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寨战役：蓟州叛军面对明军只坚持了一天

开门见山，今天就来说一说蓟州兵变的具体过程，依旧是以方应选的《滦东平叛记》为主要的参考材料，看一看这群但现在被抬高到“大明国之栋梁”的南军面对自己的北军同袍时的具体表现。

方应选记蓟州兵变在萌芽阶段的首恶就是胡怀德、陈文通等数十人，其中还有一位，这人叫李无逸，这个人是平江县主簿，李无逸因事丢了官职，于是就打发他儿子李化龙去当兵。李无逸这个小子可不老实，丢了官职之后天天想着作乱，千里迢迢的跑到蓟州去，到处跟别人说自己擅长天文。不久就和胡怀德、陈文通等着混在了一起，在万历二十三年的的八月二十五日，鼓动营内官兵索要东征功赏以及安家银，每人要四五十两白银，正巧蓟州总兵王保来到石门“部亲诣垒督谕之”，士兵们骂得很难听，看起来是想让这位蓟州总兵大人下不来台，但是由于王保身边有300多穿甲的卫队，也没人敢做出太过危险的动作，这次事变终究有惊无险。

到十月份，胡怀德这些人发现自己的军饷依旧如旧，于是又开始折腾。十月初一夜，胡怀德，陈文通等几十人在开始在军营里纠集人手，不愿意参加兵变的都被“兵之”刀加于颈，然后裹挟了进去，叛军在初二到初三袭击周围的长城敌台，俘虏台内的守军，胁迫他们加入叛乱。李无逸自称军师，任命龚富为他的副手，胡怀德自称游击将军，吴文标、陈文通等人都得到了伪官职。参将钱世祯听闻叛乱的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和另一个参将管一方进入叛军营中，想劝叛首回心转意，众人笑着说：我们这些南军以一当十，做官的能拿我们怎么样呢？于是钱世祯、管一方二人被叛军拘留在营内。

方应选、戴星等官员听闻叛乱的消息派人去通知王保领军前来平乱。方应选命令军队接管那些被劫持的守军守卫的敌台，南军副将骆尚志严守各个敌台，又偷偷派人潜入叛军军营之中，催促那些被劫持的士兵及时逃出，不少不愿意参加叛乱的士兵就偷偷溜走了。初五日，蓟州总兵王保本人到达石门寨。同一天，蓟州道项德祯也到达石门。被挟持的钱世祯也来到王保营中和方应选、项德祯等人谈判，要求多给军饷，未果，钱世祯悻悻而去，与他同来的还有石门寨南军中军高如松，高如松向平叛众官说了城内的布防情况，能守城的叛军不过三四百人，火器都被叛军布置在城外。不久，高如松、钱世祯、管一方三人逃出叛军营寨。

仅仅四天之后，王保部明军的平叛主力到达石门寨，随后东协守陈霞、西协守李如樟、台头参将詹鞠养、燕河参将刘继本、遵化左营参将方时辉、三屯右营都司丁世用、延绥营游击王邦佐、宣府营游击孙继盛、中路南兵营游击王必迪、保定营都司胡泽、德州营游击张栋等部明军纷纷到来，建昌营兵也到达石门寨，叛军被包围的如同铁桶一般。

叛军和平叛部队双方在当天就爆发了激战，不过也就是一天而已。胡怀德等人用兵器库中的火器射击北军骑兵，王保命令明军骑兵“单骑分诱冲击”，当阵活捉杀死八十多人，又放炮轰击叛军，大多数的胁从者到这时候已经怂了，胡怀德等叛军首领杀死欲投降者一二人，明军继续进攻，又杀掉了四十多人，这时候叛军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了，最终全部投降。此战，叛军阵亡被俘者有一百二十多人，王保指挥的平叛部队仅仅有三十多人受伤，没有一个人阵亡。

先不说别的，在今天网络上被广泛同情的大明“国之栋梁”也就是所谓的“戚家军”就这个水平吗？自身损失一百二十多人，仅仅给平叛部队造成了三十多人的损失，这个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如果把兵变跟戚继光先生以及抗倭劲旅戚家军挂钩，我觉得这是在侮辱后者。而且，平叛部队中其实也有南兵，比如来自浙江的副将骆尚志，这位的外号叫“骆千斤”在平壤战役进攻日军小西行长部的时候，那是神勇无比。还有中路南兵营参将王必迪，这位也参加过万历朝鲜战争，还因为赏赐的问题当面骂过李如松，这些部队也可以算作广义上的戚家军。到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日，参加平叛的众官开始在演武场处理具体责任人，该杀的杀掉，该被炒鱿鱼的炒鱿鱼。

然而，这事儿还没完。事变之后，消息迅速传开了，当这场兵变的消息传到京城的时候，被杀者由原先的一百五十多人一下子变到了数百人，这事后来还成为兵部尚书石星的“罪状”，工部都水司郎中岳元声在弹劾石星的章奏写道“四可恨诸龙光死南兵杀王保且复用”，而朝鲜人在自己的史料中大笔一挥直接把被杀者写成了三千多人，这也不奇怪，毕竟朝鲜人更喜欢浙军，也就是“戚家军”，可能是因为浙军在朝鲜战场上表现比较突出，而且军纪比较好的缘故。

就这场蓟州兵变而言，其实也不是多大的事，咱们可以和大同明军兵变做一个对比，大同兵变中的叛军“夺门钥，陈火器，婴城以叛。遣人以金币女伎遗北虏乞援，曰：中土富乐，可来自帝，胜沙漠也。远近大震”蓟州兵变简直不值一提；而论战斗水平而言，蓟州的乱兵们也远远比不上七十年前的大同乱军；就影响力而言，大同兵变，乱军勾结蒙古，导致“远近大震”，而石门寨南军兵变仅仅坚持了一天就被打了下去，主要官员一个都没死，叛乱官兵仅仅死了151人；就原因来说，大同兵变是因为参将贾鉴以及巡抚张文锦在军队调遣的问题上过于严苛，导致官兵心生叛念，然后杀死贾、张二人，洗劫了大同全城，而蓟州兵变的乱军则是要求增饷。所以不难发现，这场兵变对于整个明朝的边防来讲，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其恶劣程度也远远排不上号。

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如此重视这场300多年前的变乱，只是因为这些人莫名其妙地和戚家军和戚继光挂了钩，参加平乱的王必迪、骆尚志二人都是南军老将，这些人难道不能算是“戚家军”吗？如果是这么看的话，这场军变就变成了“戚家军”协助北军打“戚家军”了。所以，说蓟州兵变明朝朝廷杀光了戚家军，是一种相当无聊而且毫无意义的说法。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总是过于感性地去理解历史，那必然会干扰我们对于一段历史的判断。因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并不是不能被梳理清楚的，而被人为扭曲过的记载是肯定要露出破绽的。

就以所谓王保不分青红皂白屠杀石门寨南军这事来说：王保及其“党羽”不仅要杀三千五百人，还要四处抢劫，还要“大张其事”，这个把戏会不会暴露，一口气杀死蓟州南军三千五百人，蓟镇其他的文臣武将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会不会有人捅到皇帝那里去？一旦这个拙劣的把戏暴露，他自己要负什么样的责任？他有什么必要这么做？明实录中那些被发回原籍的南军士兵又是从哪冒出来的？这些问题没有人会去想，人们只会想到“腐朽的明王朝屠杀了忠勇的戚家军”然后“凉了武将们的心”如果以这样一种过于感性，而且俗套化的模板去理解历史，那我们去读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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