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摘录】追念教诲倍思亲（梅葆玥）

我敬爱的父亲梅兰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今年八月八日当念思觀我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北京和上海都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并演出了我父亲生前一些有代表性的剧目。这些活动对于我这个三十年来常依膝下的女儿来说，怎能不益增缅怀思亲之情呢！

我父亲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艺术遗产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将是永远值得怀念和学习的。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也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童年和少儿时的往事虽然有些模糊，但对干我父亲那种爱憎分明的高尚情操和对艺术精益求精的一些动人事迹，印象至今还是颇为深刻的，每一思及，心潮仍是那么激荡。

我是出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居。四岁时随着举家南迁来到上海，先住在沧州饭店，不久才到了马斯南路（现思南路）87号定居。一九三七年我八岁时，抗日战争爆发，淞沪相继沦陷，上海成为“孤岛”。我父亲不愿为敌寇演戏，就带着剧团去香港，之后剧团北回，他就在香港住下。这时他眼看国事日非，终日忧心忡忡，平时深居简出，甚至连吊嗓练功也都停止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被日寇占领，我父亲不得已又回到上海。在此期间，他为了表示拒绝为敌伪演戏的决心，就有意识的留起了胡须。一个旦角演员留胡须的举动，当然意味着从此与舞台告别。我父亲的这种“蓄须明志”是令人敬佩的。由于父亲长期缀演，家庭的经济情况日益困难，我母亲就逐步变卖积蓄，最后实在无法张罗，不得不把北京旧居无量大人胡同的房子也卖了。这所旧居是我父亲用历年心血所攒积经营起来的，他对每间房屋都有感情，但此时除了卖屋之外已经别无他法了。卖屋之后，父亲就开始了他的卖画生涯。那时敌占区经常要搞防空演习，电灯上都要罩上黑布，并且不准使用大支光灯炮，更不许漏光，再加时常停电，停电时只能用一盏汽灯照明。父亲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作画、卖画的，而且往往要画到深夜才得休息。我父亲对工笔仕女和佛像、花卉均有较深的造诣。我那时已稍懂事了，就常常陪伴他老人家一起耽到深夜。他有时为了培养我的绘画技巧，要我临摹和用铅笔在扇面上钩画人物的底样。这段时期，家中的生活已经是够清苦的了，而我父亲却还要不断对付日寇和汉奸的蛮横纠缠，和他们进行斗争。敌伪当然知道我父亲在观众中的巨大影响，想乘我家生活困难之际，用重金引诱我父亲登台。在遭到我父亲拒绝以后，就开始威逼。日寇专程从当时的北平派人来上海婴我父亲去唱戏，扬言：如若不去就要“不容气”了。此事多亏秦叔忍表叔想出一个办法，让父亲打了一针防度针引起高烧。日寇还不死心，特地派了医生前来查看。医生一看我父亲“真的病了，才悖悻而去。有一次大汉奸褚民谊来找我父亲出去唱戏。我父亲对他说：“你的花脸不是唱得很好吗！干吆不自己带个剧团去唱呢？”那时由于我还年幼，对这些事情还不甚理解，以后才认识到这是我父亲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表现。在国土沦亡、敌人铁蹄横行的岁月里，一个驰名中外的表演艺术家能做到这样，确是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刚解放不久，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父亲不顾交通困难，立即和周信芳伯伯应邀联袂北上。那时天气炎热，火车要坐五天才能到北京，加上每到一站，总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围住列车表示热烈欢迎，我父亲总是亲自出来和大家见面，又是握手，又是签名，直至大家尽欢而止。虽然沿途劳累，但我父亲心情愉快、毫无倦容。抵京后，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快地接见了我父亲。毛主席在观看了我父亲的演出以后风趣地说：“天天想看梅兰芳的戏，今天看到了”。不久，父亲担任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领导职务，接着，我们全家欣然北上。从我父亲在解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来看，他的爱憎是多么分明啊！

我父亲为人谦虚，待人诚恳，平易可亲，而且十分尊重别人。这些美德深为戏剧界内外所熟知。这绝不是一般的客套，而是他老人家待人接物的生活准则。有一次，我奶妈看完了我父亲的戏回来说：“大爷！您今儿台上的脸怎么那么红？”奶妈刚一走开，父亲就对在一旁的许姬传先生说：“您看，这才是真正的观众意见呢，人家是冷静看”第二天我发觉父亲在台上的妆果然化得淡了些。后来，一九五六年我随父亲到日本演出时，日本的艺术家们也讲了中国京剧的妆太红了，感到接受不了。父亲风趣地对我说：“还记得吗，你奶妈提的意见，不是很有道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父亲就是这样在生活中，用他高尚的品格，一点一滴地培育和教海我们。至于我们在艺术上的成长，父亲当然也是极为关心的。父亲为我弟弟葆玖专程从北京请来了著名旦角演员王幼卿先生，奉如上宾。当我的启蒙老师、著名女老生李桂芬先生一九四七年赴美以后，父亲为我请来了著名余派老师陈秀华老先生给我说戏。为了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表示对老师的敬意，父亲还常在百忙之中抽空陪老师进餐，交谈艺术和给我们上课的情况。父亲对老师的尊重，还体现在对老师的艺术及其成果方面。对老师给我们说的东西，父亲非但从未擅加改动，而总是谆谆告诫我们一定要按照老师的要求，踏踏实实地去练习，直到葆玖弟开始学演《生死恨》、《霸王别姬》这类梅派剧，父亲才开始给予指导，然而，也总要把王幼卿先生请来，共同商量着排练。父亲对我们的练功吊嗓非常关心。由于我父亲的琴师徐兰沅和王少卿先生都住在北京不在上海，所以小时候我和玖弟都是由倪秋平、卢文勤二位同志来给我们吊嗓。当时，我与玖弟还有外祖母住在四楼，父亲和母亲住在三楼。有时父亲听到四楼有胡琴声，就上楼来听我们吊嗓，并耐心地听完，给我们指出缺点。父亲是每天午后吊嗓的，但他经常不顾疲劳地给我们示范。今天回想起来，自己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葆玖弟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里面不知凝聚着他老人家多少心血。时光如矢，几十年弹指般地消逝了，可是在父亲身边受到他老人家熏陶哺育的幸福情景，我是永远也无法忘怀的。他老人家不仅是我的慈父，还是严师，也是我们这一代从事艺术工作的青年同志们学习的榜样。纪念我父亲，就是要把他老人家创立的梅派表演艺术体系和不断推动京剧发展的精神继承下来，使梅派艺术继续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发挥作用，从而使梅派艺术本身在发展中永葆青春、永不凋谢。

【作者：梅葆玥 1981-5《上海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