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孤则闻不寡 ——读《龙与洋鬼子》

一位瑞典地质学家于1914-1925年作为北洋政府的采矿顾问来到中国，在华期间，他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交往，对于彼时的时局动荡，军阀争斗，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传教士的生存困境，以及中国的社会变革都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本书就是安特生在中国所见所闻的回忆录，主要描述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讲述民国时期中国在适应西方机械工业生活方面的努力，同时对在华的外国人活动进行了反思，基本是站在西方立场讲述中国问题。

作者笔下的中国社会充满生命力，对于西方文明，渴望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同于一些傲慢的指责中国人缺乏进取精神的西方视角，安特森擅于发现中国百姓独特的精神宝藏：他们会种植牡丹，养金鱼，或在树荫下打坐，过着务实简朴的生活，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当西方人为了发现一个所谓的“科学真理”奋斗钻研时，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智慧令他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实践出一些比较现代的发明：例如可放置1200枚鸡蛋的陶制容器，用木炭小心加热就做成了孵化器，没有温度计就把鸡蛋贴在眼睛上来确定温度是否合适。

书中前半部分大多是作者经历的奇闻轶事，众生百态：偷粪男孩，盗贼土匪，乞丐苦力，投机取巧的家贼，不会献媚求荣的好仆人，矿难家属，“稻粱基督徒”，村头求关注的老妇人等等。后半部分则是一个时代目击者的外部视角讲述的一小段中国近代史。

欧洲列强在19世纪末对晚清的暴力征服中，俄国和日本作为与中国接壤的近邻，为何失了本应触手可及的支持和在中国争取利益的优势？德国又为什么殖民胶州半岛？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何只能以医疗救助的形式才能顺利进行？基督教传教士作为自诩先进的西方文明使者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瓜分中国的企图，又能怎样粉饰侵略、美化暴行？

对于辛亥革命，安特森表达了对民族传统不自信的痛惜：“审美品味退化，以往对旧式风格的自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房屋商铺中各种华而不实的装饰。我认为，这些比内战和政府缺位更糟糕”；对抗议示威的学生们寄予厚望：“尽管不成熟，缺乏大局观，但其理想主义的动机，与督察长的专断和职业政客的阴谋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学生在精神上更加富裕，因为他们生活在布满风暴和压力的时代，当麦秆被风吹倒，当扎根不深的树木倒下之时，只有强壮的飞鸟才敢努力振翅高翔”；对胡适、丁文江等学界好友学贯中西，不卑不亢，深入浅出，开放友善的交流探讨赞不绝口：“外国人对于中国有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当我们接受了工程学、自然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训练，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思想、宗教及道德观念。（...）我们会倾向于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帮助我们实现物质文明，但是，我们自己令人敬仰的文化传统，永远也不会放弃。试想一下，一位中国学者坐在家里写一篇哲学论文。他只有那种古老的取暖炉，整个房间都是烟味。有一天，他决定安装一个美式生铁炉，这个暖炉有烟囱，能把烟雾排到房间外面。他得抽出一天时间，停下手头的工作，安装这个新取暖炉。新炉子装好以后，他在这个干净、无烟的房子里继续心情愉快、洋洋洒洒地写作。美式的取暖炉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哲学体系。”

阅读过程欢快轻松，字里行间透着作者的幽默，中国朋友对“洋鬼子”一词的动物学解释，作者将欧洲列强殖民掠夺行径描绘为“白祸”，对于并非出于热衷宗教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借漫画讽刺道“他们是用建（不太体面的小）教堂时多余出来的砖头为自己盖了间小茅屋（豪华气派的大别墅）”。也许安特森算不上是一位中国通，但他一定是位活泼风趣，知华友华的国际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