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英语高手学习经商

“倪老师说：战争让你学会了英语，真是幸运。”

Ⅰ 复员

1946年5月份，我们独三营四连又调回上海，与三连一起集训，说是在集训之后，中国要派两个团去日本，从学生军中选人去日本工作。

集训科目除了了解日本的一些知识以外，其他的训练也很一般，很轻松。

正是这个时候，我姑姑吴文映带着留美空军的姑父到了上海。

我请假去见了他们。他们惊奇地发现，我从1米6长到1米75，长高了15公分，而且体重从在校100斤长到了165斤，重了50斤，直接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了。但是实际上，当时我还不到18岁。他们都好喜欢。

这样一来，我一有空就往他们那里跑。

此外，还有初中的同学李协元的姐妹，以及原来歌舞厅的小歌星。

那些女孩一般都只有晚上才能见到，虽然只隔了半年多，但却好像分离了好久的亲人。

那真是一段十分快乐的日子，训练并不紧张，好像走过场一样。

在上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一批穿灰色布衣军装的年轻人，出现在上海的街上和公交电车上。

这里面也有成都的学生，他们是我们独三营学生宪兵原先的同学。

在我们住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以前班上的同学，他也是穿灰色布衣军装的军人。我问他们怎么会到上海，才知道他们是抗战最后时期组成的青年远征军203师。

国民政府当时一共召集了九个师，全部配备美式装备，准备与日本人最后决战。不过才装备了两个师，日本就投降了。

后来国民政府将203师调到东北打内战。战场上，解放军通过广播喊话：

“你们这些青年当兵是为了打击日寇，现在日本已经投降，你们应该回校复学了，为什么还中国人打中国人？！”

203师的人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就放下了武器，走出战场，决心不当炮灰。

国民政府就在杭州组织了青年军复员，当时的管理处处长是蒋经国。

当我们知道这一消息后，就向高营长请求复员退役。

营长很客气地说：“这么大的事儿我也做不了主，你们选代表直接去找蒋经国处长！”

我们去找了之后很快就得到退役批准。

同时宪兵司令部又出了一个政策，愿意留下来的可以连升三级，称谓准尉军官。可是也没什么人为了这个留下来。

当时的诱惑很大，经过考试，考上的就是战备军官，没考上的也是战备军士。

后来就给我们发了一个小本子，是青年军退役证。

但其实我们与青年军完全是两回事。我们是从印缅战场与日本鬼子搏杀，把他们赶走的军队，是战争的胜利者。而青年军不同，甚至其中有些人还没拿过武器。

退役的时候，那些宪兵的军官好不要脸，看见我们的东西就拿。

空军驼毛飞行夹克让他们抢走了。他们说：“这些东西你们用不着了。”

真不要脸，好在我们的军用美军皮鞋穿在脚上，不然又被他们抢走了。

美军军服放在行李袋中，那些人没看见，不然还是会被他们抢走。

上交武器的时候，武器长枪和20发子弹、短枪子弹一起上交了。不过，我多余的步枪、冲锋子弹就没上交。

我换上灰色布军衣就准备回家了。

当时还有几天休息时间，可以到熟人朋友的地方告别。我两个姑父都劝我留在上海读书，找工作。朋友、同学李协元一家也百般挽留，尤其是她们姐妹。但我归心似箭，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从上海踏上到南京的火车。

先到达南京，好在不是立刻踏上去重庆的轮船。

与朋友告别。

最先去的金陵大学，见我在高琦初中上学时的班主任金启昌老师。

他仍然想留我在南京上学，我告诉他：“我妈妈要我回家。儿子当年投笔从戎，去外国与强盗拼死战斗，谁也没有想到可以生还，回来就一定要首先回到妈妈的身边，所以必须回家！”

再就是南京公共汽车管理处和那些售票员小姑娘们告别，她们差不多都还在那工作。

孔英下班后跟我一起回到将军的家中，一切都很好。弟妹也准备下半年上学了，她妈妈由于生活工作安定，也长漂亮了。两位将军夫人也很喜欢他们。

将军还是想让我留下来，因为他那十几岁的小女儿，非要我留下来陪她上学读书或者玩耍。

陈林梅所在的那家将军对他们也很好，开学的时候也准备送她回学校。她妈妈的工作也很好，吃苦耐劳，十分勤快，一家人也很喜欢她。她弟妹也可以上学了，那家将军夫人还给她们买了新衣服。

最后告别他们后，我一切都安心了。

两三天以后，我们这300多复员的抗日远征军，在南京下关踏上了招商局的大轮船。

由我们独三营的胖副官带队，一切由他办理，我们只管休息。

船上的乘客知道了，我们这一群孩子，是从抗日前线印缅战场，打垮了日本鬼子回来的勇士，都特别敬重，甚至还要我们讲战争故事给他们听。船上的生活不错，与乘客们也相处得很好。

转眼到了武汉。我二妈的妹妹七姨刚好在武汉，而轮船晚上不走，所以我有时间去看望他们。

表弟马正坤在中和场的家中是我最好的小朋友，已经六岁了。姨夫是空军驾驶员，他们事先也知道我复原回家，有可能经过武汉时见见他们。

我们见面之后都很惊喜，三年从军不见，他们发现我如今却是一个1米75高、165斤重、17岁的大男孩了！亲人都为我能生还而感到无比的庆幸。

到街上吃饭后，回到轮船上。

第二天早上轮船开始上行，差不多都靠右行驶。听说是日本人有可能在长江中放水雷。

小日本贼心不死，真该消灭！

下午时间，轮船到了宜昌，要过三峡，还得换民生公司小一点的船才能上行，所以停下来。

张副官带了我们几个人去船舶管理处办手续。谁知道那办事员十分傲慢，只是说：

“没船，等着吧！”

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人想要好处。我们也没带什么好处，等他下班以后出来再说。

下班了，那个办事员走出来。我们走上去，也没说话，一顿拳头和他说话。我们说：

“今天晚上没船，明天还要找你！”

有人告诉他说：“这批人是抗战胜利后，从印缅战场回国来的学生宪兵，在上海南京服务，现在复员回成都，你们让他们快走吧，不然明天你们还要麻烦的！”

晚上果然就有人通知我们上船了。

上了民生公司的小船向重庆走去。

进了三峡后，壮观的山顶、鬼城丰都、长江两边的岩石、一线天、两边的悬崖石……岸上用手榴弹都可以打到过往的船上。

易守难攻的天险。

一路上的乘客里，要是有成都人就更觉得亲切了。

其实我们离开成都也只有短短的三年，并不是很长，可是那是生死的三年，能够回来真是万幸中的万幸。

人们都把我们看成抗战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说，能够生还就足够了。

下午快天黑了，轮船到了夔门一个小的港湾，就不走了。

我们从船上跳到江中游泳，船工说：“你们真是胆大包天！遇到长江的暗流就没命了！”

夔门岸上有个小镇，专门服务来往的乘客。

小镇连电灯也没有，最好的就是煤气灯。食品出奇的便宜，鸡蛋只有宜昌1/10的价钱。可是我们上岸买了一只母鸡到饭店加工，咬起来却很费劲。好在牙齿很好，也勉强能吃下去。

船天亮就开始往重庆走，一路上遇到向省外驶去的很大的木船。

熟悉的人告诉我们，那时省外运盐的船，后面船尾有一间不小的房子，就是水上人家的住地了。

一路走来，长江的景色真是美不胜收。

过往的人家向崖上走只能用木梯，生活十分不便。可是人们为什么也能长时间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

下午快天黑的时候，船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

这就快要回四川了。

我们背上行李，爬石梯上岸入境，在一个放假的学校地上睡。

好在我有美军军用被卷，很方便。每天还给我们发伙食费的优待，其他的部队就没有了。

这一等就等了六天，好在大家也不着急，反正离成都也很近了。

没事儿就到重庆到处逛逛，日军狂轰乱炸的伤痕到处都是。

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再也没有轰炸了，重庆的防空洞死亡4万人事件再也不会发生了。

六天以后的早晨，终于来了几辆军用大卡车，载着我们向成都进发。

天上出大太阳，连车棚也没有，只好让太阳晒。

不过印度那个大太阳，甚至可以把肥皂晒化，我们都不怕，还怕家乡的小太阳吗？

不但不怕光，反而会感到亲切。

可是问题来了，卡车上堆满了行李，我坐在高高的行李上打瞌睡，太阳大怎么办呢？

那就戴一个战地钢盔吧。

没想到，忽然遇到一根大树枝指向公路中央，我却睡着了，结果树桠直接打在我的头上——

一声巨响差点把我撞下汽车。

若不是那顶钢盔，我就会直接撞上树，撞死在回家的路上！

真是上天的保佑！

行程一天半，到成都中山公园大门口下车。每个人各自回自己的家。

胖副官也告别我们，回上海去了。

Ⅱ 返乡

我家住在总统府街，离中山公园只有一条不远的街。

背上行李，步行就到家了。

父亲正在睡觉，看到我回家很高兴。但只说：“去洗澡吧！”

我拿出我的行李，带着军服，拿出了我没上缴的300多发步枪和冲锋子弹。

父亲说：“你怎么有这么多这个东西，成都可以买到枪，却买不到子弹，你这下可以卖不少钱了。赶快去洗澡！”

洗澡的澡堂并不远。

当然澡堂很舒服，洗完后穿上美军外出服，很漂亮。

午饭以后回中和场老家，可以坐黄包车和鸡公车，我却想走路回去，慢慢看看家乡有什么变化。

可是走到九眼桥，一个推鸡公车的农民老汉认出我，他说：“长官，我认识你，你姓吴，坐我的车回家吧。今天还没生意买米回家呢。”

好可怜，我问他：“一升米多少钱？”

他说：“五角钱。”

我说：“好！”坐上他的鸡公车，慢慢地走。

其实我走路都比它快。

一路上和他聊聊天。

他有一个儿子被拉壮丁，走了以后一直没有音讯。老伴和一个15岁的小女儿，一家三口做了一点主人的田。收入除去交房租之外，只够半年的口粮，另外半年就靠他推车维持家里的最低生活。

快到中和场的时候，他说他的家就在马路边，只隔两个田。

我说：“那先把钱给你吧，”

他说：“好，我叫我女儿拿了钱去买米面来煮午饭。”

我说：“可以。”

他叫来他的女儿，一个15岁的姑娘，身上衣服打了不少补丁，拿一只布口袋跑来。

我给了她一块钱，她却没有五毛钱找我，我说：“别找了，去买两升米吧，”

我又同老汉说：“回家吧，这点路我自己可以走回去了。”

走到街上，遇到我在中和场上小学时候的同班同学黄世华的妹妹黄世荣，她见到我，习惯地叫了一声：“吴玉章，是你吗？”

我回头一望，我也还记得她。我回答说：“黄世荣，是我！”

她立刻跑过来，让我去她家玩儿。

她家是烧酒作坊。她哥哥也在。

她感到好奇怪。她听人说，我初中时参加远征军到印度打仗去了，后来就没有了消息。有人说印缅战场打得那么惨，说不定是战死了，而今天我又回来了。

她问我：“战争结束以后你在哪里？”

他们一家子都来了，要听我讲当兵的故事，我却很着急想要回家。

我告诉他们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要回学校上学，同学们都上高中了，改天找些同学好好聊聊吧。”就急着回到了家中。

那天好像正是星期天，弟弟妹妹都在家。

一大群人说：“三哥回来了！”都跑过来。

现在的三哥和当年的三哥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

美军外出服笔挺，1米75高，165斤重！比16岁的四弟吴习章还高一点。

四弟现在也已经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

大哥吴琢章也从西北回家。他是国民党整编74师的，在西北与共军作战，打垮后被俘又放回来。同学劝他，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他通过地下党关系到川大读书。

大哥个子比我矮一点，身体没我好。

后来大哥和二妈不和，又去了部队。他在姐夫上校团长高峰那里当了个连长，后来在广州解放时去了台湾。1956年战死。

母亲见我回家特别高兴，她仍在中和小学教一年级。她说：

“回来就好，以后就不要再走了，好好读书，完成你的学业！”

其他二妈的小弟妹都长大了一些，小一点的我都分不出来是谁了。

三年家中的花木果树也长大了好多。

两个嬢嬢已经去了上海。

回家真好啊。

回家的前几天，来看望的人不少，也有好多小学同学登门拜访，忙了好几天，总算安静下来。

很快暑假就到了，弟弟妹妹都放假回家了。

每天早上大家都起得很早，围着一个大大的四方桌写字写作业，下午才可以去玩耍。

我和四弟带头到小河里游泳抓鱼，到附近的丘陵地带野炊打鸟，真好玩。

亲戚来了，晚上也可以打牌唱歌。

上海的流行歌曲唱的人很少，但《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高中和大学校园唱的人都很多。不过英文版的很少有人会唱，而且唱不准确。我也教会了他们。

当时国民政府有这样一个政策，学生从军抗日的，军龄不影响学业，我初中毕业，参军三年也等于上了三年的高中，可以不经过考试进入大学。

我们好些战友都是在高中一年级参军抗日，复员后不经过考试，就直接进入四川大学先修班，修一年后进入各自选择的专业。

可是父亲就不同意，说我胡闹，没上高中就进大学，实在是胡闹。

现在看来，父亲的决定是错误的。因为一年的先修班，可以补习高中的一些必要课程，然后自己选专业进入大学专业学习。那样的话，到全国解放时，我已经上大学三年级了，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了，以后的命运也就改变了。

高中我可以到华西大学的附中，华西联合协和高中上学。

可是父亲说，他找过我原来的母校高琦初中的校长，校长却说新生班的学生已经招满了。我父亲很生气，说：

“我儿子在初中上学，你让他参军，现在复员了，你不管了！成都那么多学校，就一定要上你的学校吗？不去了！”

于是我们就另找学校。找到了成都的二流学校——协进中学。

我说：“协进中学不好！”

父亲说：“学校好坏并不重要，主要是在于自己，好的学校也有坏学生，坏的学校也有好学生。”

这样一来，为了不伤感情，我只得进协进中学上高中了。

果不其然，上学的第一天，那些高中高班次的同学就欺负新班的同学。

我肯定不服气，和他们理论。

那些高班次的学生又矮又瘦又小，哪像我这样又高又壮的大个子。

那些人拿我没办法，准备找时间来“整治”我。我当然不会不知道。

在印度战区与美国宪兵一起工作的时候，美国宪兵在德国投降后，回国前送了我一把战场猎刀，非常锋利又漂亮，压花皮的刀鞘......

我十分珍惜，一直带在身边。复员回家后也一直带着。

一直到上学换衣服时，被父亲看见了，说：“现在回家上学还带武器干嘛？交给我给你保管吧！”

好吧，交给他老人家。

他抽出来一看，雪亮锋利无比，真是一把好刀。

Ⅲ 惩恶

星期六晚上和我表妹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

谁知道几个协进高中的学生弄清了我的行踪，在我们回家的一条没灯的路上下手了。

当时我穿着军服戴着军帽，中间有一个大帽徽。他们从后面一棒打在帽徽上。帽子保护了我的头，不然一定把我给打昏了！

我回头一看，有人举起木棒还要再打下来……

来自战场的警觉让我立刻用手挡住了他的右手，而我的右手给他腰上一拳。打完他的腰，一抬腿又踢翻一个。

我定眼一看，还有人举着木棒向我打来……我下意识去摸我腰间的刀——结果没有刀！没办法只得跑开。

但有人在我后面紧追不放。我跑得快，那小子跑得慢。

我突然停下来，而且向后退了一步，蹲下来……他一下子就扑到我背上，我抓住他衣服一使劲，就把他从我头上闪了过去……

我踢了他一脚，那天我穿的是美国军用皮鞋，只听见他惨叫了一声。

我跑到街上有灯的地方，到一个小食品店门口，在那站着。

那有一个板凳，我想：你要是再来，你有木棒，我有板凳，看你来我把你打倒！

可是他没来了。

只是表妹头上在流血。

我想她受伤了。走近一看头顶，真的有一条伤口正在流血。我让她用手压好伤口，好在离家也很近了。

我们一到家，立刻用从战场带回来的战争用消炎粉给她敷上，立刻止血，也止痛了。

我真是想不通，那些人为何打我不成，而打表妹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第三天是星期一我照样去上学了。

一去上课就有人通知我到校长办公室去。

去了才知道，前夜星期六晚上袭击我，又被我打伤的孩子，反告我以大欺小，打伤了他们。

校长问我：“怎么回事？”

我只是说：“问他们自己就知道了！”

他们不肯说，我说：

“那我说吧！星期六晚上，他们几个人拿着木棒打我，我一个人为了自卫打伤了他们，不应该吗？他们打不了我，反而把我表妹打伤，为什么？”

“你们就不想想，我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投笔从戎，到印缅战场打日本鬼子，把他们赶出国门……”

“现在胜利了，我们回家继续学习，却受到你们的欺负。我们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几个龟儿子娃娃？！”

对方家长哑口无言，校长又能说什么呢？

后来我父亲也来了，他和校长是熟人，只说：“大家各人管好自己的孩子吧！”

父亲也知道校风不好的学校有时候会出事儿，要是那天那把刀在我身上，那晚会是什么情况呢？

至少是杀伤。说不定失手杀死也有可能。

所以现在肯定要换学校，不能去了，另找学校吧。

后来，我就到了成都名校之一——华阳县立高中上学。

学校在九眼桥外的桂溪乡高板桥的乡下，就这样，我走上了高中的正轨道路。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办的高中。原来华阳县只有初中，搬到乡下躲避日机的轰炸，是后来才又办的高中。

学生只有男生，所以在校学生不多。都是利用原有的房屋，稍加改造，加上椅子，就成了教室。

宿舍全是上铺和下铺，房间只有小通道，大房子是食堂，另有私人开的小卖部。

校园中两棵百年以上的大桂花树，到8月开花时，整个学校都很香。

我去学校时已经开课一周了，星期天下午搬进校，星期一早上就参加了升旗和朝会。

校长卫绍生把我介绍给全体同学，说：“吴玉章同学是1944年抗日战争，在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从成都参加学生军到印度缅甸，与日本鬼子作战，把强盗赶出我们国家，胜利回国的抗日英雄，希望到场的同学们，要尊敬他！”

后来，也是不错，我破例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和军训教官的学生军训队长，为同学们服务。 

当时，训育主任是父亲的外文专科学校的同学，也当我们学校的课外英语辅导班长。

学校生活十分快乐。

可是我的数学在三年的军队生活中几乎忘记了，连分数乘除法都不会做了，连个初中生都不如。

但我的英语是全部第一。

记得我们英语老师是川大外文的助教，倪寿喜老师。

课文中有一篇文章《战争的回忆》（《Memories of the war》），要同学们熟读，一个星期以后要背出来。到上英语课时，一个一个叫起来背诵，却没有一个同学能完整地背出来。

我是高个子，坐在教室最后，叫到我的时候，我一字不差，全文流利准确地背诵出来，得到全班同学的欢迎。

倪老师问：“你是怎么学的？”

我才告诉他：“我是在抗日战争从军时期，在印度与美国宪兵每天一起工作，在那一年多的磨练中学到的。”

倪老师说：“战争让你学会了英语，真是幸运。”

因为努力学习，第一学期后，我就赶上了所有应该学的课程。

一年级第二学期，学校搬进成都老南门文庙前街的县文庙中，那可是有几百年历史的。

我们校中的柏树直径有80公分粗，也是几百年了。

教室新建在文庙前的空地上，校门进来就是老师们的办公室，一个篮球场和排球场的两用场地，军训每个月有一次。

成都新西门六个高中联合训练，我被选为六个中学总队长。

训练中也有其他高中的女生队，她们来学战地急救。

因为我在印度训练的时候学习过，而且从女友露易丝小姐那里学到了很多战地急救知识，也可以告诉她们。

但她们想知道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抗日战场的故事。

时间只有半天，很快就过去了。

Ⅳ 黄小芳

有一位黄埔中学高二的学生黄小芳，是我的同班好朋友周平浓的表妹。

无意之间听说这个女生很骄傲，一个男生追了她一学期，她都不喜欢人家。

我就想，什么时候有机会约她，再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孩。

不久，同班同学周文汉过生日，请我们几位好朋友吃西餐。

周平浓说约他表妹也来参加，并约另外几个女孩子。我们也是四个男生，大家都说好。

我建议在春熙路跃华西餐厅，那里是成都有名的地方，而且老板的儿子又是我远征军的战友，大家都同意了。

由周平浓的表妹出面，请了她们黄埔学校另外三位女生。

星期天，大家都来了。很平常的穿着，没什么特别的。

女孩子也很文静，尤其是周平浓的表妹黄小芳，确实有些出众，怪不得骄傲。其他三个女孩子也都不错。

正吃饭的时候，老板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远征军战友来了。我请他过来，介绍给同学们。

吃西餐时，我点的咖喱鸡饭，可是和我在印度和上海吃的味道不一样，咖喱鸡和饭是分开的。

女孩子们不会用刀切鸡肉，我就教她们。西点也很好吃，大家也吃得很开心。

最后，主人周平浓去结账付钱的时候，收银小姐说：“小老板已经请过客了，不用再付钱。”

大家都说让我转达感谢，另外再找机会，周六再请客。

饭后，我们一行人都去散步，去了华西坝俱乐部草地上聊天。

男孩女孩间隔一人，坐着聊天和唱歌。

黄小芳正好在我们旁边。

她也会唱歌，唱的是《夜半歌声》。唱得不错，但那是男人唱的歌曲。

我唱的是《友谊地久天长》英语的版本，这是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他们都很喜欢。

这次以后，我经常在周平浓家和黄小芳见面了。

她非常自重，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女孩。

但我们之间好像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一见面，她总是笑容满面，要我唱歌给她听。

她也听得很专心，要我教她。可是歌词的英语她却说得不很流利。

我说给她听了以后，她总是说：“为什么你说得那样准确而有力，我总是说不好呢？”

我说：“慢慢来吧，我与美国宪兵一年相处才是现在的样子，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只是笑笑，我说：“你笑得好可爱。”

她的脸一下就红了，又在笑，只是不说话。

有时我们也用简单的英语交流，慢慢的，她可以开口说英语了，我鼓励她说：

“别怕，中国人说英语很容易的，美国人说中文才困难。露易丝跟我学了近三个月，也没能说上几句标准的中文。”

高中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的心思双方都知道，只是心照不宣。

而每次分手回家或者回学校的时候，从她的眼光中，我看出她的恋恋不舍。

但我们都没有说出来，我也认为顺其自然的好一些。

很快，我们高中毕业了。她考上了四川大学，我却没考上理工学院。

然而还算幸运，我考上了四川省体育专科学校两年制的大专班。

我们来往越来越少。

Ⅴ 县长女儿

我上高二时的一个星期六，在我回家的时候，父亲让我星期天去新都县的县长家，帮忙拿一张5万元的支票。

这是一种可以支取现金的票据，找不到可靠的人去拿，只有我去拿了。

我就骑车去了。

那时候，成都到新都40华里的路，路上并不是十分安全。我却不怕，一两个土匪和流氓还是对付得了的。

星期天早上，我穿上军装，带上手枪，子弹上膛，关好保险，就上路了。

一口气骑了40华里，到了新都县政府。

父亲提前已经电话通知了县长，我找到县长后，说明来意，拿到了支票。

我立刻要骑车回成都，县长说：“快中午了，吃了午饭休息再走吧。”他还特意给我父亲打了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吃了午饭休息一会儿再回成都。

县长来过我家，我以前就认识。

他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女儿是抱养给他的，现在川大一年级上学。不像我父亲，儿女一大群。

他曾经想让我抱养给他做干儿子，父亲没同意。我参军回家他也知道，所以今天看到我来，他特别高兴，把女儿叫出来和我见面。

她20岁，是姐姐，我是弟弟。但我却比她高十公分，体重比她多30公斤。

姐姐人很不错，开朗活泼，我和她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一见面就谈起了投笔从戎的故事。

她说：“你们男孩子真是胆大包天，15岁就敢上前线打仗，就不怕死吗？年纪那么小，枪打得准吗？”

我只是对她说：“奇怪，但是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又胜利归来的，不就是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小孩吗？”

她大笑了，说：“不是小孩，你还比我高一截呢！你真是优秀！”

我们很谈得来。

谈到学业，我说：“当兵三年多，回来可以上大学，要不是父亲不同意我上川大，说不定我就是你的同班同学了！但我还是要叫你姐姐啊！”

谈到学科时，我说：“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连加减乘除都不会做了，可是英语却是我的强项，可以说是全班第一！”

她说他读高中的时候也很喜欢英语，学得也不错。这样，我们俩就有共同爱好了！

我让她说几句给我听，她就是不肯开口，反而要我先说。她一定是以她读高中时英语水平来衡量我吧！

她笑了笑看着我，我心想她心里一定是认为：你高二的学生又能说点什么呢？一定不行吧！她想先看我的笑话！

我也在想：今天到底是谁看谁的笑话！我说：“那我说慢一点，你听好啊。”

我简单用英语说了一点，内容大概是：    “1944年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成都3000学生参加中国远征军，到印度缅甸作战……”等一系列长串的话。

我很快说完了，然后看着她的眼睛。

好奇怪，她只是不说话望着我。

我说：“姐姐，我说得怎么样？可以吗？”

她才开始笑了说：“你在哪里学习到这样的准确发音？说话这么流利！真奇怪！”

我最后才说：“姐姐，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在印度服役打日本鬼子的一年多时间里，都是和美国宪兵在一起工作，英语不好的话能一起合作吗？”

我又谈起露易丝的故事给她听，她才说：“那样的环境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可事实上，我们班12人，也没有很多人学会英语，最后只有两个战友学会，而且他们还是学专业英语的。

所以，一定要自己主动去学才行，机会错过了就找不回来了。

聊起来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了。

虽然姐姐不想让我走，我也得走了。而且骑车快一点才有可能赶在天黑之前回到成都。

我只得给她说：“姐姐，你下个星期天可以到总府街或者学校来找我，我们一起回中和场吴家花园，那里有我众多的兄弟姐妹，宽阔的农村和花园，都可以尽情地玩耍和聊天！”

女孩子真娇气，她非要我先到川大去找她！从川大到中和场，走小路要近得多，我只得同意了。

星期六下午，我骑车到川大找她，一起走小路回到中和场，天已经快黑了。

晚上，她和妹妹们一起玩。

第二天早上，很早天就亮了，我们起来陪她到田坝里去走走。

早饭后赶到中和场，一路天南地北聊着，说我参军印度缅甸和到上海南京的故事。

我的事情聊得很多，反而她的事情我知道的很少。

下午，我骑车，她坐黄包车到九眼桥，我送她回了四川大学，然后我就回到了学校。

Ⅵ 救人

又有一次，父亲到学校找我，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拜托我去帮他办。

学校的训育主任是他外专的同学，就直接给我请了两天的假。

回家他才跟我说，他们众多的朋友当中，有一位新县的县长突然被抓走了，找了两天应该找的地方：警备司令部、警察总局、省政府、省党委，都没人，现在只能怀疑是被宪兵团抓走了。但宪兵团找不到熟人，没法打听，想到我当过宪兵，看找我能不能想想办法。

时间紧，人一旦送走了就更找不到了。我只得说让我想办法试一试。

我立刻回家穿好我们当宪兵时发的美式服装和宪兵的肩章，上面还有MP的英文和退役时宪兵司令部发的预备军官证书。我又买了几包美国上好的香烟，带上我父亲给的一些钱，然后走到宪兵团驻地的门前。

我先是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向团里面望了望之后，引起了两个门卫兵的注意。

果不其然，一个宪兵向我走来说：“别在这个门口走来走去！走开！走开！”

我立刻拿出美国烟抽了一支给他，另一个宪兵门卫走过来，我也给了他一支，他立刻抽起来。门卫室原本是不准抽烟的，但是他们几个什么时候抽过这样的好烟呢？我告诉他们俩说：

“抗战时期，我也是一名宪兵士官，不过我们是在国外。抗战胜利了，我们回国在上海南京服务，现在复员回成都。但我对宪兵还是很有感情的，想来看看你们。”

我也拿出宪兵肩章给他们看一看，摸一摸。和他们的一模一样，就是多了“MP”两个英文字母。他们两个门卫相信了，说：“我们值班排长在门卫办公室呢，去坐坐吧！”我又给了他们一支烟。

其中一位把我带到了办公室门外，说：“排长！有人找！”

我立刻走进去招呼他，敬了一个军礼，他也还了一个礼。

他让我坐下，我拿出烟招待办公室里的人，每人一支。我也抽起来，开始了我的讲话。

他们也都知道，抗战时期，有一支唯一的宪兵队伍在印缅战场，因为是唯一的一支，所以国内的宪兵都知道，而且他们也都知道叫独立第三营。

他们知道当时的营长是上校（上校在国内应该是团长），有四个连，其中有两个连是学生军，他们竟知道得那么详细。

我拿出了宪兵司令部退役时候发的预备军官证书、服务证和宪兵的肩章。一切都说明，我就是那一支国外的宪兵部队的成员之一。而且他们还知道上校营长高寿影的大名。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说话也更容易相信了。

我告诉他们，我也是那两连学生军中的一个。从印缅战场回国后到上海南京。而上海打死美国兵，在南京珠江路口打死打伤收编过来的伪警察，这些事情他们也有所耳闻，但是详细情况却一点也不知道！

真是有聊不完的故事！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请排长吃午饭，让排长再请一个他相信的人。排长也知道可能有事儿求救，就把那个连长找来了。

请吃饭的时候，我也一个人给了他们一包美国烟。我也没多问，只在喝酒的时间，问：

“有一个新津县的县长，是否在你们那儿？”

他们说：“在”，我问：

“可以见一下这个人吗？”

他们说：“可以，”我说：

“能不能送点衣物或者钱？”

他们说：“都可以。”

吃完饭以后，我把剩下的烟和酒都给了他们，同时也和他们一起去团部看守所。

见到那位县长后，他认识我，我给他做了不要讲话的手势，只见他流泪了。

连长还告诉我：“这个人是宪兵司令部打来电话叫抓的，现在正在调查此事，还没有定案。”

我立刻回去把情况告诉了我的父亲，县长的夫人和女儿也在等消息。

父亲说：“只要找到人，还没定案，只是调查，那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还得给那位县长送衣物等东西过去，其他的事他们会活动。

县长的夫人和女儿真是太高兴了，我安慰他们说：

“不管怎么说，伯父的事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先抓人后调查，没定案的话就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一定可以很快放出来的。”

第二天，我拿了些衣服和零花钱送去。同时也给连长和排长送了一百银元的支票，请他们关人时多帮忙，尽快结案放人。

就这样，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后来听说，父亲他们花了十根金条来活动。

调查结果是，因为这个县长买了机场的一批烂钢铁，被误以为军用物资。调查清楚后发现不是，也就无罪释放了。

不过，这个新津县长是当不成了，后来调剂到什么地方我也就不知道了。

Ⅶ 腊制品生意

又有一次，我父亲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姊妹夫来了，他们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送到美国培训的空军驾驶员，一般称为留美空军。

我在上海服务的时候，他们也来上海见过面，因为当时迁移到上海，经常有飞机往返运送器材。

当时，在上海有很多人喜欢成都出产的猪肉、腊肉制品、香肠腊肉等十分美味的食物，他们经过调查也找到了大量的经销商，但是成都的产品运不到上海。

国民政府在重庆抗战，胜利后机关工厂和人员正大量迁回上海，民间商品根本无法运出。

由于他们经常有飞机来往，就想利用这种机会做点生意，赚点外水。

成都这边，还可以想办法在银行或钱庄帮他们贷款，这一项，我父亲是什么熟悉的，也有可靠的朋友。

而进货，父亲要找我给他们帮忙。

好在腊制品一条街离我们家也很近，几分钟就可以走到。

上海的销售价比成都高几倍，而成都的产品却运不出去，所以，这笔生意大有可为。

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晚上就去了腊制品一条街，找到一家最大的商店。

一进去，立刻有店员来问我：“先生想买点什么东西？”

我想和她开玩笑，就用上海话说：“我是上海来的小商人，想买点腊制品到上海！”

那个营业员小姐说：“要多少？”

我回答她“就几吨吧！看了质量之后再说！”

那个营业小姐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可能在想：这人真奇怪，说是上海来的人，要买一点东西却又是几吨，是不是疯子呢？她也不说话了。

我心中什么好笑地看着她，她也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笑了笑说：

“找你们老板来吧！”

她好像才醒过来一样，跑去找老板。不一会老板出来了。

老板是一个50来岁的中年人，虽然可能那位营业员给他说了什么，但他还是很客气地让我坐到客厅，还上了茶。

那个营业员也没走开，我想，她可能是想看今晚遇到的到底是什么人，又是怎么一回事。没等到老板说话，我就先开口了，用成都话说：    “你们这位营业员小姐一定以为今天晚上遇到了疯子是吗？”我问她：“对不对？”

她笑了笑没说话，我转过去向老板说：

“你们这位营业员很是可爱。”她没有立刻把我赶出去，我应该谢谢她。

那个女孩笑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老板说：“不会的。”她只是在一旁笑，也不走开。

我开始跟老板谈生意了。

我首先说：“你们的腊制品能保证质量吗？数量可能需要几吨，包装如何？”我对那位营业员说“你看，你没遇到疯子吧！”弄得大家哈哈大笑。

她只说：“你好幽默啊！”

我把情况给那位老板说明以后，他回答说：”上海方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只是没办法运过去。价格我们也了解一点，只是做生意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算个人的帐，只赚自己想要该要的。”

我说：“很好，今天先了解情况，以后再做决定，一切按商业规矩办事。”

老板一定要招待吃夜饭，推也推不掉，只得同去了。还叫上了那个营业员女孩，原来她是老板的女儿，晚上帮忙看生意，碰巧遇到我这个人。

她改口叫我叔叔，我心里觉得好笑。我问她：“你多大？”

她说：“16，上初中三年级，”

我说：“你猜我多大？”

她说：“25岁！”

“你猜错了，”我说，“你觉得我真的有25岁吗？”

她说：“有。”

我说：“你叫我叔叔，我却只比你大两岁，我今年18，上高二，你该叫我什么？”

她不好意思地说：“那叫你哥哥好吗？”

她父亲开口说：“小孩子说话没准，不要见怪。”

吃饭的时候基本上是我在跟她说话，我说：“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已经在国外的战场上打日本鬼子了！”

她觉得好奇怪：“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听说成都有一批学生参军到国外打仗，那里面有你吗？”

我说：“你猜对了！我15岁初中三年级顶别人的名字，去了印度和美国兵一起作战，做保卫保障工作。”

她又奇怪了，说：“和美国人一起，会说英语吗？我现在也是初中，很喜欢英语。”原来她在成都华英女中教会学校上学，那是外国人办的，很注重英语，应该学得不错。

我让她说几句给我听，她却不愿意开口，只是笑不说话，她父亲在一旁打圆场，说：“快吃饭，菜都快凉了。”

吃饭以后，她请我去她们的店上，我跟她讲战争的故事。

好在我家离她们店只有一条街，很近，多玩一会儿也行。于是我们两个人守店，她父亲去商会谈货源的事。

这孩子天真活泼，外向，是学校教育的结果。

我们谈到成都1944年学生军的事情，她说她们小学也组织了欢送队伍，她也参加了，后面的情况就不知道了。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也没有再见到学生军回来，就把这些事儿忘记了。现在又说起来，她很感兴趣。

她在学校成绩也不错，她们学校有高中部可以直升，也就没有中考那一关了。

说不完的话说不完的故事，时间到了，该分手回家的时候了。

我看得出来，她也不想让我走。没办法，我只得说，假如你有时间，父母也同意，可以星期六下午来总府街，约一两个同学到我家乡下中和场去玩。

我回家把生意的事情也给父亲说了，他说明天飞行大队有人来商量。

第二天飞行大队的人来了，是姑父赵建于。我给他说了情况以后，他说从来没做过生意，一切由我们决定。

一架飞机一次可以运一吨，两架飞机可以运两吨，三天以后来运货，货到付款。

后来货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把钱打过来了，利润也适当地分了一点给我们。

当天晚上，我去腊制品店把计划告诉他们，定金先给30%，谈好第二天来取。

我重申质量一定要保证，包装50公斤一件，一定要美观卫生，买主是上海南京路大公司，货物要绝对没问题。

货运走的时候由父亲付钱，总之一切按商会的规矩办事。

老板的女儿听说我来了，又跑过来跟我聊天，听我讲故事，说英语。

其实教会学校教得也很不错，只是他们交谈说话的机会少，说起来不够流利。

她真的好喜欢听我说英语，她也知道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曲，也看过电影，只是不会唱英文版本的。她一定要我教会她，学会后到同学之中去表演。

我于是先教她英文歌词，然后再教她歌曲。她学得很认真努力，两个晚上就学会了。但一定要我带着她唱，不然就唱得不流利。

这样，每次去他们店上，我都要十点才能离开。

果然，星期六她带了一个同学来到总府街找我，我们一起回中和场吴家花园。

到街上时候，天已经黑了，还有一里多的路才到我家。我们走的是乡下的小路，又是天黑，有些害怕，只得买上一根火把点燃。

我走前面，火光照着，她们走后面，慢慢地才到家。

农村的习惯是天黑就睡觉了，好在我们在街上吃了晚饭，回家安排她们住下，大家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我习惯起得早，她俩也起来了。

跟她们俩一起走到田野间，在花园走走散步。

月季花、茶花、桂花都开了，尤其是桂花，好香啊......

乡间的早晨比城市里安静了许多，鸟叫声也特别好听......

吃了早饭后，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去赶场。

街上好多人，我们绕着走了一圈，发现都是小食品卖的多。

我和她们两个人先回到家中，坐在花园里聊起来。主要是当兵时候的故事。

我们讲回国后的上海南京，抗战胜利虽然把日本人赶走了，可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好太多，甚至更加困难。我们谈到孔英、陈林梅两家的情况，谈到我对她们的帮助以及建立起来的友情，她们听了也非常感动。

大后方和敌占区真是天地的差别，中华儿女奋起抗战，殊死战斗，成都的学生就成了她们的榜样，值得尊敬了。小孩子她们哪里知道这些，我就教她们说英语、唱英文歌。

时间在游玩中很快就过去了，午饭后又玩了一阵，才坐黄包车回到成都。

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才各自回家。

腊制品的生意走上了正路，我只是每一次通知他们一次要多少货，什么时候去拉走就行。我每次都能见到老板的女儿魏小姐，等腊制品的生意做完，我们也就成为好朋友了。

一天，我去他们店上，她父亲给了我300元，说是这批生意的中介费，这是商业上的规矩。

我父亲他们是否也分得了一些钱，我就不知道了。

我拿着钱回家就交给了我母亲，只要了很少的零花钱。

Ⅷ 魏一琳

校园生活过得很快乐，时间也过得很快。转眼到了高中三年级。

一天，父亲告诉我，国民政府对1946年前复员的学生发出召集令回部队，召集令他收到了，但是他觉得不能回去了。

从当时形势来看，1949年内战的胜败已成定局，国民党肯定要打败了。1944年参军到印缅作战，能回来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次就不去了。

大哥也在西北与解放军作战中被俘虏，放回家来后准备到川大上学；大姐也从广州回来了；姐夫在与解放军作战时被打垮，到广州当副团长去了。

露易丝也通过驻华美军的关系，从美国来信，要我实现诺言——在高中毕业后去美国。父亲不让我去，我只得留在家中，哪儿也去不了了。

高中三年级上学期，成都西门中学举行联合运动会，我参加了标枪比赛，得了第一名；5000米长跑，得了第一名；还得了足球赛的冠军。

在高中三年中，星期天早上也会和父亲一起去少城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的纪念碑旁边——社德会茶铺喝茶。

那里有中国古箭的练习房，父亲在那儿有弓和箭，早上射箭锻炼身体。

我也学着射箭，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马老师是我的导师。

因为我的臂力好，所以很快就学会了。而且50米的靶子，三个靶心，红心我都可以射中，比父亲和马老师都射得好。

因为我住校，所以一般周天下午就要去。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去上学的路上，经过射德会，时间还早，我就跑到社德会去练习射箭。

第一箭射到靶子的第一个红心，第二箭射到中间一个红心。围观的人欢喜地拍起手来，有人说：“你能射到最下面的第三个红心吗？如果你能射到，我就请你去餐厅吃饭。”

那是一个中年男人，约50岁左右，一家四口逛公园，看到我射箭，出于热闹鼓励我。

我只能说：“那我试试吧。”

我正好马步，拉开满弓，瞄准第三个红的圆心，发出去，立刻就中了。

中了以后一阵欢呼，大家说“请客请客”，那个中年男子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走！到外面池塘的努力餐厅，我请客！”

我婉拒说：“伯父，我得去上学了。”

他儿子说：“才下午两点，还早，非吃不可。”

我说：“那就去吃蒸饺吧，那是祠堂街成都的名小吃。”

他们四个人加上我，一共五个人，我们就去了公园桥旁边吃饺子，顺便聊了起来。

他们问起我的姓名、年龄、学校，我都一一如实相告，谈到华阳县中高中部，他们说他们家就在文庙前街，很近。听说我19岁读高二，他们有些奇怪了，觉得19岁至少应该是高中三年级了。我只得说：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最危险的生死决战阶段，我初中毕业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到印缅，对日作战，打通那条唯一的美方军用物资运输生命线——史迪威公路，与美军一起战斗。”

这一下他们来劲了，一定要我讲战争的故事，那说得完吗？只有讲一些，到下午近七点，非得上学了，只得告别他们，去学校了。

高中二年级，暑假期间，我在三街道住了好一段时间。

我住楼上，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大约隔了20公尺，中间有一道高墙，从二楼的窗子上可以看到那些邻居。

窗子里在放留声机，歌里唱的是《夜半歌声》。

好几天中午都是那首歌把我吵醒，开始无所谓，后来天天中午都放这首歌，我就有点好奇了。

有一天，我路过那边的大门，大门跟我们家大门很近，里面出来一个中年妇女，那是佣人。她走过我们家门前，我顺便问了一句：

“大嫂，你们家那边每天中午都是谁在放留声机？只放那一首歌。”

她回答说：“是我们小姐。”

我问：“多大？”

她说：“20多岁，在光华大学读书，父母在上海做生意，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我说：“知道了，因为我也很喜欢唱《夜半歌声》那首歌，有同样的爱好。”

有一次，我骑车上街，她也刚好骑出来，我们走同一个方向，顺便就问了一句：

“你好。”

她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从此以后遇到就经常打招呼了，慢慢地就熟悉了。

后来说话也多了一点。

她姓魏，叫魏一琳。

有一次她回家，我也回家，在她家门口相遇。

她大方地邀请我到她家坐坐。

她们家的小花园有好多月季，那正是我喜欢的花。

有时我在楼上看书，她也在他们那边楼上看书，我们经常打一下招呼说几句话。

时间一长，就进一步熟悉了。

有时候她也过来玩。

我们家的姊妹兄弟众多，她家却只有她一个人，很孤独。

所以她就经常过来了，慢慢的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

我才知道，她是光华大学的校花，有一个很好的男朋友，但是不幸英年早逝，她很悲伤，所以常常听《夜半歌声》。

这首歌我也喜欢，而且会唱。她也很喜欢听我唱。

但我劝她说：“不高兴的事情就忘记它吧，别再想了！”

后来她经常和我们一起玩儿，不久，她终于走出了那一片阴影，还原成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女孩。

她虽然比我大一岁，但她只有1米6，比我矮15公分，体重我就比她重了50斤。

有时我也跟她一起去她们学校——光华大学。她总是笑着把我介绍给她的同学，说我是22岁的抗日战争胜利回来的英雄，然后回过头伸出舌头笑笑，真是天真烂漫。

有时她也和我们一起回到中和场的吴家花园去，漫山遍野地跑，把什么悲伤也忘记了。

我高中毕业，自不量力非理工专科不读，考大学却名落孙山。

准备回家自学，到明年再考。

一天早上，我住在同学周平浓家里，他小妹妹拿了当天的报纸给我们看，突然发现上面有一则招生广告：四川省体育专科学校招收高中毕业、两年制大专和初中毕业五年制中专毕业的学生。

周平浓和他的父母都建议我去报考，找一个学校暂时读着，反正省体专不但不收学杂费，连伙食也是免费。这个是政府供给，来培养师资人才的学校。

我决定去报名，发现连报名费也不收，只交了两张一寸的照片。

体育是我的强项，球类技巧、田径我都不错。

考试结果我是第一名，考入了省体专，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习。

我们学校离光华大学很近，下午下课以后都可以到那边去走走。

魏一琳小姐没住校，她每天都回家。但只要我去了，她就会留下来住在学校。

我一起散步聊天，讲印缅战场和上海南京服务，还有露易丝的故事。

露易丝从美国发来的，让我实现诺言，去美国与她见面的信，我也给她看了。

她看不懂，还让我朗读并翻译给她听。

她说：“想不到你的英文如此之好，为何不考大学的外文系？”

我说：“我当时只想考理工学院。”

四川大学校庆，请我们学校的足球队去跟他们学校的足球队打友谊比赛，我是校队的一员，和我们同班的一些同学去和川大比赛。

换衣服的时候，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都帮我拿衣服。

比赛开始，我打前锋第一场，没胜负。第二场，我第一个球已经进入12码，进球是很快的，可是对方的守门员在叫我。

我抬头一看，是我在印缅当兵的战友，我只得轻轻一踢，正好打在他的手上，第二场就结束了，这是平手言和，皆大欢喜。

事后体专的同学都说，我那个球本来应该进到球门，为什么不踢进去，而是踢到球员手中？我都说：“这是友谊赛，我们是客，何必跟主人过不去呢？”

吃饭的时候，川大足球队11个人和我们学校的20多位同学一起联欢，谁知道魏一琳小姐出现了。

她也在看我们的球赛，她看到当时的情况后对我说：“你做得很好，友谊第一。”

吃饭的时候，她坐在我旁边。

四川大学的球员和我的战友都说：“这么漂亮的女孩是谁？”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

她摇了摇头，只笑不说话。

我就只得说：“她是光华大学的校花。”但是没说我们的关系。

有同学说：“是女朋友吧！”我看着她说：“我没资格。”

她哈哈大笑，小声说：“你真会说话。”

我说：“你是看到那有几位同班女同学在，不想使她们失望吧？”

她笑着点点头，她真是个十分聪明的女孩。

回到省体专以后，真的有班上的女同学问她是我的什么人，我只得告诉她们这是我家的邻居。

国内的内战，国民党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

大姐带着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回家，姐夫已经去了台湾。

重庆快解放的时候，姐夫的战友从重庆专车来到成都，让大姐赶快跟他一起坐他的车离开。那是一位国民党的上校团长，他们去重庆飞台湾。

大哥本来应该在川大上学，可是也回部队与大姐一起去了台湾。

父亲却把大姐大一点的一儿一女留下，说：“你们在外面打仗东奔西跑，孩子读书不方便，留下来在家中，好读书。”大姐最终只带了一个最小的女儿走。

当时大姐问我去不去台湾，父亲不让我去，我也不想去。

父亲与援华美军空军司令陈纳德将军的远东贸易公司做的克林奶粉生意失败了，十几万美元血本无归。为了还账，父亲卖掉了20多亩田和三道街公馆。

本来也可以卖掉吴家花园，把成都三道街的公馆留下，那样一来，之后就不会丢掉了好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在成都一个小小的财政厅督导员算得了什么官呢？

可是父亲却认为，一大家人住在城市中，青石板上草都没生一寸，生活怎么过？在农村倒是可以种庄稼，至少吃饭不成问题。

这个不正确的决定，使得一家人的命运改变，后来几乎走上灭亡的地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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