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我在自由中创造了我自己、各种价值以及世界本身。

当上帝告诉亚当不要去吃苹果时，亚当就知道了能够去吃的—他有去吃苹果的自由——而且他知道，如果他能够去吃苹果，那么他就可能去吃。也就是说，他经验到了作为恐惧的自由。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大错特错，存在不仅不是必然的，而且还是荒谬的。存在之存在（the being of Being）远不是有一个“充足理由”，根本就没有它存在的任何理由。

我在自由中创造了我自己、各种价值以及世界本身。

因此，我们不能指责对我们的养育，不能指责我们的父母，不能指责我们的贫困（或富裕），也不能指责“艰难岁月”，因为我们独自确定这些事物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

在自由中，我通过选择世界的某些方面而赋予其价值。自由先于各种价值而存在。除了我所赋予它的，生活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最终说来，我的价值选择是无法得到辩护的，因为没有永恒的（柏拉图式的）价值，没有（摩西的）律法，也没有《圣经》，可以用来证明我的选择的正当性。归根到底，没有哪套价值比其他任何一套价值客观地具有哪怕更多一点的价值。

这种自由肯定不是绝对的。意识在生存中撞上“事实性”（即那无法改变者）。如果有一块巨石落在了我的路上，它就在那里而且我不能从它中间穿过，这个事实我无法改变。但是我可以自由地对它的“在那里”于我有什么意义作出解释。它可能意味着需要被征服的障碍，也可能意味着我登上山顶的目标遭受挫折，或者我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审美鉴赏的对象，或是一个科学标本。

萨特把对事实性的解释称为“处境”。对事实性作出解释就是去为我创造出一个世界以供栖居。我永远在“处境”之中并且永远自由地创造着世界。

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自由的极度痛苦在于它是价值的基础，但自己却没有基础。

本文来自《看，这是哲学》唐纳德·帕尔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