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三月》的虚与实

《小城三月》发表于1941年7月，是萧红的最后一篇小说，也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讲述了一座东北小城的春天，翠姨与“我”的堂兄的恋爱故事。

翠姨是一名不满20岁的少女，是“我”的继母的继母的女儿，与“我”的家族并无血缘关系。由于继母的缘故，她可以经常来到“我”的家，与“我”的堂兄相识相恋。堂兄在哈尔滨的学校读书，一表人才。“我”的家族是当地的“名门”，而翠姨生父的家族境况一般。由于辈分的差别和阶层的隔阂，“我”族中的长辈认为翠姨与堂兄不合适。因此，翠姨只能把这份爱深埋在心里。带着深深的遗憾，含恨而死。

翠姨与堂兄相处的过程中，虽有偶尔的独处，然而不乏软弱犹疑。作品却没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指责。相反，在较为温暖的色调中，带有一种深深的遗憾。

作为“进步作家”的萧红，为什么不让让翠姨勇敢地去争取并拥有这份爱情呢？

文学是“虚拟”的，允许作家天马行空的创造。翠姨似乎有萧红的影子。萧红留给翠姨这样的遗憾，或许是由于她的慈悲。

现实生活中的萧红，与她的最后一个恋人端木蕻良，跨越重重世俗结为夫妇，面对的却是至今不休的不解和非议。“小三论”“负心论”“不爱论”“不合适论”，种种负面的观点导致电影中扮演他们的演员都怀疑这场爱情和婚姻。

1937年10月，由于萧军的不断出轨和家暴，萧红萧军这对左翼文坛的著名情侣，鲁迅树立的左翼文学“标杆”，关系处于破裂的边缘。二人的结合是由于萧军的“英雄救美”，从此他们在患难中厮守。在萧军的引领下，萧红也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最终扬名上海滩。尽管矛盾重重，朋友们还是希望二人继续相守。

抗日战争的阴云下，二萧流落到武汉。萧军邀请同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前来共同创办《七月》杂志。端木因此同二萧住在同一个院子中，往来密切。

由于战争的关系，《七月》同仁辗转临汾、西安。1938年4月，萧红萧军在西安分手，5月，萧红就与端木在武汉结婚。此时，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

这一系列“剧情”让左翼作家圈遗憾不已。他们眼里的“童话”被打碎了，“梦幻”般的恋人分手了。朋友们同情萧军，留给萧红和端木的是疏远、指责和质疑。

作为婚恋对象，端木蕻良的外在条件近乎完美。著名诗人蒋锡金形容他“身材瘦高，面容清秀，穿着洋气”。他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是东北名门望族的公子，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这个比萧红年小一岁的青年作家在他们相识之前不但没有结过婚，甚至没有记录在案的情史。萧红在21岁的时候就与她的第一个恋人生下了一个女儿。这样的两个人，即使在今天结婚，也是惊世骇俗的吧。翠姨面对堂兄的软弱犹疑，是否带有萧红与端木相处的情绪体验呢？在萧军眼里，由于萧红过往的经历，萧红连给他当继室都不配，尽管他结过婚并有儿女。他在萧红面前也毫无顾忌的抛出了“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哲学。

作为为底层、为平民呐喊的左翼作家，端木从文风到出身再到平日的生活，都与该群体格格不入。看到他与圈内最有名的女性作家结婚了，本就对他有意见的圈内同仁更是冷嘲热讽。就连他的家人也十分反对。

这桩不受祝福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血雨腥风。双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些朋友也不再往来。

后来由于萧红早逝，赢得了一些同情。那些攻击、指责就全由端木一人承受了。

萧红、端木作为当时的精英、名流，追求世俗反对的爱情、婚姻尚且困难重重。何况普通人呢？

试想，假如翠姨公开表示要与堂兄在一起，她必然成为令家族蒙羞的“下贱”女子，她依然不能获得期待的爱情婚姻，甚至无法再见到堂兄。她也会在不堪的羞辱中死去。即使侥幸与堂兄结合，婚后的生活可能也是一种“无法说出的痛苦”。

尽管萧红凭借自己的天纵奇才，超越了世俗，为我们留下一段又一段传奇，她却不可能把这些当作社会的常态。作为一名作家，她始终怀着一份悲悯，关怀着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