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以改稻为桑这一国策的提出、决策、执行、流产这四个阶段向我们展示了大明官僚体系从决策、执行到承受这一条线的运作过程中不同位置的人的反应和生物逻辑对这一不合理的政策的反抗。

    启程之前

    在本文开始前希望你能大致接了解以下几个前提：

• 制度的形态和发展受制于形成该制度的文化

• 文化受制于生物逻辑，但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违反生物逻辑

• 任何制度都有造成“特权群体”的倾向，条件成熟时就形成“特权阶级”

    要证明这三个前提很难，但是理解他们并不是难事。我们能看到一个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各有特点的制度们，英国的虚君立宪，日本最初的实君立宪，清政府的立宪闹剧等等。

    文化受制于特定生物逻辑很好理解，即使现在看起十分古怪的习俗在成立伊始也有其基本生物逻辑。比如，当年广为中原人士诟病的部分游牧民族近亲结婚的习俗其实能帮助这个族群在艰难的游牧生活中更好的繁衍下去。有违生物逻辑的殉葬制度也能延续一段时间。

    关于“都有成“特权群体”的倾向”这个强论断我是这样猜想的：由于制度必须要有特定的人去落实，因此在落实事件A时采用不同分工的a1……an们收获了同样的成果A，如果成果A涉及到成果分配，那么就是分工a1……an们收获了成果A1……An，然而这个分配过程不一定是“公正”。（请思考结果均分公正吗？按劳分配的话谁来决定劳动和收获的对应关系？）因此一个事件A造成了一个不同收获群体a1……an。当获益较多的群体能用自己收获的较多资源去维护这个有利于ta的制度时这个群体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阶层直到超越人力控制的因素去打破它。

    《大明王朝1566》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政权的实际运作。

    改稻为桑之决策层

    故事的开始是朱姓政权要吃。国库巨额亏空，严嵩提出在浙江改稻为桑多出口布匹来填补亏空这一国策。由于明朝废宰相，政府权力几乎全部纳入皇族手中，政府财政也逐渐为皇权干涉。明朝皇族通过君主制专制形成了一批具有经济特权的朱姓阶级。

    改稻为桑为严党提出，如果成功弥补亏空严嵩这个阁老还能再干几年，如果失败，酿成灾难那么严嵩倒台也就不远。一方是对手严党，一方是改稻为桑失败殃及的百姓，选择哪一边呢？在许多作品中均以忠臣，名臣形象出场的张居正给出了自己的假设。

    不过此时王妃拦住了他，大明王朝毕竟是家天下，裕王作为唯一继承人为了当前的政治斗争的胜利扰乱经济命脉之一的浙江总不是个符合长远利益的办法。两人在统治阶层的位置不同，想要利用改稻为桑这一国策的角度也不同。张居正他们要倒严，实现自己的阶层跃升；裕王要维持朱姓游戏规则的继续运转，张居正是落实这项目的具体个人。关于朱姓游戏规则继续运转这一点嘉靖皇帝也赞同，因此贪官和忠臣才来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维持这套规则。   

    毕竟捞多了这套游戏规则还姓不姓朱就是个问题。

    一波人替朱皇办事，一拨人维持朱的国家运转，两方最高首脑又是同一个人，因此嘉靖作为双重领袖必须平衡自己的欲望和维持自己欲望的组织，这也就是内廷和外廷之争。

    改稻为桑之执行层

    国家机器必须得无情的干！

    毁田地，踏青苗，横下心来，武力保障。其实他们也知道百姓可能会受苦，但大明王朝毕竟是家天下，要对家长负责。只要他们干的事不会拆掉让朱姓当家长的家。

    百姓只要还能撑起这套朱姓大家庭是随时可以苦一苦的，因为他们存在本身就是维持这个家庭。所以他说了些奇奇怪怪的话。可除了这些奇奇怪怪的话他们还能说什么话？在大明王朝这套制度下他们的本质就是传统社会中的媳妇。

    皇帝高高在上必须投鼠忌器，但是不反帮凶可以反元凶，这就是为什么严党有恃无恐（替皇上办事），裕王党可以轰轰烈烈倒严（搞砸上一任办的事，以成为新的皇上办事人）。虽然儿女（百姓）是可持续发展的“生物逻辑”，但是既然定规矩的是长辈，那么关键时刻牺牲儿女也是可以理解的。要体谅朝廷的难处。

    次一级的执行层除了面对皇上，还得面对新旧皇上办事人。但公婆（皇帝）和丈夫（皇帝办事人）的利益定不总是一致，后者还有动机维护自己办事人的身份。关于为什么皇帝会容忍执行层会优先向皇帝办事人负责，我觉得可以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利益的考量。天高皇帝远，皇帝算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由于统治成本的限制，皇权的触角难以贯穿每个人，因此各级皇帝办事人成为其依附的对象。第二种是由文化。父母，老师等他们虽然不能在官场上提供帮助，但是却因为长期相处加上文化中孝，敬的感染不能不对当事人产生一定影响。为什么皇权会容忍执行层优先向其他人负责，也许是因为它不得不容忍，这种出于文化的权威比出于制度的权威更基本，更符合生物逻辑，更符合一般人性。或者是因为总需要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去落实实实在在的事情，换人只是治标不治本，更何况旧人用惯了贴心。

    剧中还有一条线是将公公们的，公公们全力满足皇帝个人的心意，小心翼翼维持朱家的运转，有时必须得自我伤害才能避免家长蒙羞。

    有时人算不过天，那就这能自我牺牲去换皇帝脸面，自己为了皇帝利益而进行的非常规操作也会被皇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么称心的办事人不好找。

    大明王朝内在人事运行逻辑被嘉靖说了出来。

    天利用江河灌溉百姓，江河是清是浊不伤大雅，只要不泛滥，只要不企图改写这套规则。只是这现成的规则里只容得下生产而容不下百姓。

    改稻为桑之承受层

    百姓只是一个数字，或农或商都是财富蓄的水池，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他们如何反抗呢？其实海瑞是一种文化反对皇权的尝试。

    嘉靖认为，事由人来办，只要朱姓为尊不变清浊无伤大雅，毕竟抛去制度设计的固有缺陷办事也难。海瑞认为规则该改改了，你的尊贵源自你保护了你的统治基础，而不是用你的统治基础去维护你的尊贵。

    然而这次反抗由于不含强制性，无法抑制朱姓规则人口的膨胀，也难以让他们自己可持续发展，因此只能以失败告终。

    对于原子化的百姓反抗谁其实一直是个问题。直接伤害他们的是执行的官员，而皇帝是不是替换这群办事人，似乎有意护着百姓。毕竟让你活着和替你着想在生活如此艰难时也是不好分清的。

    官员们身在朱家族，难以公开反对自身，虽然有时文化会鼓励一拨人成为死谏的人，但终究不能形成组织力量。大多官员还是沉默的或乐于背锅的。

    由于官员集体投鼠忌器，承受层又缺乏直接接触，理论指导和实际经验的双重缺失使他们难以面对问题核心。更何况在君权至上的后天驯化一直在阻止人们试图挑战这一组织形式的生理冲动。对抗这一体系所需要的组织力量也难以凭空形成。较为成型的组织——商业也被士农工商格局人为的锁死在社会认同最底层。农的地位虽然很高，但是和商人相比这类没有物质基础支撑的荣誉究竟算不算是一剂麻醉剂，荣誉或许只是维护朱家社会稳定的一种社会安排。

    生物逻辑长期不会变，如果文化和制度不能从容纳生产走向容纳百姓，或许百姓将永无被统治阶层看见的一天。

参考文献

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3.谌旭彬《秦制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