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三十六国是炎黄子孙】余太山《吐火罗问题》201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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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火罗语文书的发现和对吐火罗语以及有关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既是比较历史语言学界的大事，也是中亚学界的大事。盖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古文书残卷中，有若干以当时未知语言写成，其一即「Toγrï语」，定名之前一度被称为「第一种语言」。〔1〕定名的依据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eyasamitinātaka）的一则题记。该题记称此记乃自Toγrï语文本译为突厥语（Türk）者，而Toγrï语文本乃由圣月（Aryač（a）ntrï）自印度语（Äntkäk）编译而成。既然「第一种语言」的《弥勒会见记》有若干写本的原编译者正是圣月，可见这「第一种语言」应即Toγrï语。〔2〕

　　大部分残存的Toγrï语资料是译自梵语等的佛教文献，年代在公元500—800年间。经研究，Toγrï语属印欧语系，且有A和B两种方言，两者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相同或相似。A方言被回鹘人称为Toγrï语，其本名则为Ārśi语。〔3〕Ārśi即「焉耆」（Ārgi）之突厥语译。〔4〕B方言则被回鹘人称为Küsän语。Küsän即「龟兹」（Kučā，Kuči）之突厥语译。〔5〕A种方言主要流行於焉耆及高昌一带，而B种方言则集中在龟兹，亦见於焉耆等地。

　　若干语言特征表明（如：数词100在A和B两种方言中分别作känt和kante，等於拉丁语的centum），Toγrï语属於centum语组。〔6〕其发祥地当在欧洲，与凯尔特语及其以东的日耳曼语、希腊语、波罗的语等有较密切的关系。〔7〕这似乎表明操Toγrï语之族群在非常早的时代就脱离了印欧语系共同体，在经过长途跋涉後，有一部份东向进入了中国境内。

　　Toγrï语的情况果如前述，就不仅给语言学家，也给历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释的问题。

　　其一，不管操Toγrï语的族群起源於何处，既然它很早就来到中国，应在中国史籍中留下印迹。换言之，他们究竟是以什么名称出现在中国史籍中的？

　　其二，果如多数学者所指，原始印欧语系部落起源於西方〔8〕，则操Toγrï语的族群是何时、大致沿着什么路线东迁到达中国及其西北地区的？

　　其三，「Toγrï」一名究竟何指？按之对音，无妨视为「Θογαρ，Θαγουρ-，Τοχαρ-，Τuχār，Təχwār，Tukhār-」，亦卽汉语「吐火罗」之对音。果然，操这种语言的族群和Sacae（塞种）是什么关系？盖据Strabo，Tochari系Sacae部落之一。

　　其四，「Toγrï」果卽Tochari，何故同时代Tokharestan以及其他Tochari人活动地区居民的语言并不操Toγrï语？尤其是被称为「吐火罗斯坦」（《大唐西域记》卷一所谓「覩货逻国故地」）地区的居民的主要语言可能是伊朗语〔9〕，无疑不同於Toγrï语。〔10〕玄奘的时期去出土Toχrï语文书的年代不远，如果玄奘所记阿耆尼国和屈支国居民的语言分别是Toγrï语A和B两种方言，则玄奘所记「睹货逻国」的语言又该如何解释？

　　其五，A方言已有本名，回鹘人何故还称之为「Toγrï语」？

　　其六，既然B方言被回鹘人称为Küsän语，且有译自Küsän语之Toγrï语文献，如《十业道譬喻鬘》（Daśakarmapathāvadānamālā）等，〔11〕足见两种方言有较大的区别，然则操A、B两种方言之族群又是什么关系？

　　以上六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学者责无旁贷。本文是我有关上述诸问题的一些思考，以第一个问题为核心。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Toγrï语有多种方言。这应该是操这种语言之族群的分化导致的，因而操Toγrï语的族群可能以若干不同的名称出现，不仅不同方言的族群可能有不同的名称，操同一种方言的人亦可分属不同的集团，从而具有不同的名称。换言之，Toγrï语族群应该具有若干汉语名称，而能够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者应予优先考虑：

　　一、其名称应能与Toγrï、Küsän或Ārśi勘同。

　　二、其人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时间足够早，能与印欧语族的出现相衔接。

　　三、其语言和体貌特征为印欧人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先秦典籍中，大致符合以上条件的有大夏、月氏和允姓之戎三者。以下依次叙说这三者的有关情况。

一〔12〕

　　1．「大夏」最早见于《左传》。《左传·昭元年传》载：「迁实沈于大夏」。《左传·定四年传》载：「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此大夏或夏虚旣可能在翼城也可能在虞乡、平阳或太原。

　　又，《吕氏春秋·本味篇》称美「大夏之盐」，盐指解池之盐，此大夏当在安邑。《战国策·秦策四》称：「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魏都安邑所在本为夏虚卽大夏之虚。

　　又，《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有「禹凿龙门，通大夏」之语，此大夏在鄂，近龙门。《世本》称唐叔虞「居鄂」，亦因其地有大夏之虚。

　　又，《史记·吴太伯世家》：「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此夏虚在大阳。

　　以上文献所见大夏或夏虚应即卜辞所见土方。「土方」之「土」〔tha〕不妨视为「大夏」〔dat-hea〕之「大」，「土〔方〕」是「大夏」的省称。两者地望相同，均在殷之西北，亦即晋南。卜辞有「唐」或「唐土」亦即大夏。「唐」〔dang〕、「土」乃同名异译。武丁曾封筑大邑于唐土以镇压土方。

　　《诗·商颂》称「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知禹曾治理土方。而相传禹都阳城、平阳、安邑、晋阳。如前述，平阳、安邑、晋阳均可能有大夏之虚。

　　要之，晋南亦即翼城（今翼城）、虞乡（今永济）、平阳（今临汾西）、太原、安邑（今夏县）、鄂（今临汾西乡宁县）、大阳（今平陆）均有大夏之虚或夏虚，亦即大夏人的遗迹。

　　2．晋南的大夏人后迁至临夏乃至河西。

　　《管子·小匡篇》载齐桓公西征「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同书「封禅篇」亦称：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这两则记载中的「大夏」（「泰夏」）应在河西。

　　又，《穆天子传》（卷四）称穆天子西征曾经由「西夏氏」之地。「西夏」即大夏，其地亦在河西。称为「西夏」，因大夏之故地更在其东。《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当早于前三世纪，所描述的时代至迟为春秋，故所载「西夏」或即齐桓公所征讨的大夏。此外，《吕氏春秋·古乐篇》等亦载往赴昆仑（今阿尔泰山）需经由大夏。

　　又，《山海经·北山经》所载敦薨之山和敦薨之水乃指今祁连山和党河。「敦薨」与「大夏」得视为同名异译，上述山水皆因大夏人而得名。可知直至河西走廊西端均曾有大夏人活动。汉代「敦煌」〔tuən-huang〕郡应得名于「敦薨」〔tuən-xuəng〕，亦即得名于「大夏」。

　　不仅河西曾见大夏活动，更东南的临夏地区亦有其遗蹟。《汉书·地理志下》载陇西郡有县名「大夏」。《水经注·河水二》则载：洮水「左会大夏川水⋯⋯又东北迳大夏县古城南」。

　　除迁往河西外，似乎还有一枝大夏人自晋南迁往晋北或河套以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所作「琅邪台铭」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其中的地名「大夏」或者便是这支北迁大夏人的遗迹。

　　托勒密《地理志》〔13〕所载Thaguri人、Thaguri山和Thogara城（VI，6）均应位于河西地区，业已由对藏语、和阗语有关文书的研究得以证实。Thaguri、Thogara均得视为「大夏」的对译。这可以视作旁证。〔14〕

　　3．晋南的大夏可溯源于陶唐氏，即以尧部落为宗主包括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联合体。

　　相传「尧伐有唐」（《鹖冠子·世兵》）后，被封于晋南唐土，故称「唐侯」，而在继喾即位后，号陶唐氏，是因为尧或其后裔曾有迁徙之举，所居之地因而亦得名为「唐」；或译称为「陶」、为「唐」，「陶唐氏」一号由此而生。

　　有唐氏本为一古国，地在夏虚。唐人之得名于大夏，正如商人之得名于商丘。可见就名称而言，「唐」即「大夏」。「陶」〔du〕、「唐」〔dang〕均「大夏」之略译。

　　尧伐有唐氏后，其胤繁衍迁徙，晋南诸地遂有夏虚即大夏之虚。当然，其中若干也可能是尧所伐有唐氏之遗迹。至于鄂地之大夏，很可能便是《逸周书·史记解》所见「西夏」。因被尧所伐，有唐氏有一枝西迁至今乡宁一带，后被其东邻所幷；翼城既在大夏之西，故称「西夏」。《逸周书·王会解》有所谓「北唐戎」，或在太原晋阳。陶唐氏或有唐氏有一枝北上到达这一带也未可知。

　　陶唐氏衰亡后，夏后氏命彭姓之豕韦氏镇守其地。夏孔甲封陶唐氏之后刘累代豕韦氏守唐土，豕韦氏于殷末徙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

　　刘累及其后裔，除服事夏商周者外，有一部分先后踏上了北迁、西徙之路。不妨认为早在舜继位之初，这种迁徙的序幕已经揭开。

　　西迁者已如前述，北迁者可能就是《逸周书·王会解》所载贡「兹白牛」的大夏，亦即同篇所附「伊尹朝献篇」与「月氏」同列于「正北」的「大夏」。其地当在晋北或河套以北。「琅邪台铭」所见「大夏」或者也是其遗蹟。

　　4．中国史籍所载，除晋南、河西等地之大夏外，还有西域的大夏。据《史记·大宛列传》等记载可以考知，西域之大夏国位于妫水（今阿姆河）之南，其人「土着」，约前130年，被西迁的大月氏人征服。

　　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国，一说应即希腊巴克特里亚（Graeco-Bactria）王国。〔15〕今案：此说未安。《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夏国「无大君长」，「兵弱，畏战」。这与已知希腊巴克特里亚的情况不符，且「大夏」非Bactria之对译。〔16〕

　　另外，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亡于前140年左右，也就是说当大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时，该王国已灭亡了十年左右。因此，大月氏征服的大夏国不可能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据斯特拉波《地理志》〔17〕（xi，8）的记载可以考知，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应为自锡尔河北岸南下的Sacae（塞种）诸部：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因此，大夏应即Sacae四部之一的Tochari。「大夏」〔dat-hea〕可以视为Tochari的确切对译。由于进入阿姆河流域，原来游牧的Tochari人开始了农耕生活。

　　《史记·大宛列传》「无大君长」云云，也许正反映了进入巴克特里亚的塞种各部互不统属的局面。至于塞种诸部治下的巴克特里亚被称为「大夏」，则可能是因为当时Tochari人是诸部名义上的宗主；否则，便是其人占压倒多数的缘故。

　　有学者在指大夏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同时，指Tochari人为大月氏，试图使斯特拉波关于塞种四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记载与《史记·大宛列传》关于大月氏灭亡大夏的记载相一致。〔18〕其实，斯特拉波所载Tochari是塞种，塞种和月氏在中国史籍中有明确区分，而且「月氏」与Tochari对音也不相符。由此可见大月氏不可能是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Tochari。灭亡大夏国的大月氏不见载于西史，犹如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不见载于汉史，都是很正常的。

　　应该指出，Tochari中国史籍称之为「吐火罗」或「吐呼罗」等。而首次将大夏和吐火罗联系起来的是《新唐书·西域传下》：「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覩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此处所述「吐火罗」即大夏无疑就是《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大夏，而显然有别于大月氏。〔19〕

　　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来自伊犂河、楚河流域：据斯特拉波《地理志》的记载可以考知，自锡尔河北岸南下、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的Asii、Tochari等四部塞种来自伊犂河、楚河流域（《汉书·西域传》所谓「塞地」）。塞种占领这一地区的时间不能确知，但最早可能在前六世纪二十年代，亦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即位（前521年）之前。

　　大月氏被匈奴击败、西迁至伊犂河、楚河流域时，将该处的塞种逐走。于是一部分塞种南下帕米尔，另一部分则退缩至锡尔河北岸。很可能由于继续受到来自东方强邻的压力，包括若干Tochari人在内的部分塞种终于在前140年左右南渡锡尔河，经索格底亚那，侵入希腊人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占领了主要位于阿姆河南岸的后来被称为吐火罗斯坦的地区，《史记·大宛列传》所见大夏国于是成立。

　　可能在部分塞种南下巴克特里亚的同时，另有一枝以Tochari人为主的塞种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见大宛国。「大宛」〔dat-iuan〕亦得视为Tochari之异译。〔20〕南下帕米尔的塞种中，有一部分进入西北次大陆，另有一部分则可能东向进入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后者之中亦有吐火罗人。《汉书·西域传》所见西域南北道若干国名和地名，例如：「渠勒」〔gia-lek〕、「桃槐」〔do-huəi〕、「渠犂」〔gia-lyei〕、「单桓」〔duat-huan〕、「兑虚」〔duat-khia〕、「丹渠」〔tan-gia〕，均得视为Tochari之异译。

　　5．西域大夏迁自晋南还有以下一些旁证。

　　其一，西域大夏国的信息是张骞首次西使获得的。张骞这次西使的目的地本是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国。由于大月氏西迁，张骞跟踪而至阿姆河流域，才得知有大夏国。张骞在大夏地逗留了一年多，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定有较充分的了解。因此，他采用「大夏」这一古称命名一个由Tochari人建立的、当时业已臣服大月氏的国家，显然不会仅仅出于为Tochari找一确切音译的考虑。他称呼大夏国所临阿姆河（该河时名Vakhshu即Wakshu）为「妫水」，考虑到晋南有一条妫水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虞乡，如前所述，相传有夏虚即大夏之虚。张骞采用「大夏」这一名称时，显然想到了晋南乃至虞乡的大夏。

　　其二，张骞首次西使旨在联合月氏共同抵抗匈奴，虽因形势变化，这一目的未能实现，然张骞此行往返一十三年，备历艰辛，终于使西域诸国与西汉开始了双向的交往，即史迁所谓「凿空」。但是，《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在叙及张骞出使西域的功绩时，提到的仅仅是「使绝域大夏」，只字未及同时出使大月氏、大宛、康居之事。足见时人评价张骞西使是如何偏重大夏的发现！《汉书·叙传下》竟用「博望杖节，收功大夏」八字总结张骞的一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又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张骞归国，「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从此，西汉开始大规模经营西南夷，并自元鼎三年（前114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先后设置了牂牁、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郡；据同书「大宛列传」，置郡的目的主要在于「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而武帝确曾遣使十余辈，企图「出此初郡抵大夏」，终因昆明阻挠而未果。武帝不顾当时客观条件，大事西南夷，正是张骞「盛言」的结果，可见张骞有关大夏的报告必有能深深打动武帝的地方。

　　嗣后，据《史记·大宛列传》，「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乃说武帝通使乌孙，其辞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果以为然，命骞使乌孙。据同传，「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张骞卒「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由此可知，张骞使乌孙虽有联结乌孙抵抗匈奴的目的在，但归根结蒂还是为了招徕大夏，而大夏使者随骞副使俱来，简直被视作西北国通于汉的标识。

　　太初年间，李广利征大宛，初战不利，败归敦煌，公卿、议者皆愿罢击宛军，独武帝不以为然。其原因，据《史记·大宛列传》，乃在于武帝担心，「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不惜「天下骚动」，再起大兵伐宛。在此，武帝首先考虑的仍然是大夏。

　　西汉君臣如此念兹在兹的大夏国，不过是一个早已臣服于大月氏的、兵弱畏战的远国。当时该国的中心完全处在大月氏王的控制之下，仅东部山区有五个互不统属的翖侯。虽据《汉书·西域传》，这五个翖侯有一定的自主权，能「共禀汉使者」，但以此为外臣，意义毕竟不大。到底大夏的吸引力从何而来？目前看来只有一个答案：张骞和武帝相信西域的大夏迁自晋南，乃陶唐氏之裔胄。盖张骞身临其境，沐浴陶唐氏之遗风，归报于国，使好大喜功的武帝不胜向往之情。仅仅由于史迁谨慎，视张骞之见闻为类似《山海经》之奇谈，不敢言之，才湮没无闻至今。

　　其三，《史记·大宛列传》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善市贾，争分铢」。所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当然包括大夏国在内，盖同传又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张骞首次西使已取道大宛，亲临大夏地。嗣后，据同传，「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汉书·西域传》且载大夏五翖侯曾「共禀汉使者」。可知汉人对西域大夏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对西域大夏人体貌特征的槪括亦即「深眼、多须𣬭」没有理由怀疑。

　　另一方面，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人，隆凖而龙顔、美须髯」。而《汉书·高帝纪》赞曰引《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并肯定高祖为刘累之后。果然，「隆凖而龙顔、美须髯」与「深眼、多须𣬭」如出一辙，恐非巧合。质言之，刘邦与西域大夏人体貌特征的一致，正说明西域之大夏即吐火罗人的前身主要是以尧部落为宗主、可能包括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联合体。这似乎也有助于理解武帝对西域大夏国的特殊兴趣。

　　其四，《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羲和是陶唐氏的重要职官。而据《汉书·西域传》，西域的大夏国有职官曰「翖侯」〔xiəp-ho〕，与「羲和」〔xia-huai〕读音近似；翖侯源自羲和也未可知。

　　6．总而言之，大夏可溯源于陶唐氏，其故地在晋南。其枝裔后来逐步迁离晋南，一部份北徙至河套以北，一部份西徙至临夏和河西。最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二十年代，河西的部份大夏人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与先后抵达该处的Asii、Gasiani和Sacarauli等部落结成联盟，并西向伸张其势力至锡尔河北岸。

　　约公元前177／176年，大月氏首次西迁，占领伊犁河、楚河流域，包括大夏人在内的塞人遭驱逐，部份退缩至锡尔河北岸；部份南下帕米尔，或越兴都库什山南下，或东进塔里木盆地、占有南北道包括焉耆和龟兹在内的一些绿洲。

　　公元前140年左右，在锡尔河北的塞人南下，其中一枝进入费尔干纳，一枝进入巴克特里亚，后者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他们各自建立的政权（可能均以大夏人为主），中国史籍分别称之为大宛国和大夏国。约十年后，大夏国被再次西徙的大月氏人灭亡。

　　二〔21〕

　　1．「月氏」〔njiuk-tjie〕，也写作「禺知」〔ngio-tie〕等。《穆天子传》卷一：「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焉居、禺知之平」或在今河套东北。

　　《逸周书·王会篇》附「伊尹朝献篇」列「月氏」于「正北」。是篇系战国时所作，所载以騊駼贡周之「月氏」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月氏，其居地当在黄河以西。

　　《管子·轻重乙》称：「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涂远，其至厄」。「国畜」诸篇所载略同。「轻重甲」且说：「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崐崘之虚可得而朝也」。「禺氏」之「旁山」産玉，此山即「崐崘之虚」；是虚和月氏去周都距离大致相等。或因月氏一度垄断玉石贸易，故所産之玉称「禺氏之玉」。此处「崐崘」应指阿尔泰山，故在《管子》所描述的时代，月氏人已西向伸张其势力至阿尔泰山东麓。「禺氏」〔ngio-tjie〕亦即「月氏」。

　　又，《史记·大宛列传》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敦煌」应指「敦薨之山」即今祁连山，「祁连」应指今天山。可知月氏故地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结合以上有关先秦典籍所见月氏人活动范围的描述，以及《史记·匈奴列传》关于冒顿单于「西击走月氏，南幷楼烦、白羊河南王」以后、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的记载，可知月氏人的势力曾一度东向伸展至河套内外。

　　2．月氏（禺知）可能是有虞氏之一枝，迁自晋地。晋地之有虞氏则迁自鲁地。

　　据《墨子》，「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历山、河滨、雷泽之地望，历来注家的说法可大别为两类：一类置诸鲁，另一类置诸晋。这可能是因为「历山」等地名旣见于鲁或齐、又见于晋。对此，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历山」等原系有虞氏在齐鲁时居地之名称，随着舜，有虞氏最着名的部酋，自齐鲁西迁，晋地也就出现了相同的名称。「服泽之阳」，在蒲州，则不妨视作西迁有虞氏与陶唐氏接触的最初地点。

　　据《尚书·尧典》，可知舜自鲁西迁晋南后曾居于嬀水之汭。嬀水之汭因成为舜所部有虞氏居地而得名「虞地」。

　　《孟子》称舜为「东夷之人」，《史记》称舜为「冀州之人」。结合两者，可见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鲁迁晋，终于从「东夷之人」变成了「冀州之人」。

　　3．有虞氏乃颛顼部落自蜀迁鲁之一枝。

　　《国语·鲁语》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这表明有虞氏之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颛顼。据《大戴礼记·帝系》，可知颛顼之故地在若水（今四川雅砻江）流域。又据《国语·楚语下》等，颛顼族（更可能是其中之一枝）因佐少皥（少昊）自若水迁至穷桑。穷桑（亦作「空桑」），地在鲁北。

　　颛顼以「高阳」为「有天下号」，「高阳」〔ko-jiang〕应即「穷桑」〔giuəm-sang〕、「空桑」〔khong-sang〕之异译。而有虞氏之「虞」〔ngiua〕亦不妨视作「高阳」或「空桑」之略译（见疑、溪疑旁纽），有虞氏正是颛顼族东迁空桑的一枝即高阳氏之后。换言之，「有虞」与「高阳」实系同名异译，乃东迁颛顼族之专称。「空桑」或「穷桑」乃至「高阳」或「虞氏」等的原意均与日出有关。

　　东迁颛顼部族事实上的始祖很可能是《国语·郑语》中与夏禹、商契、周弃并举的虞幕，亦即颛顼之子穷蝉。「穷蝉」〔giuəm-zjian〕，亦得视为「穷桑」之异译。颛顼国号「高阳」、其子幕一名「穷蝉」，均因颛顼部落继少昊之后居于穷桑之故。

　　要之，颛顼之一枝自若水东迁穷桑，始佐少昊，后取而代之，遂得号「高阳氏」即「有虞氏」。「有虞氏」或「高阳氏」最初可能得名于鲁北之空桑山，但「空桑」一旦成了一个地缘政治集团的称号，一般情况下会随着这集团之人的迁徙而迁往各地。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鲁西迁至晋南嬀水之汭，将「空桑」一名也搬到了晋地；嬀水之汭于是得名「虞地」。后来封于「虞地」的太伯之后亦因而得名为「虞公」。

　　4．舜亡后，部分有虞氏已经开始离开晋地。其中一枝有虞氏则经北地、安定等地西向进入河西。

　　大约在前七世纪二十年代末，河西的有虞氏即《管子·小匡》所谓「西虞」复西迁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同时或先后迁去的还有一部分大夏人和允姓之戎。盖据《史记·秦本纪》载：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有虞氏等放弃河西，西迁伊犂河、楚河流域或在此时。

　　5．西迁伊犂河、楚河流域的有虞氏等部在该处组成的部落联合体被希罗多德《历史》〔22〕（I，201；IV，13，16）称为Issedones；其中，有虞氏可能就是斯特拉波《地理志》（xi，8）所载Gasiani人，允姓之戎和大夏分别为Asii和Tochari。至迟在六世纪二十年代末，Issedones西向扩张至锡尔河北岸，逐走了原居该处的Massagetae人，从此与波斯人发生关系，被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DariusI，前521—前486年）的贝希斯登（Behistun）铭文称为Sakā，Sakā亦即中国史籍所见「塞种」。

　　由于大月氏人的西徙，塞种即包括有虞氏在内的四部组成的部落联合体放弃伊犂河、楚河流域，除一部分退缩至锡尔河北岸外，余众南下葱岭，散处帕米尔各地。约公元前140年左右，塞种诸部纷纷离开锡尔河北岸，其中一枝渡过阿姆河，侵入并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形成了中国史籍所谓「大夏国」。约十年之后，这个主要由塞种四部构建的「大夏国」被来自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征服。

　　散处帕米尔地区的部份有虞氏后来还东向进入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建立了一些城郭小国。《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国名和地名，例如：高昌〔ko-thjiang〕、姑师〔ka（kia）-shei〕、车师〔kia-shei〕、危（㩻）须〔khiai-sio〕、龟兹〔khiuə-tziə〕、休循〔xiu-ziuən〕等，地名有车延〔kia-jian〕、居延〔kia-jian〕、贵山〔giuət-shean〕等，均得与「空桑」、「穷桑」、「高阳」、「虞氏」、「鸠兹」等视为同名异译。「高昌」、「龟兹」更与「高阳」、「鸠兹」前后、东西相映成趣。当然，以上国名或地名中有一些也可能是有虞氏在前七世纪末西向迁徙时留下的遗迹。

　　6．可能在一枝有虞氏西迁的同时，另一枝有虞氏北迁雁门。后者西向伸张其势力抵达阿尔泰山东端，一度称霸天山南北，垄断了当时的东西贸易。直至公元前177/176年被北亚新兴的游牧部落匈奴击败，其大部才被迫西徙伊犂河、楚河流域，逐走了原居该处的塞种。史称这部分有虞氏即月氏人为「大月氏」，而将留在原地的小部分人称为「小月氏」。约公元前130年，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又被匈奴支持的乌孙人击败，放弃伊犂河、楚河流域，西徙至阿姆河流域，灭亡了当地的大夏国，定居下来。

　　大月氏领有大夏地后，直接统治Bactra及其周围地区，而通过所谓「五翖侯」控制东部山区。「五翖侯」均系原大夏国人，是大月氏人扶植的傀儡。

　　后来推翻大月氏，开创贵霜王朝的原贵霜翖侯丘就却，应为公元前140年左右入侵巴克特里亚的塞种诸部之一Gasiani之后裔，如前所述，Gasiani即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前西迁之有虞氏。「贵霜」〔giuət-shiang〕，亦得视为「空桑」、「禺知」、「月氏」等的异译。因此，中亚史上盛极一时的贵霜帝国，可以说也是西徙有虞氏建立的。

　　7．以下是指月氏之先为有虞氏的若干说明：

　　其一，名称相同：「禺知」、「禺氏」等和「月氏」显系同名异译，与「高阳」、「穷桑」、「空桑」亦系同名异译，而有虞氏之「虞」亦不妨视作「高阳」或「空桑」之略译。《山海经·大荒北经》：「逮之于禺谷」，郭注：「禺渊⋯⋯今作虞」。此「禺」、「虞」互通之例。

　　其二，有虞氏与月氏及其前身禺知的迁徙在时间和地域上可相衔接，可作出连贯的叙述。

　　其三，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于公元前129年访问大月氏归国后向武帝报告称：大月氏「都嬀水北为王庭」。「妫水」即今阿姆河。张骞称阿姆河为「妫水」，显系实录。盖如前述，舜所部有虞氏的发祥地正是晋地妫水之汭。而如果相信《史记·五帝本纪》「正义」的说法：舜父「瞽叟姓妫」，则舜自鲁西迁后，所居「妫汭」即「妫水之汭」其实得名于父姓。由此可见，远赴中亚的有虞氏即大月氏人之王庭所临河水被张骞称为「妫水」决非偶然。张骞命名时考虑的不仅仅是大夏与妫水的关系，更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有虞氏与妫水的渊源。

　　其四，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或大月氏是游牧部落。但没有明确的资料表明有虞氏是游牧部落，似乎不能将有虞氏与月氏或大月氏勘同。其实不然。只要条件具备，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可以改变的。有虞氏在故地时即便是土着，一旦踏上西迁之路，特别是到达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大草原后，转变为游牧人不是不可想像的；而一旦到达阿姆河流域，特别在进入巴克特里亚的农耕区后，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又使他们逐步放弃游牧、趋向定居。再说，史载舜率有虞氏耕、渔、陶，乃至成聚、邑、都，岂不说明在舜之前没有聚、邑、都的有虞氏，正是一个游牧部落，至少存在过游牧的生活方式。更何况，没有理由认为舜以后便完全不存在游牧的有虞氏部落，也就是说北迁、西徙者正是有虞氏中一直以游牧为生者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8．总而言之，大月氏之前身月氏（禺知）之先为有虞氏之一枝。其人自蜀迁鲁，复自鲁徙晋，后逐步迁离晋地。一枝经北地、安定等进入河西。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二十年代末，这一枝复西迁至伊犂河、楚河流域，同时或先后迁去的还有部分大夏人和允姓之戎等。其人在该处组成的部落联合体被希罗多德称为Issedones。Issedones后西向扩张至锡尔河北岸，并被波斯人称为Sakā。由于大月氏人的西徙，包括有虞氏在内的部份塞种放弃伊犂河、楚河流域，除一部分退缩至锡尔河北岸外，余衆南下葱岭，散处帕米尔各地，并东进塔里木盆地，占有包括龟兹、焉耆在内的一些南北道绿洲。

　　另一枝有虞氏则北迁雁门。至迟在公元前三世纪二十年代，这一枝有虞氏已西向伸张其势力抵达阿尔泰山东端，一度垄断了东西贸易。直至公元前177/176年被匈奴击败，其大部才被迫西徙伊犂河、楚河流域，逐走了原居该处的塞人。史称这部分人为「大月氏」，而将留在原地的老弱称为「小月氏」。约公元前130年，大月氏人又被乌孙击败，放弃伊犂河、楚河流域，西徙至阿姆河流域，灭亡了由约十年前进入该地的塞人所建「大夏国」。

三〔23〕

　　1．允姓之戎始见于《左传》。其人原居瓜州，其内徙阴地者，被称为阴戎。允姓在瓜州之居地名陆浑，内徙允姓又被称为陆浑戎，而阴地亦有地得名陆浑。阴地属九州，故陆浑戎亦九州戎之一枝。

　　瓜州很可能在泾水上游，今平凉至固原一带。「瓜州」〔koa-tjie〕可以视作「月氏」或「禺知」之异译。允姓原居地得名「瓜州」可能是该地曾被月氏征服的结果。

　　居于秦、晋西北即泾水上游的允姓受秦人迫逐，除一部分附秦并在后来被晋惠公徙往伊川外，可能有一部分迁往瓜州之西。

　　2.《广弘明集·辨惑篇》载梁荀济「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之文有曰：「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炖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24〕荀氏在此将允姓与塞种联系在一起。尽管荀氏所引《汉书》之文不见今本，因而也许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推测。但允姓属于塞种的客观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谓「塞种」应即波斯人所谓Sakā，其前身便是希罗多德所谓Issedones。迟至前七世纪末，Issedones已经出现在伊犂河、楚河流域、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谓「塞地」。Issedones后西向扩张至锡尔河北岸，从此被波斯人称为Sakā。Sakā原是波斯人对锡尔河北岸游牧部落的泛称。

　　塞种主要由Asii、Gasiani、Tochari、Sacarauli四部组成。Isse〔dones〕实即四部中的Asi（i「don」似为表示场所的后缀，亦见于后世Osset语中）。在希罗多德描述的时代，伊犂河、楚河流域很可能已是四部的居地，故Issedones实际上成了一个部落联合体的名称。这个联合体被称为Issedones，也许是Asii人占有统治地位的缘故。

　　前述秦穆公开疆拓土的举动，很可能引起诸戎的西迁。允姓也许便在这时离开瓜州及其以西，西走塞地。这与希罗多德所载Issedones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出现的时间正相符合。

　　据《汉书·西域传》，伊犂河、楚河流域有地名「恶师」〔a-shei〕，不妨视作Issedones之异译，亦允姓据有塞地之证。「允姓」〔jiuən-sieng〕不妨为Isse〔dones〕或Asii的对译。

　　3．允姓（Asii）自瓜州逐步西迁至「塞地」尚有轨迹可寻：

　　在晋惠公十三年（前638年）即允姓、姜戎氏内徙的前后，已可能有一部分允姓迁至后来的金城郡境内，《汉书·地理志下》所载「允吾」、「允街」等地名即其遗迹。此外，据《后汉书·西羌传》，金城郡境内有「大允谷」。「大允谷」或因允姓所居而得名。

　　又据《汉书·霍去病传》，张掖郡境内有「焉支山」（同书「匈奴传上」作「焉耆山」）。「焉支（耆）」〔ian-tjie（tjiei）〕得视作「允姓」或Asii的异译，允姓西迁经过此山时或曾留下部众。

　　《左传·昭九年传》杜注称瓜州即敦煌，固然非是。但杜氏似乎不至于仅仅因为敦煌産好瓜便遽断古瓜州在敦煌。杜氏曾亲至河西，很可能发现敦煌一带有允姓活动的蛛丝马迹，遂指该处为古瓜州。这说明允姓西迁时曾经过该地并一度逗留。

　　《汉书·张骞传》称：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此处「祁连」指今天山，而「焞煌」即「敦煌」指今祁连山。在传文描述的年代，具体而言为公元前177／176年以前，乌孙的居地在今祁连山与天山之间。「乌孙」〔a-siuən〕既得视为「允姓」或Asii的异译，不妨认为乌孙是前七世纪末迁往伊犂河、楚河流域的允姓留在祁连山和天山之间的余众。

　　4．囟前177／176年大月氏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放弃故地西迁。大月氏的进攻，使塞种（实即Asii、Gasiani、Tochari等四族组成的部落联合体）放弃了「塞地」，一部分塞种西向退缩至锡尔河北岸，其中一些Asii人更西走至咸海、里海以北，形成《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奄蔡」〔iam-tsat〕，亦即西史所谓Aorsi。另一些Asii人与其他三部一起侵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一部分塞种还自「塞地」南下帕米尔，其中一些进入西北次大陆，另一些东向进入塔里木盆地，沿西域南北道建立了若干绿洲小国。《汉书·西域传》所载城郭诸国名称有「温宿」〔uen-siuet〕、「乌垒」〔a-liuei〕、「焉耆」、「乌秅」〔a-deai〕、「伊循」〔iei-ziuən〕等均可视作「允姓」或Asii的异译，说明这些绿洲最早的开拓者可能是允姓即Asii人。

　　值得注意的是：「焉耆」，在佉卢文书中作Argi，中古波斯语作Ark；Argi、Ark以及其王治之名「员渠」〔hiuən-gia〕与「允格」的关系颇为明显；如果再考虑到焉耆王家姓「龙」〔liong〕无妨视为「陆浑」〔liuk-huən〕的缩译，其渊源便更清楚了。

　　5．允姓是允格之后（「允姓」与「允格」〔jiuən-keak〕得视为同名异译（〔k〕腭化为〔s〕），允格乃金天氏即少昊之裔。黄帝之子有二青阳，姬姓青阳与己姓青阳。前者即玄嚣，后者即少昊。姬姓青阳降居泜水，降居若水者为昌意。在昌意降居之前若水流域已有允姓国。这说明少昊之据有若水当先于昌意，若水应为少昊可以追溯的最早故地。相传少昊之子允格居鄀、有子鄀姓，鄀之得名显然是因为少昊曾居若水之故。

　　据《汉书·西域传》乌孙国王治「赤谷城」。《释名·释采帛》（卷四）：「赤，赫也，太阳之色也」。又，《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卷二）：「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阳生，丰下锐上，顔赤色，有似于尧，上以赤色，名之曰阳」。由此可知，赤谷者，阳谷也。而《太平御览》卷三引《尸子》：「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伪孔传」曰：「东表之地称嵎夷；阳，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阳谷。阳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东方之官」。「穷桑」、「嵎夷」〔ngio-jiei〕得视为同名异译，知少昊金天氏所邑穷桑即阳谷，亦即阳谷。

　　又，《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始祖传说曰：「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知乌孙的始祖与乌有关。「乌孙」一名或由来于这一传说：「乌孙」者，「乌之子孙」也。而「乌嗛肉蜚其上」云云，明此乌乃取食之鸟。

　　而《左传·昭十七年传》载少皡氏以鸟名官，知金天氏之始祖传说与鸟类有关。其中司啓之「青鸟」即仓庚又称三足乌，为西王母取食之神鸟。王充《论衡·说日篇》：「日中有三足乌」。《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高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太平御览》卷三引《春秋元命包》曰：「阳数起于一，成于二，故日中有三足乌」。乌孙王治名「赤谷」，表明乌孙人崇拜太阳。知三足乌与太阳崇拜有关。

　　由此可见，乌孙与金天氏两者的始祖传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乌孙」者，青鸟即三足乌之子孙也。

　　最后，《山海经·大荒南经》「有羲和之国」。郭注引《啓筮》曰：「有夫羲和之子，出于阳谷」。羲和之子所出「阳谷」既为赤谷，知乌孙官号「翖侯」，得视为「羲和」之异译。

　　6．总而言之，允姓之戎原居瓜州（泾水上游），因受秦人迫逐，徙于瓜州之西。至迟在前七世纪末，因秦穆公开疆拓土，其大部遂与一些大夏、禺知人一起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组成部落联盟，其中允姓可能扮演了宗主的角色，因而该联盟被希罗多德称为Issedones，后因扩张至锡尔河北岸，被波斯人称为Sakā。西迁过程中留在祁连山与天山之间的余种，后来发展为乌孙，进一步西走至咸海、里海以北者则为奄蔡。

　　由于大月氏人的西迁，Issedones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除一部份退缩至锡尔河北岸外，其余南下帕米尔，或进入西北次大陆，或东进塔里木盆地、进入焉耆等南北道绿洲。

　　允姓是允格之后，允格为少昊之裔。有虞氏之祖颛顼降生于若水，盖颛顼之父昌意据有若水，该水原为少昊之居地。昌意据有若水之前已有允姓国，该国应为少昊所建。而颛顼后来又东迁鲁地辅佐少昊。凡此皆可见允姓与有虞氏关系之密切。两者也许是同部别出的关系。「允姓」与「虞氏」、「乌孙」与「月氏」、Asii与Gasiani、「焉耆」与「龟兹」等等尽管代表不同的政治、部落实体，其名称同出一源。

四

　　关于操Toγrï语之族群的起源，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假说，其中似以中近东起源说最具合理性。说者以为这一族群之前身应即楔形文字资料中常见的Guti人（结尾的i是名称的一部份，加上Akkad语的格尾音就成为Gutium等形式）。Guti人来自波斯西部山地。他们击败了巴比伦统治者纳拉姆辛（Narâm-Sin），主宰整个巴比伦达百年之久，时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楔形文字资料中另有名Tukriš（此名末尾的咝音可能是当地语音的格尾音，词干实为Tukri）之部落，其居地从东面和东南面与Guti人居地邻接。按之年代，Guti与Tukri要早于小亚的赫梯人。这两者一起于前三千纪末离开波斯西部，经长途跋涉到达中国，部份定居，其余继续游牧，游牧者即后来见诸中国史籍之「月氏」。「月氏」与Guti乃同名异译。「吐火罗」一名则来源于Tukri。〔25〕

　　上说的基础是印欧人起源与中近东，由于较充分地消化了有关吐火罗语的研究成果而深受关注。〔26〕

　　以下试图说明此说和以上有关大夏、月氏（禺知）的考证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1．名称：说者以为Guti和Tukri是两个兄弟部族，在遥远的过去共同从波斯出发，后来逐步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整体。因此，既可用这一个、又可用另一个名称称呼他们。今案：既然Guti和Tukri可以分别和「月氏」和「大夏」勘同，则似乎可以认为早在他们离开波斯之前，操Toγrï语之族群已经分化成两个部落。或者说这一时期Toγrï语业已形成两种方言。

　　说者以为在中国史籍中操Toγrï语之族群是以「月氏」的名称出现的，其人为匈奴所逐西迁后才以「Tochari」这一名称为各种语言的史料所着录。具体而言：月氏西迁阿姆河流域后，「印度人、波斯人、粟特人、希腊人——人人都用这个新的名称称呼月氏，巴克特里亚本身也被叫做吐火罗斯坦（Toχāristān）即‘吐火罗人之地’。似乎这个民族途中改变了名称，而把月氏之名留在中国一边，到了巴克特里亚就称吐火罗人了」。其实不然，Toχāristān在汉文史籍中也有对应的名称：「大夏」。如前所述，月氏西迁，征服大夏之后，才立足阿姆河流域，月氏显然有别于大夏。质言之，Guti和Tukri在东迁后早已分道扬镳。

　　2．时间：禹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学界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代的始年），有虞氏、陶唐氏和颛顼的年代应该更在此前。说者据西史推定的Guti与Tukri人在巴比伦失败的时间为公元前三千纪末，认为两者从此离开波斯西部踏上东来征途。但我们不妨设想其人的东迁可能略早于此。换言之，不能排除他们在迁入波斯西部之前已有部份踏上东迁征途。果然，Guti与Tukri的东来和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出现正相衔接。

　　3．迁徙路线：Guti和Tukri（至少其中的一部份）在东迁的途中，首先到达今中国四川地区，这便是传说中有虞氏始祖颛顼之由来。

　　三星堆高度发展的青铜文明，与中近东文明有某种联系是十分明显的。至少从青铜雕像、神树、权杖和和金面罩等若干因素构成的文化丛分析，巴蜀与西亚近东文明的交往最迟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纪已经存在了。〔27〕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青铜神树，应即若木。〔28〕而相传颛顼之故地在若水（今四川雅砻江）流域。〔29〕如所周知，若木之所在为若水。

　　尽管不能说三星堆的主人便是东来的操Toγrï语之族群，但至少说明巴蜀地区和中近东在远古交往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4．陶唐氏和有虞氏，亦即东迁的Guti和Tukri两者之间关系至为密切。

　　其一，《国语·鲁语上》：有虞氏「郊尧而宗舜」。《左传·文十八年传》则称：「舜臣尧⋯⋯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知有虞氏舜继尧即位，两者一脉相承。

　　而据《墨子》、《国语》等，尧、舜、禹、汤、文、武称为四代圣王。既然禹、汤、文、武无疑属于夏、商、周三代，则尧、舜应同属虞代。这是因为尽管尧所出青阳一系与颛顼所出昌意一系一度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但在后来有了联系。盖据《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这里所说由帝喾继承的「颛顼」只能是前述东迁穷桑的一枝。玄嚣之孙虽取代昌意之后，但「有天下号」，亦即以某一血缘关系集团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地缘政治集团的符号未变。盖「高辛」〔ko-sien〕与「高阳」一样，亦得视为「空桑」、「穷桑」或「嵎夷」之异译。

　　既然「穷桑」、「高阳」、「高辛」是同名异译，不无理由认为帝喾的继承人尧也继承了相同的国号。盖「尧」〔ngyə〕与「虞」〔ngiua〕音近，与「高阳」、「高辛」等也不妨视作同名异译，很可能一度也是「有天下之号」。尧继承的既是少昊、颛顼的「天下」，与其说尧为虞帝，不如说舜号「有虞氏」乃本尧之故号。尧作为少昊穷桑氏、颛顼高阳氏和帝喾高辛氏的继承人自然也是虞帝。舜率所部有虞氏自鲁迁晋在尧部落西迁之后，舜应即所谓「造唐」的羣臣之一。

　　其二，《管子》、《国语》均有齐桓公西征，拘泰（大）夏、服西虞（吴）的记载，时在前七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拘大夏与服西虞一前一后，似乎也表明了两者在当地唇齿相依的关系。

　　其三，公元前140年左右，大批塞人渡锡尔河南下，一枝进入Ferghāna（费尔干纳），一枝进入Bactria（巴克特里亚）。后者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他们各自建立的政权，《史记·大宛列传》分别称之为大宛国和大夏国。值得注意的是大宛国，其国名是Tochari的对译，其都城之名「贵山」，则是Gasiani的对译；而「大夏」国内有「贵霜」（Gasiani）人。Guti和Tukri两者后身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样可说明两者本身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一部份东迁的Guti和Tukri分道扬镳，终于出现了《史记》所载西迁大月氏征服大夏的事件，但这不能据以否定两者的渊源。

　　5．语言：指月氏、大夏为东迁Guti、Tukri的基本证据应该是语言学资料。遗憾的是，至少目前，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证据。

　　其一，月氏、大夏，在中国典籍中有关记载非常贫乏。其前身有唐氏（陶唐氏）和有虞氏的事迹更具传说色彩，可供研究的语言学资料自然更为稀少，真僞难辨。尤其重要的是，有关记载没有出自月氏或大夏本族之手者，这增加了利用的困难。

　　其二，无论大夏还是月氏，在迁徙和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保持纯粹的血统，势必出现种类糅杂的情况。尤其是月氏，后来日益强大，役使许多异种部落，这些异种部落都可能自称或被称为月氏。月氏实际上成了一个部落联合体的名称。类似的情况恐怕对于大夏也不可避免。仅阿姆河流域的大夏人数多达百万，不能不认为其种类早已不纯。这也使得今日对其语言的探索障碍重重。

　　其三，Guti和Tukri人在长途迁徙过程中，势必和操各种语言的族群接触，自已的原始语言的语法和词汇不免受到形形色色外族语言的影响。由于异族通婚的存在，这种现象将更加严重，部份Guti和Tukri人甚至可能放弃自己的母语，改用其他语言。也就是说，同血统的部落可以操不同的语言。

　　正因为如此，我们既不可能发现肯定月氏、大夏曾操Toχrï语的绝对根据，也不可能发现确凿的反证。因此，我们只能后退一步，采取一个近似的标准：寻找与月氏、大夏等有关的语汇，看看这些语汇能否用Toγrï语诠释。经过学者的努力，这样的语汇，尽管寥寥无几，据说已有发现：

　　首先是月氏、大夏等数者所共有、可以用Toγrï语诠释的语汇。这样的语汇似乎只有一个：翖侯（Ayapoy，Bype）。

　　《汉书·西域传》明载「大夏有五翖侯」。《尚书·尧典》载陶唐氏的重要职官有「羲和」。「翖侯」〔xiəp-ho〕，与「羲和」〔xia-huai〕读音近似，应同出一源。

　　虽然没有月氏有翖侯的直接记载，但大夏五翖侯役属月氏，表明月氏认可「翖侯」这一称号。且五翖侯之一为贵霜翖侯，贵霜应即进入阿姆河流域的Gasiani人，其人与月氏同根同源。

　　另据《史记·大宛列传》，乌孙也有翖侯。如前所述，乌孙与操Toγrï语之族群不无渊源。而据《汉书·陈汤传》，康居亦有翖侯号。康居人应该说一种Sakā语，其人有翖侯号可能在它作为Sakā部落时受Tochari或Gasiani影响所致。

　　其次，分别与月氏、大夏等有关的语汇。如与月氏有关的「若苴」（Añäkci，Bñäkc（i）ye）（见《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祁连」（Aklyom，Bklyomo）（见《史记·大宛列传》）〔30〕；与乌孙有关的「靡」（Awäl，Bwalo）（见《史记·大宛列传》）等。〔31〕而与焉耆有关的「爵离」（《后汉书·班勇传》）、与龟兹有关的「雀离」（《水经注》卷二）、「昭怙厘」（《大唐西域记》卷一）等，均被视为Toχrï语cakir之音译。〔32〕这些语汇果如说者所言，可以Toγrï语诠释之，则亦可加强月氏、大夏数者曾操Toγrï语的证据。

　　其三，月氏等在中国北方活动时代汉语中出现的可以用Toγrï语诠释的语汇。例如：「狗」〔*kooʔ，kəu〕（Aku）、「朢」〔*maŋs，mǐan-〕（Amañ）等。〔33〕如果禺知、大夏等皆系操Toγrï语之族群，则应该是上古汉语中Toγrï语汇的主要来源。

　　既然如此，Toχrï语B方言称为Küsän语的原因就不难说明了：Toχrï语B方言本来是Guti的语言。而龟兹人亦Guti后裔之一枝。由于今天不是完全清楚的原因，龟兹人在较长时期内保留了其原始语言。

　　至于在阿姆河流域以及其他Guti和Tukri人及其后裔迁徙过程中可能停留的地区没有发现Toχrï语文献，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些地区的有些可指为Guti和Tukri人后裔者所操并非Toχrï语，显然是因为其人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转而使用土著语言的缘故。

五

　　以下叙述允姓和操Toχrï语之族群的关系，重点在说明为什么Toχrï语A方言的本名为Ārśi语。

　　1．允姓（Asii）与大夏（Tochari）的关系。

　　河西地区既有允姓的、也有大夏的遗迹。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两者在河西地区有过接触。已知迟至公元前七世纪五十年代末，河西已有大夏人。而允姓离开它在瓜州的故地恐怕最早也要到公元前七世纪三十年代初，到达河西或在二十年代末。

　　大夏离开河西，可能是受允姓等西迁引起的连锁反应的影响。在伊犂河、楚河流域，大夏很可能被随后到达的允姓征服，成为后来被称为「塞种」的部落联合体的组份之一。之所以认为大夏在伊犂河、楚河流域曾被允姓征服，不仅是因为中国史籍认为塞种便是允姓，而且因为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七世纪末活跃在后来被称为「塞地」即伊犂河、楚河流域的部落时也只提到Isse〔dones〕即允姓，而大夏又无疑曾与允姓同时活动于伊犂河、楚河流域的缘故。

　　荀济引《汉书·西域传》之文称允姓之戎「世居炖煌」，固然可能是因为误以为古瓜州位于当时的敦煌，其实迁入「塞地」的允姓来自泾水上游。但是如果考虑到「炖煌」得自「敦薨」，乃Tochari之异译，似乎从允姓「世居敦煌」这一传说中，可以窥见允姓和大夏的悠久联系。

　　约公元前140年，允姓与大夏一起南渡锡尔河，侵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TrogusPrologues称占领巴克特里亚的Asiani（Asii）为「Tochri的王族」（XLII），〔34〕则表明允姓占支配地位的形势至此并未变化。但是，公元前129年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张骞却只知有大夏，不知有允姓，这很可能是因为大月氏来犯时，作为宗主，允姓首当其冲，受创深重，终于销声匿迹。大夏由于人数众多，其名反而显彰。

　　离开「塞地」南下帕米尔，后来又进入塔里木盆地周边诸绿洲的Asii和Tochari人也有保持着联系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焉耆国。该国国名「焉耆」、王治名「员渠」均系Asii人的遗迹，而周遭山水名「敦薨」乃Tochari人的遗迹。恐怕在焉耆国中允姓仍为大夏（Tochari）人的宗主。

　　以上所述，都是大夏役属允姓，下面似乎是一个例外。《汉书·西域传》载有婼羌，其种遍布西域南道，其中一枝，即传文所说辟在阳关西南的「婼羌国」，「其国王号去胡来王」。「去胡来」早已有人指出，应为「吐火罗」之异译。〔35〕而「婼羌」可以认为是允姓与羌人的混血种，盖允格封鄀，有子鄀姓，允姓可溯源于允格之子。「婼」、「鄀」可通，「婼羌」实即「鄀羌」。如前所述，临夏既有允姓、又有大夏的遗址，该地复为羌人出没之处，由此沿祁连山南麓往西可达西域。阳关西南有以大夏人为宗主的婼羌部落，或非偶然。

　　2．允姓和月氏的关系。

　　其一，允姓之祖少昊曾据有若水。有虞氏之祖颛顼降生于若水，后复东迁鲁北穷桑辅佐少昊。由此可见允姓与有虞氏（月氏前身）关系之密切。

　　其二，《穆天子传》载穆天子西征，途经「焉居、禺知之平」。「焉居」〔ian-kia〕得视为「允姓」之异译，见允姓与禺知关系之密切。

　　其三，允姓与禺知一起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成为希罗多德所载Issedones之组份，以后又一起西赴锡尔河北岸，并从该处入侵巴克特里亚。

　　其四，乌孙和月氏同处河西及其以西地区，在匈奴强盛并驱逐月氏之前，两者相安无事可知。这和允姓和禺知的历史渊源是一致的。

　　其五，龟兹，其名与「禺知」、「月氏」同源，然《一切经音义》称：「或曰乌孙（Asii），或曰乌垒（Asii）」。此处虽用了「乌孙」一名，但未必是由于该地有乌孙人，而很可能是有允姓人的缘故。当时人但闻其音，不察其实，不恰当地用了「乌孙」这个已有特定内涵的译称。

　　其六，莎车（Sacarauli），《魏书·西域传》称之为「渠莎」（Gasiani），《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称之为「乌铩」（Asii），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昌意降居之前据有若水的允姓国、自若水东迁穷桑的少昊族、作为少昊族后裔的允姓之戎、以及后者西迁成为塞种一部、且最终散处西域各地之Asii等虽然同出一源，但由于彼此际遇不同，可能在语言、习俗甚至体貌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从允姓和有虞氏、大夏的特殊关系来看，他们应有共同的起源。

　　据此或可推论，允姓及其枝裔本属操Toχrï语之族群。而允姓在许多场合都是Tochari之王族，这可以很好说明为什么Toχrï语B方言的本名是「Ārśi」。

　　最后，应予说明的是：既然少昊氏之号「穷桑」与「允姓」为同名异译，月氏前身有虞氏之祖颛顼之号「高阳」（即少昊之故号「穷桑」）与「虞氏」或「月氏」亦为同名异译，则「月氏」一名与「允姓」也是同名异译。因此，河西乃至西域各地与「月氏」、「允姓」等类似的族名、国名、地名究竟得自月氏还是允姓颇难区分。不仅如此，西方史籍所载Sakās诸部中的Gasiani与Asii（Asiani）固然可以使之分别对应于月氏与允姓，但也不妨倒过来指Gasiani为允姓，指Asii（Asiani）为月氏。有关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以俟来日了。

六

　　以下是若干补充：

　　1．Toχrï语除了上述A和B两种方言外，一说楼兰-鄯善的土着语言即「犍陀罗语」（Gāndhārī）有很多Toγrï语因素，如缺少浊塞音（voicedstops）、送气辅音（aspiratedconsonants）和擦音（spirants），这与Toγrï语是一致的。换言之，楼兰—鄯善国的居民操一种与A和B两种方言有些不同的Toγrï语，亦即可以认为Toγrï语存在第三种方言。〔36〕

　　果然，Toγrï语文献在塔里木盆地出现的时间便大大提前了。问题在于：楼兰—鄯善国的居民与上述操A、B两种方言之族群又是什么关系？

　　如所周知，「楼兰」乃佉卢文书所见Kroraimna（Krorayina）一名之汉译。楼兰国后来被汉人更名为「鄯善」，其用意显然在于使楼兰国从此背匈奴向汉，改恶从善。但是，「鄯善」显然只能是一个音义兼顾的译称。换言之，「鄯善」一名本质上是一个楼兰人能够接受的名称的汉语音译，汉人不过是利用汉字字义赋予「向善」之意而已。「鄯善」之原名应为Kroraimna人显贵氏族或王族之名号。

　　据《汉书·西域传》，鄯善国之西有精绝国，精绝国之南有戎卢国。「精绝」〔dzieng[1]dziuat〕得视为「鄯善」之异译，「戎卢」〔njiuəm-la〕得视为「楼兰」之异译。这说明Kroraimna人曾进入精绝、戎卢两地。

　　又，《后汉书·西域传》载疏勒国有桢中城，应即《魏略·西戎传》所见位于西域南道之桢中国。「桢中」〔tieng-tiuəm〕，与「鄯善」、「精绝」等亦得视为同名异译，似乎可以说明该处亦有Kroraimna人活动之踪迹。

　　又《大唐西域记》卷一二载有曷劳落迦城，位于瞿萨旦那「国北」、媲摩城之西。「曷劳落迦」〔hat-lô-lak-keai〕，与「楼兰」（Kroraimna）显然也是同名异译。

　　Kroraimna人不仅进入南道，而且进入北道。证据如下：

　　《汉书·西域传》载王莽始建国二年，西域都护但钦驻守「埒娄城」。埒娄城地望不详，但无疑在龟兹国中。「埒娄」〔liat-lo〕得视为「楼兰」之异译。同传所载龟兹国附近小国之名「轮台」〔liuən-də〕（《史记·大宛列传》作「仑头」〔liuən-do〕）亦得视为「楼兰」之异译。

　　而《隋书·音乐志下》（卷一五）载龟兹乐部「歌曲有善善摩尼」。《悟空入竺记》称：「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前践寺」。〔37〕所谓「安西」即安西都护府，治龟兹国都城，「前践寺」即今库车附近森姆塞姆（Simsim）千佛洞。「善善」〔zjian-zjian〕或「前践」〔dzian-dzian〕与「鄯善」〔zjian-zjian〕均得视为同名异译。

　　「埒娄」、「轮台」与「前践」或「善善」等名称同见于龟兹及其附近，表明曾有一枝Kroraimna人来到龟兹地区。

　　Kroraimna人与斯特拉波《地理志》（xi，8）所载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Sacae四部之一Sacarauli同源。Sacarauli无妨视作Sakā〔K〕rauli之讹。Krauli又无妨视作Krorai〔m〕na之略。质言之Kroraimna便是SakāKrorai〔m〕na之讹略。〔38〕

　　楼兰—鄯善人果真是Sacarauli人，则不难解释何以犍陀罗语有很多Toγrï语因素。

　　楼兰—鄯善的Sacarauli人很可能是和塞种其他三部Tochari、Gasiani和Asii一起进入西域南道的，时间应在公元前177／176年塞种被大月氏逐出塞地、南下葱岭之后。此前，Sacarauli和塞种其他三部曾长期共处于伊犁河、楚河流域，彼此有密切接触可知。不管Sacarauli人的原始语言是什么（很可能是一种东伊朗语），受到Toγrï语的影响不可避免。而独处楼兰—鄯善一地的Sacarauli人的语言终于在贵霜王国的影响下，发展成独具特色的、以婆罗谜文为载体的、有Toγrï语因素的犍陀罗语不是不可想像的。

　　2．一说回鹘文题识中的twγry与粟特语《国名表》（nāfnāmak）中指称吐火罗人的名称'tγw'r'k对音不尽相符，此twγry大约相当于粟特文《九姓回鹘可汗碑》（KarabalgasunInscription）〔39〕、《突厥文摩尼教文书》题识〔40〕和中古波斯语摩尼教颂歌〔41〕中的「四twγry」（ctβ'rtwγr'k），包括别失八里（Bišbalïq）、高昌（Qočo）等地。〔42〕

　　今案：此说未免执着。「四twγry」果然指别失八里等地，则很可能是因为在《九姓回鹘可汗碑》等描述的时代，上述诸地均为吐火罗人所据有。至于twγry与粟特语《国名表》中指称吐火罗的名称'tγw'r'k对音不尽相符，则既可能是由于迻译者不明究竟造成的，更可能是迻译者有意为之，以区别同名的不同的政治或地理实体。这两种情况屡见于中国古代典籍所载西域国名、族名，粟特文书也许并不例外。

　　何况「四twγry」仅仅是焉耆一地的名称，并不是用来指称上述诸地的。〔43〕

　　3．1980年苏联Л.Ю.Тугушева刊布《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第五卷残卷》，共十六叶，对应于汉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末至卷终，计二百七十言。〔44〕这是玄奘回国路程中从塔什库尔干到长安的一段历程，所述及的三十多个地名大部分在今新疆地区。最值得注意的是，回鹘语译文以Toγrï对译玄奘所记之「睹货罗故国」。一说此「睹货罗故国」究竟何指未有定论。应是月氏自敦煌向西南发展，过婼羌以西时所建，故回鹘语之Toγrï实指月氏族云。〔45〕

　　今案：《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载：自尼壤城东「行四百余里，有睹货逻故国」。「睹货逻」一名亦见同书卷一：

　　出铁门至睹货逻国（旧曰「吐火罗」，讹也）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厄葱岭（Pamir），西接波剌斯（Persia），南大雪山（Hindukush），北据铁门（Shahr-iSabz南90公里），缚刍大河（AmuDaria），中境西流。

　　所谓睹货逻国故地，无疑即西史所谓Tokharestan，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的「睹货罗」应指Tukhāra。

　　《新唐书·西域传》载于阗之东大砂碛名「图伦碛」，「图伦」〔da-liuən〕亦得视为Tochari之对译。由此可知Tochari人亦曾居于于阗和且末之间。如前所述，Tochari进入西域南北道，很可能在塞种被大月氏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之后。

　　回鹘人将玄奘的「睹货逻故国」译作Toγrï，说明Toγrï正是Tukhāra（Tochari）的回鹘语译，别无其他。当然，这并不表明在《玄奘传》迻译成回鹘语时，尼壤城之东的睹货逻故国流行Toγrï语。

　　4．《西天路竟》（敦煌文书S.383）有曰：「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国，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国，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46〕

　　此处「月氏」当指「焉耆」无疑。〔47〕

　　何以宋初之人称焉耆为「月氏」？过去多以为误抄所致。其实，至少还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一、「月氏」和「焉耆」，音近，易误。

　　二、「焉耆」得名于塞种四部之一的Asii，但其余各部（包括Tochari和Gasiani在内）也可能同时或先后入据该绿洲。盖如前述，焉耆周遭山水均以「敦薨」为名，知其地有Tochari人。竟称「焉耆」为「月氏」，则可能在《西天路竟》描述的时代，「月氏」则Gasiani人一度显示了他们的存在。

　　三、焉耆与月氏之前身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焉耆一地的Asii人中可能含有Gasiani人，只要其地实际上被后者控制，焉耆一地也就被称为「月氏」了。

　　《路竟》撰写于宋初，去焉耆立国已远，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难以揣度。

　　5．鸠摩罗什（344—413年）所译《大智度论》卷二十五有「兜呿罗（小月氏）」一语。〔48〕按之鸠摩罗什的年代，此处所谓「小月氏」很可能指领有吐火罗斯坦的寄多罗贵霜人。

　　「兜呿罗」无疑指吐火罗斯坦，主要位于今阿姆河南岸。公元五世纪，或者说鸠摩罗什在世的年代，据有该地的是寄多罗贵霜人。由于种种原因，贵霜一直被称为「大月氏」，寄多罗人既以贵霜自居，则被鸠摩罗什称为「月氏」毫不奇怪，着一「小」字，可能是为了区别于此前的「大月氏」，亦即一统兴都库什山南北的大贵霜国。

　　应该指出的是，寄多罗贵霜在《魏书·西域传》中是被称为「大月氏国」的：

　　大月氏国，都卢监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去弗敌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罗勇武，遂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

　　《魏书·西域传》所描述的寄多罗贵霜之势力范围包括兴都库什山南北，和公元二世纪极盛时期的大贵霜国差可比拟。寄多罗贵霜既为大贵霜国之继承者，故《魏书》称之为「大月氏国」。但寄多罗王「兴师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云云，鸠摩罗什已不及见。他仅知寄多罗贵霜人「都卢监氏城」而已，故以「小月氏」称之。

　　《魏书·西域传》另有「小月氏国」：

　　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徙后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万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张掖之间，被服颇与羌同。其俗以金银钱为货。随畜牧移徙，亦类匈奴。

　　这里的「小月氏」应指寄多罗王为「匈奴」即嚈哒人逐出吐火罗斯坦西徙后、盘踞富楼沙(Purusapura，卽今白沙瓦)的寄多罗贵霜残余势力，这情形在《魏书》编者看来颇类似《汉书·西域传》所载大月氏为匈奴所逐远去，「其余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因而称之为「小月氏国」。[49]嚈哒势力进入吐火罗斯坦，当在437年之后，故鸠摩罗什所谓「小月氏」与《魏书·西域传》的小月氏无涉。

注释

　　〔1〕E. Leumann, “Über eine von den unbekannten Literaturspachen Mittelasiens” Mémoir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 VIIIesérie, IV~8 (1900), pp. 1-28. 参看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载《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70-194，esp. 174-175。

　　〔2〕F. W. K. Müller, “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07, pp. 958-960.

　　〔3〕E. Sieg, “Ein einheimischer Name für Toχrï.”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18, pp. 560-565. 

　　〔4〕王静如《重论 ārśi、ārgi 与焉夷、焉耆》，载《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153-162 页。论述这一问题以此文最中肯綮。另请参看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载《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95-241 页,esp. 216-221。 

　　〔5〕F. W. K. Müller, “Toχrï und Kuišan (Küšä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18, 566-586. F. W. K. Müller und A. von Gabain, “Uigurica IV”,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31, pp. 675-727. 羽田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の断简》，载《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58 年，第 325-347 页。 

　　〔6〕 E. Sieg und W. Siegling, “Tocharisch, 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08, pp. 915-932. 

　　〔7〕有关Toγrï语在语言学上地位的论着很多，例如：Douglas Q. Adams, “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3 (1984), pp. 395-402，等等。

　　〔8〕关于原始印欧语系部落以及吐火罗人的起源有许多讨论，参见徐文堪《揭开吐火罗人起源之谜》，载 《吐火罗起源研究》，昆仑出版社，2005 年，第 49-103 页。 

　　〔9〕《大唐西域记》卷一：「阿耆尼国（Angi）…… 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屈支国（Kucha）…… 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又记「睹货逻国(Tokhāra)…… 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记渐多，逾广窣利」。 

　　〔10〕W.B. Henning, “TheBactrian Inscrip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frican Studies 23 (1960), pp. 47-55. 

　　〔11〕注5所引 F. W. K. Müller und A.von Gabain 文。1958 年，W. Winter 和 A. V. Gabain发表了一件 Toγrï语 B 与回鹘语合璧的摩尼教颂文（编号：U 103 T III D 260, 19; 260, 30）。在这件文书里，明确用Küsän一词指称 Toγrï语B。见 A. von Gabain with W. Winter, Türkische Turfantexte IX.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15. Jahrgang 1956 (published 1958), Nr. 2. 有关研究见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К Определению Названия «Тохарского В» Языка”,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59/5, pp. 188-190. 另请参看耿世民 《哈密本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初探》，载《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00-311 页。 

　　〔12〕关于大夏及其前身陶唐氏的详细考证，见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2 页。

　　〔13〕 E. L. Stevensen, tr. & ed.,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New York, 1932. 

　　〔14〕参看余太山《托勒密〈地理志〉所见丝绸之路的记载》，载《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45-164 页。

　　〔15〕例如：A. V.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and seiner Nachbarla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ntergang des Arsaiden 32, Tübingen, 1888. W. W. Tarn, 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 London: Cambridge, 1951, pp. 283-287.

　　〔16〕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57, p. 181.

　　〔17〕The Geography of Strabo,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L. Jones, London, 1916.

　　〔18〕持此说者，最早似乎为 F. F.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I, Berlin, 1877, p. 439；注15所引 W. W. Tarn 书，pp. 283-287，也有类似观点。

　　〔19〕王静如《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载《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89-152 页。 〔原载《中德学志》第5卷第1、2期合刊，1942 年。〕 

　　〔20〕有证据表明，大宛人亦操Toγrï语。See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pp. 9-39.

　　〔21〕关于大月氏及其前身有虞氏的详细考证，见注12所引余太山书，第 29-52 页。 

　　〔22〕D. Grene (tr.), Herodotus, The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ondon, 1987.

　　〔23〕关於允姓的详细考证，见注12所引余太山书，第 53-76 页。

　　〔24〕载《广弘明集》卷七，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册，No. 2103: 0129a21。 

　　〔25〕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 G. Ulmen (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Paris, New York, 1978, pp. 215-230.

　　〔26〕Т. В. Гамкрелидзе &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Первые индоевропейцы в истории: предки тохар в древне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древрней истории (1989/1), pp. 14-39. 汉译文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人在古代中东的祖先」，载徐文堪注8所引书，第397-437 页。此文继承和发展了Henning说。 

　　〔27〕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载《社会科学研究》1993 年第 3 期，第48-55，73页。

　　〔28〕徐朝龙《中国古代「神树传说」的源流》，载西江清高主编《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巴蜀书社，2002 年，第205-228页。

　　〔29〕 参看李学勤《三星堆与蜀古史传说》，载《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204-214 页。又，《玉海》卷一百三引「若水」作「弱水」，录以备考。

　　〔30〕 林梅村《祁连与昆仑》，载《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64-69 页。

　　〔31〕 注20所引 E. G. Pulleyblank 文 ; E. 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 (1962), pp. 246-248. W. Samolin, “Ethnographic Aspects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Tarim Bas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 (1958), pp. 45-67; 以及 Henning 注 25 所引文。

　　〔32〕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载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第 111-133 页；P. Boodberg, “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lic Sturdies 1 (1936), pp. 283-307, esp. 290-291; E. G. Pulleyblan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Vowel Systems of Old Chinese and Written Burmese”, Asia Major 10 (1963), pp. 200-221, esp. 206-207.

　　〔33〕周及徐《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190，364-365 页。Cf. E. G. Pulleyblank, “Why Tocharians?” The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23 (1995), pp. 415-430.

　　〔34〕引自注 15 所引 W.W. Tarn 书，p. 286;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1962, p. 162.

　　〔35〕见黄文弼《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载《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81-84 页。

　　〔36〕T. Burrow,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44 Asiatic Society 1935, pp. 667-675; H. W. Bailey, “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8 (1937), pp. 883-921. 

　　〔3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1 册，No. 2089: 0980c19。

　　〔38〕以上关於鄯善国名义、鄯善人来源的考证详见余太山《楼兰、鄯善、精绝等的名义 —— 说玄奘自于阗东归路线》，载《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 年，第 477-485 页。

　　〔39〕O. Hansen, “Zur soghdischen Inschrift auf dem dreisprachigen Denkmal von Karabalgasu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44 (1930), pp. 3-39, esp. 20. 

　　〔40〕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ehaica aus Chotscho I”, Phil.-hist. Khasse. 1911. Anhang. Abh. VI. Vorgelegt von Hrn. Müller in der Sitzung der phil.-hist. Klasse am 19. Oktober 1911, Zum Druck verordnet am gleichen Tage, ausgegeben am 25, April 1912. pp. 393-451, esp. 417. 

　　〔41〕F. W. K. Müller,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Schrift aus Turfan, Chinesisch-Turkestan 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04，pp. 348-352, esp. 351.

　　〔42〕W. B. 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9 (1938), pp. 545-571.

　　〔43〕黄盛璋注 4 所引文，esp. 209-216。

　　〔44〕Л. Ю. Тугушева,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изана, Москва, 1980.

　　〔45〕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注 4 所引书，第 24-287 页。

　　〔46〕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份）》第 1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70 页。

　　〔47〕黄盛璋《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注 4 所引书，第 88-110 页。

　　〔4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No. 1509: 0243a09。

　　〔49〕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 年，第 66-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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