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都市在全球化¹中迷失

[法] 昂利·列斐伏尔 ☭

（《外交世界》，Monde diplomatique，1989年5月刊，16 – 17页）

许子鼎 译自：http://www.breche.ch/Ecran/LefebvreVille02_07.htm

翻译仅供自娱自乐，不作其它用途！

现时有关城市的争论中，紧要且为寰球所共识的是贫民窟问题。有关这一主题，我们可以阅读迈克·戴维斯² 的一本重要著作，其法文标题为《最糟糕的世界：从都市爆炸到全球贫民窟³ 》（La Découverte出版，2006）。

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内房地产投机行为带来的“长期”暴涨，以及职业（工作的形式及地点）、居所条件及“购物中心”（“劳工—消费者”置换，为实现一种类似于购买性劳动的场所）位置的共同变化，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市发生了深刻的重构。就此而言，重读昂利·列斐伏尔于1989年写的一篇文章似乎对我们有益，这是他去世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一些有关都市关系、生产关系及（非）工人权利的线索。（网站编者语，2007年2月7日）

十来年前，人们有此般感想：都市作为生产实践和历史经验的总和，将承载新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文化型态。这种期望，包括对现代性的幻想，随着时间已然褪逝。如今，我们也不再能复作阿波利奈尔⁴所珍视的抒情性和现代主义神醉：

巴黎之夜，金酒酩酊，

流火曳溢，华电毕剥，

电车沿轨，馒饰绿辉，

谱表线节，乐淌音梁，

机电运行，诸物热狂……

现代城市批判迟早会加入对当今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中。然而，论断随即遇到了一些矛盾。首先，城市规模越大，社会关系就越弱化。自上世纪末以来，城市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非比寻常的发展，引发了国民十足的希冀，但实际看来，城市生活并没有产生全新的社会关系。

旧市镇的扩建和新城区的建设似乎成了规避从属关系、统治关系、排斥关系和剥削关系的掩蔽处或避难所。简而言之，日常生活的框架发生了一些变更，但其内容物并没有发生改换。甚至可以说，一方面，随着都市形态的延展，以及另一方面，随着传统劳作生产模式的瓦解，市民的境况日趋病态。随之而来的，新技术的出现导向了新的生产架构和都市构造，两者相互掣肘且互相恶化，而非得到了改良。

曾经一段时期，市中心活跃而多产，因此很受民众欢迎；而且，那时一座城市主要就是为了其中心区而存在。这种都市形态的崩解始于上世纪末，并最终导致所有精力充沛和富有生产力的人口被驱逐到越来越远的城郊。固然可以控诉统治阶级，但仍需说明，他们只是巧妙地顺应了都市化的潮流和生产关系的需求。试问，我们是否还有可能接受在城里保留工厂及污染性行业？

然而，当权者的政治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市心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 des centres-villes），以决策和服务的中心取代这种生产的中心。市中心不仅成了消费的场所，其本身也具备了消费价值。生产者被“输出”，或更确切地说，被流放到郊区，然后以观光客的身份回到那被剥夺和征用的市中心。如今，我们看到市郊人口再投资于市中心，将其视为休闲及消磨闲暇时间的场所。都市现象发生了深远的更变，历史意义上的市中心就这样消失了。一方面，仅剩决策和权力的中心，另一方面，惟余虚构及人造的空间。诚然，一座城市依然延续下来了，但却已匪夷所思而蔚为大观。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而被构想和体验的都市，正在恶化甚至可能消亡。

这引起了社会关系的特殊辩证化，此乃第二个矛盾：中心与边郊的出现互为前提又相互对立。这种现象有着悠久的根源和知名的历史先例，至当下，已变得更加严重，以至于延伸到整个星球，如南北关系。由此，城市范畴中的关键性问题漫溢出来：这些是由世界各地出现并正施加于诸城之上的形态？亦或反之，是一种逐渐向全球铺展的都市形态？按照第三个假设，现今我们正在目睹都市与世界相互重叠交扰，及永恒存在的转瞬即逝的转变。

接上文，我们进行一段批判性回溯。上世纪末，科学认识论的光芒开始照耀城市。城市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由马克斯·韦伯等人在德国创立。然而，这一关于城市的科学并没有实现其愿景。它引出了当下所谓的“城市规划（l’urbanisme）”，即可概括为：对建筑创设作出非常严格的指示以及对当局主管作出甚是含糊的情资。尽管城市规划做出的些许努力值得称赞，但其尚未能上升到替城市思考的地位。甚至于，它逐渐限缩，直至成为技术官僚的教条式准则。

诸多研究和观点如何以及为何没能创造出哪怕一座活跃熙攘且舒适宜居的城市？人们轻易把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控制与盈利至上规则。鉴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正在经受同样的困难与挫折，民众的这种反应似乎仅仅是一孔之见。于是，我们难道不应该审视并质疑西方的思维方式吗？经过这么多个世纪，我们的思想仍然被禁锢在最初的乡下出身。全球尚未全面城市化，市民只能产生狭隘工具主义的都市构想。这种想法自希腊人以来就一直盛行，并奠定了他们的思想基础。对希腊人来说，城邦是组织政治和军事的手段。到了中世纪，城市成了一种宗教性框架；随后工业资产阶级的到来，使得城市获得了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工具的地位。另外，诗人将城市理解为人类的栖居家园，这一点迄今为止是独一无二的。此外，如此一个令人讶异的事实该如何解释：社会主义世界也只是缓慢且姗姗来迟地意识到都市问题的重大及其对建设新社会所能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另一个矛盾。

然而，全球都市，尤其是每座城市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且这些威胁日益强烈。城市对专家统治和官僚政治形成了双重依赖，简而言之即：体制。但体制是都市生活的公敌，使其僵滞而一成不变。新市镇明显带着专家统治的特征，这些不可磨灭的印记表明，无论是通过建筑革新、信息、文化推广还是社区生活，所有推动与尝试都是无能为力的。众所周知，各地方市政当局是按照国家模式组织起来的，他们在小范围内复刻了国家的高级官僚政治和治理传统。市民们认为他们作为公民而理论上享受的权利以及能充分行使这些权利的可能性正在缩减；我们经常谈及决策与决策权，但实际上这些权力仍然掌握在当局手中。事实上，我们更多是在谈论市镇范畴的信息传播与技术，例如，布设线网虽然赋予了市民新的信息消费权，但并不包括信息生产的任何权利。这种可笑且微不足道的诡骗通讯，就是我们所称的“（人机）交互性”。信息消费者并不生产信息，公民身份依然与生产者角色相分离。我们再一次改变了都市环境下的通信形式，但个中内容却没有变化。

另一不祥征兆：都市全球化（la planétarisation de l'urbain）。如果没有任何事物能调控这种演进，它将在下一个千年蔓延至整个星球。都市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带来了空间同质化及多样性丧失的重大风险。然而，同质化也伴随着碎片化，都市空间被分割为可买卖的地块，其地价取决于土地等级制度；此外社会空间在被同质化的同时又被划分成：工作空间、休闲空间、实物生产空间和多种服务空间等。在这种分化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个矛盾：社会各阶层通过将自身接入社会空间而变得三六九等，这一情况日益扩张，而非如人们通常预期的那样，日渐衰萎。很快，地球表面将只剩下农业生产孤岛和钢筋混凝土荒漠。由此，生态问题尤为重要：确切讲，生活架构和环境质量正在成为一个紧迫的政治议题。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分析，观点和行动将会发生彻底的变化。诸如社区生活或自我管理等形态，虽众所周知但有所被忽视，我们有必要恢复其重要地位；这些形态一旦施用于都市，将会呈现出别样的内容。接下来的问题是需要知道社会和政治的演变是否能够在涉及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程式化和进一步阐明自身的同时，仍然注重实践。

乍一看，日常生活似乎很简单，其特点是具有强烈的重复性。但无论是谁分析它，很快就会发现日常生活的复杂及多维度性：生理维度、生物维度、精神维度、伦理维度、社会维度、美学维度及性维度等。上述维度界隔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们中的每一个又都可以成为多重主张的客体，因为日常生活是社会实践矛盾更为交织的地方。这些矛盾，本身也正在一点一点显露出来，例如：娱乐与严肃之间，还有使用与交换、商业与无偿、本地与全球之间等。尤其是在城市里，娱乐与严肃同时存在，对立而交织；居所、上街、交际与表达，都是既严肃又活泼的。

公民身份和市民身份已然分离。成为公民意味着在一片辖区上长期居留。如今在现代城市中，市民持续处于衍变的过程之中：在都市里流波，境况如若变得稳固，他们很快就会脱离或试图摆脱该位置。更甚，在现代化大都市，社会关系趋于国际化。这不仅仅因为移民的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大量的通信技术手段，更不必说知识的世界化了。就上述种种论据来说，是否有必要重述公民身份的界限框架？市民身份和公民身份必须有交叠但不可混淆。城市权意味着一种公民身份的革命性构想。

⁰ 因哔哩哔哩网站投稿限制，无法使外文文献名以斜体显示，还望读者谅解~

¹ 台湾地区相关媒体报道有将其翻译为“行星都市化”，从原文字面上看，按一般语言习惯，应译为“都市全球化”。但其实值得斟酌，列斐伏尔在后文“第二个矛盾”处亦提到“世界各地出现并正施加于诸城之上的形态”还是“逐渐向全球铺展的都市形态”，显然台湾翻译更符合前者，译者的理解也更倾向前者，但翻译以字面为准，特此说明。

²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1946 – 2022），美国政治活动人士、城市理论学者。他著名于诸如《石英之城：掘查洛杉矶的未来》（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1990）及《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大屠杀：厄尔尼诺饥荒与第三世界的形成》（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2000）等作品中对权力与社会阶级的调查。他的最后一本非虚构类书籍是《怪物来袭：新冠、禽流感与资本主义瘟疫》（The Monster Enters: COVID-19, Avian Flu, and the Plagues of Capitalism，2022）。

³ Le pire des mondes possibles. De l'explosion urbaine au bidonville global，原题：Planet of Slums: Urban Involution and the Informal Working Class，中文译本名《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潘纯琳译，2009）。

⁴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 – 1918），法国诗人，剧作家。超现实主义流派鼻祖。其艺术以一个简单的原则为基础：创作的行为必须来自于想象与直觉，因为它必须尽可能地贴近生活、自然、环境和人类。列斐伏尔本文中引用的诗句出自《不被爱者的香颂》（La Chanson du Mal-aimé，1913），原文是“Soirs de Paris ivres du gin, Flambant de l'électricité, Les tramways feux verts sur l'échine, Musiquent au long des portées, De rails leur folie de machines.”，译文采用意译且略有改编。

☭ 昂利·列斐伏尔与法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PCF）彻底决裂后，在包括城市科学在内的各学科领域发展了一系列独创的思想论述。相关著述我们可以援引：《城市权》（Le droit à la ville，Anthropos出版，1968）、《从乡村到都市》（Du rural à l'urbain，Anthropos出版，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Casterman出版，1972）、《空间与政治》（Espace et politique，Anthropos出版，1973）、《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Anthropos出版，1974）。（网站编者语，200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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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小传

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èbvre，1901.6.16 – 1991.6.29）法国哲学家，并致力于社会学、地理学及历史唯物主义，是法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列斐伏尔在比利牛斯山脉（Pyrénées）地区出生和长大，这里是一个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地区。

1919年，列斐伏尔移居巴黎，在索邦大学（Sorbonne，即当时的巴黎文学院：Faculté des lettres de Paris）学习哲学。学习期间与同学一道创立名为“哲学”（Philosophies）的研究小组及期刊。列斐伏尔称，“哲学”小组从对“精神”（Esprit）的崇拜发展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在此期间，列斐伏尔也接触了超现实主义的哲学观点。

毕业后，列斐伏尔曾在雪铁龙公司（Citroën）就职做当工人，并在巴黎做过出租车司机。他于1928年左右加入法国共产党，在普里瓦市（Privas）谋得了一份中学哲学老师的教职，并领导了当地的共产党支部。后因示威活动面临被解雇，1931年主动调迁至蒙塔日市（Montargis）并继续任教，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其间，列斐伏尔著有一本极具影响力的反斯大林主义著作《辩证唯物主义》（Le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1940），该著作广受认可，更影响了二十年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 – 1980）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60）；著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黑格尔根基，并突出了异化理论、实践概念与人的全面自我实现的主题，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截然不同，也有学者认为该著作是作者早期的“日常生活批判”论述，成为他后来五十余年心血的发端。1941年因出版著作批评德国法西斯主义被当局维希政府开除教职；同年，德国纳粹占领法国。1941年3月，列斐伏尔加入法国抵抗运动（la Résistance）。流亡途中，列斐伏尔酝酿并写就《日常生活批判（一）：概论》（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 Introduction，1947）；该书可视为对《辩证唯物主义》所阐发观点的社会学化延展，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异化现象的批判。1944年8月法国解放后，他恢复工作，受任法国广播电台（Radiodiffusion française，RDF）图卢兹（Toulouse）站台长兼艺术总监。

列斐伏尔作为当时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一直是法共刊物《新批判》（La Nouvelle Critique）的编委会成员（1948 – 1957）。顺带一提的是，尽管列斐伏尔早起思想已经预示了某些存在主义的观点，但在法共任职的三十年间，他进行自我批评并批判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派别。结果，因列斐伏尔对斯大林主义的坚决反对及法共的教条主义倾向，1958年，他与法国共产党分道扬镳。同一时期，他也是结构主义，特别是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 – 1990）著作的批评者之一。

列斐伏尔的正式学术职业生涯是近50岁时才开始的：1948年在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1894 – 1965）的帮助下，成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CNRS）的研究员，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并于1954年通过了两篇博士论文《比利牛斯山脉的农民社区》（Les communautés paysannes pyrénéennes，2014）和《田园共和：坎潘谷史》（Une république pastorale. Histoire de la Vallée de Campan，未出版）的答辩。1961年，列斐伏尔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二）：日常生活社会学基础》（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 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1961），强调语言、符号对日常生活的腐蚀，批判现代社会对日常生活矛盾的掩盖。同年离开研究中心后，列斐伏尔在1962年成为了斯特拉堡大学（Strasbourg）的社会学教授，并与情景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IS）成员有所接触。1965年他开始担任巴黎第十楠泰尔大学（Paris X - Nanterre）任社会学系主任。

在学术领域，他由早期对辩证唯物主义阐述以个人及具体实践为中心的特点，延展到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有效维持自身的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生产关系，而是日常生活领域。必须在这一领域开展一种创造全新意识形态的斗争，抑制资本主义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复殖，这是进行彻底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提。现代性在西方产生了“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société bureaucratique de consommation dirigée），它对日常生活进行分裂和组合，使人变得日趋被动，而且作为被分裂的原子化的消费者，对于引导他们的日常需求的符号与影像做出不由自主的反映，并借助于消费获得了“幸福”，人的自我表达实则被扼止。列斐伏尔认为革命不仅包括经济与政治层面上的，也包括文化层面上的。他讲的“文化革命”（révolution culturelle），并不企图产生某种制度，而是建立一种新生活：革命将彻底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改革国家制度与财产分配机制。革命的目标就是“让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让技术工具用于日常生活改善”。艺术在这个范畴上被理解为是一种审美体验的手段，能展示日常生活方式的传统特征，而现代艺术发展为资本主义压制日常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上述研究历程的最高成果便是与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 – 1994）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67）一书几乎同时问世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 monde moderne，1968），此书可以说也预见了后来的“五月风暴”（Mai 68）。

在教学领域，他主导并同其助手开设了以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异化为主题的课程；据信，课程直接对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导火索的本校学生们有较大影响。最终因这一大众反抗压抑人性的资本主义官僚体制的运动的失败，列斐伏尔对传统政治革命感到失望。随后一时期：

列斐伏尔由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转向了或者说延展至对都市化、现代民族国家、全球化、空间现象及资本主义再生产等问题的研究。研究早期出版了《坎潘谷：农村社会学研究》（La vallée de Campan: étude de sociologie rurale，1963）、《比利牛斯山脉》（Pyrénées，1966）、《从乡村到都市》、《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1970），1970年，他还同阿纳托尔·科普（Anatole Kopp，1915 – 1990）一道创办了跨学科期刊《空间与社会：治理、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国际批判》（Espaces et Sociétés: revue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de l’aménagement de l’architecture et de l’urbanisation）。1968年出版的《城市权（一）》与1972年出版的《城市权（二）：空间与政治》（Espace et politique，1972）引出了“城市权”这一新概念（“生活架构”与“环境质量”）；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被世人视为其登峰造极之作，提出了经典的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空间实践”（pratique spatiale）、“空间的表征”（représentations de l’espace）、“表征的空间”（espaces des représentations）。列斐伏尔认为，都市日渐成了反对日常生活和美学叛变的中心；人类的真正社会需求并未在“城市规划”中得到关注；空间是社会的产物，重要且具有政治性，每一类社会或意识形态都必须生成其空间，意识形态也是在空间的体验中出现了对立。

1973年，他从巴黎城市规划研究所（Institut d'urbanisme de Paris，IUP）退休，回到了家乡。1981年，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三）：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关于日常生活的哲学）》（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III. De la modernité au modernisme (Pour une métaphilosophie du quotidien)，1981），列斐伏尔通过揭示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现代性危机等，辩证分析了日常生活的变化及对革命做了展望。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常生活批判（三）》中，列斐伏尔详细讨论了有关数字技术与信息的议题，指出了信息技术作为“设备或服务”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殖民化”。

列斐伏尔热爱音乐并业余演奏钢琴，喜欢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 – 1856）和J.S.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 – 1750）的作品。而在他晚年，对日常生活及空间的研究最终都指向了“节奏”（rythmes）。日常生活被他辩证地定义为“幻想与真理、强力与流波的交织；可控部门与不可控部门的交织”，并且是各异、特定节奏之间发生永变性冲突的地方：是包含自然节奏、生理节奏和社会节奏的身体多节奏束；在《空间的生产》中，作者提出，一种“节奏分析”可以看作是对空间阐述的一种润色或补笔。

1991年6月末，列斐伏尔长眠于家乡附近的波城（Pau）。那一年，《节奏的分析要素：节奏分析知识导论》（Éléments de rythmanalyse: Intro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s rythmes，1992）即将付梓。在这本书中，列斐伏尔认为节奏分析“能分析房屋、街道，正如一个人能赏析交响曲和戏剧”，而常规的“节奏”表象常带来错误的计量认知。他还认为人体是由多种“节奏”组成的，为观察体外“节奏”，“节奏分析师”必须以其自身的节奏作为度量衡；进一步说，“节奏”是分析工具“节奏分析师”自身与分析对象“节奏”的联合体。虽说此书篇幅很小，但也为他一生致力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画上了意味深长的省略号。短短八章，犹如新学科宣言，召唤来者。

☭ 参考文献：

[1] 刘怀玉. 现代日常生活批判道路的开拓与探索——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D]. 南京大学, 2003.

[2] 朱芳敏. 列斐伏尔《韵律分析: 空间, 时间和日常生活》文本分析研究[D].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

[3] 昂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4] Hess R, Lefebvre H. Henri Lefebvre et l'aventure du siècle[J]. (No Title), 1988.

[5] Lefebvre H, Kofman E, Lebas E. Writings on cities[M]. Oxford: Blackwell, 1996.

[6] Lefebvre H. 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M].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3.

[7] 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the one-volume edition[M]. Verso Books, 2014.

☭ 附录：

封面图为1971年在阿姆斯特丹旧路德教堂的一场哲学电视辩论，主持人（左）、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中，Leszek Kolakowski，1927 – 2009）与昂利·列斐伏尔（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