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国令

（一）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在此期间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等国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传播。锁国令是日本江户幕府（德川幕府）关于禁止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法令，于1633-1639年先后发布5次。自16世纪中叶起葡、西、荷等西欧列强先后来日本传教、贸易，为禁止天主教传播，防止商人富豪与幕府对立，巩固幕藩体制，幕府的对外政策从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开始向锁国政策转变。1616年规定欧洲船只只能在平户、长崎两港停泊交易，1624年拒绝与西班牙通商。30年代后加快锁国步伐，连续5次发布锁国令。锁国令持续二百余年，直到1854年美国海军军官培里率舰叩关为止。锁国是日本德川幕府实行的外交政策，于1633年颁布第一次锁国令开始直到1854年美国海军军官培里率舰叩关为止。当初实行政策时锁国亦称呼为海禁，锁国这名字是由兰学者志筑忠雄在1801年提出。当然日本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并非完全中止，但仅允许与特定对象进行，包括与荷兰人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明朝和清朝在长崎亦有贸易来往，此外对马藩与朝鲜、萨摩藩与琉球国以及松前藩与虾夷有贸易关系。

（二）自从西班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来到日本传教（集中在长崎市）后不少日本大名及各阶层人民均信奉天主教，后来江户幕府实行禁教令，信徒被迫更改信仰以及被流放到外国。后来为了阻止外国传教决意与亲天主教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断交，在安土桃山时代有不少基督教的传教士来航日本并且在日本传教，但是在江户幕府建立以后将军开始颁布“禁教令”，从而开始有锁国的念头。面对幕府的禁教令时在九州地方爆发岛原之乱，后来在德川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统治下完成锁国的制度。江户时代中期发生“费顿号事件”，导致锁国的程度提升到另外一个地步。费顿号事件即一艘英国船伪装成荷兰船，并且驶入长崎胁持长崎奉行所里面的职员要求给予食物、水和柴薪，当长崎奉行交出这些物品后便扬长而去的事件时这件事件使得长崎奉行松平康英切腹。震怒的幕府下达“异国船打退令”（又称无二念打退令），下令所有外国船只一靠近日本本土就予以炮弹攻击，促使日本的完全锁国。锁国令内容：禁止日本船出海贸易和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偷渡者要处以死刑；取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应该予以告发和逮捕，防止天主教在日本的蔓延；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只实行严密的监视，贸易活动也由幕府进行严格的管制。这样日本的“锁国体制”最终确立起来。

（三）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幕府的统治，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制止西南大名利用海外贸易增强割据实力的倾向，巩固德川幕府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全面禁止日本商人出海进行贸易，切断国内商业资本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农经济免受冲击，以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在日本的历史上被压迫的群众曾以宗教为旗帜进行过武装暴动，由此可根除宗教在日本农民中的影响，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从其主观动机来说无疑为了防范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维护日本的国家独立，从客观的效果来看在一定的时期内也确实起到预期的作用，但从长远看这种政策只能延缓民族危机的来临，而其最终的结果必然酿成更为严重的危机。在日本实行锁国的200多年间西方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再到工业革命的开展使西方国家的实力增强。日本由于实行锁国政策导致贸易停滞，使国内经济几乎与世界市场隔绝，严重地影响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延缓封建经济解体和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同时与外国交流终止使江户时期的日本文化失掉开阔与雄伟的精神。这就使本来已经落后的日本进一步被资本主义的西方抛在后面。锁国政策巩固幕藩封建体制，当这一体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时锁国政策的反动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四）在颁布“异国船打退令”后日本锁国迈向完全的态势，后来却发生“摩利逊号事件”使得幕府的态度改变。一艘美国船“摩利逊号”接载日本难民前往九州却差点遭受炮击，导致日本国内的不满。后来幕府为了镇压反对锁国的人们下令予以逮捕，也就是“蛮社之狱”。在清朝鸦片战争战败后日本无法坚持锁国制度，所以颁布“薪水给予令”，让所有异国船在来到日本本土后禁止上陆，只是提供柴薪、食物和水后离开。蛮社之狱是发生于1839年幕府对兰学者所实行的最初的压制事件，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兰学者组成尚齿会积极从事西洋学问研究。在幕府对美国舰只“毛利松”号实行打击的次年华山著《慎机论》、长英著《戊戌梦物语》，对幕府的攘夷政策进行批判，由此触怒幕府，于是幕府以企图渡海去国外及与大盐平八郎有勾结等罪名将他们逮捕。该事件发生于1839年，是幕府对兰学者所实行的最初的压制。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军官佩里分别率领五艘和七艘军舰（日本方称为黑船）从浦户和江户湾登陆，并呈交美国总统的国书（史称“黑船来航”）。在1854年的来访中签订“日美和亲条约”，1858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和“安政条约”（美，荷，俄，英，法），锁国告终。

岛原之乱

（一）日本江户幕府初期九州岛原半岛和天草岛农民与天主教徒反对幕藩封建压迫和宗教迫害的大起义又称天草起义，爆发于1637年，次年失败。先后领有该地的大名天草种元、小西行长和有马晴信都是天主教徒。从1612年起江户幕府在实行锁国政策同时加强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他还在领地内大兴土木，为了讨好幕府主动承担巨额军赋，支援修筑江户城，加重农民的负担。其子松仓胜家袭封后巧立名目，盘剥尤为苛酷。1634年连年歉收导致农民无力完纳年贡和各项杂税，松仓胜家对农民施加各种酷刑，与岛原一水之隔的天草岛领主寺泽氏也采取同样手段迫害农民与天主教徒。岛原、天草两地自1634年以来天灾不断，农民吃树皮革根充饥，多次向藩府借米，两家领主毫不过问，只用严刑逼租。右卫门和亲友群众为这种暴行逼得忍无可忍，汇合七、八百人包围并放火烧田中的邱宅。田中逃进城堡，百姓迫到城堡外，烧了市街。右卫门妻家就在对岸天草岛上，天草的农民也愤而参加起义。群众推举一位勇敢而有才智的16岁青年天草时贞（四郎）作首领，他到全岛各地宣传，农民们和被杀教民的遗族都聚集山中、海岛开会，宣誓起义。

（二）这些多年受苦的庄屋（村长）、旧藩浪人武士在起义中发挥核心作用，10月25日开始武装暴动。10月26日起义军2000多人粉碎藩署派来镇压的军队，包围富冈城，在天草四郎的领导下两地大部分地区已为起义军所控制。参加起义的群众十分广泛，岛原南部13乡全人口的80%参加，其中6乡不论男女老幼一齐参加起义军。从阶级成分看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者和藩主的奴仆，有天主教徒，也有佛教徒。一些上层农民如上述的庄屋（村吏）因失去旧藩主而沦为农民的浪人武士担任起义军的指挥，当时被围困在岛原城内的藩吏飞报幕府和正在江户的藩主松仓胜家并向邻藩求救。但各藩都观望不前，将军德川家光接报，惊呼这次起义如昔之一向宗。忙令正在江户的一些西南藩主赶回本藩，防止蔓延并调兵遣将前往镇压。11月中旬天草的起义军3.7万人（包括妇女儿童）正在攻打富冈城，得悉幕方大军就到退入岛原南端的旧城堡——原城。12月9日幕军包围原城，3次发动总攻击，起义军用火枪木石反击。

（三）正月初三幕府宰臣松平信纲赶到岛原，调集各藩军12万余人加紧围攻原城，同时勾结荷兰军舰从海上炮轰原城，但始终没有攻克。2月17日幕军全面总攻，28日幕藩军队攻陷原城。岛原起义使江户幕府受到巨大冲击，为缓和农民的反抗，寺泽氏领地被没收。此后幕府严厉推行禁教政策，促进锁国体制的最后完成。通过岛原起义让德川幕府不单认识到对外贸易对封建经济的威胁，而且更理解到外来宗教对幕藩统治的威胁，由此实行持续200多年的锁国体制。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次也锁国令，全面禁止外船来日，命各藩检查航行船只，提高密告外船走私入境者以3倍的奖金，并禁绝国外教会对日本教民的一切联系与影响。1641年将同基督教传教无关的荷兰人一律转移到长崎的出岛，限制外文书籍进口，连朱印船贸易也禁止，日商受重大损失而破产。锁国后幕府只限长崎一港，准许中国、荷兰船舶通航，独占与日本的的贸易。由此日本的外交和贸易全部被置于幕府统制下，输入品中占重要位置的生丝交易则被持有生丝特许证的豪商集团（丝割符仲间）独占。

倒幕派

（一）倒幕派是19世纪后半期继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亚洲的日本也出现一次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全面革新运动，这场以推行资本主义新政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开始于明治年间，所以史称“明治维新”，而其中为推翻幕府统治的政治团体被称为倒幕派。日本过去是一个闭关自守、封建落后的国家，这个国家号称“神国”，是所谓“诸神保护的国家”。天皇就是神的化身，他对自己的臣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忠君报国”、“效忠天皇”的思想一直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但自1185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开始日本的军政大权就落到武士阶层的手中，天皇逐渐成为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国家象征，仅仅拥有祭祀权，就像是全国最大的神官。而朝廷和公卿们也逐渐必须依靠武士才可以生存，武士的各个有力守护家族逐渐强大起来并变成战国大名，成为完全独立的封建领主。也就在这种情况中一直到1467年日本发生名为“应仁之乱”的大内战，此战之后当时掌权的室町幕府再无实力控制全国的大名，日本开始群雄混战的战国时代，而当时的天皇和朝廷只能靠大名们的周济和贩卖官位以及政治婚姻度日。直到1603年德川家康消灭或劝降各地的割据势力，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江户设置新的幕府，战国时代结束，而实权依旧理所当然地落在德川家族的手中。当时幕府将军把持着全国最高土地所有权，直辖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是最大的封建领主。

（二）并且还掌握着全国的商业城市和矿山，垄断着对外贸易，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政治上德川幕府名义上是“大将军”，实际上自称“大君”，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主持政府，大权独揽。最典型的是幕府并不设在首都，而在江户办公，处理国家大事就像以前的幕府一样根本不把靠幕府才活得下去的天皇放在眼里。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德川幕府任意掠夺土地，并把这些分封给270家被将军重新划分势力的大名。大名的领地和统治机构开始被叫做“藩”，意即幕府的屏障。并按亲疏关系把200多个藩分为亲藩、内藩和外藩，将军依靠亲藩、内藩对边远的外藩大名严加防范。大名又把自己的领地分割成更小的单位分赐给自己的家臣，他们属于将军和大名之下，被称做武士。这些武士一般是职业军人，拥有佩刀的特权，杀死平民可以不受惩罚，是幕府将军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除此之外幕府将军又按照“士、农、工、商”四民的次序被划在武士之下，受到等级身份制度的严格限制。另外还有30多万被称做“非人”和“秽多”的贱民，他们被排斥在士、农、工、商之外，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了更加巩固自己的统治，幕府一方面拼命鼓吹迂腐的儒家思想，尤其把宋朝理学家朱熹的演说定为国学，禁锢人民的思想，压制他们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推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不同其它国家建立任何关系，把整个日本严密地封闭起来。

（三）德川幕府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长治久安，可他万万没有想到18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家，他们为了争得政治上的地位，摆脱封建统治，对幕府制度产生强烈的不满。而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堪忍受苦难的生活，反抗的情绪也日趋高涨，接连爆发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这些反抗斗争严重地动摇幕府的统治。正当幕府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大举入侵日本，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幕府屈服于列强的炮火连续与列强签订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关税协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为外货的倾入而纷纷破产。日本人民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处境更加痛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一场推翻封建幕府、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迫在眉睫。1865年12月长州藩讨幕派高杉晋作率领以农民为主体的“奇兵队”击败保守派，夺取藩政权。随后萨摩藩讨幕派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也控制藩权，不久这两股力量结成讨幕联盟，成为全国讨幕运动的核心、他们一方面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以调动农民、商人和中下级武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武装自己，购置大量的西方先进武器，与幕府军队抗衡。这一年的12月压制讨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不满15岁的明治天皇即位，这时宫廷形势开始向有利于讨幕派方面发展。

（四）1867年10月萨摩、长州、安艺三藩讨幕派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利用年幼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武装倒幕。他们一方面扩充兵力，另一方面秘密同天皇取得联系，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把德川将军赶下台去。明治天皇虽然年幼可颇有见识，对幕府把持朝政也十分不满，当即答应与讨幕派联合起来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就写了一份“讨幕密诏”交到大久保利通他们手里。大久保利通等人接到密诏后欣喜若狂，赶紧打开细细观看只见上面写着：“不讨此贼何以上谢光帝之神，下报万民之深仇！”大家高兴地叫起来：“天皇英明！天皇万岁！”紧接着他们便召集讨幕派的重要人物，于186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京都天皇宫中的一间书房里商量具体的对策。“我们有天皇的诏书在手，可以说是出师有名啊！”一个武士得意地说道。“对！有这份诏书，看德川庆喜还有什么招术！”另一个信心十足地应和道。正时门外突然闯进一个宫廷侍卫，气喘吁吁地说道：“诸位大人，德川庆喜刚刚见过天皇，主动请求辞去将军的职位，把政权交还给天皇！”原来德川庆喜听到风声觉着形势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辞职，以免与改革派正面冲突。西南各诸侯怎能相信德川庆喜会轻易把政权交出，一眼就看出这是对方的缓兵之计。大家讨论一番一致同意以武力解决问题，给德川庆喜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调兵遣将，很快把自己的部队调集到京都附近，准备发动宫廷政变。

（五）1863年尊攘派在但马生野举兵讨幕的事件，为响应大和“天诛组”举兵，福冈藩士平野国臣等拥戴流亡的七名公卿之一泽宣嘉为首，并有来自长州的奇兵队员参加。在周围地主的支持下动员农兵两千人，于10月12日占领代官府。幕府下令邻近各藩进攻，泽宣嘉逃出，举兵者分裂，农兵叛离，平野被捕。此乱虽只持续三天，但大大刺激讨幕运动。1863年8月尊王攘夷派志士藤本铁石、吉村寅太郎等拥戴中山忠光在大和举兵，击毙五条城代官，并纠合十津川乡士进攻大和高取城。但因文久3年8月18日政变导致形势大变，在各藩军追讨攻击下失败，9月崩溃，天诛组之变是武力讨幕的先驱。天诛组之变和生野之变等虽被看作是讨幕举兵的先驱，但正式发展成为讨幕运动是在1866年萨长同盟成立以后。根据这个同盟已组成最典型的讨幕派的长州藩和在此以前一直推进公武合体运动的萨摩藩携手合作，策划打倒幕府，同时得到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势力的支持，从幕府手中夺取军事和经济的全国统治权。幕府则推进奉还大政（公议政体论），并企图联合法国。1867年10月14日天皇发出《讨幕密敕》，同时幕府实行奉还大政双方进行激烈的较量。这并非纯属偶然，而意味着斗争双方都获得对方的情报。12月9日发布《王政复古令》，形势似乎对奉还大政的公议政体派有利，但1868年1月3日开始戊辰战争，讨幕派取得决定性胜利，掌握维新政府的主导机。对经历这一过程的讨幕运动，明治以来的王政复古史观，认为是尊攘运动原封不动的延续。

黑船事件

（一）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和祖·阿博特等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黑船事件是指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事件，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和祖·阿博特等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的事件，最后双方于1854年签定《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19世纪上半期当日本在锁国政策下局限于东北亚一隅时世界正在快速转变，英、法、俄、美等国成为新一波称霸世界的强国，它们在经历产业革命、交通革命的洗礼之后开始为产业革命后所需要的原料、市场、殖民地与转运站积极经营远东。

（二）双方在横滨签定《日美亲善条约》是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条约，其他西方国家跟随着美国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的要求，于是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国家都与日本签定亲善条约。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三都指江户、大阪、京都，武装倒幕中、下级武士、商人、资本家和新兴地主为主体。伏见、鸟羽战役中幕府军队战败，德川幕府被推翻。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今横滨），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开港要求，于1854年3月31日在神奈川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被迫同意开放下田（东京西南的静冈县的东南部）、箱馆（今函馆，北海道的西南部）两港口，美国船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加煤上水，并得到粮食等物品的供应。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上述两港派驻领事，并享有最惠国待遇。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签订类似条约。1853年七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1794~1858）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培里赠给幕府显示工业文明的火车机车模型和电报机，而幕府却只能用力士搬运回赠的大米来展示实力。培里来航令日本人震惊，深切感受到日本与外国的巨大差距，日本人称这次事件为“黑船来航”。由于这四艘军舰合共有63门大炮，而当时日本在江户湾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与这四艘军舰相比的只有二十门。

（三）在不开国就开火的威吓下幕府不敢拒绝开国的要求，但又恐怕接受培里带来的国书后会受到全国的抨击，于是当时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藉口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条约，并约定培里下一年春天给予答复。第一次赴日的4艘战舰：萨斯喀那号，蒸汽动力明轮木壳护卫舰，2450吨；密西西比号，蒸汽动力明轮木壳护卫舰，1692吨；普利茅斯号，风帆动力木壳护卫舰，989吨；萨拉托加号，风帆动力木壳护卫舰，882吨。1854年2月13日培里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这次一共有七艘军舰，而且舰队一直深入江户湾内，到达横滨附近才停船。面对培里的强硬姿势时幕府只好接受开国的要求，于是双方在横滨签定《日美亲善条约》，这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他西方列强跟随美国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的要求，于是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都与日本签定亲善条约，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第二次赴日的7艘战舰：萨斯喀那号, 蒸汽动力明轮木壳护卫舰，2450吨；密西西比号，蒸汽动力明轮木壳护卫舰，1692吨；普利茅斯号，风帆动力木壳护卫舰，989吨；萨拉托加号，风帆动力木壳护卫舰，882吨；波瓦坦号，蒸汽动力木壳巡洋舰，旗舰，2415吨；马其顿人号，风帆动力木壳护卫舰，1726吨；温达里亚号，风帆动力木壳护卫舰，770吨。事实上德川幕府在二百多年之间从来不准天皇参与政治，但是这次为了减低各藩的反对声音，于是想以天皇的名义缔约，并且破例邀请各大名、藩士、学者、甚至平民针对开国之事提出意见。于是天皇及其朝臣、大名及其家臣纷纷举起救国的旗帜，趁机跃上政治舞台。无论如何“黑船事件”后的日本政局一天比一天混乱，也埋下幕府灭亡的导火线。

神奈川条约

（一）神奈川条约是1854年3月31日江户幕府与美国缔结的和亲条约，日本通称为《日美和亲条约》。在日本方面全权代表为林复斋（大学校长）、美国方面全权代表为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马休·佩里。条约中主要规定日本必须开放下田与函馆这两个港口与美国通商，并保证遇难船只的美国船员得到安全保障。从幕末的混乱期到明治开头时期《神奈川条约》不过是日本不可避免的与列强所定立的不平等条约中的一部，依此缔结条约的日本开启下田及箱馆（现函馆）两港口，日本锁国体制就此崩解。1853年在佩里之前一年菲尔莫尔美国大总就亲笔写信给幕府要求开国并通商，幕府方面在要求后犹豫一年，美方面也因此一度打消主意。不过美国翌年2月13日船只由江户东京湾（东京湾）入港再访日本，幕府在武藏国久良岐郡横滨村字驹形（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神奈川县厅附近、现在位于横滨开港资料馆所在地）设置招待所，协议从开始到终了有1个月之久，缔结神奈川条约，之后交渉场所移到伊豆国下田（现静冈县下田市）了仙寺。

（二）同年5月25日厘定神奈川条约细则，据此缔结下田条约（内文全部有13条）。佩里舰队在同年6月1日从下田归国，进一步归国途中停留在琉球并与琉球国缔结通商条约。美国在太平洋进行捕鲸活动需要大量的燃料，也因此要在日本进行燃料补给，而燃料费用却被提高，当时是这么说的。不过美国方面最大的目的却是食物与淡水的补给，特别是其时对于谷类及其他食物，并没有冷藏库或真空保存食物的方法，也为了防止脚气病及坏血病发生。进一步要提供船员在食物的新鲜及量上的满足，生鲜蔬菜及肉类的补给就显得异常重要。《神奈川条约》主要内容：美国船只需要的物资补给（付款购买）是在开港后的下田、函馆二地（通商口岸的设定）；漂流民的救助、引渡；美国人的居留地设定在下田；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除此之外下田条约也定立如下的细则条款：美国人活动的可能范围是以下田为中心7里内及与以函馆为中心5里内之范围为限，禁止进入武家、町家之范围；美国人暂时的休息所设置在仙寺、玉泉寺，美国人的坟墓设置在玉泉寺内；美国人禁止从事猎取鸟兽等狩猎活动。

安政五国条约

（一）安政五国条约是指1858年（日本安政五年）日本被迫先后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签订的五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逼迫日本增加开港开埠；允许自由贸易；圈定外国人居留地；确立领事裁判权；接受协定关税等等。安政条约的签订加剧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明治政府一直试图修改条约，直至1911年才得以重新与相关国家缔结对等之条约。1858年日本分别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总称，1854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后西方列强进一步扩大对日本的侵略。1856年8月美国人汤森德·哈里斯抵日本下田，逼迫江户幕府同意开设由他担任总领事的美国驻日总领事馆。1857年10月幕府又被迫同意哈里斯前往江户晋见将军，哈里斯用武力恫吓迫使日本于1858年7月29日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同年8～10月日本又先后与荷、俄、英、法签订内容类似的条约和章程，这五个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故合称安政五国条约。1853年美国人马休·佩里率舰来日要求日本开国，发现日本人保守封闭而不愿及时答复，遂声言隔年春天再来听取答复。佩里于1854年2月13日再次到日本，双方谈判几经折冲，最终在1854年3月31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这是近代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此后英国于1854年10月与日本签订《日英亲善条约》，俄国于1855年2月与日本签订《日俄亲善条约》，1856年1月与荷兰签订《日荷亲善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的日本被迫开始结束“闭关锁国”的时代。

（二）由于《日美亲善条约》没有自由贸易的通商规定，所以美国对此不很满意。新上任的公使汤森德·哈里斯软硬兼施，于1857年6月17日迫使日本在下田签订《日美条约》，美国取得领事裁判权等其他权利。哈里斯仍不满足，下定决心要缔结通商条约，他以舰队的武力为后盾一面与幕府争论，一面进行威吓，经过13次谈判于1858年7月29日在神奈川海面上的美国“波瓦坦”号军舰上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国也先后迫使日本签订类似的条约，1858年1月25日日本方面的全权代表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和目付岩濑忠震在美国代表哈里斯的住处即蕃书调所，开始签订条约的谈判。期间虽然还发生攘夷派暗杀哈里斯未遂的事件，但直到2月25日连续谈判14次后终于议定《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14条及贸易章程6款，只等待签字。其内容是：互派公使、领事并承认其国内旅行权；神奈川自1859年7月4日、长崎自7月4日、新泻自1860年1月1日、兵库自1863年1月1日分别开放，下田港则停止开放。此外江户自1862年1月1日、大阪自1863年1月1日开放为商埠，承认外国人的居住权和房屋租赁权；允许自由贸易，双方国民买卖物品一律不受限制；对支付方式等日本官员概不干预；对于日本人买卖或携带购自美国人的商品不加妨碍；制定协议关税；禁止鸦片贸易；规定两国通货同种等量交换；制定外国人游览规章；承认领事裁判权等等。条约议定后由于幕府要取得天皇的敕许，同时由于国内攘夷派的反对，一直拖延没有正式签订。

（三）1858年7月间美国军舰开进下田，传来英法联军已逼清朝签订《天津条约》的消息，幕府当局受到震动。哈里斯担心英法两国趁战胜之余威来日本，在美国之前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遂强烈要求日本在已经议定的条约上签字。日本全权代表和海防挂都认为这是签约的好机会，井伊直弼虽仍拘泥于未得敕许而迟疑不决，但形势却迫使他不得不做出决断。29日日美两国全权代表终于签订《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1860年5月18日日本使团在华盛顿觐见美国总统布坎南，同时在华盛顿批准交换该条约。：1858年8月18日日本全权代表与荷兰使节寇帝斯缔结《日本荷兰修好通商航海条约》，1860年3月1日批准交换。1858年8月19日日本与俄国使节普提雅廷签订《日本国鲁西亚国修好通商条约》，1859年8月8日批准交换。1858年8月26日日本与英国使节额尔金签订《日本国大不列颠国修好通商条约》，1859年7月11日批准交换。日本与法国使节葛罗于1858年10月9日签订《日本国法兰西国修好通商条约》，1859年9月22日批准交换。安政五国条约在亲善、友好的名义下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它使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殖民掠夺合法化。幕末日本基本上还是落后的封建小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赤裸裸的武力强迫日本开国，把日本变成其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正如培理供认的那样：“要使弱小的半开化的日本人实行通商贸易，和平的方式不行，就必须使用武力。”从此欧美国家对殖民地一贯实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枷锁便紧紧加于日本人民头上。

（四）日本被迫承认西方国家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居留在日本的外国人可以不服从日本的法律，不受日本法庭的审判。日本丧失国家对外侨的司法权，日本被迫接受协定关税制，各约附则中规定日本的关税率必须同缔约国协商制定。日本出口税按照欧美列强同中国缔结的《天津条约》值百抽五征税，进口税则规定为无税、二成、三成五分等最低的关税率，使日本失去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关税自主权。日本被迫给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最惠国待遇，只要有一个国家在日本享有某种权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便可同样享受，因此最惠国待遇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鱼肉日本的工具。日本还被迫允许欧美国家在日本设置居留地（租界），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享有永久租地权和自治权。这种租借权同领事裁判权结合起来，实际就是使租界成了日本的国中之国，欧美列强在日本领土上的战略据点。安政五国条约没有中止日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本的各项压迫和取之于日本的权益没有时间限制。日本认为需改时须提前一年告知缔约国，对方同意才能协商修改。结果明治政府虽然进行多次改约谈判，但这些不平等条约仍束缚日本达四十年之久，这就是安政五国条约强加给日本的绳索。其结果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状况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

安政大狱

（一）安政大狱是1858年到翌年发生的事件，德川幕府的大老井伊直弼、老中间部诠胜镇压因为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字及继承德川家茂的将军工作上政治迫害反对派的事件，被镇压的以尊王攘夷派和一桥派的大名、公卿、志士（活跃分子）们加上牵连者达到100人以上。江户时代后期的日本，外国船相继东来访问。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令日本对外危机意识高涨，幕阁就海防问题进行议论。老中阿部正弘领导幕府进行幕政改革，在1854年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通商亲善条约》，又与俄罗斯签订《日俄亲善条约》，之后又和英国、法国和荷兰签订类似条约，即《安政五国条约》。1853年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逝世，于是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就任征夷大将军一职，不过因为家定身体虚弱的缘故，下任将军的继嗣人选成为主要问题。支持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儿子一桥庆喜（德川庆喜），还有期盼跟诸藩建立协调体制的一桥派，和重视支系而推举纪州藩主德川家茂并且政治路线保守的南纪派，两派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对立。后来日本受到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压力被迫在通商条约上签字，老中堀田正睦借朝廷的权威打算解决两派的争执，不过梅田云浜等人在京都进行尊王攘夷派的工作，而且得到孝明天皇的敕许。1858年大老井伊直弼对尊王攘夷运动进行一次大镇压，由于在《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字问题和将军继嗣问题上，一桥派、尊攘派掀起的反对运动日益激化，大老井伊直弼接连采取镇压措施。

（二）1858年4月南纪派的井伊就任大老，井伊断然确定条约的缔结和家茂的将军继承权。水户前藩主德川齐昭(齐昭已经退位，但是藩政实质上被他所控制。水户藩主德川庆笃（齐昭之子，不过实权被父亲掌握），尾张藩主德川庆胜，福井藩主松平庆永等批评井伊的政策，为此井伊对他们做出隐退、禁闭等处分。1859年8月计划对朝廷采取行动的水户藩，他们议定的《戊午的密敕》被搜出，同一时间幕府方面的调谐者的关白九条尚忠被撤职，而且因为这个缘故，9月老中间部联络所司代酒井忠义，以逮捕梅田云浜作为镇压行动的前端而开始。在京都被捕获的志士们被送去江户，也有在江户被捉住，甚至从藩地被捕的也有。他们在江户传马町的监狱接受审判之后分别以剖腹自杀或死刑等严酷的刑罚处死，幕阁川路氏和岩濑忠震等幕臣也被处罚，这时关于这次政治逼害的幕后黑手被认为是大老井伊本人。包括一桥派的德川齐昭、一桥庆喜、松平庆永、德川庆恕等人在内受株连的有公卿、大名、幕吏、志士达一百多人，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越三树三郎等八人被处死刑。这次大狱引起人们的反感，终于在1860年3月3日发生樱田门事变。随着井伊在樱田门外被暗杀，这次政治迫害也结束了。幕阁中一桥派的势力复活，文久的改革被进行，将军家茂和和宫的婚礼向公武合体路线发展。因为安政大狱导致幕府的政治道德降低和人材的缺乏，由于反幕派的尊攘活动也激进，因此成为幕府灭亡的直接原因。

樱田门外之变

（一）樱田门外之变是发生于1860年3月24日的一起政治暗杀事件，不满幕府大老兼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的水户藩激进浪士于江户城樱田门外突袭准备进城的井伊直弼队伍，井伊直弼当场惨死。自黑船来航后主张开国的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与主张攘夷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对立日深，之后又为了十四代将军的继承人问题各自形成对立派系，政争的结果由井伊直弼胜出。1858年井伊直弼出任幕府大老，不但独断地与美国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以遂开国理念，第十四代将军也成功地由其派系所拥立的德川庆福接任。1859年德川齐昭发动反攻，联合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尾张藩主德川庆恕及自己的儿子一桥家当主一桥庆喜闯入江户城质问井伊直弼，结果因为这种过于无礼的行为反遭井伊直弼下达永久退隐的处分。之后井伊直弼决定全力镇压反对势力，大举逮捕水户藩及攘夷派的志士并以严刑论处，酿成安政大狱。一时间风声鹤唳，尤其水户藩士的积怨已濒临界，有些谋画暗杀的激进藩士为免连累本藩而事先脱藩变成浪士，反扑活动暗潮汹涌。1860年3月24日是上巳之日，也是驻居在江户的大名固定要进城谒拜的日子，以水户藩浪士为主的暗杀集团决定于今日起事。天寒未明，路上积雪处处。主集团由东海道品川宿（今东京都品川区）出发，经过大木户后在札之辻转向，途经网坂（今东京都港区的庆应义塾大学附近）、神明坂、中之桥。接着穿过樱田通，在爱宕山的爱宕神社与次集团会合，此时共计有水户浪士17人、萨摩浪士1人，后世合称“樱田十八士”。

（二）由于井伊直弼的宅邸在樱田门附近，樱田门为井伊直弼进城的必经之路，所以暗杀集团便埋伏在樱田门附近等候。上午9时许井伊家开门，约60人的护卫队伍围绕着井伊直弼的大轿出来。暗杀团的森五六郎手持诉状，伪装成拦轿喊冤的样子迅速接近井伊的队伍，在与井伊家护卫纠缠之际冷不防地拔刀砍杀井伊的护卫，其他护卫见状蜂拥上前。此时暗杀团的黑泽忠三郎以手枪向井伊直弼的轿子开枪，贯穿轿子后射中井伊直弼的腰部与大腿。这枪响同时也是暗杀团发动总攻击的暗号，四面埋伏的暗杀份子纷纷突袭井伊队伍。井伊的护卫虽有人数上的优势，但因措手不及而招架不住。暗杀团的稻田重藏首先攻入井伊直弼的轿子附近，但遭井伊家护卫砍死。随后唯一的萨摩藩浪士有村次左卫门成功击倒轿旁的护卫，一把将井伊直弼由轿中拖出斩首。与广冈子之次郎一同带着井伊的首级突围，但先后被砍成重伤，最后朝向日比谷门方向逃逸。有村次左卫门在若年寄远藤但马守的宅邸前切腹自尽，广冈子之次郎则在姬路酒井家前切腹，暗杀团中同样因重伤而切腹自杀的尚有山口辰之介及鲤渊要人。袭击者中最初接近座轿的稲田重蔵被河西斩倒后立刻死亡，有村次左卫门、广冈小之次郎、山口辰之介、鲤渊要人等在彦根藩士的拼死反击之下负重伤，到其他藩邸自首后自刃。除此之外的要么自首要么被捕后被杀或死于狱中，只有増子金八和海后磋矶之介潜伏到明治年代活了下来。

（三）井伊家除了井伊直弼外另有8人死亡（当场死亡4人、伤重死亡4人）、13人负伤。死亡者准许保留武士名分、作为担当直弼护卫失败的责任，1862年下达对幸存者的处分决定。草刈锹五郎等重伤者减俸，流放到藩领的下野国佐野面壁。轻伤者全部切腹，无伤者和轿夫一律斩首，除去武士名分。处分不光涉及本人还连带亲族，对幕府家臣是很大的警示。暗杀团事成后各自散逃，8人带伤向官府自首，2人于逃亡途中被捕，1人于逃亡两年后自杀，只有2人在逃亡后得享余年。樱田十八士：关铁之介（逃亡后捕缚、1862年斩，享年40）；冈部三十郎忠吉（逃亡后被捕、1861年斩，享年44）；稻田重藏正辰（现场死亡，享年47）；山口辰之介正（自刃，享年29）；鲤渊要人珍陈（自刃，享年51）；广冈子之次郎则赖（自刃，享年21）；黑泽忠三郎胜算（自首后病死，享年33）； 斋藤监物一德（自首后因伤重死亡，享年39）； 佐野竹之助光明（自首后因伤重死亡，享年21）；大关和七郎增美（自首，1861年斩，享年26）；森五六郎直长（自首，1861年斩，享年24）；莲田市五郎正实（自首，1861年斩，享年29）；森山繁之介政德（自首1861年斩，享年27）；海后磋矶之介（逃亡后、1903年没，享年78）；杉山弥一郎当人（自首1861年斩，享年38）；广木松之介有良（逃亡后、1862年自刃，享年27）；增子金八（逃亡后、1881年没，享年59）；有村次左卫门兼清（萨摩藩士，自刃，享年23）。

池田屋事件

（一）萨长同盟是1866年在萨摩藩与长州藩间缔结的政治、军事性同盟，幕末时日本诸藩当中以萨摩藩和长州藩最具政治上的影响力，虽然当时双方都已经有武力讨伐幕府的打算，但因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主导下的萨摩曾于1864年的禁门之变中将长州势力逐出京都，并参与第一次长州征伐 (幕府与长州间的战争) ，故双方对彼此都怀有敌意。然而透过脱藩的原土佐藩士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的斡旋，推动双方巨头进行会谈。1866年1月21日在京都萨摩藩邸中以坂本龙马为中间人，萨摩方的西郷隆盛、小松带刀与长州藩的木戸孝允缔结内容六条的同盟之约，决定在打倒幕府上进行合作。这是一个考虑到是否对幕府开战以及胜败如何的极为现实的秘密军事同盟，讨幕运动由此而获得很大进展。后来以萨长两军为骨干的官军击败幕府军，幕府将大政奉还于天皇，开启日后明治维新的契机。池田屋事件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1864年7月8日在京都发生的一宗政治袭击事件，池田屋是京都三条小桥的一间旅馆，当日京都守护职属下的武装组织新选组突袭池田屋。屋内多位主要来自长州藩的尊王攘夷激进派，重要人物被杀或被捕。此事件又被称为“池田屋骚动”、“池田屋事变”，新选组局长近藤勇在书面上称为“洛阳骚乱”。文久3年8月18日政变后京都的公武合体派扩展势力，尊王攘夷派受到压迫。尊王攘夷派为恢复势力，制定暗杀中川宫、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等的计划，但因三条木屋町的兵器商人桀屋喜右卫门古高俊太郎被捕而泄露。

（二）八·一八政变后随着长州兵退京都，尊王攘夷派的势力被彻底赶出近畿地区，但单个志士的活动仍有增无减。他们利用地下据点，不时发动一些过激行动。1864年夏又一场大规模行动在暗中策划，1864年6月上旬新选组接到密报称四条小桥的古道具商人中一个叫俞屋喜右卫门的家伙行为非常可疑，俞屋那简陋得只应由下等町民居住的屋子最近却有大量客人出入，新选组在此之前已对这一点感到奇怪，而这次京都所司代送来的情报正好与原来的怀疑相符。新选组立刻在俞屋家附近各路口布下密探，不久便证实所报情况。6月5日天一亮俞屋喜右卫门便被一队新选组队士抓到壬生屯所、前川正治郎邸内的一个泥砌仓库内，由土方亲自审问。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江州浪士古高俊太郎，并且在其店内搜出火药点火用品等等，翌日更是发生新选组的收缴物资被强行夺回的事件，这令土方等人产生怀疑，在多次拷问之下确定长州番士将在京都放火的消息，但是具体地点根本不知道，所以只能从三条大桥到四条大桥进行搜索。近藤一面派出使者去找京都守护职会津藩和所司代桑名藩要援兵，一面令队士们三五成群悄悄出动，集合地是八坂神社后面，四条街左手的炻园会所。当暮色悄悄降临八坂神社的石阶时集结总算顺利完成，近藤勇将队伍分成两队，一队由近藤勇率领冲田总司、藤堂平助等10人，另一队则是由土方岁三率领原田左之助等20人，最后还是由近藤勇率领的一队在池田屋发现长州藩士。

（三）情况并不那么理想，楼上楼下有浪士二三十人，多数身手不凡。浪士们从一开始的混乱中镇定下来后立刻拔刀反击，反而使新选组陷入困境。本来早有情报说长州奇才桂小五郎也在池田屋，原来的行动计划是全员突击二楼，先杀桂小五郎，擒贼先擒王。结果等近藤手持刀杀上二楼回头一看身边只剩冲田一个人，近藤在池田屋陷入苦战，但是等土方冲进池田屋时屋内只剩下21名浪士。长州、土佐、肥后等藩志士在三条河原町的旅馆池田屋聚会时遭新选组的近藤勇等袭击，双方死伤多人。据说桂小五郎是在千钧一发的危机中脱逃的，在这次轰动日本的池田屋事件中过激浪士共有7人被杀、11人受伤。殉难者的名字是肥后藩宫部鼎藏、长州脱藩吉田稔縻、同吉冈正助、土佐人望月龟弥太、石川润次郎、北添佶磨、播州人大高又次郎，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长州藩尊王派巨头桂小五郎因为迟到，结果半路得到消息便立刻返回藩邸，奇迹般地脱此大难。不久吉田稔縻送来十万火急的求援信，桂也闭门不应。随后会津、桑名两藩大队人马赶到，如临大敌地封锁池田屋附近的三条地区和长州藩邸，从这一夜起新选组壬生刽子手、壬生狼的大名迅速自京都、大坂传遍整个日本。

（四）浪士们的计划是劫持天皇往长州；暗杀中川宫亲王和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在京都四面放火。京都居民自保元平治、应仁的战火后非常惧怕火灾。在7月19日的战斗后京都由于长州兵的进犯而化为火海，大火三天后才被扑灭。上京的829町中176町被烧毁，244574间房中5435间化为灰烬。下京的灾情更为惨重，244840间房中有23092间被毁，维新后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修复。三都之首的京都昔日繁华的街道上尸体狼藉，新选组因此事而声名大噪。而尊王攘夷派则损失惨重，重要人物吉田稔磨、北添佶摩、宫部鼎藏、大高又次郎、石川润次郎、杉山松、松田重助死亡（他们通常被称为“殉难七士”），桂小五郎（后来的木户孝允）幸免于难。长州藩在此事后举兵上京，引起禁门之变。池田屋事件可能令明治维新延迟一年，也有人认为此事反而刺激尊王攘夷派加快推动维新。池田屋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使明治维新推迟一年。这次打击使长州的尊攘派暴跳如雷，真木和泉、来岛又兵卫等激进派立刻压倒久坂玄瑞、高杉晋作等开国派，决定兵进京都。高杉等人在冷静地分析之后把日本的维新导向开国、倒幕的正确道路。福田定一的看法是由于池田屋事件的冲击使萨长帮联合各藩兵进京都，从而提前明治维新。

禁门之变

（一）禁门之变是1864年8月20日发生在日本京都的武力冲突事件，又被称为蛤御门之变、元治之变、元治甲子之变。禁门之变是1863年的八月十八日政变中长州藩及尊皇攘夷派势力被逐出京都后长州藩以排除会津藩主、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等人为目标派兵进入京都，在京都市区内与幕府联军进行激烈的巷战的事件，禁门之变是自1615年大坂夏之阵以来大名之间在畿内首次互相交战。八月十八日政变发生于1863年9月30日，1863年9月30日幕府势力操纵公武合体派在京都发动政变，赶走三条实美等“倒幕七卿”，迫害尊王攘夷派，史称“八月十八日政变”。由朝廷内部的公武合体派实施，并最终导致以长州藩为主的尊王攘夷派势力被驱逐出京都的一次政治事件。由于不满幕府对外的软弱态度，尊攘派中的长州藩与过激派公家共同策划在天皇出巡时胁迫天皇发布诏书，假借天皇名义命令幕府实施攘夷，若幕府不肯就范则长州藩挥师东进，一举将其埋葬。然而尊攘派谋事不密，事前即已被萨摩藩察觉（当时与长州藩对立），于是萨摩藩、京都守护松平容保和不愿看到攘夷派得势的孝明天皇以及公武合体派公家串通一气，准备将攘夷派势力彻底驱逐出京都。晓前在两藩军队的警备下只允许中川官、近卫忠熙、近卫忠房等公武合体派公卿晋谒天皇，使朝议一变，强调过激的攘夷不是天皇的意志。

（二）天皇发表宣言说18日以后的行动才是自己真正的意志，结果解除长州藩兵担任警卫皇宫的任务，并将其逐出京都。三条实美、壬生基修、锦小路赖德等尊攘派公卿七人逃奔长州（即七卿流亡），从此京都的尊攘派势力暂时减弱，直到庆应时期讨幕派得势之前以萨摩、会津两藩为首的强藩大名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他们成为公武合体运动的核心力量。公武合体运动是幕府末期试图与朝廷的传统权威相结合，改组和加强行将崩溃的幕藩体制的政治运动。这种思想早在国学和水户学中就已出现，但在面临外来压迫的危机下才形成具体的实际政治运动。公指朝廷，武指幕府或强藩。公武合体运动有以幕府为中心的，也有以强藩为中心的。这两种公武合体运动一方面与尊攘运动矛盾交错，同时在它们之间也相互进行较量。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运动发生在井伊政权到久世、安藤政权期间，孝明天皇之妹和宫与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的结婚问题是这一运动的代表性事件，其目的是想通过政治婚姻而使公武结合。以强藩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运动是由长州藩和萨摩藩分别推进的，长州藩有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就从幕府接受朝廷之命进行开国的政策，萨摩藩的岛津久光主张迫令幕府尊奉敕使并进行幕政改革，使强藩加入幕府政权的统治。

（三）“禁门之变”、“蛤御门之变”的名称缘于激战地在京都御所（从镰仓时代中期到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宫殿被称为京都御所）的宫殿门口附近，禁门指皇宫之门，蛤御门是京都御苑的西侧禁门之一。蛤御门在禁门之变时是会津潘、桑名藩、萨摩藩联军的防卫据点，其门梁上至今仍有着长州藩军队进攻时的留下来的弹痕。长州藩持激进的尊皇攘夷论，曾一度主导京都政局。1863年会津藩、萨摩藩等势力主导八月十八日政变，长州藩在京都的驻防权力被解除，藩主毛利敬亲及其养子毛利元德被逐出京都，丧失政治上的主导权。同时在京都和大阪潜伏的数名长州藩尊皇攘夷派，以恢复长州藩势力为目指继续行动。虽然因为八月十八日政变不惜对外战争的激进攘夷路线被否定，但日本朝廷仍然继续攘夷的政策。1864年朝廷、幕府双方一致同意横浜港的锁港方针，但由于幕府内部的对立，锁港并没有被执行。3月要求执行锁港的水户藩尊皇攘夷派发动天狗党之乱，在这种情势下日本各地的尊皇攘夷派中期望长州藩复返京都政局的呼声高涨。天狗党之乱是指1864年3月日本水户藩尊攘派天狗党发动的骚乱，天狗党是趁藩主德川齐昭改革藩政之机而出现的，以轻格武士为核心的激进派，它与保守派的诸生党相对立。天狗党因不满推迟攘夷而在筑波山举兵，企图大举进京，向一桥庆喜诉说心愿，但中途向金泽藩投降。

（四）武田耕云斋、藤田小四郎等处斩，叛乱平息，但与诸生党的党争依然不断。从第2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在 彰考馆开始编纂《大日本史》以来到第10代德川庆笃的孙子德川圀顺完成（明治39年），它变成多少代藩士携手共进的事业。《大日本史》的编纂使思想体系进步发展，最终成为一门叫水户学的学问。虽然水户学是水户藩士的言论，可这种尊皇思想却极大影响幕末的志士。因为水户藩尊皇思想的缘故，幕末时期幕府也对德川御三家投去猜疑的目光。从江户中期就一直停滞的《大日本史》的编纂工作在立原翠轩的手中复兴，立原手下聚集很多名人，其中包括10岁就被允许入门的藤田幽谷。藤田幽谷在幕府老中松平定信请求18岁的藤田幽谷应允编纂《正名论》 时展露才华，在《大日本史》的编纂中与立原翠轩意见产生分歧。1797年藩主德川治保决定按照幽谷的思路进行《大日本史》的编纂，立原推出彰考馆，这两者的冲突演变成派阀间的对立，这之后立原所代表的保守派（门阀派）和藤田所代表的改革派的冲突一直在水户藩中存在着。1829年德川齐昭成为藩主，重用很多拥立藤田东湖（藤田幽谷之子）的改革派，担负起自己的藩政改革的重担。这使保守派进行反对，幕府于是与之联合在1844年5月对德川齐昭加以强制隐居，被命令谨慎的处分。

（五）齐昭在之后被解除谨慎，幕府也默许软禁解除和权利恢复。这个时候藩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立更加激化，在幕末的动乱中改革派变成强硬的主张攘夷的激派，与以改革幕政为目标的比较温和的镇派分裂，与保守派更加对立（反对派一律被称为奸党）。这个激派引起樱田门外之变，并成为天狗党的核心。对幕府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不满的孝明天皇在1858年9月14日对水户藩直接下达诏书，命其可进行特殊行动（戊午密诏） 。前藩主德川齐昭卷入将军继嗣问题，拥立一桥德川家当主，自己儿子一桥庆喜的齐昭形成的“一桥派”，与拥立德川庆福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弻形成的南纪派产生正面冲突。一桥派的中心人物齐昭，涉嫌参与密诏一事。于是井伊直弻开始对一桥派和尊皇攘夷派的大镇压（安政大狱），对水户藩时齐昭被命令永远蛰居，京都也开始对这些藩士的严厉处分。首先对于幕府要求收回朝廷对水户藩的诏书一事的反应在藩内产生分歧，第二年藩论不决定直接向朝廷返还诏书，激派中的反对者决定实施行动改变现状。高桥多一郎等水户浪士在水户街道的长冈宿（今东茨城郡茨城町）集结，与农民数百人合流。他们在长冈宿质问，这是为了阻止向江户返还诏书。之后行动被称为“长冈屯集”而遭到藩厅派出部队的镇压，齐昭说服屯集势力解散，避免武力冲突。

（六）在长州藩内部随着事态的发展也开始讨论率军开进京都的激进策略的可行性，主张积激进策略的有来岛又兵卫、真木保臣等，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人主张以更慎重的方式开展斗争。6月5日池田屋事件爆发，多名长州藩士被新选组杀害，慎重派的周布政之助、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宍户真澄等虽然力图使因愤怒而沸腾的藩内舆论降温，但以福原元僴、益田亲施、国司亲相三家老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向天皇陈诉藩主的冤罪”为名决定起兵。久坂玄瑞在无法控制过热的藩内舆论下不得已参与举兵，益田亲施、久坂玄瑞等人在山崎天王山、宝山，国司亲相、来岛又兵卫等人在嵯峨天龙寺，福原元僴在伏见长州屋敷集兵、布阵、扎营。得知长州藩不穏的动向后朝廷内部根据对长州藩势力的驱逐态度的不同，形成强硬派和绥靖派。7月18日夜间属于绥靖派的栖川宫帜仁亲王、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中山忠能等紧急参谒天皇，请求准许长州藩势力入京，并驱逐会津藩主、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属于强硬派的禁里御守卫总督德川庆喜则坚持主张击退长州藩军队，向来支持会津藩的孝明天皇最终决定对长州藩持强硬态度，下令征讨长州藩。7月19日在京都蛤御门（今京都市上京区）附近长州藩军队与会津藩、桑名藩军队发生冲突，由此点燃战火。长州藩军队一度突破由筑前藩军队把守的中立卖门，攻入京都御所内。

（七）但当把守乾门的萨摩藩军队作为援军赶至后形势发生逆转，长州藩军队败走，在御所内来岛又兵卫、久坂玄瑞、入江九一、寺岛忠三郎等人自尽。决定撤退后逃脱的长州藩军队在长州藩屋敷纵火，会津藩军队也攻击有隐藏长州藩士的中立卖御门附近的民宅。战斗虽然在一日之内结束，但战火从以上两处，蔓延至京都的大街小巷，燃烧至7月21日早晨方被扑灭。北起一条通，南至七条的东本愿寺的广大范围内的街区、神社、佛寺等被焚成灰烬。8月24日幕府策动天皇下诏，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也于9月5日再次进攻下关，长州藩在内外夹攻下失败，对幕府屈服，这成为幕府第一次征伐长州的导火线。禁门之变的战斗中大炮被投入使用，京都市区的战火烧毁3万户民宅。长州藩军队战败，尊皇攘夷派的真木保臣等激进领袖牺牲大半，长州藩的势力大大受损。担任长州讨伐主力的德川庆喜、会津藩、桑名藩成为后来京都政局的主导者，禁门之变后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及其养子毛利元德授予国司亲相的军令状被发现，长州藩被指为“朝敌”。长州藩士兵的鞋底则加上“萨贼会奸（指萨摩藩和会津藩为奸贼）”的字样，行走时好像把仇敌踏在脚下。长州藩与萨摩藩、会津藩的仇恨甚至遗留到后世，不久幕府组织第一次长州征伐。1866年经过土佐藩海援队领袖坂本龙马牵线搭桥，长州藩与萨摩藩结成萨长同盟。

尊王攘夷运动

（一）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即尊奉天皇，赶走外国侵略者。刺杀与西方势力勾结的幕府当权者，袭击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进攻西方列强船只等。在此期间尊攘派对幕府尚存幻想，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统治要求，并受到幕府军队与西方列强的严厉镇压，最终失败。尊王攘夷运动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1864年高杉晋作起兵夺取长州藩的政权，此后长州在木户孝允（桂小五郎）的主持下进行改革，倒幕运动蓬勃发展。武装倒幕的根据地又称为西南四强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尊王攘夷运动 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政治运动，当时幕藩体制危机严重又面临外来侵略，要求改革幕政的尊王论和主张排斥外夷的攘夷论相结合，形成尊王攘夷运动。幕藩体制是指17世纪德川家康建立由幕府和藩国共同统治的封建制度，在幕藩体制下将军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幕府是国家的最高的政权机关。幕府统治全国各地的藩国，各藩的统治者是大名，效忠于幕府，幕府对他们实行交替参觐制度。大名仍拥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力 。

（二）1853年6月3日美国东印度舰队率特遣军舰开进江户湾的浦贺海面，以武力胁迫日本开国。1854年1月16日美国又胁迫日本幕府于3月3日缔结《日美亲善条约》（即《日美神奈川条约》），以后日本又与俄、英、荷等国签署同样条约，日本闭关锁国体制崩溃。1858年7月幕府大老（位居老中之上，辅佐将军政务的最高官职）井伊直弼（1815～1860）迫于外国压力，不待天皇敕许迳自签订《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修好通商条约》。主张攘夷的某些藩主和志士通过与幕府有矛盾的公卿策动天皇下诏，拒不批准签约，宣扬尊王攘夷。1858年10月至1859年幕府在京都、江户等地大肆逮捕尊王攘夷派志士，杀害其领袖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人，造成安政大狱。1860年3月24日攘夷派的水户、萨摩两藩的18名浪士（脱离藩的武士）为安政大狱的被害者复仇，刺杀大老井伊直弼于江户，史称樱田门外之变。尊王攘夷运动的中心在长州藩，领袖有吉田松阴及其门生高杉晋作（1839～1867）、久坂玄瑞（1840～1864）等。尊王攘夷派的成员有各地的下级武士、乡士（在乡武士）、豪农豪商、村吏、神官、国学者以及公卿中要求改革幕政或与幕府有矛盾的人物，1862年底至1863年初尊王攘夷派策动天皇下诏，令幕府定期宣布攘夷（废约、闭港、驱逐外国人），1863年1月31日高杉晋作等火烧英国公使馆。

（三）6月6日幕府被迫答应天皇，定于6月25日开始实行攘夷。6月24日幕府通告各国公使将关闭港口，1863年6月25日及7月8日、11日长州藩炮台先后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美国、法国、荷兰船只（下关事件） 。7月16日、20日美法军舰先后攻打下关进行报复，此时高杉晋作组织称为奇兵队的新式军队防守下关。8月15日英国军舰7艘进攻萨摩藩（萨英战争），萨摩藩主屈服 ，转向公武合体（皇室公卿与幕府及各藩的联合）。1863年9月30日幕府势力操纵公武合体派在京都发动政变，赶走三条实美等倒幕七卿，迫害尊王攘夷派。1864年8月19日久坂玄瑞等率长州藩兵入京都，与幕府操纵的京都守护军激战，久坂玄瑞等战败自杀。8月24日幕府策动天皇下诏 ，以追究禁门之变为由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也于9月5日再次进攻下关，长州藩在内外夹攻下失败后对幕府屈服，保守势力重新掌握藩政，高杉晋作等被迫逃亡。斗争的失利使尊王攘夷派重新考虑战略，1865年春高杉晋作再度举兵，主张开港讨幕，不再提攘夷。至此尊王攘夷运动向武装倒幕转化，并成为日后明治维新的动力。幕府向美国的让步，表现其务实的政治态度。但是封建藩主和武士、家臣们却未必同意，他们认为这是屈辱投降，于是日本人的爱国主义从攘夷开始，最终导致尊王攘夷运动。

（四）实际上在江户幕府的初期就有尊王的理论，一些学者根据儒家的学说提出尊王敬幕。由于安政大狱使旧尊王论转变为希望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新尊王论，在朝廷和幕府发生激烈对立之前尊王论者并不主张反幕，可是幕府不顾天皇反对擅自与外国签订条约，一些长期不满幕府专权的大名和武士利用此机会以尊王为口号企图参与幕政。后来当幕府政治陷入危机，而且出现西方侵略，于是尊王论和排外论结合起来形成尊王攘夷的思潮，同时由于多数下层武士经济处境的恶化使得他们把对幕府的不满转化为激烈的尊王攘夷行动。武士阶级是日本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特色，江户时代的武士不单纯是战士和军官，而且兼有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性质。日本的封建制度是以门阀、世袭制为基础的，幕藩体制就是其严格的形态。下层武士对幕藩体制早已心怀不满，他们希望打破门阀、世袭的藩篱，使自己也能跻身权力的中心。特别是在幕府末期的幕政改革中下级武士开始进入藩国的统治机构，这种倾向就更加强烈起来。但是下级武士虽然“下级”，但毕竟是“武士”，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又有维持封建统治的一面。简而言之对旧有体制的维护和重建的改良主义成为下级武士的基本诉求，“尊王攘夷”就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在这种形势下孝明天皇走出历代天皇无所作为的阴影重返政治舞台。

下关战争

（一）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美英荷法四国军舰炮击下关（下关战争），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萨英战争）的事件。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1863年5月，开始实行攘夷大义的长州藩封锁马关海峡（今关门海峡），并炮击航行中的美法商船。六个月后美法立刻展开报复，针对马关海峡内的长州军舰、炮台展开攻击。炮击后长州修复炮台，并占领对岸小仓藩的一部分建立炮台，继续执行海峡封锁。1864年7月受到海峡封锁而经济损失惨重的英国决定报复长州藩，荷、美、英、法组成17艘联合舰队在同年的8月5号~7号炮击马关（今下关市）。遭受惨重打击的长州藩立刻转换政策，积极引进欧美新技术来训练现代化军队，转向跟同时期的萨摩藩同样的倒幕路线组成萨长同盟。1853年培利提督率领美国舰队自浦贺港入航，迫使幕府开国。1854年幕府签订美日亲善条约，1856年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幕府在未得朝廷敕许的情况下缔结美日通商友好条约，也与荷兰、沙俄、英国、法国等国签订相同的条约，幕府的锁国体制至此完全崩解。

（二）由于贸易急速的扩张造成国内经济的混乱与政局的不安，批判幕府开国政策的攘夷派便趁势而起。京都的朝廷对开国政策大表反对，特别是孝明天皇对外国人极为嫌恶，因此对幕府心怀不满的攘夷派公卿们便集结起来。对此一局势时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采取镇压政策对应之（安政大狱），本人却在1860年被水戸藩、萨摩藩脱藩的浪人暗杀成功（樱田门之变）。由于此次事变导致幕府的威信大大地受到动摇，与此同时攘夷派发起杀伤外国人的事件时有耳闻，各国因此轮番向幕府要求巨额的赔偿金。当时在后来成为倒幕中心势力的长州藩内，以长井雅楽所著“航海远略策”中所述公武合体论作为该藩政策（藩论）的代表，然而在1862年长井失势后以中下级藩士为中心的尊王攘夷论成为藩论。长州藩士与朝廷中的攘夷派公卿结合，掌握京都政局的主导权。同年9月朝廷派遣敕使前往江戸，迫使幕府实行攘夷。1863年3月征夷大将军徳川家茂前赴京都，朝廷除了沿旧例委任其政务外同时也表明攘夷的意旨，幕府方面无可回避，只好上奏将于5月10日进行攘夷，并同时宣达给各藩知悉。然而攘夷的行动无异于将与各国发生战争，最后还是无法实行。攘夷行动前一天的5月9日幕府又为在萨摩藩发生的英国人遇害事件（生麦事件），向英国支付44万美元的赔偿金。

（三）生麦事件又称神奈川事件、李察信事件，是一件发生于1862年9月14日日本神奈川县生麦村的武士攻击外国人事件，该事件导致7艘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史称萨英战争。1862年9月14日四个英国人在生麦村（现横滨市鹤见区）的东海道上骑马走，他们中有一个往返横滨和上海的商人查理斯·理察逊和他的店员克拉克以及一对住在x港的英国商人马歇尔夫妻，在路上他们遇到向幕府传达朝廷攘夷旨意的萨摩藩藩主的监护人岛津久光和他的700人仪仗队，仪仗队站满整条道路。按照惯例平民如遇到大名的仪仗队须下跪及退让，可是四个英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肯，而这被认为是对大名的无礼行为。其间马歇尔夫人的马突然受惊冲入仪仗队，岛津卫队的奈良原喜立刻拔出刀砍伤查理斯，紧接上来的卫士杀死他并重伤其他两位。马歇尔夫人基本上无受伤，英国要求幕府、萨摩藩惩处凶犯和支付赔偿费。幕府支付赔偿费十万英镑，但当时正是攘夷运动兴盛之际肇事者萨摩藩拒绝英国的要求，英国为了报复翌年派舰队炮击鹿儿岛。以此为转机的萨摩藩转而采取开国方针与英国接近， 查理斯死后被葬在横滨外国人公墓，而他坟墓的两旁日后则成了克拉克和马歇尔的坟墓。这次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外国人蔑视日本人所致，而此前的欧根事件则被岛津氏的支持者普遍认为是外国人行为的典范。

（四）欧根在一次遇到大名时装模作样地下车和跪下，他的行为在日本的西方人社群引起争议，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应有尊严和人人平等，至少和所有日本人一样。虽然无证据显示查理斯在z国时曾在马上鞭打z国人，但有人曾在生麦事件前听他说过一番话：“我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人。”到底是否西方人潜意识地蔑视东方人导致今次的事件，这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件事件在日本的西方社群引起一阵恐慌，很多商人均要求他们的国家对日本作出惩罚性的行为，而英国最终甚至和萨摩藩爆发萨英战争。一连英国军队到达萨摩藩的首府鹿儿岛，要求萨摩藩对生麦事件作出赔偿，但被萨摩藩拒绝。于是英国军队绑架几名日本人来作为谈判的筹码，并和萨摩藩军队开火。由于损失惨重，该连英国军队为了报仇便召唤7艘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该战争导致萨摩藩死5人、英国死11人（其中包括一枚炮弹击中皇家海军战舰尤里雅里斯号造成的伤亡），也导致鹿儿岛500多间房屋被烧毁、3艘蒸汽船被毁。该战争虽在英国参议院引起许多争议，但海军上将奥古斯都爵士的行为则得到表扬。 战后萨摩藩开始仰慕西方先进的科技，并跟英国建立贸易关系。而若干年后萨摩藩终于对生麦事件作出赔偿，但这笔钱是向5年后灭亡、企图息事宁人的德川幕府借的，并且从未归还。

（五）攘夷运动中心是在长州藩日本海及濑户内海要冲下关海峡集结及整备炮台，藩兵及浪士队总共兵1000程、帆走军舰2艘（丙辰丸、庚申丸）、蒸气军舰2艘（壬戊丸、癸亥丸），全部配备由英制商船的炮弹，采取封锁海峡。5月10日长州藩发现美国商船Pembroke号在田之浦海峡停泊，总奉行毛利能登犹豫不决，久坂玄瑞等人为首的强硬派主张攻击。他们使用海岸炮台及庚申丸、癸亥丸进行炮击，预计日本不会发动攻击的Pembroke号向周防弯离开战场。首次击退外国船的长州藩看起来有点骄傲，23日长府藩（长州藩支藩）的物见发现法国通报舰Kien-Chang号从横滨前往长崎期间在长府海峡停留，长州藩待命准备攻击。当Kien-Chang号进入海峡范围后对其加以炮击，Kien-Chang受到损害，Kien-Chang号准备炮开火还击。事情还未搞清楚（他们仍未知道Pembroke号被攻击的事件），为了交涉的他们让文官登陆，但是藩兵继续攻击，文官受伤以及4名水兵阵亡。Kien-Chang号迅速地离开海峡，庚申丸、癸亥丸继续追击，Kien-Chang号受到伤害，第二天逃往长崎。26日荷兰所属东洋舰队的Medusa号由长崎前往横滨一带的海峡，荷兰与日本保持长时间友好关系，但是长州藩构成的炮台开始攻击，癸亥丸进行近身炮击战。长州藩与Medusa号交战1小时后有4名船员阵亡，船身因受到严重伤害向周防滩逃走。此时美国发生南北战争内战，军舰怀俄明号（炮6门）追击南军袭击舰亚拉巴马号被派到亚州，美国公使要求让他们进入港口。

（五）知道美国商船Pembroke号被攻击一事的David McDougal舰长进行报复攻击，在横滨启航。6月1日怀俄明号进入下关海峡，跟以前的船不一样的是怀俄明号在炮台射程范围以外航行。在下关港内停泊的庚申丸、壬戊丸及癸亥丸发现怀俄明号对壬戊丸加以炮击，壬戊丸逃走，但是机动性没有怀俄明号而被击沉。为救援壬戊丸，庚申丸、癸亥丸支援，不过怀俄明号攻使击沉庚申丸，癸亥丸则损毁严重。怀俄明号成功报复后由濑户内海返回横滨，战力不高长州海军遭到怀俄明号的炮击，对藩属炮台伤害不少。7月因前年发生的生麦事件要求处罚罪犯的英军舰队入侵鹿儿岛湾，萨摩藩没有理会并与英军交战。萨摩藩被强大的英军火力压倒、火烧鹿儿岛市街，损失很大。这使萨摩藩知道不可能进行攘夷，与英军签署和约来增强军备。8月13日三条实美等攘夷派公卿，当时孝明天皇参拜神武天皇陵墓下了一道诏书（大和行幸），大和国的天诛组举兵支持（天诛组之变）。京都政局由支持攘夷的长州藩控制主导权，在18日萨摩藩与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合作举行政变，使攘夷派公卿失势，长州藩被迫离开京都（八月十八日政变）。幕府大举反击，天诛组遭附近的藩领讨伐而停止活动。长州藩为首的攘夷派离开京都，志士们继续潜伊。1864年6月在池田屋事件中攘夷派志士大多数被捕获或杀死。7月被孤立的长州藩以“藩主冤罪向帝申诉”的名义出兵到京都，试图打开新的局面。

（六）长州军试图强行入京，结果被以会津、萨摩及桑名为首的幕府大军击败（禁门之变）。萨英战争又称鹿儿岛炮击事件（1863年8月15日——17日），是英国为了促使萨摩藩出面解决生麦事件，交涉未果而派遣军舰攻击鹿儿岛湾的炮击事件，此役在鹿儿岛当地又称“前之滨战役”。1862年9月14日在横滨郊外的生麦村发生生麦事件，当时四名西洋人不知日本礼仪，见到武士没有退到一旁，而惨遭奈良原喜左卫门、海江田信义等人的砍杀。为首的英国商人来不及逃脱被砍死，另有两名男性背部和肩部负伤，另有一女性帽子被砍掉侥幸逃脱。1863年5、6月间英国代理公使约翰·尼尔从幕府处收取生麦事件的赔偿金十万英镑，1863年8月6日约翰·尼尔为了要与萨摩藩面对面谈判组成有军舰七艘的舰队（旗舰尤里亚勒斯号），由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奥古斯都·库柏中将协同指挥，从横滨出港。1863年8月11日英舰队到达鹿儿岛湾，于鹿儿岛城下町以南七公里的谷山乡近海锚泊，因此萨摩藩宣布进入总动员体制，寺田屋事件有关人士亦解除谨慎处分。1863年8月12日英舰队继续推进，至距离鹿儿岛城下町附近“前之滨”一公里处锚泊。英方向访舰的萨摩藩使者提交国书，要求处罚生麦事件的犯人，赔偿受害者遗族2.5万英镑。萨摩藩持保留态度，并提议翌日于鹿儿岛城内会谈。

（七）1863年8月13日英方拒绝城内会谈之提议，要求萨摩藩立刻提出答复。萨摩藩于提交英舰队的答复书中表示萨摩藩关于生麦事件并无责任可言，并拒绝英方的要求。此时英舰队移泊靠近樱岛的横山村、小池村近海，萨摩藩表示英方将处罚的对象应为持刀杀人的武士而非藩主岛津茂久，是故拒绝英方的要求（此一误解，肇因于担任翻译的福泽谕吉由于事发过于紧急，在用语上造成事件责任者和藩主之间模棱两可）。事件当事人的奈良原喜左卫门等人则计划奇袭英国舰队，由海江田信义、黑田清隆、大山岩等人分别伪装成国书答复使者与卖西瓜的商人，其中伪装成使者的成员成功登舰，但其他人包括奈良原等则因为英方戒备森严不允上船而退去。1863年8月14日代理公使约翰·尼尔通告萨摩方的使者，若不接受其要求即会行使武力。此时萨摩方已有开战的觉悟，藩主岛津茂久（日后的岛津忠义）与其辅佐人岛津久光判断鹿儿岛主城位于英舰炮射程范围之内，而将本营移向较远处的千眼寺。1863年8月15日英国舰队扣住萨摩藩的三艘蒸汽船（白凤丸、天佑丸、青鹰丸），中午萨摩藩的岸防80门炮开始先发制人，英国被打得措手不及。14点英军使用100门炮攻击炮台、鹿儿岛城，破坏近代工厂研究所集成馆。

（八）萨摩藩失去蒸汽船和所有生产炮台的工厂，但死伤者极少，只有17人。在萨摩藩的炮击中英国舰队重伤一艘，中度伤害两艘，包含舰长副舰长一共死伤63人。英国认为损失惨重的原因是开战当时暴风雨来临导致舰队摇晃严重，准备不足的火炮命中率极低，而英国舰队停泊的地方正好是萨摩常常军演训练的地方，萨摩方面认为受创惨重的原因是英国的新型大炮命中率、射程都远远优于萨摩的大炮。1863年8月17日16时英国舰队炮击樱岛后开始往横滨撤退，1863年11月15日英萨在横滨议和，萨摩藩赔偿2.5万英镑，但这笔钱却由当时的中央政府（幕府）来支付。萨英战争的结果令萨摩藩了解到攘夷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英国挟鸦片战争胜利之余威，原本认为萨摩藩不堪一击，然而最后英军虽自认为该事件以己方小胜告终却亦不得不承认萨摩军的实力，因此英国亦从原先支持幕府的方针转而亲近萨摩藩。萨摩藩知道攘夷不可能转向主张开国，后来成为明治维新的推手。萨摩藩痛感军备近代化的必要，答应支付生麦事件的赔偿费和搜捕凶犯，英国也因萨摩藩的强硬反击而重新评价其实力，这次事件反而发展成萨摩藩与英国的合作。这场冲突事实上成为之后萨摩与英国紧密关系的开端，其后双方还在戊辰战争中结为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