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L'Occident et la vérité du sexe

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译者：Parker Tan

译者按：本文是福柯于1976年写的一篇评述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福柯从文学事物(chose littéraire)这一范畴着重讨论西方世界中性这一事物在历史上经历的知识型转码。正如福柯在性与政治中所谈到的(可以参考这个访谈PaOpossum erreur：言与文：性与政治(Dits et écrits III, N°230))，有关于性的认识在社会中被凝结为一种技艺，而这种作为技艺的知识总是在性科学(la scientia sexualis)和情欲技术(l'ars erotica)之间横移。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反过来”仔细对待这种知识的内在生产方式，发现其中围绕着自我技术式的知识-权力机制。在自我技术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一种“自我关照”和“自我认识”的倒置(inversion)在性的话语中被继承下来——即不是从自我认识产出了自我关照，而是自我关照的实现反过来组装了自我认识；换言之，各种被生产出来的性知识——构成了人们对性的认识——不是以对某种天性的自然解码为方式、型塑这种认识的起因，而是各种透过性来完成权力政治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这篇文章想要试图去解释的东西。

西方世界与性的真相(L'Occident et la vérité du sexe)；本文最初在1976年11月5日以原题目刊登于《世界报(Le Monde)》的第9885期第24版(Le Monde, no 9885, 5 November 1976, p. 24. )；后被收录为《言与文(Dits et écrits)》卷三，第181篇(Dits et Ecrits III texte n°181)。

在19世纪末，一位未曾留名的英国人写下了一部巨著；它被印刷了十几次，但从未被公开发行过；这部巨著只在一些收藏家和稀有图书馆中被小心珍藏；其中有一册最不引人注目的书，名为《我的秘密生活(My Secret Life)》。作者在书中一丝不苟地记载了自己私密的情欲生活；在这些记叙中，作者把这种生活事无巨细地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形式展现；这些记叙没有华丽的措辞，没有浮夸的修饰——作者写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讲述他在这种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其中蕴含了何等的激情，以及这种生活赋予了他怎样的感官体验。

作者的目的仅仅局限于此吗？或许吧。因为作者把记录他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当做了一种任务，一种责任——就好像在他这里“我必须叙述一切(il faut tout dire)”是一种枯燥、高深莫测又不可违背的律令。不过，对于这个固执死板的英国人来说，这里还有另一项使命：那就是把快乐、对快乐的真言以及做出这种真言本身的快乐，尽他所能紧密结合在他这个“工作游戏(jeu-travail)”中。这是一个对这本日记或大声朗读或边读边写来延展性体验的过程；依据作者本人奇怪的享乐原则，这些“朗读和写作(lire et écrire)”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特定的作用。

史蒂芬·马可斯[1]专门用了一些篇幅出色地介绍了这位与维多利亚女王同时代的不知名作者。对于我而言，我并不想把他看成一个隐秘的人物，让他被置于这个保守年代的“另一侧(autre côté)”；他是否真的是在对当时社会上假正经的保守风气进行委婉而又讥讽的报复？在我看来，他处在我们社会中三条并不隐秘的演化轴线的交汇点。从时间上来看，距离我们最近的轴线引导当下的医学和精神病学研究，让它们对性行为、性行为的变体以及这些变体间的差异产生了近乎昆虫谱系研究般的兴趣：比如，距今并不遥远的克拉夫特-艾宾[2]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而第二条距今稍许遥远的轴线则自雷蒂夫(Rétif)[3]和萨德(Sade)[4]而始，在以他们为代表的情欲写作中，色情文学不仅仅力图以罕见且生动的方式展示其基于想象的画面，而且还在不懈地从写作中发掘有关情欲和享乐的真相；展现情欲的真相与这种真相所蕴含的强度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从十八世纪末的一种“放荡(libertinage)”面相；而其中第三条轴线则是最古老的——它以一种每个人都必须严守的自我义务贯穿了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这一义务要求人们通过自我忏悔和自我反省去审察自己内心深处中哪怕最细微的情欲痕迹。以半隐秘形式出版的《我的秘密生活》[5]恐怕不会给人这种感觉；要知道，有关真言(discours vrai)和性快感的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所持久关注的问题。

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资产阶级社会中，无论是虚伪、性保守、性愉悦匮乏以及基于性的偷欢，还有哪些言说是性这一事物所没有遭遇过的？而有关这一话语空间继承自基督教传统的沉重遗产——性罪孽——难道不是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老调重弹吗？又比如在十九世纪，遗产继承这一事物又被用于经济目的：这是否意味着就是选择工作而非快乐，选择劳动的再生产而非疏导生活压力？这些事情是否是这个问题中的核心？在“性政治(politique du sexe)”的中心是否存在各种不同的权力运作方式？这些运作方式是否不是一味的遮蔽和斥拒，而是一种煽动？如果我们说：权力的主要功能既不是对人说不，也不是禁令与审查，而是将强制、享乐和真理联系在一个不稳定的旋涡之中呢？

仔细思考下，我们就发现，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极为热衷于增添各式的管理机构来榨取有关性的真相，并从中派发出一类独特的享乐。不妨让我们想想那些来自社会忏悔作用、既让人不安又让人渴求的暧昧享乐：自我供认、教育、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精神病医师同癔病患者的关系以及精神分析师和被分析者的关系；人们常说西方世界从未发明过一种新的享乐，但这是否忽视了我们以探寻、围猎、诠释行为展开的享乐——换言之，也就是广义上“分析之乐(plaisir d'analyse)”？

我个人认为，与其说我们的社会一直致力于对性进行压抑，不如说它一直鼓励对性进行“表达(expression)”；请原谅我用这么一个被贬损了的词。我们所看到的是西方世界一直着重于揭露有关性的真相。诚然，在这个话题上，对性话语的沉默、噤声以及回避不应被低估；但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可怕的影响，恰恰是因为它们贯穿了我们试图探寻究竟是什么阻挠了我们对性关系的追求的整个认知过程。

从格尔松(Gerson)到弗洛伊德(Freud)，关于性的知识逻辑已经被建立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以性为主体的科学。

我们或许会乐意设想自己身处于一个“维多利亚式(victorien)”的社会，这就好像是狄德罗(Diderot)在《八卦珠宝(Les Bijoux indiscrets)》中所描绘的王国那样：在那儿有种难以窥见的机制，让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性——我们正处在这么一个充满性化话语的社会。

因此，我们或许应该从权力、真理和享乐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质询这个社会。在我看来，这里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情欲技术(l'art érotique)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下，性的真理提取自享乐实践，被当做一种经验不断累积，让我们得以对其质量进行分析，追踪其在人身体和灵魂中的回响；这种秘传知识以某种巧妙的形式传递给了那些充分证明自己值得拥有这一技艺的人；他们非常清楚如何在享乐中充分利用这种知识，并不断加深和完善这门学问。

在西方文明中——至少是在这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几乎看不到太多有关情欲技术的东西；权力、真理和享乐在这里被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组装起来，这也就是性科学(science du sexe)。这是一种对欲望而非享乐进行分析的知识型。其学问主人的职责不是去发明创造，而是去质询、倾听和破译。走向这一漫长过程的终点不是为了增添享乐，而是去完成对主体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下，人获得了宽恕与和解，得以被释放或治愈)。

在情欲技术和性科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我们很难划清这两者的界线。无论是观念引导还是精神分析诊疗实践，性知识都有某种对保密性的需要；其中渗透了有关你同知识主人的关系和这一主人对赋予这种知识的一整套承诺，这使得这种学问在某种意义上和情欲技术类似。试想，如果没有这些繁杂又麻烦的权力关系，人们会去支付那些昂贵的诊疗费用以获得每周两次问诊的权利，听那些人如何费尽心思组织出有关自己欲望的真相，并耐心地盼望能从这一真相解释中获得好处吗？

我目前就计划对这一“性科学”进行谱系学分析。我很清楚这甚至算不上什么新颖的研究——有很多人在试图进行这项工作，他们所做的是斥拒、隐瞒、误认有关性的知识，将性知识推向某种社会边缘地位；但我希望能从积极的方面来组建这种谱系研究，这一积极的方式要求我从这种知识生成的动机、焦点、技术以及生产方式出发。比如说从基督教有关肉欲的问题去追踪性知识是如何成为一种真理意志的进程，并尝试围绕这一过程描绘出一个权力与享乐并存的机制。我们当然无法追踪到这些机制的所有完整起源，因此我将着重对性科学和性知识中最重要的一些策略面相入手，比如有关儿童、妇女、性变态以及生育控制这些方面。

人们对此最传统的问题往往是：为何在西方世界中人们长期对性会产生罪恶感？在这种充满了斥拒和恐惧的背景下，又是什么让我们如此艰难执着于追求有关性的真相？以及，如弗洛伊德以其勇气所见证的，自十九世纪以来人们为何、又是如何在困难重重之下去尝试揭开这一宏大秘密的？

我倒想问一个不同的问题：为何西方世界常年累月地去考察有关性的真相，并要求人们为自己去表达这样的真相？为何西方社会固执地要求我们需要将性关系建立在这样的真相之上？在二十世纪初我们突然被一种源自历史的巨大罪恶感所攫获——这让我们相信，在最近的几个世纪当中，我们在有关性的问题上做了错事。

在我看来，我们似乎很喜欢沉浸在这种罪恶感之中，但有一样东西却恰恰被我们系统性地忽视了：那就是西方世界从未停止通过宗教、医学、社会治理以及各种政治技术对性进行各种知识型的组装和配置。

假设人们姑且接受这一观点，我估计也会得到这样回应：“这些治理对性的过分紧张和不必要的操心，至少在十九世纪前不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禁止让人们拥有性自由。”不错，禁令的作用一直非常重要，但它真是性被规制的最早因素吗？或者这么说：这类禁令有没有可能是某种积极治理策略刻意设置的观念陷阱？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普遍情况：针对性史，我们需要着重注意有关权力的问题。当谈到权力，人们本能地把权力联想为法律、禁令和压迫；但当我们试图去理解这些权力机制如何积极主动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陷入了迷茫。法律和律令模式对权力分析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让法律往往在权力分析图景里占据了优先地位。但我们应该这样去书写一部有关性的历史——不是按照权力-压迫(pouvoir-répression)、权力-审查(pouvoir-censure)的方式来书写，而是从权力-煽动(pouvoir-incitation)、权力-知识(pouvoir-savoir)的角度去书写。我们需要尝试勾勒出这一整套有关强制、享乐以及话语的机制，它们绝非是对性单纯地压抑，而是在相互之间构成了性这一复杂的领域。

我真诚希望这一对“性科学”零碎历史的谱系研究也能成为权力分析(analytique du pouvoir)的重要材料。

参考

1. ^见 Marcus (S.), The Other Victorians. 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2. ^见 Krafft-Ebing (R. von), Psychopathia Sexualis : eine klinisch-forensische Studi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886. La seconde édition développa l'étude de la «sensibilité sexuelle contraire» : Psychopathia Sexualis,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conträren Sexualempfindung. Eine klinisch-forensische Studie,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887. L'ouvrage, disponible en français, est en fait la traduction de la nouvelle édition élaborée et augmentée par Albert Moll en 1923 à partir des seizième et dix-septième éditions allemandes : Psychopathia Sexualis. Étude médico-légale à l'usage des médecins et des juristes (trad. R. Lobstein), Paris, Payot, 1969.

3. ^[译者注]雷蒂夫(Rétif)，即布列塔尼的雷蒂夫(Rétif de la Bretonne)，法国十八世纪色情文学作家，以恋足癖著名。

4. ^[译者注]萨德(Sade)，即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法国十八世纪色情文学作家，以性施虐写作著名。

5. ^见 My Secret Life (anonyme), Amsterdam, 1890, Il vol. (rééd. par Grove Press en 1964). Des extraits parurent en français sous le titre My Secret Life. Récit de la vie sexuelle d'un Anglais de l'époque victorienne (trad. C, Charnaux, N. Gobbi, N. Heinich, M. Lessana), avec une préface de Michel Foucault (voir infra no 188), Paris, Les Formes du secret,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