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威权主义

（一）威权主义政体（或威权政体、威权政治、威权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内涵是：在民主的外壳下以威权的手段取得政权、治理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既不同于民主政体，也有别于独裁政体，既有某些民主的成分，又有对集权的强制。概念内涵：（1）威权主义政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存在的时间大致是从19世纪后半期以后，其中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期是两个高潮。（2）威权主义政体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它不但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般是指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强大的国家走向发达的一种政治上的过渡形态，即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威权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外学者中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纳尔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 为“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新威权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概念，经过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期两个威权主义高潮的铺垫，在全球化浪潮之下逐渐发展来的。新威权主义是全球化与东方专制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反作用与功利主义、民族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是西方之外的国家自行寻求通向未来之路的结果。新威权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而基本成熟的要数梅普组合的俄罗斯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威权主义的价值核心是稳定、发展和民族主义，新威权主义具有如下特征：（1）新威权主义以经济繁荣而非武力或意识形态获得本国民众的支持和他国的尊重。（2）新威权主义提倡强有力的政府，以保证在全球化进程中自身的发言权，并保证政府在本国社会事务和经济中的主导权。（3）新威权主义认为主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提倡对较稳定的专制国家进行直接干涉。（4）新威权主义的国家以政治核心集团替代个人专制和直接选举。（5）新威权主义以民族主义和文化传统提供软力量，这体现全球化浪潮之下的民族国家的应激反应和全球化的新动向、（6）新威权主义提倡渐进式的人权与民主化进程，新威权主义认为过激、过快的人权与民主化进程会带来社会混乱，而混乱最终会带来对人权和民主的反动。新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对的，新威权主义是以稳定和民族主义为前提的，但这两者都很脆弱：稳定很容易带来对内部民众权利的损害，而民族主义则容易带来对外部民众的损害，而且稳定和民族主义又很容易伤害新威权主义的另一个核心价值——发展，因此新威权主义的未来注定不是坦途。新加坡作为新威权主义的国家是具有典型性的。其主要的政治模式包括：精英治国、唯才是用制度、廉洁政治、多元种族主义、一党占据主流、负责任的报章（包括其他媒体）、法治、法律许可的自由，还有集选区制度、非选区议员、官委议员等制度等。

（二）政党之间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俗话说：“得人才者得天下。”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十分重视这一点，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最大的政党，一向主张精英治国。2008年8月22日《联合早报》刊登对李显龙总理的专访，其中有一段话可以代表这种思想，他说：“政府的工作效率必须跟私人企业同样高，政府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办事能力也必须跟私人企业的专业人员一样强。如果私人律师比法官聪明的话，法治就发生问题了；如果企业家比我们经济管理人员来得聪明，创造经济发展的环境会发生问题；如果反对党比政府来得厉害的话，应该交换位置，否则不能维持这个制度。”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党员，17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没有犯罪记录和不良背景，都可申请加入人民行动党。这类党员每年交少量的党费，参与党组织的活动，对他们没有很高的要求；另一类党员是干部党员，这类党员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水准，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即是所谓的社会精英。只有是干部党员才能被党组织推荐为议员候选人，或被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人民行动党中干部党员的数量很少，只占党员总数的1%左右，但他们是党组织的核心。2008年被李显龙总理任命为律政部长的尚穆根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律师之一，据说为了让其入党，人民行动党对他跟踪10多年。李光耀说过：“在新加坡你如果发现哪位精英人士不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那多半是因为其本人不愿入党，人民行动党一定早已经找他茶叙过了。只要是社会上的精英人士，人民行动党都会千方百计吸收其入党，哪怕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人民行动党看中某位精英人士，一般会先派人约其茶叙，通过喝茶聊天对其进行观察，待时机成熟时吸收其入党。”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长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不断地自我更新，把年轻有为、品格良好和有干劲的青年男女引进到党内。只要他们是维护新加坡利益者，不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在新加坡中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

（三）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李显龙和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据《联合早报》报道称在香港一家国际性顾问公司2008年3月公布的一项调查中新加坡再次被评价为亚洲最清廉的经济体，这项调查历时两个月，针对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调查对象是世界各地的商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据了解在最近10多年来各种有关廉政的调查中新加坡都有不错的成绩，多次在亚洲国家中名列第一。新加坡法律对贪污受贿犯罪有很严厉的规定，任何人只要有收取贿金的意图，即使最终没有收受贿金也一样构成犯罪。行贿受贿一旦被揭发不仅受贿者会受到法律惩罚，行贿者一样逃不脱法网，因此新加坡很少有行贿受贿行为发生。新加坡有一个强有力的贪污调查局，它隶属于总理公署，平时受总理公署领导，必要时局长可直接向总理汇报情况。但如果在办案中受到总理的干扰，调查局可以向总统报告，请求总统授权，这样的规定确保每一个人都置于监督之下。根据职能时调查局既调查来自公共部门的贪污，也调查来自私人领域的贪污；既调查新加坡国内的贪污犯罪，也调查新加坡公民在国外的贪污犯罪；调查行动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的。任何人一旦被调查，有关部门就必须配合提供相关的资料。1959年6月举行的就职仪式上李光耀率领的内阁成员全部身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他们用白色象征纯洁和廉洁，表明要廉洁从政的决心。从此只要出席重要的公众场合，官员们都会身穿白衬衫和白长裤，这成为新加坡政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1986年11月李光耀的老朋友、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被贪污调查局调查，李光耀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当他听说郑章远想见他时答复说要等调查结束后才可以。一星期后郑章远服安眠药自杀，他给李光耀留了一封遗书，表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或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由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李光耀说：“对待贪污犯罪者，不论犯罪者的职位多高、曾经的贡献多大、和自己关系多好，我都态度明确、行动果断、查处坚决。”这就是李光耀铁腕肃贪的结果。

（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很少再有政府高官涉嫌贪污犯罪，这既是李光耀铁腕肃贪的结果，也与新加坡建立的与私企挂钩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有关。公务员的待遇提高了，可以凭薪水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如果因贪污被查处，不仅身败名裂，数十万新元的公积金还会被没收，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傻得去贪污？通过多年努力后新加坡已经形成公务员不想贪、不用贪、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倡廉机制。新加坡并非一党制国家，除人民行动党外新加坡还先后有过22个其他政党，但新加坡实际上实施的却是“一党执政体系”。新加坡虽然存在反对党和选举制度，但反对党在选举中获取执政权的概率为零这一事实，有学者称之为“半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行动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确有利用行政权力控制和打压反对党的因素。不过尽管反对党的存在是点缀性的，但行动党又不能不承认反对党存在的合法性及其价值。在对党政关系的处理上新加坡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弱化党政，强化行政，政治生活行政化，实行党政一体。李光耀也毫不讳言：“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学者陈庆珠则更明确地将新加坡称为“行政国家”。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时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在世界上新加坡以法律严厉而著称，行人如在人行横道两侧50米以内穿越马路将面对50新元的罚款。乱扔垃圾，初犯者会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公共场所不得随地吐痰，初犯者会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使用洗手间后不冲水是违法的，初犯者会处以高达150新元的罚款。fine在英语里既有“美好”的意思，又有罚款的意思。所以有人说新加坡的美好其实是靠罚款罚出来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选举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选举规则。整个新加坡选区被划为集选区和单选区：集选区面积和人口是单选区的几倍，各政党选出5到6人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某一政党只要获简单多数就可在国会中获得相对的多数；单选区中每个政党只能派1人参加竞选。

（五）当选举临近时一旦反对党在某个选区可能获胜时选举委员会就会改变选区的划分，或将某选区分成几个小选区，或将某选区的一部分并入别的选区。这造成反对党几乎无法取得选区选战中的胜利，甚至是连在一个选区获胜也是及其困难的事，因此反对党根本不可能撼动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选举的时候人民行动党差一点被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挑下马，据说两者只差关键的一票，这让李光耀惊出一身冷汗。后来政府就设法对选举办法进行修改，推出集选区制度。本来一个选区选一名议员，现在把五六个选区绑在一起选，叫集选区，理由是要让少数族裔在议会里有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按单一选区选举，每个选区选出来的可能都是华人。现在改为了集选区，每个党派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中都必须有至少一名少数族裔，这样才能确保少数族裔的参政。由于反对党的势力都很小，要他们一下子推出多名候选人参加集选区的选举十分困难，因此在集选区人民行动党往往是不战而胜，目前新加坡有14个集选区和9个单一选区。李光耀曾经说过：“要砥柱中流和赢得选举，政治议程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在新加坡的选举中有一个怪现象，凡是人民行动党组织的政治集会往往没多少人去，会场上比较冷清。但凡是反对党组织的政治集会，一般会有很多人参加，会场上很热闹。但在选举投票时人们还是投人民行动党的票，这反映出人们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政治上有新的变化，但同时还是觉得人民行动党好，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有较深的认同。新加坡国会由三种议员组成，即普通议员、非选区议员和官委议员。非选区议员是指通过委任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反对党候选人的方式产生的议员，这是新加坡独创的议员产生方式。新加坡是人民行动党长期的一党主导体制，反对党几乎不可能凭选票优势进入国会，只有通过特殊措施才能保障反对党分配到国会议席。正是基于这个原因，1984年起重新开始实行这个制度。官委议员是指由总统委任的议员，这一制度始于1990年，目的是为了充分表达国会之外的其他重要观点。根据宪法的规定时总统可以委任6名官委议员，官委议员候选人由国会的一个特别推举委员会提名，议长为推举委员会主席，另包括7名国会议员。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事情并不总是很清楚的，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本人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对学习新加坡经验，其他很多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和温家宝都在 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表达。总体说来前期是学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到现在不仅继续对经济社会感兴趣，而且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它国家所能及的。

（六）集选区是新加坡独自实行的一种选举制度，顾名思义就是在该制度下的选区需以几个人组成集体的方式参与选举，相对之参选人1对1的选区称为单选区。一般认为实施这种制度而未搭配其他措施（如比例代表制）的结果是严重扭曲民意，使反对党无法将得票率转化为席次。4至6名候选人必须搭档参选（最初只需要三名候选人），且其中1人必须是少数族裔（马来、印度或亚欧混血族）代表。选民不能选举单一的候选人，而只能选举一组候选人。得票最高的一组候选人当选，共同进入国会。集选区能有效地阻挡更多的反对党议员进入议会。而且由于人数上的要求，导致在多个集选区中反对党根本无法推选出足够人数参选，使得人民行动党无对手自动当选。但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则宣称此举保证少数族裔的参政权，让这些族群也可以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这套设计终于在2011大选被新加坡工人党攻破了，他们以54.71%对45.29%的得票率，击败人民行动党夺得阿裕尼集选区。该制度由李光耀于1988年提出，同年6月1日付诸实践，而1982年他就已经和吴作栋等开始讨论制定，当时曾设想两人一组，其中一名候选人必须是少数种族。后经修改，现在一个集选区的国会议员由4-6人组成，一人为非华裔。2011年新加坡大选时新加坡有十五个集选区和十二个单选区，2011年5月7日新加坡工人党党主席国会议员林瑞莲、秘书长国会议员刘程强、律师陈硕茂等五人候选团队于阿裕尼集选区参加国会大选，以54.71%得票率击败得票率45.29%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由外交部长杨荣文领军的团队（包括总理公署部长陈惠华及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再诺等人）。这是新加坡反对党首次攻下被认为系独厚执政党的不公平选制障碍（60%的得票率却可获得93%席次）之一的集选区议席，并使两位现居重要职务的内阁部长落选，加上历史新高的得票率与席次，从此掀开新加坡政党政治竞争史的新页。该选举可以保证非华裔在新加坡的最少席位，但相对于长期执政、具有丰富经验和资源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而言新加坡的反对党很难有能力凑出集选区必须的参选人。此外人民行动党拥有划分选区的权力，可以通过改变选区来分散反对党的票源，而其操作往往是在不透明的方式下进行的。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詹时中就曾说过：“我们在踢一场足球赛，但行动党却没有固定的龙门。他们是用流动的龙门，所以我们很难瞄准射球。”而抛开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来看，参与集选区的团队内亦存在弱者可以搭强者的“便车”一同进入国会，反之强者也可能被弱者牵连的情况。那些第一次有投票权的年轻人在这次2011新加坡选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倾向投给反对党，展现新一代对体制的不满。恰恰是在一个高压、充满权力傲慢的政治体系裏，年轻人的崛起与反击已经成为他们的标签，让激情流进政治的机器中，影响它的运作方式，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次新加坡反对党的年轻候选人佘雪玲在网裏网外活跃，年轻人以无比的创意在facebook（脸书）、推特、youtube上各出奇谋，开辟过去选举所没有的竞逐空间，也在激烈的选战中写下全新的历史。

约翰·卡尔文·柯立芝

（一）约翰·卡尔文·柯立芝（1872年7月4日－1933年1月5日）是美国第30任总统（1923年8月一1929年3月），共和党籍政治家。1872年7月4日卡尔文·柯立芝生于佛蒙特州温莎县的普利茅斯，因为入读法学院学费高昂，柯立芝走了一条当时更为普遍的实习进修路线。他在一家名为哈蒙德和菲尔德的律师事务所当学徒，跟随他们学习法律。事务所的两位创办者约翰·哈蒙德和亨利·菲尔德均是安默斯特学院的校友，二人帮助柯立芝在北安普敦的司法行业立足。1897年柯立芝以“乡村律师”身份获准进入律师界，凭借自己的积蓄和从祖父处继承的一笔不大的遗产，柯立芝于1898年在北安普敦开办自己的律师办公室。他从事涉及交易法的官司，相信为客户服务时最好的结果是庭外解决。他工作勤奋，名声鹊起，使得地方银行和其他行业也开始聘用他。1896年柯立芝被选入共和党市委员会，1898年柯立芝竞选进入市议会成功，于所在选区排行第二，但前三名都会当选。1899年柯立芝拒绝重新提名，改为参选市法务官，这是一个由市议会选举产生的职位。他成功获选1900年期的法务官一职，并于1901年连任，这个职务给他更多的律师经验，并支付600美元的薪水。1902年法务官选举中一个民主党人当选，柯立芝也重返律师业，然而不久以后因法院书记员离世，柯立芝被选为代替他。这个新工作待遇虽好，但使柯立芝无法同时从事律师营业，结果他仅干了一年就离职了。1904年柯立芝输掉北安普敦学区委员会的竞选，1906年地方共和党议会提名柯立芝竞选州众议院议员，柯立芝微弱地战胜在职的民主党议员，并前往波士顿参加1907年州议会的会期。任期第一年时柯立芝在一个小委员会活动，他虽然基本上按党派意志投票，但作为一个进步主义的共和党员也投票支持妇女选举权和联邦参议员直选。1907年柯立芝二度当选，在1908年的会期中柯立芝变得更加敢言，他没有再次寻求连任，而是返回北安普敦竞选市长职位。他在北安普敦深受市民喜欢，并以1597票对1409票击败他的竞争对手。在1910-1911年的市长任期中他提高教师工资，赎回部分政府债务，还设法稍微降低税收。1911年他重获提名，并以一个较上次大一些的优势击败相同的对手获得连任。1911年代表汉普夏县的州参议员鼓励柯立芝竞选他所空出的职位，结果柯立芝以很大的优势战胜民主党对手，成为州参议员。任期一开始他就被选为一个仲裁委员会的会长，负责调解位于劳伦斯的美国毛织品公司工人组织的“面包与玫瑰”罢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对峙后公司接受仲裁委员会提议的解决办法，答应工人们的要求。

（二）这一年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主义派和威廉·塔夫脱的保守派间决裂，尽管柯立芝支持某些进步主义措施，但他反对脱党行为，后来当新成立的进步党拒绝派出候选人参选参议院选举之后柯立芝以更大优势击败民主党对手赢得连任。1913年柯立芝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由他任主席的铁道委员会上，已打算在1913年会期结束后就退休。但是由于参议院主席李维·格林伍德考虑参选副州长，柯立芝决定再度竞选，以成为参议院主席。尽管之后格林伍德还是决定参选州参议员谋求连任，但柯立芝在克雷恩的帮助下击败他。1914年1月柯立芝发表一篇题为《相信马萨诸塞》的演讲，柯立芝总结他关于政府的主张，其中这样说道：“做今天的工作吧，如果这工作是去保护弱者，不管谁反对，都把它做下去。如果这工作是去帮助一个强大的公司，也做下去。做好被别人喊作顽固分子的觉悟，但不要真的当一个顽固分子。做好被别人称为煽动家的准备，但不要真的当煽动家。当要像科学一样革命时不必犹豫，当要像乘法表一样保守时也勿须踌躇。别指望靠把强者拉下马来为弱者撑腰，别急于立法。要给政府机会，让他们能赶上立法的脚步。”柯立芝的演讲受到欢迎，并由此引来一些崇拜者，任期快结束时很多人建议提名他为副州长候选人。1914年柯立芝再度以更大的差额连任参议员，并全票一致通过当选参议院主席。1915年以安默斯特学院校友弗兰克·斯登为首的柯立芝的支持者再次鼓动他参选副州长，这一次他接受建议。柯立芝以副州长候选人身份参加初选，并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萨缪尔·麦考尔的竞选伙伴。在共和党初选中柯立芝始终得票领先，并和麦考尔一起赢得1915年选举，1916年和1917年两人又两次连任成功。当麦考尔决定他不会再角逐第四个任期后柯立芝宣布他自己竞选州长的打算，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柯立芝被提名为1918年马萨诸塞州州长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他和他的竞选伙伴、州众院议长钱宁·考克斯的竞选纲领基于前届政府保守的金融政策，对禁酒的模糊反对，支持妇女选举权，支持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柯立芝最终以16773票击败对手理查德·朗当选。1919年州长选举中柯立芝和考克斯被提名争取连任，这个时候柯立芝的支持者已在全州乃至全国范围内大加宣传他在波士顿警察罢工的对应措施，他的一些演讲也付印出版。他的对手依然是理查德·朗，不过这一次柯立芝以125101票次票差的优势将其击败。1919年1月2日柯立芝开始他的第二任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柯立芝推动议会给马萨诸塞州老兵分发100美元的额外补助。他还签署一项议案将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由54小时减小为48小时，称：“我们必须让工业人性化，否则系统就要崩坏。”

（三）他签署一项保持税率不变的预算案，同时削减400万美元的政府支出，因而部分偿还州债。作为州长时柯立芝也动用过否决权。他否决一项将议员收入提高50%的议案。1920年5月他否决一项违反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即禁酒法案），计划允许销售酒精度不大于2.75%的饮料的议案。尽管柯立芝本人反对禁酒，但他否决这项议案是迫不得已，他在否决咨文中陈述道：“意见和训令都不能超越宪法，如果抵触宪法，它们将是无效的。”1920年共和党全国大会时与会代表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州政党会议的方式，而不是初选方式选出的，因此候选人们大都仅得到地方代表的支持，柯立芝也不例外。他虽然在票选中排到第六位，但有影响的党派头目们对他并无兴趣，经过10轮投票后共和党选定沃伦·加梅利尔·哈丁为候选人。而当决定副总统候选人时，要头目们准备提名威斯康星州的埃尔文·林儒特为沃伦·加梅利尔·哈丁的竞选伙伴。但是来自俄勒冈州的一位名叫华莱士·麦卡门特的代表在阅读《相信马萨诸塞》之后提议选柯立芝，他的建议迅速得到响应，柯立芝也得到提名。竞选过程中沃伦·加梅利尔·哈丁以他俄亥俄州马里恩市的家为主要据点，发起所谓“前廊竞选”，而柯立芝则跑到美国上南方州、纽约和新英格兰等地拉票。大选在1920年11月2日举行，沃伦·加梅利尔·哈丁和柯立芝赢除南部地区外所有的州，他们还赢得田纳西州。虽然副总统并无太多公职可事，但沃伦·加梅利尔·哈丁还是邀请他参加内阁会议，他还在全国各地演讲。在副总统任期中柯立芝和他的妻子格雷丝常受邀参加一些小型聚会，在这些聚会中柯立芝逐渐得到“沉默的卡尔”这一名声。1923年8月2日沃伦·加梅利尔·哈丁在加州巡回演讲途中突然病逝，当时柯立芝正在佛蒙特的家中通过信使得知总统死讯后他穿好衣服，念了一段祷文，然后走下楼梯，会见大批的记者。8月3日凌晨2时47分在一盏煤油灯的照明下柯立芝的父亲（时任州公证官）在家中的门厅里主持他的宣誓就职仪式，柯立芝随后上床睡觉，并于第二天返回华盛顿。由于针对由州公证官主持总统就职仪式的合法性存在质疑，柯立芝在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法官阿道夫·霍灵的主持下重新进行宣誓仪式，随后柯立芝任命他的副总统幕僚爱德华·克拉克以及弗吉尼亚州众议员、巴斯康姆·斯莱普为他的总统秘书。尽管许多沃伦·加梅利尔·哈丁指派的内阁官员都丑闻缠身，但柯立芝声明他将不会要求这些人辞职。他相信既然人们选沃伦·加梅利尔·哈丁作总统，他就应该继续沃伦·加梅利尔·哈丁的任期，至少到下次大选。1923年12月6日柯立芝发表演讲，包括限制移民以及主张政府干预当时正在进行的宾夕法尼亚煤炭工人罢工，继任一个月之后政府公告《华盛顿海军条约》。1924年5月尽管被柯立芝否决，但国会还是通过一项为一战老兵提供补助金的法案。

（四）柯立芝签署一项旨在排除亚洲移民的新移民法，但他也在签署的同时附上一个声明，表示对议案限制日籍移民的不满。柯立芝还签署一项新的收入法案，其中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不动产税，并新增赠予税以强化交易税系统。1924年6月10日至12日共和党全国大会于克利夫兰召开，柯立芝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被获得最终提名。大会还于第二轮投票提名前伊利诺伊州州长佛兰克·洛德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洛德通过电报拒绝提名，于是在第三轮投票中前陆军准将查尔斯·盖茨·道斯被选中为柯立芝的搭档，道斯接受提名。此时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罗伯特·拉佛莱特脱党另成立进步党，与共和党分庭抗礼。全国大会后不久柯立芝的小儿子卡尔文在白宫网球场打球时磨出水泡，随后因伤口感染病逝，柯立芝自此变得愈发消沉。不过柯立芝还是抑制住悲伤，展开传统式的竞选活动。竞选中柯立芝从不恶意攻击他的竞争对手，甚至都很少提及他们的名字，他只是通过演讲阐述自己的政府论。尽管共和党发生分裂，但柯立芝和道斯赢南方州和拉佛莱特的家乡威斯康星州以外所有的州，他得到250万张普选票，比其他两个竞争者的总和还要多。1928年柯立芝告知记者：“我决定不在1928年竞选总统。”离职后和格雷丝返回北安普敦的老家，在那里撰写他的回忆录。共和党则在1928年大选时保住白宫，总统是柯立芝内阁的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柯立芝对于选择胡佛为继任者一事态度冷淡，尽管如此，但柯立芝也不愿意公开反对人气正旺的胡佛。结束总统任期后柯立芝还担任非党派铁路委员会主席、盲人基金会名誉主席、纽约人寿公司董事、美国古董协会会长以及安默斯特学院理事，贝兹学院还授予他为名誉法学博士。1929年柯立芝发表他的自传，并在1930年至1931年间为一个辛迪加报业专栏《卡尔文·柯立芝说》供稿。1932年大选前夕眼见共和党就要失败，一些人开始反对提名胡佛连任，并坚持推举柯立芝参选。但柯立芝明确表示他没兴趣再次参加大选，并称如果有任何人企图拉他参选，他将公开斥责这种行为。胡佛最终得到再次提名，柯立芝还发表数次广播演讲来给予他支持。1933年1月5日中午12点45分柯立芝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于北安普敦的家中，就在他病逝前不久他对一位老朋友这样说道：“我感觉我已经配合不上这个时代。”1919年当听闻波士顿警察局的警察将要组织工会的传言后警察局长埃德温·柯帝士发表一个声明，称将无法认同这种行为。当年8月美国劳工联合会正式承认波士顿警察局工会，柯帝士随即宣布警察工会的领导者违抗上级命令并打算撤换他们，但又声言如果在9月4日前工会自动解散他就不会采取行动。波士顿市市长安德鲁·彼得斯说服柯帝士延迟他的撤换令，但柯帝士还是在仅多给工会区区几天期限后便于9月8日撤工会领导者的职。

（五）第二天大约四分之三的波士顿警察走上街头抗议，此前柯立芝一直关注着冲突的发展，但并未干预。当日和次日晚间失去法治的波士顿街头发生零星的暴力事件和骚乱，同情罢工的彼得斯命令国民警卫队驻防波士顿，并撤柯帝士的职。柯立芝因对彼得斯召唤国民警卫队深感愤怒，终于采取行动。他调集更多的警卫队，重新任命柯帝士为警察局长，并亲自管理警察队伍。柯帝士宣布任何罢工者都不会被复职，柯立芝发布命令宣布重新征召警察。当日晚间柯立芝收到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萨缪尔·龚帕斯的一封电报，其中写道：“无论发生怎样无序的事态，那都是因为柯帝士的命令否认警察们的权利。”柯立芝公开电复龚帕斯，这封公开电报使柯立芝得到全国性的注意。当波士顿警察罢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全国闻名的话：“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绝对不会有罢工权力，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柯立芝的任期正值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即所谓“咆哮的二十年代”。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柯立芝支持关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立法，反对童工，于一战中施加经济控制，赞成工厂引入安全措施，甚至支持在公司董事会中加入工人代表。当总统时柯立芝和他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税务政策的核心是：减税、减少纳税人数。在这一问题上国会与政府取得一致意见，美国人的税务负担也在柯立芝的任期内相应地得到减少。除了减税外柯立芝还提议减少联邦政府开支和减少联邦债务，为此他拒绝签署一些已由国会批准的花销。1926年柯立芝还否决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该法案旨在允许联邦政府购买农产品盈余，并在国外市场低价出售，以确保国内农产品价格免于受到欧洲战后复兴农业的冲击。柯立芝称农业必须立足于“一个独立的商业基础”之上，还说：“政府控制无法和政治控制分离。”他支持赫伯特·胡佛的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不是操作市场价格来增加农民收益的建议，1927年当国会再次通过麦克纳利-豪根案后柯立芝二度将其否决。尽管他反对政府的干预，但政府的确发布几条执行一个世纪的法律，以应对新产业的高速发展。比如《商业航空法》要求所有的飞行员和飞行器都登记入册。除此以外设立联邦广播局，以规范广播产业。然而柯立芝没能采取行动控制导致经济大萧条的大范围股票投机倒把，尽管有人警告他这种投机倒把的危害，但柯立芝谨慎地提出说他作为总统对华尔街没有直接操控权力。尽管他能动用自己的权力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加紧调控，但他却选择置之不理。

（六）柯立芝常因为他在1927年密西西比大洪水时的对应措施而受到批评，虽然柯立芝最终任命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负责灾后救济，但他还是因为缺乏兴趣由联邦主导进行防洪而受到很多政治中伤。柯立芝认为亲自走访受灾地区除了政治作秀外别无其他价值，而且这只能增加为救灾所迫切需要的政府开销。国会期望通过一项议案，以使联邦政府能完全控制灾后事务，而柯立芝则希望业主自担大部分损失。当1928年国会通过一项妥协案后柯立芝拒绝将其归功于他的努力，而只于5月15日在非公开场合签署该项议案。在柯立芝繁荣时期美国大力推进劳工的职业教育，依据职业教育法扩大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提高劳工的素质，尤其注重童工、女工和农业劳工的职业教育培训。卡尔文·柯立芝政府也试图从劳工职业教育的角度解决美国社会的农业萧条和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劳工职业教育实践运动极大地影响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柯立芝反对私刑和三K党，在他的任期内三K党的影响力已逐渐减退。尽管柯立芝不是一位孤立主义者，但他并不情愿让美国加入对外同盟。他把1920年总统大选时共和党的大获全胜看成人民对威尔逊所主张的美国加入国联的一次拒绝，不过柯立芝也并非完全反对国联，只是认为当时国联的构成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他并不提倡加入该组织。他倾向于让美国加入永久国际法院（国联下属的司法机构），但条件是法院的司法建议不具强制性。参议院最终于1926年有保留地赞成加入永久国际法院，国联同意这些保留，但也提出自己的相应修改意见。参议院对此未作回应，而美国也就再也没能加入国联。柯立芝最著名的倡议是之后于1928年在巴黎通过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也称《非战公约》，该公约要求包括美、英、法、德、意、日在内的签字国“放弃以战争作为处理对外关系中之国家政策的手段”。美国于1929年批准该公约，这个公约虽然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战争的非法化，但确为二战后的国际法提供基础原则。柯立芝延续前任的政策，拒绝承认苏联。他还继续支持墨西哥当选政府镇压叛军，解除对该国的军事禁运，并任命其密友德怀特·莫罗为美驻墨大使。在古巴哈瓦那的泛美国家会议上柯立芝作为美国总统出席，这是他成为唯一在任内出访古巴的美国总统。虽然在柯立芝任内美国继续武装占领尼加拉瓜和海地，但他也于1924年命令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撤军。

咆哮的二十年代

（一）咆哮的二十年代是指北美地区（含美国和加拿大）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十年间它所涵盖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数不胜数，因之有人称这是“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美国士兵自欧战前线上归国拉开这一时代的序幕，随后是爵士乐为代表的新艺术的诞生，崭新而自信的现代女性面孔的出现。尽管最后一场1929年的大灾变宣告它的终结，但此一时期内无数具有深远影响的发明创造、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浪潮、民众旺盛的消费需求与消费欲望以及生活方式翻天覆地的彻变也令人难以忘怀。咆哮的二十年代始于北美，又受一战结束影响传至欧洲。后者自1919年一战结束以来饱受经济衰退困扰，因此一直致力于战后重建并恢复因战争而造成的劳动力消减。与二战后不同的是美国没有试图支援欧洲的战后复兴，反而是进一步倾向于孤立主义政策。在加拿大中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加拿大经济伙伴，导致该国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经济转型。总体上自20年代中期开始北美经济规模开始凌驾于欧洲之上，几乎与此同时咆哮的二十年代也开始在英法德等几个主要欧洲国家显现。20年代后半的欧洲经济高速发展被称作“黄金20年代”，在法国和加拿大亦称做“疯狂年月”。咆哮的二十年代的精髓可以被描述为现代主义与反传统精神的某种不协调结合，此间现代科学似乎能够化一切为可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潜力似乎无限巨大，所有人都感到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时代即将到来。诸如火车、小汽车、电话以及无线电等面向受众的通信手段使得现代主义思潮在民众间扩散，实用主义原则使得一切不必要的冗馀装饰统统被去除，无论是建筑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同时爵士乐和舞蹈等欢快的娱乐方式蓬勃发展，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作“爵士乐时代”。传统上认为咆哮的二十年代是一个由于许多新式消费品涌入市场而造就经济繁荣的时期，起初北美经济花了不少时间用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的转型，不久后爆发性增长开始了。在咆哮的十年中美国凭藉工业的批量生产化和社会上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而成长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欧洲的经济起飞则直到1924年后才初露端倪。尽管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正在取得巨大进步，非裔美国人、新移民人群、农民以及部分无产阶级的处境与往昔并无不同，事实上生活在家庭收入2000美元这一贫困线下的人口仍有数百万之巨，此外经济的爆炸性增长也为30年代的横行世界的大萧条埋下伏笔。一战结束后大批美加士兵揣着口袋里的现金返回北美，而市场里的新商品则促使这些钱最终被消费掉。尽管美国战后也面临过短暂的经济衰退，但是随着美加士兵复员而使得工厂劳动力得到补充以及大量工厂的军转民改建的完成，两国的经济迅速得到复苏。当时执政的共和党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被认为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政府推行完全不加行政干涉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为大爆发创造条件。

（二）1922年通过的Fordney-McCumber关税法藉由防止国外资本进入，有效地保障国内工商业的繁荣。财政部长Andrew Mellon（任期1921-1932）将附加税由50%削减至20%，帮助那些商业财团巩固自己在其领域的垄断地位。在20年代批量生产的空前发展使得科技产品愈趋廉价，实际上许多在这一年代成为平常之物的产品早在战前即已有之，但尚不能在民间推广。汽车、电影、无线电收音机以及日用化学工业全面勃发，其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汽车工业，战前汽车还是一种极端奢侈品，而到了20年代廉价的批量造汽车已经遍及北美大地，到1927年亨利·福特已经卖了1500万辆T型车。在加拿大中1918年的汽车总数只有区区30万辆，而十年之后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190万。汽车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影响，汽车工业快速成长为首屈一指的大产业，如加油站、汽车旅馆和石油业等周边产业也被拉动起来。在咆哮年代无线电收音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种广播式的大众传媒手段，人们已经能够买得起收音机，节目也日趋娱乐化。由于受众广泛，收音机逐渐成为产品推广的重要媒介。在这一“广播黄金时代”中广播节目的内容有如电视机一样广泛，且由于没有广泛导入的自主审核制度，当时的编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法设法吸引听众，此亦为日后电影和其他大众文化中出现暴力与犯罪内容之肇始。直到1927年联邦广播委员会建立后这种绝对自由才得到收敛，管制下的新广播时代遂告到来。在电影放映前插播的小广告进一步扩大业已壮大的大众市场，20世纪早期只有无声短片（默片）的电影业逐渐得到改变，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黄金时代”作好铺垫。由于价格远低于其他娱乐消费，看电影也被蓝领阶级所认可。科技的日新月异促进对新基础设施的热烈需求，而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占了绝大部分。汽车业的大发展导致公路的扩建与翻修，主干公路和收费高速公路的总里程不断刷新纪录，具有高消费能力的新阶级的出现加大了包括汽车在内的消费品需求。战争中发展滞后的电力设施在20年代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电网规模不断扩大，大部分工业开始使用电力替代一次能源。新电厂的建设有如雨后春笋，全美发电量增长三倍。与此同时电话线终于横贯北美大陆，室内下水管道开始铺入寻常人家，现代污水处理系统也得到初步确立。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多由政府承担，怀揣着“未来将会受益”这一美好设想的各地方政府都在投入大量金钱后深陷债务困局，而这也成为大萧条期间的一个主要难题。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的慷慨投资相反，无论美国还是加拿大的中央政府都在花这十年时间去偿付战争债务以及逐步撤销战争期间引入的某些税款。充足的私人存款开始流入投机资金，特别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大量的投机与炒作造成经济泡沫，为29年的大崩溃营造条件，此外1925年到翌年间还曾发生过另一场被称为“佛州地产潮”的、与29年不甚相同的投资泡沫破灭事件。

（三）2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趋势就是城市化，伴随着高速成长的工业，不断扩建的路、铁运输系统以及摩天大楼的出现，美加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城市居民数超过农村。金融与保险行业翻了两倍，服务业占总生产的比重大幅攀升。在城市中诞生为数庞大的白领阶层的最早一代，大批女性开始走进办公室去从事文秘等工作，到20年代晚期加拿大的工人中女性比例达20%。由于毗邻广袤的农作物产地，美国中西部及五大湖地区附近的城市（包括芝加哥和多伦多）在此期间内的发展最为迅速，1914年开通的巴拿马运河也使得美国西海岸地区开始受益。所谓迷失的一代是指那些经历一战之后开始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迷茫情绪的年轻人群体，这个词经常特指那些生活在巴黎的一些美籍作家，包括海明威、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及格特鲁德·斯坦等人。当美国人正在普遍陶醉于日益积累的财富与奢侈品之时一些人开始注意到当时社会风气中的种种伪善和贪婪，并以文学手段对其加以讽刺，作家Sinclair Lewis于1920年发表的作品《大街》便是其中之一，小说讽刺一个生活在中西部城镇中众多无知、愚蠢的镇民。之后他的另一名作《巴比特小说》描写一个中年实业家对他安逸的生活和家庭显示出不屑与反抗，却最终发现年轻一代人也和他自己一样虚伪。他还发表Elmer Gantry，讲述一个骗子怎样和一个传教士合伙在某个小镇中推销宗教，以从中牟利。Sherwood Anderson和Mencken等其他社会批评家发表短篇小说集Winesburg Ohio，重点剖析一个小镇的发展史。Mencken通过大量的散文和其他文章抨击美国人日趋低俗的文化品味。装饰艺术风格是这一时代的建筑与设计领域的代表，它起源于欧洲，20年代末传至美国，当时的世界第一高楼克莱斯勒大厦正是立体派风格的代表建筑物。立体派艺术讲究纯粹，强调几何特征，但并不限制艺术家们从自然中获取灵感。此外立体派艺术从诞生起也不是一成不变：初期线条多以曲线为主；后期矩形设计逐渐流行。20世纪20年代开始绘画艺术在北美与欧洲开始各行其道，此一时期前者流行超现实主义艺术风格，而欧洲则是现实主义大行其道，正如Man Ray于1920年在一本达达主义艺术刊物New York Dada在美国开始发行后所说：“达达在纽约活不了。”除了查理·卓别林、玛丽·毕克馥等巨星外这一时期的主要影星还有Warner Baxter、Clara Bow、Louise Brooks、Bebe Daniels、Billie Dove、Dorothy Mackaill、Mary Astor、Nancy Carroll、Janet Gaynor、Charles Farrell、William Haines、Conrad Nagel、John Gilbert、Dolores Del Rio、Norma Talmadge、Colleen Moore、Nita Naldi、Ramon Novarro、John Barrymore、Harold Lloyd、Norma Shearer、Joan Crawford、Douglas Fairbanks、Buster Keaton、Rudolph Valentino及Al Jolson等人。

（四）20年代初电影仍然是黑白无声片，1922年第一部全彩电影《海的丧钟》公映。1926年华纳兄弟的影片《唐璜》成为首部音乐音效俱全的影片，次年华纳兄弟的新片《爵士歌手》终于有了语音。公众对有声电影欣喜若狂，电影制作似乎在一夜之间彻底告别无声时代。1928年华纳兄弟的《纽约之光》采用全语音，次年更以首部全彩全语音影片《On with the Show》将当时的电影技术推上新巅峰。在1920年代美国黑人文化迅速发展，史称“哈莱姆文艺复兴”（哈莱姆区是纽约一个著名的少数族裔区）。1921年黑天鹅唱片公司成立，在该公司鼎盛时期平均每个月要发行10张唱片，All-African-American（完全非裔美国人）公司也于同年投入运作。1923年Robert Douglas成立“哈莱姆文艺复兴篮球俱乐部”，该俱乐部在30年代已被公认为世界最顶尖球队之一。《机遇》杂志开始出版，黑人剧作家Willis Richardson所创作影片的首次公演在Frazee剧院举行。Langston Hughes 和Zora Neale Hurston等著名黑人作家在20年代开始得到社会认同，此外黑人文化对爵士乐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2年在匹茨堡诞生美国首个商业音乐电台KDKA，随后新的广播电台在全美各地出现，爵士乐正是伴随着这一浪潮获得广泛的受众。这个时期爵士乐的形态不拘一格，几乎包容从现代到颓废的一切元素。这个时期的著名组合有：Duke Ellington、Paul Whiteman、Leo Reisman、Abe Lyman、 Nat Shilkret、George Olsend、Ben Bernie、Bob Haring、Ben Selvin、Earl Burtnett、Gus Arnheim、Rudy Vallee、Jean Goldkette、Ted Lewis、Bob Haring以及Fred Waring。著名音乐人则包括：Nick Lucas、Harold Scrappy Lambert、Gene Austin、Johnny Marvin、Rudy Vallee、Ted Lewis、Frank Munn、Franklyn Baur、Jack Smith、Eddie Cantor、Al Jolson、 Maurice Chevalier、Morton Downey、James Melton、Ruth Etting、Helen Kane、Cliff Edwards、Chester Gaylord和Dick Robertson。在当时一般所称的爵士乐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在演奏，大部分听众欣赏的音乐大概等于美国人所说的“sweet music”，而重金属音乐则属于“hot music”或“race music”。Louis Armstrong以即兴表演和对传统单一旋律的发散变化而名噪一时，特别是他使得SCAT唱法（用无意义的拟音词代替歌词来演唱）流行开来，在舞台上当歌手们进行即兴的互动表演时经常使用此种形式。Sidney Bechet的主要贡献则包括对两种乐器的普及：单簧管和萨克斯。由于当时舞场的增多，爵士乐多采用4/4拍的舞蹈音乐曲调以迎合这种需求。配合爵士乐的踢踏舞表演无论是在剧场还是在街头都广受欢迎，在20年代末Duke Ellington对音乐界的影响导致大乐队时代的到来。

（五）从20年代开始遍及全美的舞场为广大舞者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在这里他们进行舞蹈比赛以及尝试新动作，在美国各地的舞蹈剧院里一些专业人士为他们跳舞技巧上的改进提出建议。由于电力照明和空调技术的发展，晚场表演开始走向公众，舞厅表演与现场音乐交织成这个时代一个主要景观。当时最为流行的舞蹈包括狐步舞、华尔兹和探戈，在舞蹈形式的发展过程中一个起到重要作用的角色正是哈莱姆文化。在许多娱乐场所中人们不分种族、肤色与阶级地共同享受同一种欢乐，棉花俱乐部的表演者多为黑人，可面向的却是较为富有的白人顾客；而Savoy舞场则主要面向一般工人阶级，且多以黑人为主。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断有风格怪异的新式舞蹈登场，Breakaway舞和 Charleston舞源于非洲裔美国音乐曲调和节拍，同时包含所有流行的蓝调元素。1922年随着两场百老汇音乐剧的上演，Charleston舞开始风行美国。1926年起起源于太阳神剧院的扭臀舞逐渐取代Charleston舞横扫各大舞厅，到1927年作为Breakaway舞和Charleston舞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整合踢踏舞主要精华的Lindy Hop舞，成为社交标准舞蹈。Lindy Hop舞起源于Savoy舞剧院，最初是结合stride piano和ragtime等爵士乐曲演奏进行的表演，这种舞蹈在进化成Swing舞之前有流行起码十年。不过总的来看以上这些舞蹈虽然一时风靡，但不过都是昙花一现，人们更多地还是在跳探戈等几种传统舞蹈。1920年8月18日田纳西州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从此全美各州都实现至少是在选举权上的男女平等。鉴于战争结束后悲惨的经济状况，许多丧失成年男子的家庭不得不寻求新的经济来源，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觅寻工作，这使她们对自身性别的自信心得到提高。角色转换在各种媒体上也屡见不鲜：garçonne式穿戴为当时的职业女性提供中性化的选择，尽管她们也可以在其他场合打扮得更加妖娆。牛仔裤、帽子和拐杖衬托当时女性厌恶繁琐的装饰，追求单一雅致的审美倾向。受当时很多女影星的影响，留短发成为流行。中性主义的走红使紧身束腹过时一些女性开始束胸，以进一步淡化女性特征。短裙成为女孩的最爱，到了1927年下摆的底边已经仅低于膝部（不过萧条期开始后又加长了）。总的来看对女性的定义在此间的确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战后的新一代女性，她们开始在公共场合吸烟、饮酒和歌舞，经营自己的连锁店，短发打扮、个性地着装和化装以及充满自信地参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城市中少数族群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段时间都更加平等的对待，这在当时的电影中可窥一斑。1929年的两部影片《红皮肤》和《神的孩子》就公开批判自以为是的白人激进分子，并对北美原住民和亚裔人群表达同情。在电影中和舞台上白人和有色人种开始同台献艺，在20年代的夜总会经常可以看到白人和黑人一起跳舞或就餐，不过这一切在30年代保守主义抬头后就再难见踪影了。

（六）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容纳程度达到60年代之前的最高值，直到30年代早期男性同性恋俱乐部都是公开经营的，这类场所被称作“pansy clubs”。当时的票房一线男星William Haines就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而且像他这样公示自己性倾向的好莱坞演员并不止他一人。Mae West在1927年发表的同性恋题材剧作《Drag》大获成功，他也被认为是视同性恋者的性选择权利为基本人权的主要提倡者。好景不长，到了30年代由于公众越来越难以忍受同性恋的公开存在，同性恋艺人不得不在隐退和隐瞒中二者择一。在2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排外倾向，1924年美国通过一项移民法案限制来自其既有移民总数已经达到美国1890年总人口2%的那些国家的移民（不包括非洲裔）。受此法案影响，20世纪头20年的欧洲对美国的移民潮划上句号，亚裔和印度裔的移民则被完全禁止。1913年加州通过Webb-Haney法，防止那些尚没有公民权的外国人获得私有土地。还有另外11个州通过类似法案。在加拿大中1923年颁布中国移民法，限制几乎所有来自亚洲的移民输入，该国还通过其他一些法律控制东南欧移民。1920年针对酒精饮料的宪法第18修正案获得通过，这一修正案的初衷是试图通过禁酒缓和某些社会问题，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禁酒所带来的新问题要严重得多。基于第18修正案的Volstead法通过后美国开始全面禁止一切酒精类饮料的制造、贩卖和进出口，此后美国各地开始滋生有组织犯罪，走私行为愈演愈烈，一切与酒精相关的非法地下活动都在牟取着暴利。在加拿大中尽管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禁酒，但美国禁酒法的影响依然是十分深刻的。禁酒法的14年间各种非法酒吧开始在美国各地出现，并导致一些黑社会性质帮派的出现，这些酒吧通常都与犯罪组织和走私犯关系密切。尽管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人员经常对这些酒吧进行突击搜查，但是从未能逮捕过任何幕后操控者。由于这类酒吧利润丰厚，不几年就发展成全美无处不在的非法场所。非法酒吧装潢考究，提供各种食品和现场表演，并且通常会有已经贿赂好的警察来通风报信，以备任何警方的突然袭击。20年代是文学多产的年代，当时的著名作家包括辛克莱·刘易斯、薇拉·凯瑟、威廉·福克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卡尔·桑德堡以及欧内斯特·海明威等人。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由于露骨的性描写曾一时掀起轩然大波。《了不起的盖茨比》由菲茨杰拉德著，此书一般被认为是对爵士乐时代的一个缩影。《西线无战事》由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著，描写战争前线的残酷和人们的冷漠无情。《天堂的这一边》由菲茨杰拉德著，探讨战后年轻一代的内心世界。《太阳照样升起》由海明威著，讲述20年代一群在欧洲旅居的美国人的故事。1927年查尔斯·林白写就人类航空史的新篇章，他于5月21日自纽约长岛的罗斯福机场起飞，于次日抵达巴黎，成功实现史上首次单人不间断横跨大西洋的飞行。

（七）他所驾驶的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由Donald Hall设计，加州圣地亚哥雷恩航空公司制造，飞行耗时33.5小时。在巴黎中法国总统授予他法兰西军团勋章，当他返回美国时一支舰队为他护航。在华盛顿中他得到柯立芝总统杰出飞行十字勋章的表彰，林白因他的空前壮举而名噪一时。咆哮的十年可以说是全美体育发展的盛世，人们不分阶级与地域地聚集到体育场观看各种比赛，五花八门的体育报导铺天盖地，运动员的成绩总能使各大报纸不惜褒赏之词，传奇作家Grantland Rice 和Damon Runyon也曾是当时的体育记者。20年代的体坛第一人是在也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他标志性的全垒打开启这项运动的全新时代，他使全美国为之疯狂，他所加冕的荣誉和所获得的评价在当时无人能及。1927年Ruth创造一项此后保持34年之久的单赛季全垒打新纪录-60次，他与另一位后起之秀Lou Gehrig共同书写纽约洋基棒球队百年辉煌战史的最早篇章。其他运动项目也不乏明星人物：酒吧打手出身的杰克·邓普西赢得世界重量级拳王的殊荣；后来加盟芝加哥熊队的伊利诺伊大学橄榄球运动员Red Grange以其无可匹敌的底线冲刺为该项运动的普及推波助澜；Bill Tilden统治当时的网坛，并且也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之一；高尔夫球运动因Bobby Jones的辉煌战绩而得到推广，可以说在Jack Nicklaus之前还没有人能够达到他在球场上的压倒性优势。棒球运动员贝比·鲁斯、拳击运动员杰克·邓普西、橄榄球运动员Red Grange、网球运动员Bill Tilden、高尔夫球运动员Bobby Jones合称二十年代美国体坛的“Big Five”，他们代表当时体育运动的最高峰。艾尔·卡彭是纽约布鲁克林区臭名昭著、无人不晓的黑帮头子。查尔斯·林白是1927年成功单身飞渡大西洋的飞行家。Mae West是美国著名女演员和剧作家，她的表演在当时被认为是有伤风化。Will Rogers是著名滑稽演员。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著名作家，发表不朽名篇《了不起的盖茨比》、《天堂的这一边》。第29任总统哈定的竞选誓言是“回归常态”，“回归常态”折射当时的三个趋势：强化北美孤立主义，复活移民排斥主义，弱化政府行动主义。在经济上哈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从1919年夏天开始哈定发起“前廊运动”，正式参与竞选。这场竞选在美国历史上可谓盛况空前：各大媒体争相报导，新闻影片层出不穷，财界巨头如爱迪生、亨利·福特等人为他慷慨解囊，甚至好莱坞明星们也受邀前往俄亥俄州马里恩市哈定夫妇的家中与他们合影，以此赢得人心。截至1920年秋天大选前夕估计先后有60万人参与奔赴马里恩的“朝圣”活动。哈定任内其政权饱受丑闻困扰，不过哈定本人似乎并未卷入其中，关于丑闻时他的名言是：“老天，没有比当总统更糟的职业了。和我过不去的并不是我的敌人，只是一些该死的朋友，是他们让我彻夜难眠。”

（八）柯立芝因哈定在任内病逝而就任美国第30任总统，1924年凭藉“秩序与繁荣”的竞选主旨，他轻松连任成功。1924年2月12日柯立芝成为第一个通过广播进行就职演说的美国总统，之后他又利用这种新媒体创造几个美国总统的“第一”，比如上任十天之后他就在白宫发表第一次全国广播的政治演讲。柯立芝的名言是：“美国人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1928年宣誓就职时称：“我们美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接近彻底战胜贫穷。”事实是他说的几乎完全相反，美国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时代已经为期不远。1910年代末的几次罢工改变美国公众对工会的看法，国家开始动用国民警卫队进行镇压，刑法条款追加对制造骚乱的处罚。受此影响，工会成员数目激减，激进的工会主义受联邦在一战期间通过的反间谍法和反颠覆法的作用而衰退。社会主义运动领袖Eugene Debs据反颠覆法被处以10年监禁，不过后来他得到哈定总统的提前特赦。加拿大自由党掌控20年代的加国政坛，20年代加政府花了大部分时间调整经济，偿还战争和铁路过度投资的债务。东部的小麦主产省份在经历20世纪早期的高速发展后因小麦价格下跌而陷入困境，此事直接导致第三政党（两党制议会国家中两个轮流执政党以外的政党）“加拿大进步党”在21年的选举中一举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伴随着愈趋疯狂的投机行为，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连续数周持续上扬，1928年到1929年的牛市似乎将会永无休止，终于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华尔街股市突然宣告崩盘。当时体制并不健全、发展也不健康的美国经济遭受致命一击，广泛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30年代大萧条拉开帷幕。1933年2月20日宪法第21修正案获得通过，禁酒令宣告撤销，各州立即据此案对酒精饮料解除管制。一如当年非法饮酒成为咆哮年代的时代符号，饮酒的合法化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辉煌已成往事，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重头再来。罗斯福颁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各行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以防止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和调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为消除经济危机给美国造成的重大破坏，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调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以消除经济危机。新政的中心是对工业的调整，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数宣布罗斯福的《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1933年6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其真正内涵是：限制工业制品的生产，承认劳动者的结社权和团体交涉权，通过制度的约束强制企业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尊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九）两年后（即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由于已实行两年，该项法案所倡导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千万普通劳动者被唤醒，用组织工会和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之后保护劳工权益的立法并没有停滞下来，在随后的几年中一些操作性更强的劳工权益保护法律被相继制定出来，所以说这部法律是有它的重大意义。美国社会保障法是美国新政时期重要立法之一，美国国会于1935年8月14日通过该保障法，其目的是“旨在增进公共福利。通过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使一些州得以为老人、盲人、未成年人以及其他残疾儿童提供更为可靠的生活保障，为妇女保健、公共卫生及失业补助作出更为妥善的安排”。规定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救济金，对未满65岁死亡者提供一笔抚恤金，以作为其家属生活之用，对贫困的受抚养的儿童、残疾儿童、妇女保健以及致残者提供救助。还规定建立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社会保障事宜。1967年对社会保障作了补充，增加享受养老金的人数。此后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事业有较大的发展。《公平劳动标准法》是1938年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的改善劳资关系的法律，该法律又称《工资时数法》，是一项关于有关工人工资与工时的法案，同时法律还支持雇员集体议价。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由美国国会通过。1933年的《全国产业复兴法》中规定联邦政府有权管制工资与工时，但该法于1935年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国会遂制定新法，目的是消除“对维持工人健康、效率和福利所必需的最低生活水平有害的劳动条件”，该法规定：第一年的最高工时为每周44小时；第二年为42小时，以后为40小时；第一年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5美分，第二年为30美分，以后六年为40美分；该法适用于从事州际贸易以及制造在州际贸易中流通商品的所有工人。自1938年通过以来到1990年曾经作了多次的重大修正，受《公平劳动标准法》影响的全美全工时或部分工时的工人多达6000万。国家产业复兴法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法令之一，1933年经国会通过后颁布实施。设立国家产业复兴局，由其制定各工业部门必须遵守的各项法规，规定产品价格、产量限额以及工人最高工作时数和最低工资等，旨在通过政府干预，缓和当时的经济危机，1935年经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该法的某些措施为违宪而停止施行。蓝鹰运动是指1933年为保证《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实施，美国政府发动的以“人尽其职”为宗旨的一场经济变革运动，因凡遵守该法的企业悬挂蓝鹰标志，此次运动史称蓝鹰运动。早在1918年哥伦比亚特区通过“最低工资法”，后特区儿童医院向最高法院上诉，认为这项法律侵犯雇主的签约自由权，最高法院最终以5比3的表决结果宣布该法违宪。1929年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一时间财政金融一片混乱，工人罢工风起云涌，农民抗议此起彼伏，胡佛政府（1929-1933）仍然继续奉自由经济政策，并对美国的经济持续萧条仍然保持无比乐观，称美国的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好的。

（十）尽管他也进行一些改革，但是都无济于事，因为他始终拒绝政府进行干预政策、拒绝稳定股市的建议，否决国会的救济方案。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千百万饥寒交迫的人无处求助，胡佛仍然称美国经济没有毛病，这就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愤怒的人们把胡佛作为嘲讽的对象，称他为“饥饿总统”，贫民窟、旧报纸、乞讨袋、破汽车被人们分别称为“胡佛村”、“胡佛被”、“胡佛袋”、“胡佛车”。这位曾经深受欢迎的总统名声扫地，最终被人民遗弃。1932年7月11月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胡佛，当选第32届总统。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旋即着手新政，主要目标有三点：救济、复兴和改革。史称“罗斯福新政”。《工业复兴法》是整个新政的核心和基础，该法规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水平和工作日时数，规定工人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利，规定资本家必须接受的最高工作时数和应付工资额。为保证《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实施，政府以印第安人崇拜的神鸟蓝鹰为标记，发动“人尽其职”的“蓝鹰运动”，凡遵守该法的企业悬挂蓝鹰标志。几周后有250万雇主与政府签署法规，他们给自己的产品标上蓝鹰，以示守法。1929年的经济危机时期经济不断恶化，失业者饱受饥寒之苦，他们在全国四处流浪，昔日繁华的大街上出现用旧铁皮、纸板和粗麻布搭起的棚户区，人们把它叫做“胡佛村”，用来讽刺胡佛当局对付金融危机束手无策。在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由于美国经济不断恶化，失业者饱受饥寒之苦，他们在全国四处流浪，有时露宿在丛林、公园、街头、车站，有时住在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的破屋里，靠少得可怜的救济活命。昔日繁华的大街上出现用旧铁皮、纸板和粗麻布搭起的棚户区，这和胡佛在竞选时所宣称的繁荣大相径庭，所以人们把它叫做胡佛村，用来讽刺胡佛当局面对金融危机时的束手无策。即使以富豪如云闻名的纽约曼哈顿区，这样的“胡佛村”也有两个。1931年对胡佛的救济理念人们越来越愤怒，但他还是坚持让社区去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无家可归的失业者在大城市用边角废料修筑遮风挡雨的棚户，这些悲惨的城市贫民区被称为“胡佛村”。“百日新政”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切都不受传统所制约，这倒符合罗斯福的性格，因为他从来就不愿意循规蹈矩，是个乐天派，就是天塌下来也不担心。西方世界这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四年之久，各种灵丹妙药都不见效，人们对传统的东西已经厌倦、失望，与其在旧框框中苦心寻觅，不如尝试一下似乎“离经叛道”的新方法。1929年美国爆发极其严重的长达4年的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刚刚上任的罗斯福总统采取广泛的有力措施，历史上称为“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罗斯福上台后以近乎魔幻的力量控制金融危机，为缓和整个经济危机奠定基础。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他使充满恐惧的美国发生转变，为萧条所困的美国人阴沉忧郁的脸上，开始出现兴奋和乐观的表情。罗斯福紧紧抓住这个良好势头，实施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百日新政”。

（十一）混乱的经济秩序迫使罗斯福必须快刀斩乱麻，立刻采取对策，实施“新政”。确切地说罗斯福从3月上旬到6月中旬的“百日新政” (就是“百日立法”）期间他向国会连续提交15篇咨文，15项重要法案得到通过。在这100个日日夜夜里罗斯福的新政设计师们都在紧急地工作，他们点灯熬夜，起草各种法案、条例和备忘录，处处都提到救济、复苏和改革。尽管罗斯福并没有一整套理论作指南，其所采取的措施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从整体上看是杂乱无章的，但当时同样混乱的局势帮助罗斯福获得成功。美国经济已经到了谷底，没有别处可去，只能往上攀登。美国人对新政都寄以厚望不仅民主党内全力支持，罗斯福的对手共和党人也希望新政能给国家带来希望。罗斯福向国会提交的法案都一一获得通过，这些法律的制定对于医治蔓延到全世界的危机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稳住失业大军。罗斯福最喜爱的一次规划是成立一支民间护林工作队，将50万失业人员安排到国有林区工作，得到国会的批准，还批准拨付5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罗斯福一生中对森林和保护自然有很大的兴趣，通过法律如愿以偿，同时也为解决失业问题提供很大的去处。罗斯福上台的头几个星期内几乎没有考虑如何才能促进工业的回升，他认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样一项广泛的计划。但国会几次催促总统采取行动，罗斯福召集有关的团体在白宫开会，会上争得一塌糊涂、毫无进展。盛怒之下罗斯福指定一个起草委员会，命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关起门来工作，不拿出一项满意的法案时不准出来。就是在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下产生《工业复兴法》，这项法律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休·约翰逊将军被任命为执行这项法律的全国复兴管理局局长。《工业复兴法》实行行业计划，政府干预经济，真有点“计划经济”的味道。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不再含黄金，把全世界保守的银行家吓得目瞪口呆。美国预算局的局长惊呼：“西方文明完蛋了！”然而上帝却愿意帮助这个新总统，这些“离经叛道”的新法发生神奇的作用，衰退整整四年的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工业的轮子转起来了。《纽约时报》每周商业指数在罗斯福就职时为52.3，6月中旬达到87.1，这是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工厂的烟囱又冒烟了，农场主的产品又运到市场出售，而不再是把它烧掉。人民对前途满怀希望，萧条虽然并没有结束，但对萧条的担心已经解除。“百日新政”为罗斯福执政定下基调，在这以后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对于新政的长期效果如何评价时罗斯福把它交给选民去表决，在新政出台一年之后的1934年6月28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向公民提问：“你们的日子比去年好过吗？你们的债务负担减小了吗？你们的银行存款安全了吗？你们的工作条件好些了没有？你们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念有了更牢固的基础吗？”多数选民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在夏天乘船旅行，所到之处受到盛大的欢迎。这一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大获全胜，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新政和罗斯福政策的支持，他的助手威廉·艾伦·怀特宣称：“人民几乎把他立为国王。”“百日新政”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美国又重新走上繁荣发展的轨道。

贫民窟

（一）贫民窟一词一直用来指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贫民窟是包括犯罪、卖淫和吸毒在内的边际活动的避难所，是有可能造成多种传染病肆虐城市地区的传染源，是一个和正直、健康毫不相干的地方，印度和巴西有最大贫民窟。今天“贫民窟”这个统称词所指不明确，带有贬义。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个词不再像最初时那样具有贬义，而仅仅是指状况比较差的或是非正式的住房。贫民窟的定义十分模糊，联合国的贫民窟定义是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犯罪率和吸毒盛行的穷人避难所。本·迪克斯说：“他们所处的情形各不相同。”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贫民窟中这里的住房非常牢固，但犯罪率却比其他地方高，简直可以称得上无法无天。19世纪20年代首次出现开始贫民窟一词一直用来指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贫民窟是包括犯罪、卖淫嫖娼和吸毒、甚至是传染病在内的边际活动的避难所，是有可能造成多种传染病肆虐城市地区的传染源，是一个和正直、健康毫不相干的地方。今天“贫民窟”这个统称词所指不明确，带有贬义。这个词有多层意思，在指更敏感的、政治上正确、学术上严格的意义时很少用这个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个词不再像最初时那样具有贬义，而仅仅是指状况比较差的或是非正式的住房。在报告中“贫民窟”一词指各种低收入住区和糟糕的人类居住条件，贫民窟的定义简单讲就是以低于标准的住房和贫穷为特征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这样直截了当地描述反映贫民窟的主要的实体和社会特征，但在这个骨架之上还需要添些内容。贫民窟曾经是高尚的住宅区，甚至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但是在原来的住户搬到城市里的新区和条件更好的地区后贫民窟就江河日下了。渐渐地房子在细分后租给低收入的人，原来的房子的状况也越来越差了。2013年贫民窟里的非正式建筑非常多，贫民窟也迅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的最显著表现。贫民窟有许多不同的称谓，住房所有权的安排也各有不同。在所有的贫民窟中建筑从最简易的窝棚到永久性的建筑一应俱全，有的房子的状况甚至好到让人惊奇，但是大多数贫民窟都是缺少净水、缺电、卫生设施和其他基本服务。2013年贫民窟可以分为两大类——“希望的贫民窟”和“绝望的贫民窟”：第一类指有上升势头的居住区，大体上房子都较新，通常还是自建的，这类贫民窟在2013年进行改造和修护；第二类指"走下坡路"的社区，环境状况和服务水平都似乎不可避免地恶化。糟糕的是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贫民窟的历史证明缺少适当的政府干预，希望的贫民窟会轻易地堕落成绝望的贫民窟，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堕落过程可以持续很长时间。2013年一个联合国专家组向决策者和各国际机构推荐专家们认为对贫民窟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这个定义旨在使主要针对贫民窟居民面对的物质和法律问题的改善计划定位更加准确。

（二）专家认为贫民窟是一个在不同程度上显现以下特征的地区：安全用水不足；卫生设施和其它基础设施不足；住房建筑结构差；人口过密；居住权没有保障。提出以上特征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特征是可以计量的，可以用来评测到2020年显著改善至少一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这一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进度。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的比例已下降20%到30%，贫困的城市外来人口大都是从农村自愿来到城市的，目的是为了发掘真实存在的或是设想存在的经济机会，一部分经济机会是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带来的。市中心许多大型非正规和非法居住区的增长就显著地体现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在许多城市中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占到全市就业人口的60%之多，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后非正规部门会很好地满足同样多的公民的需求。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中非农业就业人口的78%从业于非正规部门，创造占42%的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地区90%以上的额外就业机会在今后10年将产生于非正规部门的小型企业中。同时期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市场鲜有增长，甚至是在萎缩。结果非正规部门呈爆炸性增长，随之而来的还有贫困和贫民窟的迅速发展。政治冲突也会推动城市移民，不仅是在国内，还会跨越国界。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中内战迫使许多农村居民逃向相对安全的地方，很大程度上导致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约450万莫桑比克人迁到城市地区。联合国人居署预计到2030年非洲将不再是一个遍布农村的大洲，因为半数以上的人口将是在城镇中，这一切转变不过是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但是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不仅限于非洲，在过去40年拉美经历迅速城市化的进程，2013年75%的人口住在城市地区，亚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80%，也在经历城市化，2013年36%的亚洲人住在城市。世界上某些最大的城市例如孟买、加尔各答、曼谷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1/3到1/2人口住在贫民窟。大量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加速贫民窟的形成，城市规划和管理体系难以应付大量人口涌入。2013年全球约50%人口住在城市地区目、32%住在贫民窟、43%住在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重要的是要记住虽然这些人不是都住在城市贫民窟里，但是2013年全球50%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联合国人居署报告发现扶贫的效率让人失望，有两大原因：（1）许多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增长极小；（2）不平等状况持续不断，阻碍穷人参与促进经济增长。虽然对全球城市贫困问题没有可靠的评测，普遍认为2013年城市地区的贫困状况少于农村地区，但是2013年全球城市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村。

（三）在实施结构性调整计划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贫困一直在加剧，结构性调整计划经常对城市经济增长、正式就业机会造成不利影响。城市地区贫困和营养不足的绝对人口正在增长，同样城市地区贫困和营养不良的人口在全局中所占比例也在增长。总之贫困正在向城市发展，2013年称之为“贫困城市化”。居住权缺乏保障是贫民窟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居住权没有保障，贫民窟居民没有办法，也没有动力去改善居住环境。居住权有保障经常是获得包括信托、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在内的其他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前提条件，研究反复证明在居民土地权、居住权有保障的贫民窟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保障，社区发起的贫民窟改善项目有更大的可能得以实施，并且在实际上取得成功。贫民窟的产生与经济周期、国民收入分配发展趋势密切相关，2013年贫民窟产生也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密切相关，报告发现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相对低技术劳动力而言对高技术劳动力需求增长，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使不平等加剧以及新增财富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均都造成贫民窟的显著增长。报告指出过去全球经济体系在今日发达世界中的大城市制造著名的贫民窟，2013年这一体系很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故伎重演。全球经济体系指世界各国、地区通过密切的经济交往和国际经济协调，在经济上相互联系和依存、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已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形成世界经济从资源配置、生产到流通和消费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的交织和融合，使全球经济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两国合作或多国合作是现代经济的明显体现，相对于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发展态势、发展进程、发展趋势的集合称之为全球经济体系。谈到贫民窟，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过印度。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1.7亿，其中孟买最多，为1100万，占到该城市总人口的2/3。2006年《环球时报》记者探访新德里的一个贫民窟，它在新德里东郊城乡结合部，占地约1平方公里。这个贫民窟比附近的公路低50米左右，站在公路上望下去，看到的是连成一片的黑色和蓝色塑料布以及塑料布周围大片大片五颜六色的垃圾堆，记者踩着泥泞的小路进入贫民窟后感到那里散发的酸臭味让人喘不过气来。看到记者的一群孩子围了上来，纷纷要求记者给他们拍照。这些孩子好多都是赤身裸体，身体被汗水划出一道道印，他们用手比划着想让记者到他们的家里看看。其实他们的家无非是几根木棍支着一块破烂的塑料布，记者看了几家，大都是一贫如洗。潮湿的地面上放着一块脏兮兮的破布，屋角杂乱地堆放着一些没有洗干净的盘子和一个黑乎乎的锅。

（四）据同行的一位印度朋友介绍，那块破布就是一家几口人的床。孩子大了，家里实在睡不下，就睡在附近的公路边上，每年都有很多人在睡梦中被过往车辆轧死。陪记者的那位印度朋友以前从没来过这里，这次是为了给记者当翻译才勉强到此一游，他走出贫民窟的时候对记者说以后即使给钱也不来贫民窟了，难怪有西方媒体报道说印度贫民窟是连狗也不愿意待的地方，流浪狗宁可在街头溜达，也不愿到贫民窟里转悠。2006年雨季在孟买的贫民窟有很多人在睡梦中被洪水冲到阴沟里丧生，另外贫民窟还是滋生各种社会问题的场所，如强奸、吸毒、偷盗等。星罗棋布的贫民窟对印度的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于是有一段时间内印度政府强行拆除贫民窟，虽然耗资巨大，但收效甚微。孟买市政局一位负责拆除贫民窟的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你把这里的拆了，那里又建起更多的，印度的贫民窟是拆不完的。”德里大学社会学系一位教授告诉本报记者：“要消灭贫民窟，必须首先回到贫民窟的产生原因这个问题上。”印度的贫民窟是历史的产物，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农村的破败、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而逐渐形成的。2006年为了消灭贫民窟，必须在上述几个方面寻找答案，即控制人口增长、发展农村经济、平衡城乡差别。贫民窟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使其消亡也不能靠一日之功，需要马拉松式的努力。与印度贫民窟的“超大规模”相比时巴西贫民窟的特点是“藏龙卧虎”，2006年巴西黑社会组织“首都第一司令部”在圣保罗州连续发动三次袭击警察、平民和州政府办公地的“武装行动”，规模之大、气焰之嚣张令人震惊，而警方却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行踪，因为他们全都以贫民窟为“基地”。据巴西人口研究部门统计显示约有650万巴西人生活在近4000个贫民窟中，根据巴西法律时占有土地如果5年内没有人出面提出法律异议就被认为合法，因此2006年巴西的多数贫民窟都是合法的。2006年8月12日在里约热内卢（简称“里约”）的华人朋友雷先生的引领下《环球时报》记者登上俄罗佛迪贫民窟，这里以前是一座海边荒山，因为有轮渡，在市中心打工的穷人选择在此安家。那时山上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穷人们每天要下山背水吃。由于没有下水道，生活用水随地倒，每当下雨时道路泥泞难行。这次记者见到的已是另一番景象，原来的木屋被钢筋混凝土和砖结构的房屋所取代，通往山上的路变成水泥路。这些建筑材料全是政府提供的，政府还给贫民窟通了水和电。虽然路边挂着几个电表，但居民每月也就象征性地交10雷亚尔（约合5美元），如果不交，政府也允许欠着，不会断他们家的电。虽然贫民窟之行让记者有了新的感受，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贫民窟的水电供应、医疗、商业、教育、治安等公共服务和设施远远不及普通居民区，贫穷、落后、愚昧使贫民窟成为犯罪的滋生地和庇护所。

（五）为此巴西政府一方面投巨资，改造贫民窟；另一方面对贫民窟的黑社会组织进行围剿。但由于有的黑社会匪帮装备比警察还好，又藏身于穷人之中，警方根本没办法，实际上贫民窟已成为巴西“社会病毒”滋长的最大温床。与印度和巴西不同的是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本看不到贫民窟，相对贫穷的人们可以得到社会保障，生活在政府规划管理的社区中，部分社区的条件甚至超过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居住水平。然而与这些贫民区并存的社会问题到2006年来却在欧美爆发得异常激烈，穿过著名的伦敦金融城东部边界，巍峨气派的多层建筑慢慢转变成一排排排列紧密、颜色黯淡的低矮平房，这里就是伦敦东区的贫民区。本报记者曾采访过一家居住在这里的香港移民家庭，全家三代六口人，挤在50平方米的“统建房”中，类似家庭在同一座建筑物内还有几十户。在历史上伦敦东部有泰晤士河的重要码头，它给从农村拥入城市的人带来很多工作机会。另外东部是下风区，每天受着来自市中心污浊空气的污染，房租相对便宜，来自外国的移民都愿意住在这里。从19世纪末期开始伦敦东区经历数次重建，2006年那里的软硬件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但却背上另一个负担——“恐怖主义”。伦敦东区是英国少数族裔的聚居区，居住着很多穆斯林，他们似乎始终未能真正地融入英国社会，他们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严格的行为准则。穆斯林社区之间联系紧密，甚至内部通婚，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英国警方破获炸机阴谋后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穆斯林对自己的定位首先是穆斯林，而非英国人，正如一位英国穆斯林政客所说：“在英国的穆斯林社区中弥漫着这样一种观念，人们坚信反恐之战真正要‘反’的是穆斯林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当生活在贫民区的人有了这种想法后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立感，它迫使很多人寻找释放压力和发泄怒火的渠道。2006年来美国面临的贫民区问题也十分严重，20世纪60年代种族歧视在许多城市引发大规模的冲突，美国城市的进一步分裂也从那时开始加剧，数百万白人居民开始搬离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虽然这当中有很多原因，但贫富差别和种族矛盾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几乎所有美国大城市都开始患上这样的通病：因白人和有钱人的搬出而造成贫穷人口多居住在城中，形成难以改变的贫民区。美国休斯敦市的莱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蒂文·克莱恩曾这样分析过这种现象：“六七十年代城市的一个忧患是所谓的‘炸面圈’效应，城市中心出现空洞化，那里的中产阶级都离开城市，搬到周围的小镇和郊区去住。结果城市得不到他们的税收，留在城里的是那些贫穷和没有工作的人，因为连工作机会也都转移到郊区去了，城市和郊区出现巨大差距。”

（六）大部分拉美裔美国人都生活在特定聚居区和大城市的贫民社区中，很多面临生存压力的移民选择靠生孩子来维持生计。因为美国的福利制度鼓励生育，母亲生孩子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奶粉费”，如果按照低标准养孩子，这笔钱绰绰有余。而且拉美和非洲等少数族裔也有重视血缘、崇尚生育的传统，这导致美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迅速膨胀。在靠近美墨边境的一些南部村镇中居民几乎全是拉美移民，小镇的通用语约定俗成地从英语变成西班牙语，步入这样的小镇，仿佛置身于南美小城。因此有人说边远地区和城市贫民区对美国来讲不仅意味着贫富差距，更是一个可怕的“选票孵化器”。贫民窟是墨西哥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起初墨西哥城政府对此是放任自流，但眼见贫民如潮水般涌入墨城。墨城开始行动，想通过强拆驱离等措施，将这些人赶走，但结果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后来政府只能承认现实，给贫民的住处确权登记，并通过财政扶持提升贫民窟的基础设施，甚至直接给居民发油漆、发水泥，以期能够逐步改善贫民窟的状况。这的确发挥一定的作用，木板铁皮窝棚等第一代贫民窟已经逐步被砖混房所代替，水电也逐步通到山上。所谓的贫民窟虽然依旧脏乱差且治安堪忧，但至少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破败和困窘，但这并不意味着贫民窟已经不再是问题。贫民窟的扩张与墨西哥城的发展同步，过去几十年间墨西哥城的面积从120平方公里扩展到超过1500平方公里，人口从400万猛增至2000多万，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而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也从1950年的42.6%上升到2015年的78%，比德国、西班牙还高。然而城市化率与现代化水平并非简单的正向关系，在墨西哥城中每到一个路口都像到了一个集市，有卖香烟的、卖零食的、卖彩票的，甚至还有擦玻璃和搞杂耍的。各色人等穿梭于汽车之间，已经成为墨城一景。如今墨西哥58%的就业人口属于非正式就业，既无保险也无福利。过去几十年间由于农业现代化以及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墨西哥的小农家庭几乎濒临崩溃。放弃耕作的农民涌入墨城，初衷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受制于教育程度有限以及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落后，城市并不能吸纳他们。然而这些穷人又不可能回到毫无希望的乡村，于是在郊区的破房子里扎下了根。这样的故事从未间断，从未改变。尽管贫民窟里的居民多是从事低端服务业，靠卖体力来赢得微薄的收入，但享受这些服务的中产阶级从未接纳他们。

（七）在墨西哥中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富人和穷人去不同的超市和餐馆，孩子上不同的学校。居住的区域更是泾渭分明，在一些特别高档的居住区甚至不允许公共交通进入，以避免那些低收入的人群出入。这也是墨西哥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另一个后果，阶层割裂，彼此互不来往。其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和恶性的：掌控政治和经济话语权的中上层人士对底层人物的生活漠不关心，公共政策也便不会向他们倾斜，他们的命运就很难得到改善。这也是贫民窟难以治理的另一个原因，底层人士生活困苦，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对政府更缺乏信任。这也给贩毒集团等黑恶势力可乘之机，某种程度上讲正是政府公共治理的缺失和失败造就以贫民窟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家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的“贫民区”和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不一样的概念，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广、能力强，只要是合法移民，基本生活、医疗和教育都能得到保障。但移居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和当地人在发展方面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因此他们的生活区成为贫民区。潘家华认为：“巴黎大骚乱、伦敦地铁爆炸等一系列暴力事件逐渐让发达国家看清贫民区这一社会不安定因素，贫民区表面上看是经济的贫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面对的绝不只是贫富差距带来的压力，融入主流时受到的歧视、宗教和文化的冲突，逐渐造成心态的失衡。这种潜意识中的对抗在相对封闭的贫民区不断累积，最终可能导致“爆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江时学指出：“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现象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造成的，与城市化速度过快有很大关系。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推力，农村人口无法在农村生活，由于土地少或土地被少数人集中占有，大量农民只能从老家拥向城市；第二是拉力，城市工业化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相对比农村好，两股力量的汇合使过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成为无法被吸纳的剩余劳动力。”拉美国家有一个词叫“蹲地者”，即形容两手空空的贫民游荡在城市中，随便往无人的地方一蹲，围上几块铁皮，这个地方就属于他，就是“蹲地者”的家。江时学认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贫民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协调好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要使城市化发展速度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特别要把握好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