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根·卡尔·阿尔布雷希特·格斯滕迈尔（Eugen Karl Albrecht Gerstenmaier）

生卒年：1906.8.25（德意志帝国，符腾堡王国，泰克山下基希海姆）~1986.3.13（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雷马根州，上温特村）

现实派系：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CDU）

TNO派系：德意志国家党右翼（Deutsche Staatspartei - Rechter Flügel，DStP-R，保民，战前）&学生运动（Studentenbewegung，保民，战后）

现实最高职务：德国联邦议会议长（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或Bundestagspräsident）

TNO最高职务：不详

现实履历

中学毕业后，作为商业店员，格斯滕迈尔赶上了高中毕业考试，后来研究德国和新教神学，在蒂宾根的埃伯哈德-卡尔斯大学（蒂宾根大学），罗斯托克大学和苏黎世学习。他最重要的老师是罗斯托克的保守派路德教神学家弗里德里希·布伦斯塔德( Friedrich Brunstäd )，他与他一起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位新教徒在 1930 年之前一直是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的成员，并在接近NSDAP时辞职。

在新兴的教会斗争中，格斯滕迈尔于 1933 年夏天公开支持弗里德里希·冯·博德尔施温格担任罗斯托克神学院的学生发言人。1934 年，他向罗斯托克神学学生发起了一份抗议书，反对 1933 年 10 月路德维希·穆勒（Ludwig Müller）被希特勒和德意志基督徒教会（DC）任命为国家主教。他随后被短暂逮捕。从 1933 年夏末开始，格斯滕迈尔联系马丁·尼默勒( Martin Niemöller)并在牧师紧急联盟中与他一起工作，这是一项反对国家对教会领域的侵犯并保护讲道自由的倡议。

1935 年格斯滕迈尔在罗斯托克获得博士学位，并发表了一篇关于信条第一条的论文（创造和启示）。1936 年，在他的博士生导师的建议下，他成为DEK （德国福音派教会）外部教会办公室的科学助理，由Theodor Heckel领导。在这里，他扩展了他关于教会和创造主题的适应论的论文，并于 1938 年作为一本书出版。他在其中写道：

当国家不再以这种主张保护自己的社区，而是危及或违反它时，国家主张的合法性就结束了。在他不再知道自己在他所管理的国家法律中受上帝的法律决定和约束的情况下，事实上在他不再尊重他的公民与上帝的关系和直接性的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发生这种变化。

由于这个对国家持批评态度的立场，格斯滕迈尔发现自己与一些忏悔教会的新教神学家的立场很接近。然而，他并不认同由卡尔·巴特( Karl Barth)的基督论教义塑造的更激进的“达勒姆 (Dahlem)” 忏悔会的神学立场，而是对教会讲道自由的政治要求和对雅利安人的拒绝。他的神学立场是他的苏黎世老师埃米尔·布伦纳 (Emil Brunner)接近，他在 1934 年夏天与他一起学习。他在教会外交部的工作对他的一些忏悔教会成员和一些反对派成员来说成为一种负担，因为外交部靠近政权及其国家忠诚的教会外交政策。例如，外交部长赫克尔主教曾对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发表过轻蔑的言论。另一方面，格斯滕迈尔后来能够利用该部提供的出国旅行机会为抵抗服务。1942年，他被永久聘用为外交部的教区议员。

不仅仅是他作为学生被捕使格斯滕迈尔进一步的学术生涯变得困难。尽管他在 1937 年获得了他的资格，但他并没有获得国家教学许可证（venia legendi）。该政权代表的评估可以追溯到他在罗斯托克的学生时代，它说：“它清楚地表明，格斯滕迈尔是忏悔教会的狂热支持者，他显然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格斯滕迈尔反对将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因为他与教会有宗教联系。“全国学生联盟柏林办事处也有类似的评论：”我认为格斯滕迈尔是一个性格无可挑剔的人，但他的政治目标的绝对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后来，在1941 年 4 月 18 日作为安全警察和 SD 负责人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Reinhard Heydrich)给外交部的一封信中写道：“格斯滕迈尔曾在教会外交部担任世界新教问题顾问多年，并且与忏悔阵线关系密切。” 对当局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不仅扩展到格斯滕迈尔，最终也扩展到了教会外交部办公室和赫克尔主教。这是海德里希1942 年 4 月 2 日在给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的信中所说的话：“在这个场合（持的官方护照去巴尔干地区旅行），格斯滕迈尔试图说服普世牧首或梵蒂冈让英国政府将谷物从埃及港口运送到希腊为饥饿人口解决问题。......这一政策的后果将是，除其他外，其反民族和反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明。德国新教，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将在外国的帮助下获得新的推动力。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将面临更大的要求。在我看来，赫克尔主教并没有从个人的角度保证在国外正确代表政治利益。

1939 年，格斯滕迈尔被迫在外交部文化政治部兼职。在那里，他从遇见了他后来的朋友汉斯·贝恩德·冯·哈夫滕和亚当·冯·特洛特·祖·索斯。他的服务为格斯滕迈尔提供了与越来越批评希特勒政策的国家官员的进一步接触。早在 1940 年 6 月，他和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就计划在巴黎暗杀希特勒，但最终不得不取消。

1942 年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邀请他加入他的抵抗组织 Kreisau Circle。当时，他的目标是政变和政权更迭，但仍然拒绝暗杀希特勒。格斯滕迈尔是少数主张暗杀希特勒的人之一。 1942 年夏天，当这个小组的一名成员在瑞典访问格斯滕迈尔时，会见了Yngve Brilioth主教，并向他通报了德国的抵抗计划。Moltke 与符腾堡福音路德教会的主教Theophil Wurm以及政府高级顾问 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 于 1942 年和 1943 年在柏林安排了会面。通过这种方式，Wurm 接触到了教会斗争之外的抵抗运动的主要人物，1944 年 1 月在斯图加特，他也意识到了 Moltke 在政变成功后想要发表的宣言。

1944 年 7 月 20 日，格斯滕迈尔“带着手枪和袖珍圣经”留在柏林本德勒街区，以支持暗杀希特勒后的未遂政变。在那里，他于1945 年 1 月 11 日被法院逮捕，没有被处死，而是被判处七年徒刑。据说，新闻副局长赫尔穆特·桑德曼( Helmut Sündermann)和他的妻子应格斯滕迈尔的妹妹 Hanna 的要求，试图为他开脱。1945 年 4 月 14 日，美国军队从拜罗伊特监狱释放了 格斯滕迈尔。

在狱中，格斯滕迈尔起草了战后全德援助组织的草案。在特雷萨的新教教会领袖第一次会议上（1945 年 8 月 29 日至 31 日），他被授予福音救济组织的领导权，该组织一直持续到 1951 年 9 月 30 日。格斯滕迈尔接任了这个职位，尽管他在不认识他的Karl Barth的一篇文章中受到了猛烈的攻击。监狱解放后他立即接受《新苏黎世报》的采访。格斯滕迈尔在其中指出，他“与马丁·尼默勒 (Martin Niemöller)牧师保持着密切联系。参加了忏悔会的创立和斗争”。巴特对格斯滕迈尔在教会斗争和抵抗中的活动一无所知。

福音派救济组织是最大的全德援助组织。除了提供儿童和难民援助等人道主义援助外，它还提供自助帮助，从而在马歇尔计划之前就开始了经济重建，在德国加工捐赠的原材料而不是国外的成品。这在该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和附加值。外援和自助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援助计划。在新成立的城市重新安置难民也得到了援助组织的支持。援助组织将一家旧弹药库改造成了拥有（当时）3000 名居民的难民小镇埃斯佩尔坎普。

格斯滕迈尔1949年加入基民盟（CDU），阿登纳向他提供了驱逐出境部部长的职务。由于当时他还是救援组织的负责人，他建议汉斯·卢卡谢克（Hans Lukaschek）负责这件事，后者也成为了部长。从 1949 年到 1953 年，他担任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之后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直至 1954 年 12 月 17 日。从 1956 年到 1966 年，他担任基民盟副主席。格斯滕迈尔支持阿登纳的与西方的联系和重新武装的政策，这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

1950 年，他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首次德语演讲中宣布，欧洲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大多数德国人不想要重整军备，他们厌恶战争，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防御，我们不希望其他人来保卫我们。”

重整军备在 EKD 的大部分地区遭到拒绝，也是因为它似乎是为了实现德国的统一。格斯滕迈尔肯定了德国的国家统一。出于安全原因，像阿登纳一样，他反对中立化，但主张与苏联进行更广泛的对话，而阿登纳还没有准备好。1953 年 12 月 3 日，格尔斯滕迈尔在一封信中向阿登纳提出“与苏联政府建立关系的未来行动方针”，其目的是： 1. 就恢复德国的问题进行四国讨论。团结一致，并为他们带来积极的结果。2. 为德苏关系的和平与正常化作出贡献，

在社会政策方面，格斯滕迈尔反对“将福利国家扩大为优惠国家”，反对福利国家的过度扩张，例如在他 1956 年和 1958 年的斯图加特和基尔党代表大会演讲中。他赞同路德维希·艾哈德 (Ludwig Erhard) 的市场自由主义的立场，并警告不要让这种立场软化补贴经济，即使艾哈德在他的总理任期内无法保持这些原则。

格斯滕迈尔是两个联盟党派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他在 1959 年 4 月 7 日提议阿登纳担任新的联邦总统为他们的发言人，他接受了。然而，几周后，阿登纳撤回了他的候选资格。

赫尔曼·埃勒斯（Hermann Ehlers）突然去世后，在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建议下，格斯滕迈尔于 1954 年 11 月 16 日继任联邦议院主席。格斯滕迈尔对政府联盟的许多成员来说离教会很近，并且仅在第三轮投票中以 14 票之差获胜。然后，他一直任职到 1969 年。

从 1957 年到 1959 年，格尔斯滕迈尔还担任联邦议院执行委员会“预算”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在基民盟，他以副联邦主席的身份出名，有时与阿登纳发生冲突，尤其是在他担任联邦总理的最后阶段。在1966 年艾哈德总理任期结束时，他本人也在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支持下讨论作为总理候选人。然而，在 CSU 宣布将投票给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之后，他撤回了议会团体投票的候选资格。政府成立后，基辛格让他担任外交部长。正如赫伯特·韦纳 (Herbert Wehner)为威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 设计的要求，原本想把自己局限在科学部的格斯滕迈尔放弃了。

作为联邦议院议长，格斯滕迈尔特别支持波恩议会大楼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群众把这座建筑命名为“ Langer Eugen ” ，讽刺地暗指格斯滕迈尔的小身材。他致力于为联邦议院及其波恩成员提供适当的工作和会议条件，但公众对此几乎没有理解。他在内部讨论中得到了支持，“但当涉及到提供必要的预算并将其代表给公众时，他大多是孤军奋战”。尽管如此，格斯滕迈尔还是设法执行了这些措施。1950 年代，他已经为保护柏林国会大厦的建筑结构进行了宣传。在 1960 年代，国会为议会小组会议和议会活动做好了准备。

1969 年 1 月 31 日，格斯滕迈尔因要求赔偿而受到公众批评后辞去了联邦议院主席的职务。据说 格斯滕迈尔没有保留他收到的赔偿金，而是将其捐赠给了 7 月 20 日密谋的幸存者和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的援助资金。Kai-Uwe von Hassel 成为他的继任者。

在 1969 年辞职之前，格尔斯滕迈尔曾召集联邦议会回到柏林，正如他经常做的那样，在东德看来，由于四国地位，联邦机构的会议是不被允许的。东德向西德媒体传递了一份斯塔西档案，证明格斯滕迈尔不是第三帝国的抵抗者之一，他也没有获得教授资格，因此错误地申请了赔偿。东德的指控于 1974 年被波恩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以及隔离墙倒塌后检查斯塔西档案的结论所驳斥。

辞职后，格尔斯滕迈尔退出政坛。他于 1981 年提交了回忆录，并于 1986 年去世。

TNO剧情（暂无，1.1.2a）

……制作组也没给他制作头像，目前尚不清楚他在鲍曼德国剧情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