去我们炮击金门，人家说是蚊子叫，听不见，如果我们的导弹上了天，原子弹响了，那就不是蚊子叫，而是老虎叫、狮子吼，人家才买账呢。

谈判成功后、导弹到来之前，聂荣臻就早早布局，多次对研究、试制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1957年10月30日，聂荣臻嘱咐黄克诚、粟裕、陈赓等，召集五院的钱学森、王诤等开会，就《10月15日协定》签订后所产生的新情况和新任务，导弹研究工作的领导和机构的组织形式如何适应等问题作了研究。

11月12日，聂荣臻召集黄克诚、陈赓等开会，进一步商讨《10月15日协定》的执行问题。会议讨论了有关地地导弹如何仿制生产，研究机构的工作、试制工厂、生产工厂等各项工作的安排问题。还提出要把二机部在北京的211厂，作为今后主要担负五院的P-2导弹试制任务的工厂。

12月10日，聂荣臻召集陈赓、安东、钱学森、王诤等开会，商讨五院1958年工作方针和任务问题时说：从明年开始，五院首先要集中力量研究、消化P-2地对地导弹的资料和样品，在此基础上进行仿制。只有对P-2导弹研究、仿制获得一定成就，苏联才能供应我们中程导弹。五院只有仿制成功P-2，才能继续研究中程的，掌握更高级的。这个方针一定要明确。因此，五院的一分院和二分院都应以仿制P-2为中心工作。

党中央的坚强决心和严密部署，元帅将军的殷切期望和热情鼓励，化作了航天人的满腔豪情和执着精神。钱学森领导五院的科技人员，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试制工作。

钱学森是我国科学家中，第一位对导弹有着深刻认识并有着工程实践的专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在美国就参与了火箭研制，二战胜利后，曾作为美国军方代表团成员参与了考察德国V-2型火箭研制基地的活动。国防部五院成立伊始，钱学森就规划了导弹研究计划。

1956年12月，五院成立刚刚2个月过后，苏联援助中国的第一批两枚Р-1导弹抵达北京。接收的两枚Р-1导弹中，一枚是供教学用的解剖弹，另一枚是完整的可供拆装的导弹。导弹一到五院，根据聂荣臻“仿制苏联提供的P-1导弹”指示精神，五院立刻开始进行“反设计”工作。所谓“反设计”就是对导弹进行拆装、测绘，从而了解导弹的结构、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为未来设计自己的导弹练兵。经过反设计，初步掌握了导弹的基本结构、材料性能和一些原理，为仿制P-2导弹，奠定了重要基础。

谈判成功引进P-2后，对性能落后的P-1的反设计工作就停止了，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对P-2的仿制。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需要，1957年11月至12月，五院成立了一分院和二分院，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仿制工作中。苏联提供的设计资料运抵北京后，翻译和描图工作随即展开。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苏联派出的专家陆续来华。211厂200多名修飞机的铆工、80多名工艺工装设计人员，改学高温钎焊、氩弧焊等焊接技术，变身为制造导弹的焊工。

五院制定的目标是，在1959年9月前完成仿制任务，争取在10月国庆节期间试射，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这也是导弹的代号定为“1059”的原因。1959年4月，国防部五院正式颁布仿制导弹1059代号。自此，1059就成了中国发展导弹武器开端的符号，频繁出现各类文件中，后来也被写入中国航天史册上。

1959年6月20日，苏方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定的《十月十五日协定》。刚刚开始的导弹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为减少苏方的背叛行为给我国导弹事业造成的损害,中央果断决定要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

一是提出使用代料问题。五院起草了《关于为1059试制中采用材料的请示》的报告,于7月8日报送国防科委。7月9日聂荣臻批示：“我意外料未到应用国料试制，不要专赖外援,在试制过程中，可能遇到失败,决不可怕,只有在不断试验过程中才取得经验。材料也可能在试验中找到出路。”11月，聂总向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写出了《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的报告》。

1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两个报告，并向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发出通知说：“我们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的发展，一定要立足于本国材料的基础之上，同时，新型材料发展了，又必然会推动国民经济采用新技术，大有助于国民经济材料品种、质量问题的解决。必须下定决心，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个问题，万不能耽搁了。有关部门、高等学校和地方，凡是可以从事这项工作的，都要在统筹计划之下，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工作。”

二是调整仿制计划。由于苏联的举动，已经不可能按原计划完成仿制任务了，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调整。

1959年12月14日，钱学森同五院政委刘有光、副院长王诤、刘秉彦联合签发命令，颁发修订后的1059仿制计划。

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958年5月到1959年3月，主要任务是选厂定点、进行生产准备；

（二）从1959年3月到10月，主要任务是消化资料、全面开展仿制工作；

（三）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这是仿制的攻坚与决战阶段。

三是进一步确立“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正确指导思想。对苏联的动向，聂荣臻早就有所知觉，多次重申他首先提出、后被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自力更生为主方针。

1960年7月3日，聂荣臻就立足国内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向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写报告。报告说：一年多以来，苏联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援助与合作，处处卡紧，特别是在国防科学技术上已经封门。国民经济中的新技术，也已尽量控制。虽然有很多是两国签订了协议的，苏方却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给。

聂荣臻认为：“苏方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住我们，实在令人气愤。但是气愤是没有用的，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有可能这样一逼，反而成为发展我们科学技术的动力，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力争独立自主，依靠自己，而不是指望外援。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上才能完全主动，而不至于受制于人。”我们要有志气、有毅力，任何艰苦的科学技术课题，都要放手发动群众来试验研究，自己搞，绝不依赖；在这上面，有可能要多花一点钱，有些还要多花一点时间，但这是会得到报酬的，可以培养自己的力量，练出真本事。

11日，周恩来审阅了这一报告后，批送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传阅，并拟在会议期中，约有关同志等根据主席指示精神，拟出一套办法，再提书记处讨论，然后再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均圈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1059”仿制进入决战阶段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中断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中断一切资料和器材设备的供应。

在北戴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在7月18日的会议上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中央多次开会讨论苏联照会我我们的复信问题，各领导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一定要把尖端技术搞下去。同时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聂荣臻，8月14日对五院今后的任务以及与工业部门的分工作出重要指示：五院和三机部有关工厂完成苏联600公里地对地导弹的仿制后，成批生产任务，移交工业部门接收。聂荣臻还安排了“人力、物力、财力，首先要保证五院”的工作重点任务。

9月13日下午，聂荣臻同张爱萍、安东一起，听取王秉璋、王诤等汇报五院工作安排问题时说：苏联专家撤走了，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国内又面临经济调整，缩短战线保重点。我们的工作安排，应更扎实些、实在些。所有科研人员听到消息，纷纷表示，坚决顶住这股歪风，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按照钱学森等修改的仿制生产计划，1059导弹于1960年10月如期完成，24日开始启运北上导弹试验靶场。

首款国产导弹的另外两个代号是什么？我们下期揭晓！

作者 | 宋泽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