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股票风潮

（一）橡皮股票风潮是指发生在1910年前后中国上海的橡胶公司股票炒卖行为及其导致的金融危机，由于全球橡胶价格的下跌，金融机构的介入过深以及清政府对市场缺乏监控和政府内部的党争，此次危机最终引发天津、广州等地的钱庄大规模倒闭，此事与约10年后的信交风潮同样给上海的金融经济活动带来极大打击。橡胶在清末被称为“橡皮”，经营橡树种植业的公司则被称为橡皮公司。20世纪初汽车工业的兴起带动起作为周边产业的橡胶制品（主要是轮胎）生产，以美国为例：美国橡胶进口值1908年约为五千七百万美元，1909年增至七千万美元左右。又如英国橡胶进口值1908年为八十四万英镑，1909年增至一百四十一万英镑。橡胶的价格随着其需求量扩大而不断上涨，在英国中1910年4月的价格高峰期甚至出现橡胶每磅十二先令五便士的记录，而当时橡胶生产成本仅为18便士，价格即使加上充分的利润也不过每磅二至三先令左右。在价格和需求推动之下世界各地的橡胶产业公司不断成立并发行股票，受此影响时上海的金融市场也开始热炒橡皮股票。以兰格志为例：1903年英国商人麦边他在上海创设兰格志拓植公司，公司成立前数月麦边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今后之橡皮世界》，宣扬该产业的美好前景，然后在上海市场出售股票。1908年在上海上市的其他橡皮公司股票还有Perak、Kalumpong、Senawang、Tebong等，1909年起橡胶价格的迅速上涨推动相关公司的股价上涨。而银行和银号因应橡胶公司的融券也十分宽松。先是外商银行将抵押折扣放宽到50%-80%左右，上海各钱庄和华商银行其后跟随，融资买股一定程度上对橡胶的股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市场上橡皮公司股票的市净率最高达10-20倍，溢价8-9倍者比比皆是。股价的上涨和金融机构的推波助澜，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橡胶公司新股票的发行。

（二）1910年1月至7月每月有数种乃至十几种新的橡皮股票上市，这些股票随行就市地高溢价发行，并在报纸等媒体上大篇幅刊登宣传广告。宣扬公司形象及与金融机构如公益洋行、进益洋行、壳件洋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德华银行的良好关系，并宣称由社会知名人士参与董事会。这些橡胶公司通过上海的洋行经办和发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如志摩合众橡树地产有限公司在《时报》上刊登广告，招募股本英金壹拾壹万磅，计分二十二万股，每股英金十先令，并由公益洋行经理向德华银行开户。爪哇橡树地产有限公司由汇通洋行经理向麦加利银行开户，英脱内训纳而橡树公司由进益洋行经理在麦加利银行开户。 泰平橡树公司由壳牌洋行经理，德华洋行则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中国的钱庄在此次风潮中介入很深，据东亚同文会的报告：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70%至80%的股票为中国人所有。钱庄不但放出贷款供人买股，自己本身也购入股票。以正元钱庄一家为例：正元买进橡皮股票达三四百万两。有人估计华商在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场的金额约在2600万两至3000万两，投入伦敦市场约为1400万两，两方面加起来总额约在4000万两至4500万两。钱庄不但自己投入资金，还向同业外资银行拆借。股市高峰期上至重要官员，下至难以计数的各地钱庄人员、各业的一般商人乃至一般职员均有介入。尤其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此三人联合，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放在外资银行，总价值约140万两。

（三）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元丰被陈调走11万余两庄票。1910年美国对橡胶实行限制消费的政策，6月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持续下跌，到7月底便降到九先令三便士，随后更猛跌到六先令。橡胶价格下跌带动全球橡胶公司的股价下跌，1910年7月21日正元、兆康、谦余3家钱庄倒闭（3家共损失500余万两），而与这3家钱庄关系密切的森源、元丰、会丰、协丰、晋大5家钱庄也在随后倒闭。此时袁世凯亲信上海道台蔡乃煌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赶到宁波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报告，张人骏转奏朝廷，北京方面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同时蔡乃煌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其中有属于国库性质的上海海关的税款“沪关库款”），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分属庄号，上海市面暂时趋于平静。9月份清政府要从“沪关库款”取出190万两偿还庚子赔款，蔡乃煌鉴于这笔钱已经用作救市，且上海金融市场尚未稳定，请求朝廷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垫付。按照奏折的性质，蔡乃煌的奏折交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长）陈邦瑞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归江苏管辖）参奏蔡乃煌，说他妄称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朝廷颜面，拖付“庚款”。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蔡乃煌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

（四）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上海道官银的支持，上海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军机处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乃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蔡乃煌的提款，加上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使得源丰润倒闭，牵连6家大型银号倒闭。外国银行见状开始停止拆款并追回欠款，风潮初起时外国银行对上海庄号的拆款尚有1000万两左右，源丰润倒闭前还有640万两，至12月初拆款降至60万两左右。源丰润倒台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以江苏盐厘担保。至1910年春节前又有30余家钱庄倒闭，3月21日义善源宣布倒闭。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时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前面蔡乃煌提款时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并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义善源。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李经楚只好归还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未遂，次日义善源倒闭，负债1400万两。源丰润、义善源分号遍布全国，它们的倒闭致使营口、北京、广州、重庆等城市陷入一片恐慌。1910年初上海共有91家钱庄，受橡皮股票风潮影响后倒闭歇业的达到48家，占总数的53%，亏欠款总额1933万两。

（五）风潮过后上海的上市橡胶公司大多正常营业，但名誉扫地，他们大多召开股东会希望恢复股东信心，但1912年后大多橡胶公司股票跌至票面以下。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部倒闭。1910年7月天津的春华泰银号首先倒闭，10月上海源丰润天津分号及联号新泰也即时倒闭，负债100多万两。在竹竿巷开设的万庆成洋布庄老板曾借给上海商人73万两，当上海发生金融危机后万庆成洋布庄大小铺面连倒闭。1911年3月上海义善源银号倒闭，天津分号受牵连而倒闭，计欠款60万两。裕源长银号受牵连倒闭，义德厚钱庄、永盛钱铺、春兴钱铺等均因银根紧迫而歇业。10月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引起全国各大商埠市面恐慌，如大庆元银号因上海总号牵连倒闭，富商王锡英所开益兴恒、益源恒银号也因此而倒闭。经收海关税款三十年之久的裕丰官银号也未幸免，甚至连洋商银行华账房也遭此厄运，麦加利银行买办徐诚的账房因津埠停市、账房现银短缺而倒闭。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也未能如预期的那样在风潮发生后三四年内维持5先令以上的价格，而是不断下跌。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因运输缺乏导致原料无处承销，战争结束后至1922年间由于橡胶生产工厂闭歇既久，缺乏人工与资本，一时不易恢复。并且橡胶生产者方面源源采割也要有一个消纳的过程，因此从1914年至1922年间的橡皮营业几乎岑寂无闻。1922年底到1923年初由于史蒂芬逊计划的推行使橡胶价格回升，上海又出现一个橡皮股票投资的热潮。此后长时期内橡皮股票又处于低迷状态，直至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橡皮股票再度成为投资的热门。全国的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影响清政府的收入，迫于经济压力清政府收回原本商办的铁路，引发保路运动，清政府从湖北派兵镇压，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

保路运动

（一）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清廷出卖筑路权的行径激起各地人民反对，湖南各界群众以铁路公司、咨议局为阵地积极争路，迫使湘抚杨文鼎奏请清廷收回成命。上奏遭申斥后民众相继罢工、罢市、罢课，拒交捐税。湖北咨议局亦召开大会抗议，疾呼“存路救国”。宜昌商股股东纷纷向铁路公司索回股本，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起而支持，与官军发生流血冲突。广东铁路股东反对清廷强占粤路，坚持商办，华侨股东声明“誓死不从”。民众拒用纸币，挤兑银根，以示抵抗。在粤督张鸣岐高压下股东赴香港成立保路会，继续抗争。四川斗争尤为激烈，立宪派绅商首先发起保路，五月二十一日组织保路同志会，持有租股的农民争相入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在清廷强行接收宜万段后群起抗粮抗捐和暴动，七月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清廷饬令解散各地保路同志会，扩大镇压。中国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号召保路同志军乘机起义，各路义军攻打成都，久攻不下，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发展为全川范围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1911年6月1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二）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至此方知政府款路皆收。王人文收电后知此电一宣，全省必大乱，于是竟压下不宣。盛宣怀、端方又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后原先的“文明争路”逐渐转向激烈抗争，出现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清廷的压力下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形势一发不可收拾。“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四川省荣县宣布独立，全川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此后短短一个多月里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大清王朝就此轰然倒塌。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 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骂盛大臣为卖国奴。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三）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举蒲殿俊，副会长举罗纶。下分四股办事，为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见群众表示同情，说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无论怎样也应当据理力争。17日王人文致电内阁：“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有伏案私泣。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19日王人文再奏说：“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同时上疏严参盛宣怀丧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27日他又把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清廷申谕严饬，并将王人文革职。清朝末年掀起的保路运动也称作“铁路风潮”，是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四）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后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铁路借款合同，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根据借款合同时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内吃尽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后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他们的利益而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其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革命政权。

（五）这次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湖南、湖北、广东3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粤汉铁路收回以后又展开一场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的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在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

（六）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不仅侵害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保路斗争，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早、行动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在湖北中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宜昌到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在广东中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在广泛持久深入的进行。

（七）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四川省人民对“铁路国有”的卖路、卖国的实质是很清楚而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人民对它的仇恨，而且从和平保路转向武装斗争。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阳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后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八）当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清王朝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不朽的功绩。

晚清封建帝制飘摇

（一）以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辛酉政变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世界列强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形成瓜分中国的局势。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1896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从海底电缆侦查到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坐船到英国，当时孙中山是钦犯，一星期后他在英国利物浦登陆。10月11日孙中山被公馆抓住，12日到14日孙中山设法与老师康德黎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了。他扔出去的小纸条由于地理原因没有抛到街上，反而被人发现，清使馆决定以“遣送疯子”之名通过水运把孙送回清国。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馆仆人间传开，基督徒的女管家贺维太太知道后于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后连夜寻找参赞马格里并报案，但是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苏格兰场警察局报案，并无所获。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报》。而康德黎担心公使馆可能连夜把孙中山弄走，专门监视公使馆动静。19日外交部已经开始行动，康、孟对此事并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录口供，申请开庭，监视水运，22日外交部转守为攻。马格里称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夹在中间确实难做，但龚照瑗拒不放人。

（二）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地球报》揭发这一消息，舆论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称英庭因为舆论压力才放孙中山之说也不成立。10月23日孙中山终于被放，康德黎资助孙中山50英镑，出版《伦敦蒙难记》。“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使得他从默默无闻变成世界级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后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阵营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超过孙中山。1896年清政府与沙俄签署以日本为假想敌的《中俄密约》，这使日本政府感到极大恐慌。为了对付中俄同盟，日本感到亟需扶持中国内部的反清势力，先是对维新派极尽快笼络之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政府转而动起利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的念头，而孙中山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把活动基地设在日本。革命党人章太炎创作《正仇满论》、《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之道德》、《中华民国解》等，邹容创作《革命军》，陈天华创作《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党打击保皇派，宣传革命思想主张，一些革命党人收集明末清初作品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以及选录明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内的《原君》、《原臣》进行宣传。这些作品留给人深刻的印象，影响很大，乃至流传到南方新军与北洋军。1900年以后东京留学生逐渐受自由平等学说的熏陶，接受革命排满学说的人也逐渐增多，在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前后革命党人的书报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

（三）上海知识界也出现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宋教仁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革命团体。1905年7月孙文、黄兴、 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来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部分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文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文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文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后主张通过军政训政实现主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于1905年在东京召开后一批日本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例如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又如长崎的富翁梅屋庄吉等。日本离中国很近，又是一个岛国，那里成为革命党躲避镇压、联络同志、建立组织、筹措资金、培养力量的好去处，并从当地引来众多帮助中国革命的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民报》创办后章太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是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革命派积极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中国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清王朝的统治，扩大革命影响。

（四）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1907年初主要因军事主张大量政治主张的不同，最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要求孙文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1907年7月一些革命党人和一些会外人员组建共进会，专门策划在长江中下游的起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1910年2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一些革命党人，而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孙文却对革命矢志不渝、坚持不懈。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文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文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文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宋教仁等人对孙文彻底失望，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孙文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1913年在两湖及江浙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五）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早在戊戌变法期间及之前王韬、郑观应、康有为等人就先后提出过立宪，1893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由此开启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1901年原维新派领袖、后来的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便曾发表《立宪法议》一文，鼓吹君主立宪制。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国内舆论是一致认为：“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要求清政府推行宪政。立宪人士积极奔走，立宪发展为一种全国性思潮。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认为以其国力不足以独霸中国，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同时遏制其他列强在华吞食过多利益，日本改变对待清政府与革命党的态度。不再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取消对孙中山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庇护，查封同盟会会刊《民报》。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使得部分人对君主立宪信心大增。

（六）但《宪法大纲》虽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颁布的宪法为蓝本，但它删去日本宪法中对天皇权力限制的条款。1908年冬天新觉罗载湉和叶赫那拉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光绪之弟、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监国，为摄政王，预备立宪进入第二阶段。载沣监国摄政后两次重申继续进行预备立宪与立宪作为国策的不可动摇性，取得一些国际方面的认同 ，1909年10月4日除新疆外各省先后宣告成立咨议局 。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免职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官员，大肆提升载涛、载询等满族亲贵的官职，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在载沣担任摄政王一年之后一度对他执政前景相当乐观的西方媒体就改变判断 ，同时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京师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1911年5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内阁。13名国务大臣之中汉族仅4人、满族9人，而皇族竟有7人，故人称“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成立引起立宪派的强烈不满，但他们还没有绝望，又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上书力争并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但得到回答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权，议员不得妄加干涉。”立宪派纷纷感到失望，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阵营  。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自甲午战争结束到1911年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新政时期建设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资资助修筑的就长达4029公里，约占总长度的81%。

（七）但是作为回报时帝国政府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1903年12月2日满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更大的共鸣。粤汉铁路于1900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废除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要求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实际收回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高潮时期。在此后4年间全国在15个省创设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 。清末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严格的受款规定，坚决拒绝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故而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筹不到足够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

（八）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但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盛宣怀 、梁启超也持此种看法。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靡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1908年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帝国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粤汉与川汉铁路。

（九）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政府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迹象。随着津浦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发生明显转向，在这种情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1911年初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铁路国有”上谕，5月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中盛宣怀为强夺股权而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1911年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运动升级，清政府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抽调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暴动风潮。

（十）这一事件对湖北影响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军部队是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新军三十二标，但是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的路上杀掉大臣端方，被居正阻止 。1911年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9月中旬端方抽调1/3湖北新军军力取道宜昌，进入四川，武昌顿时空虚。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9月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9月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1911年10月8日晚蒋翊武被捕，后跳出巡警署围墙逃跑。

（十一）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不幸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湖广总督瑞澄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就义，三烈士的牺牲让武汉革命党的情绪已经是箭在弦上，但是从后来的处理看湖广总督瑞澂并不想扩大事态。10月10日瑞澂即向中央政府报告事件经过并邀功请赏，瑞瀓甚至采纳很多拥护政府的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瑞瀓的处理办法与10月19日的上谕精神是一致的。1911年10月10日早梅宝玑到新军工程营，对工程营的革命党：“说彭、杨、刘就义了，谎称革命党名册被搜走，武昌城门关闭，瑞澂将按照名单抓捕革命党。”此时军中传言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当天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更加证实传言的真实性。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而在当时政府公署的往还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说法。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驻扎武昌各处的革命党人决定提早起义，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决定10日夜里第一次集合点名，在营房发动军变。当时他们仅有20颗子弹，所需武器要靠夺取楚望台军械库。傍晚营中革命士兵焦急等候城外炮队发炮，以便起事，然始终未闻炮声信号。而清方军官加紧戒备，对士兵控制甚严，气氛极度紧张。

（十二）熊秉坤称：“将至日暮。”熊秉坤正在营房楼上一排宿舍向本棚副目陶启元等革命同志布置待举动时忽然听得二哨宿舍有骚动声响，二排正目、共进会支队长金兆龙等与清方营官、队官、哨长、司务长等在二楼发生正面冲突。其中共进会员程正瀛响应金兆龙动手召唤，向哨长陶启胜开枪，又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及营主阮荣发开枪，打响首义枪声。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发动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拉来队官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导致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瀓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后终于在天亮前占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与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炸毁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

（十三）1911年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湖北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而没有更好的人选，因此会议通过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的提议。革命党军驱逐瑞瀓出城后即率队包围黎元洪住处，强迫黎元洪“主持大计”。把他簇拥到楚望台上，全体起义官兵举枪对黎元洪致敬，有炮兵高喊：“请统领下令作战！”湖北咨议局早已准备好安民布告，并且替黎元洪签上“黎”字。虽然此时黎元洪处于软禁状态，但他的威望稳定武昌的军心，获得一致拥戴。当公推黎元洪任都督消息到军中士兵都鼓掌欢呼，下午当第一份《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张贴于武汉街头时到处挤满观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兴奋，许多人流下热泪，感到扬眉吐气。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出一系列电文的迅速发布加快各省的响应进度、加剧清统治集团分化。以都督黎元洪名义《照会各国领事》迅速送达驻汉口各国领事馆后使各国了解湖北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各领事馆于10月18日宣布“严守中立”，从而避免各国对武昌起义的武力干涉。

（十四）共进会是清末由一部分长江中下游和南方几省的中国同盟会会员组织的外围革命团体，1907年8月18日各地哥老会、孝义会、三合会、三点会首领及部分中国同盟会会员于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与会者有川、鄂、湘、赣、皖、浙、粤、桂、滇等省人士百余人，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共进会主要领导人是同盟会会员焦达峰、日知会会员孙武等，共进会成立后当即用白话、文言发表2个着重强调排满的宣言。共进会尊孙中山为领袖，它以同盟会的总理为总理，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但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共进会的领袖称作会长，第一任会长为张伯祥，后由邓文翚接长，第三任会长为刘公。会长之下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军务、侨务、党务、参谋、文牍等9部，各设1部长。并设立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江苏、广东、广西都督，预备革命成功后接管政府。共进会的最初参与者多为留日的军校学生，有较好的社会背景，大多来自鄂、湘、赣、川等省分。1908年秋共进会的主要成员陆续回国活动，发展革命组织成员和进行革命，其主要的行动目标在长江流域，偶尔也至两广活动。如张伯祥曾在四川活动，邓文翚曾至江西设立分部，但在大多地区发展并不顺利。1908年冬孙武、焦达峰等先后返国，至武汉约集一部分革命人士，于次年春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总部设在汉口法租界（后迁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秘密编成5镇军队，由孙武任正督统，每镇设副督统分别统率。焦达峰嗣后返湘，在长沙设共进会湘部总会，并亲往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等地与会党扩大联络，也仿湖北的作法，分别编成几镇。江西共进会则由邓文翚主持，以原有的反清小团体易知社为基础，扩大改名建成。

（十五）1910年刘公携十八星旗归鄂，至此东京的共进会组织全部转移到国内。1911年春共进会重要成员邓玉麟在武昌设同兴酒楼为联络据点，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的活动取得长足的进展，与文学社并称新军中的两大革命团体。该年初秋文学社和共进会达成联合协议，组成统一指挥起义的领导机构，从而共同发动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焦达峰领导的共进会和会党参与长沙起义并获得胜利，焦达峰被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江西共进会人参加九江和南昌的起义。辛亥革命后由于多数领导人分别同其他派别从事筹组政党的活动，共进会无形中涣散解体，一些成员选择加入同盟会，一些成员则集结在后来的副总统黎元洪四周，有些成员则就此离开政治圈。文学社指的是清末湖北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是知识分子寻求救国的一次尝试，是新思想发力的表现，文学社后并入中国同盟会。文学社前为群治学社改组的振武学社，1909年振武学社社长蒋翊武等在武昌黄鹤楼举行会议，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翊武沿任社长。宗旨是：“兴汉排满，推翻专制，驱逐满奴，夺回汉室江山。”发起人有张廷辅、刘复基、蒋翊武、李擎甫、沈廷桢、张筱溪、唐子洪、商旭旦、谢鸣岐、萧良才、曹珩和黄季修等12人，蒋翊武、刘复基为正、副社长，社址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1911年1月由振武学社改组而成，蒋翊武任社长。借“研究文学”为名，文学社有严密的组织，入社会员需经严格考察，以防不测。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吸收社员五千余人。后与共进社组成起义领导机关，发动“武昌起义”。1912年6月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增强革命力量，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文学社是湖北地区主要革命团体之一，其前身为由日知会嬗变而成的群治学社。

（十六）1910年春天群治学社由于在新军中密谋起义，事泄而遭破坏，社务暂时停顿。同年中秋社员杨王鹏等在武昌黄土坡开会，议决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并公推杨为社长。后因杨被军队开除返湘，改由蒋翊武主持社务。是年冬社员詹大悲等创刊《大江报》，努力宣传革命，影响日益扩大。振武学社组织发展很快，引起官府注意。蒋翊武等为掩蔽革命目标于1911年1月30日借春节团拜名义邀集各标、营革命士兵代表在武昌黄鹤楼开会，议决将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选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尧瀓为评议部长。稍后又陆续推举王宪章为副社长，张廷辅为总务部长。文学社总机关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随即又设阳夏支部领导汉阳、汉口社务，以胡玉珍为支部长，邱文彬为副支部长。文学社简章自称“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旨趣，实际上却是以革命排满作为“心记之宗旨”。会员绝大多数为趋向革命的士兵和青年学生，也吸收少数进步的下级军官参加。由于革命时机已经迫近，文学社在新军中紧张地展开宣传组织工作，社员最多时发展到两三千人，几乎遍及湖北各标营队。同时詹大悲等继续在《大江报》上抨击清廷弊政，揭露军中黑暗，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文学社成立后不久就与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取得联系，在黄兴的鼓励和中部总会的促进下经过刘尧澄、孙武等人反复磋商，9月14日文学社与湖北地区另一主要革命团体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正式确定双方联合行动，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并筹划起义后的革命政权组成问题，10月10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共同发动武昌起义。

广州起义

（一）1894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岁生日，早在1892二月初二日慈禧就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等总办万寿庆典，1893春又成立庆典处，专门负责庆典事宜。为了在颐和园接受祝贺，慈禧对颐和园的修建工作抓得非常之紧。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经西安门出西直门由石路至颐和园东宫门蹿路所经，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劳民伤财，使得百姓苦不堪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清廷卖国投降及中国经济技术落后，最终导致战争失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加速半殖民地化的进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推翻清廷为己任，在当地吸纳会员130余人。1895年1月底孙中山回到香港发展组织，他的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以及杨衢云、黄咏商等都成为兴中会的骨干。2月21日兴中会总部成立，会址设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路十三号，对外以“乾亨行”的牌号作掩护。兴中会为践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言，甫一成立就集中精力筹划发动广州起义，试图以武力彻底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1895年孙中山就带着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来到广州设立兴中会广州分会，程奎光、程璧光、左斗山、魏友琴、陈廷威、朱淇、苏复初等数百人加入组织。为掩护兴中会的活动，孙中山还特地建立一个名为“农学会”的公开团体，号称要研讨农桑新法。1895年3月16日即中日马关条约成议前一个月兴中会决定于重阳节（1895年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期待由此引发全国反对朝廷的连锁反应。当时议定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军事行动，杨衢云在后方总部香港筹款购械并招募壮士，谢缵泰负责联络旅港外国人，有三合会背景的郑士良负责联络会党。

（二）陆皓东事先已设计好一面青天白日旗图样，这将作为义军的旗帜，这一计划在8月底进行最后的完善。孙中山最初的考虑是人贵精而不贵多，只须敢死队一百人就能成功。据说1853年三合会的旁支小刀会刘丽川借着太平军的声势，只以七人之力就占领上海县城（当时的上海远没有今天这样大）。虽然广州的情况不能和四十年前的上海相提并论，但孙中山认为采用五人一队，突袭署衙的战术，就能擒贼擒王。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在于当时广州城内的重要衙署仅有都统、总督、巡抚、水师提督四府，虽然都有卫兵，但戒备松弛。如果出其不意，配备枪械、炸弹的五人小分队完全可以一举攻入，捕杀其长官，使清兵群龙无首。城外清兵如来增援，可派二三十人在要道截击，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冒进，再派二三十人围攻旗界（即八旗兵驻地）则大事可成。不过当时驻扎广州的八旗、绿营及各类营勇虽然战斗力较弱，但毕竟有万人以上，因此当兴中会讨论这一计划时大多数人认为还是太冒险了，最终决定改为“分道攻城”策略。按照“分道攻城”的策略时杨衢云率香港会党三点会人众约三百人于起义日期前晚（10月25日晚）齐聚香港，乘省港晚班客轮到广州，并把起义用的短枪装在木桶里，谎称胶泥报关。等到了省城即用刀斧劈开木桶取出枪械，首先攻占各重要衙署，这三百人实际上就是“突击队”。另外还有“支援队”，各路支援队计划由珠江各支流会聚广州，为此还特意买了两条船，作为运送军队之用。起义发动时先期分散混进城的北江、顺德、香山三路支援队（计有一千余人）将群起响应，这些支援队基本都是花钱雇来的三合会党徒，自日本横滨赶回的陈清率领炸弹队在各军事要点投掷炸弹来壮大声势。

（三）起义者将以红带缠臂，起义的口号听着耳熟，是“除暴安良”。中文讨满檄文由在广州的朱淇起草，并将安民告示先期印好，届时四处张贴。英文对外宣言则由孙中山的老师何启博士与香港《德臣西报》主笔英人黎德在香港拟就，只待广州起义成功即分送各国，要求承认义军为交战团体，享受各国一切中立权利。起义大计已定，孙中山即派得力干部联络各方可利用的武装力量。他派刘裕统率北江一路，陈锦顺统率顺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统率香山一路，这三路“支援队”混进省城。有口音的汕头队伍就不进城了，让吴子才带着担任策应，牵制清军。香港方面的“突击队”由杨衢云负责，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舰长）程奎光届时率省河兵舰响应。起义各项已准备就绪，1895年10月10日兴中会在香港开会选举“总办”（会长），而且各会员已经同意，“总办”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与会者不过七八人，但却分歧严重。陈少白、郑士良支持孙中山，而谢缵泰却拥戴杨衢云，双方险些闹翻。最后孙中山高风亮节，以反满大局为重，还是让杨衢云做了“总办”。自此直至1900年兴中会的会长其实是杨衢云，虽然这个会原本是由孙中山创立的。1895年重阳节（10月26日）黎明各路人马均已整装待发，偏偏最重要的香港“突击队”没到。孙中山拿着杨衢云发来的电报说：“香港队员要迟两天才能出发。”大家担心起义延后会使机密泄露，于是商定取消本次起义行动，先遣散各部人马，以后择机再举。同时电告杨衢云，让“突击队”别来广州了。但杨衢云接到电报时七箱枪械已经改装进木桶，并以货物的名义交付省港班轮待运了，如果突然又跑去说这批货不运了，反倒容易被怀疑。因此杨衢云就给孙中山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同时他又命三点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于27日晚率首批“突击队员”登轮，赶赴广州。

（四）省港班轮起锚后朱丘突然发现装着军械的七只大木桶因船上要装的杂货太多而被移动位置，并且上面层层叠叠压许多货箱，根本无法取用。突击队员们即使到了广州，取不出枪械，也无法立即发动进攻。不过更让他们吃惊的事还在后面，客轮28日抵达广州，清兵竟然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手无寸铁的突击队员全被拿获，伪装在木桶里的205支左轮手枪和大约80箱弹药也被查抄没收。广州起义的计划已被满清当局获悉，朱淇的哥哥朱湘是个举人且有公职，当得知弟弟参加兴中会这种掉脑袋的活动后夜不能寐，深恐被株连，思前想后就用朱淇的名义向官府告了密，试图将功折罪。清廷驻香港的密探也将三点会党羽集结的情况报告两广总督谭钟麟，甚至这些人在香港采买军火的事，港英当局也用电报通知谭钟麟。接二连三的情报相互印证说明的确有人想“造反”，不由得谭钟麟不信，虽然他对医术精湛的孙中山竟然当了“匪首”深感意外，但还是采取抓捕行动。广州起义功败垂成，陆皓东冒险返回总机关焚毁兴中会名册，不幸被捕，受尽钉插手足、铁锤凿齿等酷刑，但坚决不肯供出同党。“我可杀，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这种大无畏的气概让清吏都深为感佩。最终陆皓东英勇不屈而死，成了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人，朱贵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也相继被处以极刑。当孙中山致电杨衢云阻止“突击队”来广州时就已让陈少白速返香港暂避，以免被清廷一网打尽。得知陆皓东被捕后孙中山又令身边的同志迅速疏散，自己则与郑士良留下来隐藏武器，并亲自给各地写电报。在通知省城内各主要同志烧毁重要文书，清扫总机关后才从容不迫地和郑士良离开。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没能成功，但却开革命党人武装推翻满清政府之先河。从此以后革命党人就没有停止过战斗，直至专制打倒，共和缔造。

自立军起义

（一）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佛尘，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及君主立宪制度。是年八月应谭嗣同之邀赴京，准备参与新政，行至汉口即得到慈禧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的噩耗。他悲愤至极，决心推翻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封建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复辟，恢复变法新政。为此赶赴上海，后辗转至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在日本谒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广泛联络流亡海外的志士，以图匡救祖国。1899年初回国，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以开拓民智、激发忠君爱国之志为己任。夏天再赴日本，与康有为、孙中山取得联系。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孙中山也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的倚重人物，康有为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同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并在《清议报》上发表《自立会序》，宣布维新保皇的政治宗旨。孙中山也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派吴禄贞（1880―1911）、傅慈祥、毕永年、戢元丞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康有为一心保皇，拒绝与革命派合作。唐才常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欣然表示愿与革命派联合起事，决心回国发难，并与梁启超、吴禄贞、林圭、秦力山等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唐才常回国后支持丁惠康、汪康年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东文译社创办正气会，由于唐才常与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双方的影响，思想上经常呈现自相矛盾的状态。他所领导的正气会既有反满倾向，却又主张保皇，既对义和团运动持否定态度，又认为机不可失，试图利用义和团造成的动荡局面发动武装起义。

（二）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为便于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官兵，唐才常采取秘密结社中传统的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自立会会员称“会友”，每人发“富有票”一张，上书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自立会建立富有山堂，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内八堂、外八堂等名目，体系庞大。许多省份会党头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为副龙头。自立会的口号是：“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日运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在筹建勤王军队过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遥戴孙中山为“极峰”，在两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为之用。经过上述努力后唐才常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十分迅猛，至二十六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7月1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号召邀集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社会名流与正气会员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号称“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容闳被推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总会设在上海。国会宣布三项宗旨：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请光绪皇帝复辟。唐才常召开国会，旨在借重社会名流的声望以资号召，并使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但会上争吵激烈，在依靠哪一派政治力量保全中国的策略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人主张借重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有人主张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强。汪康年等人旨在发扬清议，依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保护中国东南，徐图振兴之策，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唐才常等人则十分痛恨后党顽固派，坚决主张勤王起事，几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

（三）在此情况下唐才常等人毅然决定在正气会内恢复自立会名目，不顾汪康年等人的反对于七月初六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宣布篆刻关防，组成自立军，任命自立军统带，并挟国会以自重来作为起事以后立国建制的雏形和统率自立军的最高机构。国会名义上是自立军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自立军领导权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就在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活动之际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璇负责；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在湖北新堤（洪湖县城关），由沈荩统率；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唐并负责节制诸军。起义原定于8月9日在汉口发动，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但因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起义日期只得后延。然而安徽大通自立军前军未得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于十五日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率众退往九华山。十五日当天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上，抵汉口指挥起义，但因饷械延误，起义时间一拖再拖。这时大通起义失利的消息传来，湖北清军又蠢蠢欲动。唐才常、林圭等人默察形势，决定破釜沉舟，于二十八日在汉口起义。湘、鄂各地同时并举，计划汉口自立军先夺取汉阳兵工厂，解决武器装备后一举占领武汉三镇。然后挥师西安，救回光绪帝（此时由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随慈禧逃往西安），但却因对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而最终失败。

（四）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义和团兴起后英国一面极力拉拢张之洞结成“东南互保”，一面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唐才常、林圭等奉康有为旨意也曾劝说张之洞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暧昧，但到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从北京安全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于是张之洞决计回到清廷怀抱，剿灭自立军，并将这一决定通告英国驻汉口领事傅磊斯（1859―1922）。英国此前也暗中支持唐才常，有意把自立军作为可资利用的肢解中国的途径之一。但此刻八国联军正与清政府洽谈议和条件，对慈禧采取“保全主义”。同时英国也惧怕自立军起义动摇它在长江流域的统治秩序，故转变态度，支持张之洞扑灭自立军。二十七日晚张之洞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唐才常、林圭、蔡仲浩、汪梦珍、傅慈祥等30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二十九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解散部队，分别潜伏。新堤自立军右军一部及湖北蒲圻、麻城、沙市、巴东和湖南常德、岳州等地的自立军及会党组织也曾举行起义或开展零星、分散的斗争，但在张之洞严厉镇压下相继失利，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保皇党及各地会党等诸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盟武装，其成立伊始政治纲领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对英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起义未给清政府造成沉重打击即迅速失败。

（五）但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变法后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掌握清朝实权的后党顽固派，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次起义还吸引革命派参加，导致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条件。自立会在清末由唐才常组织发起，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会党群众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和武装起事组织。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一方面继戊戌变法的余绪，另一方面又表露出革命的新机，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维新派谭嗣同挚友唐才常誓继谭嗣同未竟之志并为谭嗣同复仇而东渡日本，先后会晤梁启超、康有为和孙中山，从两方面承受影响并获得支持。他于1899年冬回国密谋武装起事，次年在上海成立“正气会”，旋易名为“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设富有山堂，发富有票，入会者达十余万人。又邀结社会名流和会党首领开“国会”（亦名“中国议会”）于上海张园，以容闳和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同时唐才常遣林圭在汉口设立机关，组织自立军，兴中会亦派吴禄贞、戢元丞、傅慈祥等参与建军。自立军由新军士兵和会党群众组成，凡七军，两万人。安徽大通为前军，秦力山、吴禄贞统之；安庆为后军，陈犹龙统之；湖南常德为左军，田邦统之；湖北新堤为右军，沉荩统之；汉口为中军，林圭、傅慈祥统之。另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由唐才常直接指挥。唐并节制全军，兼任总粮台。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政治纲领具有两重性，既以“勤王”为帜，拥光绪帝亲政；又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求废止清国专制法律。其根本目的则欲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纲领中这种矛盾反映戊戌变法后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向。

（六）处于矛盾中的唐才常本身则是一个从激进维新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化型人物，他既是参加自立会各派政治力量的组织者，又是各派政治观点的调和人。1900年夏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自立军拟运动张之洞在两湖独立，并乘机发动武装起事。起事日期原定8月9日，因康有为失约，拒不从海外汇款，造成饷糈困难，只好展期。秦力山等在大通未得通知，仍杀牲祭旗，如期发难，激战七昼夜，败退九华山。汉口则延至8月22日起事，拟先夺汉阳兵工厂，再战武昌，然后北伐幽燕。此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在帝国主义首肯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中枢在屈膝投降中趋向稳定，原先对自立军持观望态度的张之洞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转而残酷镇压自立军。8月21日晚张之洞派兵包围设于英租界及其附近的自立会机关，捕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多人，次日晚加以杀害。稍后新堤部分自立军亦起事，转战至临湘一带，不久失败。在此期间两湖及安徽、江苏等省追缴富有票，捕拿自立会员，查封“国会”并株连亲族，前后捕杀达千人，自立军起事遂演成为一次比戊戌变法更大的流血事件。自立会和自立军的失败基因于其政治主张自相矛盾，组织基础不牢固（以会党为基础）以及康有为在经费上的掣肘和对张之洞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次起事虽有其保守方面（勤王），但所表露出来的某种反清要求及依靠下层会党和采取武装起事的手段则具有进步意义。在起事中特别是起事失败的教训使维新派、保皇派发生分化，许多自立会参加者很快步上革命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惠州起义

（一）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后政局混乱，正处于一个“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的时刻。孙中山乘时而起，派杨衢云、郑士良到香港、惠州等地准备起义。这时英国为了阻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怂恿两广总督李鸿章在华南“独立”，并拉拢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1900年5月、6月间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转告孙中山，说李鸿章有意在两广独立，请孙中山速来广东协同进行。孙中山颇不信李鸿章能有此魄力，但愿意一试，他在继续加紧策划武装起义的同时亲赴香港，派出代表与刘学询谈判。后来李鸿章看到慈禧太后的统治没有垮台后决意北上，孙中山的一丝幻想也随之烟消云散，便决定重新全力准备武装起义。惠州起义一共耗资十万元，在香港与孙先生初次见面的李纪堂，捐了两万元，还有一个日本人捐了五千元，其余都是孙中山和孙眉筹措的。作为正军的广州方面虽然运动军队及绿林的工作颇见成效，但军械却迟迟难以运到，只好放弃举事，择期再动了。惠州方面却因风闻清军有围攻企图，不待正式命令下达，就于10月6日发动起义，这次起义因此而常被称为“惠州起义”。三洲田是义军的集结地，三洲田是惠州府属下归善（即惠阳）县的一个村庄，位于大鹏湾北五英里，距香港新界东部边界不到十英里，便于得到孙中山来自海上或香港的增援。郑士良是归善当地的客家人，且有很深的三合会背景，招募的义军多为惠州的客家人和三合会员。义军从三洲田出发，向西不到七十英里即可抵达最终的攻击目标广州。郑士良在三洲田集中六百人，并通过一个广州军官购买一些三百支来复枪，每支枪三十发子弹。夏末他们已经控制所有山口，突击队也准备就绪，只等孙中山一声令下。但是孙中山的筹措饷械活动极为不易，万事未备前不敢贸然下达起义命令。军粮日渐匮乏，郑士良只好暂时将部队分散，仅留下八十人守大寨。

（二）但是革命党人在惠州地区的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甚至有谣传说有一支“数万人”的队伍运入不少武器，在三洲田地区掘壕据守。考虑到这支队伍已经占据险要，且有当地农民的同情，代理两广总督德寿反对大张旗鼓地围剿，主张步步为营地徐徐推进，对义军形成包围后再一举歼灭。水师提督何长清率几千士兵从虎门出发，进驻今天已闻名遐迩的深圳。深圳位于三洲田西南二十英里处，与新界隔河相望，既能迅速向义军发动攻击，又能守卫边界，防止义军在边界制造事端，使对岸的英军卷入进来。在西北面一支陆军部队占据归善和东莞之间的交界处，另一支部队则从潮州调到义军防区以东的海丰一带。坐镇惠州指挥的陆路提督邓万林派兵在镇隆和淡水封锁义军向东北方向的退路，同时巡逻船受命在靠近骚乱地区的海面上警戒。发现清军的步步进逼后郑士良急电正在台湾的孙中山，要求赶紧把军火运来。因孙中山在台湾的各项准备还未就绪，于是电令郑士良先将起义队伍分散，避免同清军接触。而郑士良却认为只要能把军火运抵广东沿岸，郑士良便可将义军引向成功。孙、郑还在电报往返时水师提督何长清的先头部队约二百人占领距三洲田不足八英里的沙湾集镇，派出的轻骑侦察兵甚至到了义军营地附近。郑士良的副将黄福不知道孙中山有让部队先行分散的命令，眼见敌人逼近，决定先下手为强，率领八十人的队伍对沙湾发动攻击，惠州起义就此爆发。义军虽然人数不多，却攻势如虹，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毙敌四十，俘敌三十，缴获他们的枪支和几箱子弹，还将俘虏们的辫子统统剪掉了。战斗已经打响，孙中山立即批准起义计划并加紧筹措军火。此前不久为支持菲律宾解放运动，孙中山曾为菲律宾独立军代买过一船军火，后事未成，军火也没用上。惠州起义爆发，孙中山就征得菲律宾独立军同意，先借这批军火应急。

（三）没想到的是派去提取军火的人在仓库里只看到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原来日本军火代理商中村弥六鲸吞独立军购买军火的专款，用废铁冒充军火。但义军的进展却意外地顺利，10月6日占领沙湾后得到从邻近城镇来的士兵补充，然后挥师北上，向离惠州城不到十五英里的镇隆推进。尽管许多战士仅仅装备梭镖，但义军还是击溃一支清军并占领该城，缴枪七百条，算是一次重大胜利了。义军在博罗和惠州城的支持者也投入战斗，从甘蔗地里向南援的清军发动攻击，并围困这两个城镇。如果惠州城陷落，那通向广州的门户就打开了，因此清军倾全力防守惠州和博罗。武器弹药不足的义军并未恋战，而是按照孙中山的新命令放弃向西进攻广州的计划，调头向东北二百五十英里外的厦门前进。孙中山的这一新命令也和解决义军的补给有关，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从那里更易得到来自台湾的支援。迟迟得不到海上补给的义军一路上秋毫无犯，只满足于得到刚好够用的粮食以及尽可能多的武器，因此人民到处都对他们表示友好，还有几千农民加入了队伍。义军一路连败清军，在从永湖向白芒花开进时他们只有一千支枪，却打败五六千人的清军部队，俘敌数百人，缴获五六百支枪及大批弹药并占领白芒花。归善的农民热烈响应，义军很快人数过万，沿着东江的支流西江流域向东推进。义军高擎的旗帜上写着斗大的“郑”字和“孙”字，还有“保洋灭满”的口号，这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宗旨完全不同，因此起义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恐慌。孙中山还特意派人给郑士良带去一面革命旗帜――陆皓东烈士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使这面旗帜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在青天白日旗的引领下义军向福建边缘艰苦跋涉，在崩岗墟击溃七千人的清军，但由于缺乏子弹而无法全歼敌人。粤东山脉人烟稀少，穿越不易，清军却可以逸待劳地阻击他们。

（四）10月20日义军抵达归善东面的三多祝，离遥远的厦门尚有一百五十多英里，但他们再也走不动了。长途行军还要战斗，几乎耗尽他们的弹药还有粮食，这时的队伍已有两万之众，却没有什么补充给养的机会。孙中山在台湾几乎想尽一切办法，但各种筹措粮饷和军火的方案总是功亏一篑。弹尽粮绝的义军遭到越来越多清军的攻击，已获战场专断授权的郑士良下令部队解散。在广州的史坚如不知道惠州起义已经失败，还在想办法配合义军的行动。他和哥哥变卖他们继承的约三千元财产，购买几百磅德国甘油炸药。这些炸药都是邓荫南和其他几位同志从澳门或香港走私来的。史坚如挖了条地道，将炸药埋到总督府地底下。10月28日清晨一声巨响从总督府传来，墙倒屋塌，六个人被炸死了，但总督德寿却幸免于难，只是被从床上震翻在地。史坚如不幸被捕。清吏软硬兼施，想让出身仕宦之家的史坚如供出同党。他们对史坚如严刑拷打，施以烙刑，甚至拔去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但他毫不动摇，拒绝在四十名嫌疑人中指认同谋者。11月9日史坚如被砍头了，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三洲田庚子起义”在惠阳三洲田（今深圳沙头角三洲田村）发起，虽然起义最终因筹款受挫、粮饷枪械未达，在取得几次战役胜利后不得不“解散队伍”，但该次起义打响20世纪中国革命的第一枪。孙中山在回忆该段历史时感慨：“正是三洲田起义，国人才开始渐渐了解革命、同情革命，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惠州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其势头猛、影响大，提振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的信心。为最终推翻清朝、光复惠州作出卓越的贡献，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基础，此外起义队伍那种不屈不挠、顽强拼搏、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惠州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