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来西亚最古老华人庙宇

青云亭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华人庙宇，始建于1646年，位于该国马六甲Tokong 街25号，数百年来除了负起祭祀和乡谊作用外，同时是华人社区的法院、仲裁机构，青云亭的扩充工作多由荷兰治下最高华人代表甲必丹负责任，1824年英国接管马六甲，废除了华人甲必丹制度，华人于是以青云亭亭主取代甲必丹的位置，继续以青云亭作为活动中心，直至1911年英国在当地实施华民政务司公署制后，经历91年、共6任的亭主制才告结束。

甲必丹是葡萄牙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殖民地所推行的侨领制度，即是任命前来经商、谋生或定居的华侨领袖为侨民的首领，以协助殖民政府处理侨民事务，“甲必丹”即是荷兰语“kapitein”的福建话音译，本意为“首领”（与英语“captain”同源）。在15世纪，葡萄牙殖民统治东南亚的马六甲和万丹时，通过“分而治之”的政策来间接管理殖民地。到了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及英国殖民政府接管马六甲和英属马来亚的时候，也沿用相同的管理政策。由世袭的马来君主为马来人的领袖，同时任命甲必丹为华侨的首领。

青云亭的创建日期，历来存有争议，庙内碑文指青云亭由马六甲首任华人甲必丹郑芳扬于明万历二十八年，一般咸信庙宇在15世纪时已存在，迄今庙内仍有郑氏的神主牌，写有「大明甲必丹郑公」。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也是主持建庙人之一。庙内至今仍完好地保存有他的遗像。历数百年扩充，至1801年另一名华人甲必丹蔡士章再扩充庙宇，奠定了今日的规模。

效忠“不存在”的隆武年号以及出现明清未有之年号“龙飞”来源辩晰

关于“龙飞”是当年在马六甲的华人独立建国新创的年号吗？但是当年的华侨并没有与荷兰人对抗的能力建国。

以下大部分文字内容摘抄自《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从马六甲三宝山义塜看荷殖时代东南亚明末遗民的民族情结》文章，作者：王琛发（孝恩文化基金会）

荷殖初期的华人——效忠“不存在”的隆武年号讲起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郑成功於 1661年把荷兰人逐出台湾之前，荷兰人已经和明朝统治的中国贸易，他们懂得麻六甲作为海贸中途站的重要地位，也认识到当地的华人的作用。而荷兰人不断向麻六甲的葡萄牙人作战，最後终於在 1641 年夺取麻六甲除了是双方在欧洲有宿怨，也是基於他们重视这海港对他们亚洲海上争霸有利。

从1641 年到访马六甲的荷兰政府使臣斯候登的记录，我们知道荷兰人在占领了麻六甲一年後，当地的乌比萨巴克郊区有 300 至400 人数的华人居民，其中有 33位是由荷兰政府从巴达维用船舰载送到麻六甲的新移民，他们被安排到麻六甲开垦菜园和农田，城北则有一位叫Nochin 的小商人当华人甲必丹 9。由此可见，当时本区域华人的种植技能较其他人经验老到和先进，受到荷兰人的器重。

翻开地图，我们也可以看到，自从荷兰人在 1640 年从宿敌葡萄牙人手中夺了马六甲，在郑成功於 1661 年从荷兰人手中拿下台湾主权之前，荷兰人之所以能从1640至1661年之间能纵横亚洲沿海，是由於它同时占有马六甲和台湾，形成它在地缘上的策略性优势。他们同时紧扼了中国及日本传统的“下西洋”海路出入口，也就是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北接中日的台湾海峡及麻六甲海峡南邻印度洋的通道，如此一来荷兰人的海上势力也就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强势。

荷人入侵马六甲那年已经是明朝崇祯十三年，也是清崇德五年。再过 3 年，也就是1644年，是清世祖顺治元年。这一年南明弘光帝退守南京，然後在 1645年被俘，於1646年殉国：同一个 1645年的国六月，唐王在福州即帝位，改元降武，1646年八月，隆武帝亦兵败殉国；隆武殉国四个月不到，他的弟弟绍武帝在广州继位不到一个月就城破自杀。这时寄居西方强权蓠下的马六甲华人，如果从海上听到中国的家乡消息，大都不会是好消息。

考察这一时代的马六甲三宝山华人墓碑，必须结合青云亭这一由当地华人以信仰设教的社会中心，把青云亭的文物与三宝山的对照。从青云亭里供奉的神主牌看其中的遣词用句，可以看出明末马六甲华人的心结。我们会发现到，受荷兰人最初委任的几位甲必丹，一律是至死不承认明朝亡国，他们以侨居海外的明朝子民自居。

以甲必丹郑芳扬来说，他为他的父亲郑贞淑所立的神主，便体现出一种海外孤忠的典型。打开郑贞淑的神主，内面的生卒年月竟写着:“生於万历丙成年二月，葬在马六甲三宝井山殿下，卒于隆武戊子年闰三月。”

这有一块神主牌不仅是证明当时依附在荷殖政权底下生活的华人是奉明朝为正朔，最耐人寻味之处在它采用了一个不存在的“隆武戊子”的年号，隆武帝早在 1646年殉国，戊子年却是在1648 年，即清朝顺治五年。

作为地区华人领导的郑芳扬为什麽可以不担心宗教信仰和孝道观念的压力，如此 郑重其事的在父亲的神主写上子虚乌有的“隆武戊子”？要能解释得清楚，就只 能说明这“隆武戊子”的提法符合了大家希望他把父亲的遗愿一脉承传的孝道， 也是他在地方上受拥戴的政治立场。 

荷殖时代的麻六甲华人，包括郑芳扬本人都是来自福建，从郑芳扬墓碑刻上地名 “文山”和他儿子文贤（玄）神主刻了“龙溪”的地名，可知他原籍是今天的漳州。他们为了生活，是经常和福建的海商互有沟通的，甚至本身也可能是海商集 团的其中一员。如果我们认识到身为海上武装商团的郑成功 1647 年入海誓师抗清 时沿用了“隆武三年”年号，便可以理解马六甲人沿用隆武年号的渊源；到了 1648 年，也就是郑贞淑去世的戊子年，郑成功依旧是奉隆武年号为正朔，与鲁王 联合兵力分击闽、浙沿海。我们从这一历史背景便可以了解原籍漳州的郑芳扬， 也是支援反攻基地、心向光复大陆的海外忠贞人士，拥有反清复明的决心。根据 这一历史脉络，“隆武戊子”不仅并非无知失误，反而是恰好能表现出身在海外 郑芳扬和其随众的立场，他们依旧注重忠孝两全的儒家传统。

1677 年，轮到郑芳扬自己去世，在他墓碑上的中榜写明“文山显考甲必丹明弘郑公之墓”，他的儿子文玄为他立的神主牌牌面上是“大明显考芳扬郑府君神主”， 牌内侧也载曰：“大明甲必丹郑公启基”。可见南服遗民誓死忠贞，不愿降清。 明祚虽仅留下在东南一角，但华人甲必丹之职位即使是荷兰人给的，原名启基号芳扬的甲必丹到死的那天，他的随众和他的遗族也不认为他自己是荷兰人的 “官”；他们硬是在他“甲必丹”的称号顶上加上“大明”。

“龙飞”年号昙花一现——失根遗民的无奈寄托

同一个郑芳扬，当他为父亲立碑时，他和郑成功的反清部队不约而同奉“隆武” 为正朔，但是，当年以“明弘”为名的郑芳扬未见大明江山重新弘大，已在 1677 年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家人子弟在翌年为他立碑，却采用了一个後来马来半岛 罕见其他人沿用的“龙飞”年号。自甲必丹郑芳扬墓碑上刻着“龙飞岁次戊午吉旦立”，麻六甲以後又有几块碑刻都出现“龙飞”年号，这在过去曾引起不少学 者猜测。 

有学者以为龙飞年号和会党私定年号有关。其实，从郑成功以至郑芳扬郑重其事 奉已故隆武正朔，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年号，是和朝廷大事相关， 涉及效忠皇体的大事，会党也不可能无故自取年号。何况郑芳扬的神主还是在坚 持着他心向明朝的认同？

既然如此，又为何要“龙飞”？

使用“龙飞”年号的，还有同在三宝山的宝山亭里的李为经纪念碑，以及纪念曾其禄的《曾公颂祝碑》。为纪念继承郑芳扬的甲必丹李为经而立的《甲必丹李公博懋勳颂德碑》指他原籍“银同之鹭江”，即後来的同安县厦门，注明是“龙飞乙丑年剙”（1685），石碑文还说明他是“因明季国祚沧桑、航海而南行，悬车此国”。至於曾其禄，他是甲必丹李为经的半子，青云亭有供奉其神主牌，刻着他是“故明显考避难义士”，内载他是“福建银同禾浦”人，当时人为他立的《大功德主曾公颂祝碑》则刻写着“龙飞岁在丙戌”（1706年）的字样。

1648年被尊为“国姓爷”的郑成功遥闻桂王已即位于肇庆改元永历，从南澳奉朔提师；随着郑成功延用永历年号，一直到他的郑明政权取得台湾，即使後来又又尽历了永历帝1659年败入缅甸和1662年遇害昆明，郑明政权在1683年归顺清朝前夕还是奉永历为正朔。马六甲华人曾随郑成功沿用“隆武”为正朔，但三宝山迄今没有见到永历年号的墓碑，马六甲也未见出现永历年号的神主，因此不能证明当地先民是否曾采用永历年号，也无法说明他们是鲜少采用永历年号或後来有所顾忌？可是，我们结合马六甲华人早在1683年台湾郑家归顺清朝前，1678年身为甲必丹的郑芳扬墓碑上已采用了“龙飞”，可以想像到马六甲明末移民可能源于郑成功一路不妥的荷兰关系避用永历年号。尤其1661年郑成功打下台湾後，荷兰人对地方华人和郑成功来往所施的的压力，已变成了杯弓蛇影的禁令，这是更不能有“台湾关系”。 

郑成功和荷兰殖民者很早就有贸易竞争和冲突，而且荷人也多次劫掠过郑成功的商船。荷兰人早在1646年已从日本收到“国姓爷”处境不利想要暗中谋取台湾安身的消息，等到郑成功海上举义打了几场战以後他们更不断听闻相同的消息，也不断与郑成功的海上势力在亚洲海域互相摩擦芥蒂，随着1652年台湾发生了郭怀一起义後，荷人进一步怀疑郭怀一和郑明势力相关，更进一步留难甚至劫捕郑明政权的商船；到1654年前後，荷郑矛盾已公开发展到郑成功封锁中国人对荷殖台湾贸易，荷殖称为“福尔摩沙”的台湾岛自1652年到1657年也陷入萧条中。这样一个背景下，马六甲华人在荷人统治下连甲必丹官职也要受殖民政府协调，叫他们公然追随郑明势力声张的政治认同？未免太敏感了。 

1661年郑成功赶走荷人挥军入据台湾後，荷兰规定他们所统治的印尼群岛及马六甲海域的军队，可以对剃头的清朝子民友好，但一旦发现蓄发明装的华人就必须注意“国姓爷”的人马，检查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就逮往马六甲；凡是不愿剃发留辩的明末遗民，也只能说明自己不是“国姓爷”的人马，才能获得通行证；到了1667年，荷殖东印度公司更令巡逻舰严防属“国姓爷”派系的华人经过马六甲海峡，遇到华人船只要劝诱他们往马六甲，抵抗者格杀勿论。这也即是说明，不愿降服清朝的华人要在东南亚的荷兰人势力范围内生存，就不应认同基地在台湾的另一个“中国”；他们只能拿着荷兰法的良民证件作为护身符。 

由此可推测，自17世纪50年代起，在马六甲土地上使用“国姓爷”那边任何惯用的政治认同特徵，都确实危险。 

1677年，荷兰人在十年内已三次反攻过台湾。根据荷兰驻马六甲总督蒲脱1678年报告，马六甲总人口4818人，华人仅占426人，其中成年男子127人，妇女140人，儿童159人，主要是比较富裕的商人和工匠，畜奴总数达290人。从这一数字，我们大概可以了解马六甲华人是富裕的少数人口，但他们的人口比例还不到总人口百份之十。他们是依赖地区的贸易优势生活，能效忠前明政府已经是很守气节，但却不可能有多大的优势去对抗统治着居留地的强权。若他们向清廷联合的洋人强调自己应倾向“国姓爷”，毕竟势单力薄、後果不测。 

总之，到了1661年之後，1658年退入缅甸的永历帝已在那年被吴三桂锁执到昆明杀害，而东南亚这些明装蓄发的华人又因郑荷关系的转变而变成了孤臣孽子，他们滞留在荷兰势力范围内，回不去大陆又去不得台湾。 

所以，在荷兰人保护的土地上生存的李为经是“因明季国祚沧桑……”终老于马六甲，曾其禄是“故明避难义士”。言下之意，明朝虽已远，但心中还是不愿降清，又不愿入籍番邦，只能盼望等待着有朝一日反攻大陆，前明皇室子孙登位；因此，神主和墓碑上不愿少了自己应有的认同，却又不知如何表白认同，便只好采用既非清朝帝号又非已故天子的隐喻。“龙飞”回到原典原意，即天子登位的意思，这或许是最佳的表态。 

前明朱姓子孙多流落不知去向，只有甯靖王、巴东王、沪溪王和鲁王世子及家人，随着那群郑家子弟兵，赴台偏安，在归顺清朝的最後一刻犹奉永历正朔，也没有人到了台湾再称帝。居住在东南亚拿着荷兰通行证的华人，还蓄着长发不愿剃头，他们既然不敢濳越先帝年号去使用自己的纪元，又不能在荷兰地区使用荷人敏感的永历年号，更不愿使用清朝年号，他们就只能以“龙飞”作为一种盼望的信念。 

“龙飞”年号最後一次出现在马六甲是在台湾郑家归顺清朝多年後，也是清朝对西洋重开海上贸易兴盛之刻。在“海关公司”主导下由僧悦成所立的《重兴青云亭碑记》，此碑开首说青云亭是“为了保佑吾齐行货为商，不惮踰河蹈海”，并称赞甲必丹蔡士章的领导，碑上纪年即是采用“龙飞辛酉”纪年。但是在同一年由甲必丹蔡士章为了三宝山建筑祀幽冥场所而立的《宝山亭碑》，却已经用了“嘉庆六年岁次辛酉季春”，与前一碑的“龙飞辛酉”成为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