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告别社恐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读书笔记

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未曾想过我会写下本书。幸好凭着回忆和随记，母亲生前给过我的报纸、书单、演讲稿、书信与母亲互发的email，和母亲一起写的博客，加之家人、朋友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完稿。虽然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我已记不太清楚，以至于一些对话让人不知所云，但我已尽量让本书真实地记录我和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呈现当时说话的场景，请大家不要局限于书中的文字。母亲曾对我说：“做事情尽你最大的努力就足够了。”我想我并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

书籍成为我们探索彼此想法的媒介，让我们可以自然地探讨那些我们关心但又不太好开口相询的话题，也能让我们在焦躁和紧张时不至于太尴尬。在母亲确诊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聊的书越来越多。

   我想对母亲一生的经历有更多的了解，还想知道她做出过什么选择，所以我常常把话题往那方面引。不过她也并不容易被我左右，因为常有自己的见解。很久之后，我才发现这一点。

可以说，这个读书会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读书会。可能我们的生活本身始终都存在一个读书会——只是母亲患病后我们才发觉它的存在。我们不曾太多地谈论读书会本身。更多的是谈论书，谈论人生。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太多想看却看不完的书，太多该做却无法做到的事。而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一个道理：读书跟行动并不矛盾，阅读真正的敌人是死亡。在我阅读母亲心爱的书籍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而在我向他人推荐这些书的时候，母亲的精神将会延续下去，传递给他人，母亲的“一部分”就这样在这些读者中流传下去。她是如此热爱这个世界那些爱也将会感动这些读者，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

若把我们家比作一家航空公司，母亲是中心总调度，其他家庭成员则是停机坪上等待起飞的飞机。我们不能直接飞往目的地，必须要经过母亲的调度。她负责管理我们，决定哪个人能先飞，哪个人可以着陆。父亲也处于母亲的调度之下尽管相对于子女来说，母亲对他的控制并不那么严格。

我们必须谨慎地依母亲的调度计划行事，这让我们分外困扰。就像一班晚点的航班也会导致机场秩序大乱，调度备用机，登机滞后，乘客只能在候机大厅里休息等待通知一样，母亲认为计划外的一点儿变化都能让我们的生活一片混乱。因此，哥哥、妹妹和我，只要出现跟母亲商量过的计划有变的情况，哪怕是极微小的变动，我们也会感到不安。

她真的休息过吗？这不好说。对她来说，“懒散的”一天就是聚精会神地回复e-mail，或者“击打”书桌（她一直觉得自己打字的行为，就像在与一个不断吐纸的怪兽战斗，仿佛不打败它，它就会把一切完全破坏似的）。她只有读书的时候才会真正安静下来。

看着母亲拖着病弱的身体，疲惫地应付生活中种种需要她帮助的需求，家里其他人开始不安起来。我们不能因为她不去休息，老是病怏怏的，就跟她发脾气，因此只好相互间争吵——我们拿种种借口来发泄情绪，迟到、早到、忘记其他人的生日、挖苦，甚至买错了冰激凌的口味，都被我们当作借口。我们不希望母亲听到我们的争吵，但偶尔难免让她听见。她总会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消除矛盾，让我们对自己吵架的行为感到无比惭愧。

在告诉了母亲那对夫妇的结局后，我说：“我常想事情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我知道她常会先看结局，所以大胆地讲了出来，根本不担心她因为事先知道了结局而扫兴。

母亲回答：“我想应该不会，可能因为主角们觉得事情应该有不一样的结局，所以你才会这么想。”

母亲的病态和疲倦越来越明显。即便她的皮肤颜色不是那么蜡黄，但整个人却更加消瘦，两颊凹陷进去，皱纹也加深了。这让她的招牌式笑容看起来不那么灿烂了。但是，当孩子们围到她身边的时候，她马上又显得容光焕发了。在那次旅行的一天晚上，母亲告诉我，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那一时刻更幸福了。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里一个主角曾说过，他们夫妇之间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是缺乏耐心就是缺乏爱。而我们两者皆具备。

接着话题又转移到我身上。“你想休息片刻吗？”她问。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有些不情愿地说，“我都不清楚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完。”那时我在一家出版社任总编辑，正准备去德国参加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

“你只要做好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就好，其他的做不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母亲一直这样开导我，但她自己却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妈妈，要是你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必定能做到，我们来打个赌吧。不管怎样，后面这几天你依然会很辛苦，而且你身体还不好。”

我知道，在母亲确诊之前，我们全家都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忙碌状态。聚餐、参加宴会、拜访朋友、义卖、开会、做计划、接人、买票、做瑜伽、工作、去健身……我们都害怕闲着，因为一无事可做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形形色色狂热的活动几乎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只有父亲闲了下来，即便那是发生在他住院进行针剂治疗之后。一切都会好的，任何事都可以重来，从一开始就避免不好的事发生，只要我们继续忙碌就行。

假如像猜测的那样，情况可就有点糟糕了。

她的肝脏上也有癌细胞。“不用担心，没多大事。”母亲说，“你不用提前回国来看我。”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母亲又回答了什么。但她迅速转移了话题，开始谈论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对她说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觉厌倦，我抱怨有太多的会议要开，太多的e-mail和文件要处理，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领一样母亲劝我辞职：“提前两周和公司打好招呼就行了。先离开工作岗位，然后再去想你以后做些什么。如果你获得幸运之神的青睐，有辞职的本钱，就要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幸运。”这并不是母亲由于得癌症才有的新想法，她一贯这样主张。虽然她热衷于将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精确到分钟，但也明白偶尔服从冲动的重要性，只要那个冲动导致的是一个正确的结果。

接完电话后，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主持晚宴。餐厅距离我住的酒店约一英里远，我想走路去那里，顺便厘清思绪，可是我心里乱糟糟的。我有一位好朋友与我一起主持晚宴。我只告诉了他母亲得了癌症的事情。我头昏脑涨，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我问自己：面前这个喝着啤酒、吃着炸肉排、不断发出大笑声的人是谁？我命令自己别多想母亲的事，别去想她是不是感到害怕、悲伤或愤怒。我记得她方才在电话里和我说她是个斗士，她会和癌症斗争到底。我记得我说我知道她肯定会这

样做的。我想我应该没在电话里说我爱她，这三个字听起来有点太煽情了，似乎要生离死别似的。

我在晚宴结束后回到酒店，环顾着房间，然后看向窗外美因河在城市璀璨的灯光下差不多消失了。外面下着雨，路面被打湿了，闪闪发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车道的界线。蓬松洁白的羽绒被被酒店服务员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边放着一摞书和酒店的杂志。这个夜晚，我看不进去一个字。我喝多了，醉得厉害，我的内心迷茫，我失去了方向。那一刻，我明白我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永远也无法回到从前的样子。我读不进去书，因此就做了些在酒店里该做的事情。我打

开电视，不断地换频道：从酒店自己的宣传频道换到购物频道，再换到欧洲体育频道和各种德文频道，最终画面停在熟悉的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和拉里·金脸上。

过后我和母亲谈到那个晚上的时候，最让她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选择了看电视，而不是书。母亲这一生，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茫然无措，她就没办法静下心看电视，但常会在书中找到给她以安慰之处。书能使她精神集中，使她平静，带领她走出困惑，面对现实，而电视会干扰她的思绪。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多么了解苦难在人间的地位；

了解苦难发生的时刻，别人总是或在进食，或在开窗，或在默然走过。

那时候，我认为这诗里面的“别人”指的正是我。母亲在经受痛苦，我却在接着过我的日子。

“妈妈，你确定不用我现在回家吗？”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每次和母亲通话时，我都这样问她。

“别犯傻了。”她说，“认真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通话中，她终于详细地向我复述了她是怎么得知自己得了癌症的，也谈及了第一位肿瘤医生。在这位医生问及母亲是不是曾出国工作时，母亲和妹妹马上就对他产生了厌恶感。母亲问我：“你觉得医生会问一个男病人此种问题吗？”她还极力夸赞妹妹的表现。妹妹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很有条理，所有该问的问题也都提了出来。因为她在苏联工作过几年，清楚在必要的时候该怎样做出反击。

“因此，这一次得到的教训是……”母亲停下话头。我等着她说下去，无法想象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救援组织需要告诉大家，假如要前往类似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间或后来得的一切疾病都归咎于这次旅行。这不过是巧合罢了。我们必须要让人们了解这一点。”母亲说。

这即不幸中得到的教训？一条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去偏远国外工作的须知？

现在波拉尼奥和托马斯成了我心中永久的回忆。这并非因为他们都写了和伤痛有关的故事，而是因为母亲生病后和我第一次一起看的书正是他们所写，而且带来了与奥赖利医生给我们的希望截然不同的某种希望。这两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必退缩和感到孤立无助，即便母亲和我的人生道路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彼此分享阅读体会；在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不必把身体是否健康放在心上，这不过是一位母亲和一个儿子一起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此外，阅读带来的让人安心的力量是我们

亟须的，特别是在母亲生病后出现了恐慌和巨变的情况下。

但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记得我当时工作很忙，一直认为和母亲一起看书太浪费时间，对她也没什么益处，而我又不能看自己始终想看的书。而假如我没有看她认为我会喜欢的书，她的言语间都会流露出失望。于是，我只好继续看她推荐的书，同样我也会向她推荐我觉得她会喜欢的书。从客观角度讲，我们的读书会是母亲在偶然间促成的，而我是勉强加入的。

电话那头母亲沉默着，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的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说话了：“我讨厌这次谈话，因为它有点让人沮丧。罗杰告诉我做化疗的时候会非常痛苦，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需要他人日夜陪在身边照顾自己，而且疼痛感会很强烈。”

在阿拉伯神话中，魔瓶中的妖怪只要有机会被放出来，就很难再把它装回去了。我觉得让母亲跟罗杰聊聊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认为罗杰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我以为他能燃起母亲的希望。我听出了母亲声音里的哽咽，那是她得知自己的病情后第一次表露出难过。她不断地告诉自己和全家人她是如此幸运，有医疗保险，有美好而精彩的人生，有可爱的孙子孙女们，有意义非凡的工作，有优秀的医生和非常爱她的家人，在医院工作的侄女还帮她安排就诊事宜。她不断地重复这些

赞美的话，然而我从她的声音里察觉到了异样的情绪，那是恐惧。事情究竟会发展到多悲惨、多痛苦的境地才会令母亲如此害怕？

为什么我没想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事先我没跟罗杰谈谈，看看他会说些什么？为什么我老是好心办了坏事，把一个人介绍给另一个人，自以为是在帮忙，但有时还不如不帮。我懊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能吞吞吐吐地说：“我很确定（我为什么那么确定呢？）如今的医疗手段和以前不同了。那个得了癌症的人早就去世了。如今的医疗技术肯定比几年前更好更见效，不会让人那么痛苦。”在生活中我经常向别人提建议和做推荐：你应该跟这个人谈谈；你应该读下这个说明书；你应该去这个饭店试试；你应该点这道菜……建议很棒，但结果有时却很糟糕。我回想过去，对自己是否在推荐之前深思熟虑过感到质疑。烧烤餐厅里真的是奥斯汀最棒吗？是否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所以才有这种感觉？

对于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什么的那些人，我告诉他们，只要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无论说什么都行。我有一种直觉，母亲若是知道大家都关心她，一定会感到很开心。这回我猜对了。朋友们的问候让她很欣慰，她也把这些跟我一起分享。我的一位老朋友写了封编年体体例的信，讲述她与我们家几十年的情谊，还邀请母亲参加她的生日party，或去她家享用一顿安静的晚餐。母亲最早收养的孩子的姐姐寄来一张非常有爱的图画，画上写着：“一艘纸船行驶在盐与沙的河上，它会带走你的痛苦。”还有些人写信说母亲曾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此外，还有些歌功颂德的话令我感到惊诧，这些葬礼上才说的颂词，现在说未免太早了啊。但母亲似乎很爱听，毫不介意。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好的。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在知道你还能够感动他人的时候享受这些呢？

这一点母亲做到了，但她也坦白，在看到或听到有人对她说“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治愈”时，心里会感到或多或少的不愉快。

母亲刚给了我一本《灿烂千阳》。这本胡塞尼的新作，写于《追风筝的人》之后。2003年《追风筝的人》出版不久母亲就发现了这一佳作。她特别喜欢这本书，向别人极力推荐。她被这本书和作者深深迷住了。胡塞尼是喀布尔人，生于1965年。他过去在阿富汗的小学读过书，11岁时和做外交官的父亲搬到巴黎。1991年苏联解体时，胡塞尼一家以难民身份留在美国。后来，他当了医生，在每天上班前抽出一点儿时间，写作《追风筝的人》。在作品即将完成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了。恐怖组织袭击了美国五角大楼，使胡塞尼产生了放弃写作的念头。但他的妻子鼓励他写下去，因为这本书能够让人们看到“阿富汗人充满人性的一面”。母亲觉得胡塞尼这一点做得很成功，她不但了解阿富汗人，也喜爱他们。书里的阿富汗人都很可爱，和她在阿富汗实际见到的一样。她不用再费力向别人解释她喜爱的那个一再被误解的国家，人们只要去看《追风筝的人》就能理解了。

我并不完全同意母亲对《追风筝的人》的评价。虽然我也很喜欢这本书，不过我认为它的情节有点过于夸张。把恶毒的塔利班组织描写成纳粹，有这个必要吗？书里面还安排了一个使用弹弓的重要情节，我也很难信服。如果我对母亲喜爱的书发表不同意见，她就会皱起眉头。这是因为她觉得你没找到重点，过分地抓住某一点不放，并非因为你的意见和她的不一致。这就像她说的是某家餐厅食物的优劣，而你却忙着批评装潢不好。两个人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在做决定之前，要事先想一下做出决定后会不会后悔，要做好两手准备。当陷入两难境地时，那个在需要时能重新再来的一个是最佳选择。少有人走的那条路不是个好选择，要选择有逃生通道的那条路。在我们人生的不同时期，可以不假思索就去异国他乡待一段时间，我想这就是原因。若只待在家里，就无法去其他地方。而不管你去了任何地方，总是有机会再回来。

母亲认为我必须要看《灿烂千阳》和《沉沦之人》。而《疾病的礼仪》，则是母亲希望我去看的书。这本书在我的床头放了好几天，我翻都没翻一下。我觉得没必要看这本书，我只要凭借自己的常识去断定就没问题了。

我之所以喜欢纸质书，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有真实的存在感。电子书没有物质形态，也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印刷品是真实存在的占据空间的东西。

那个夏天，母亲和我看的书篇幅都比较短。后来我们则开始一本又一本地看鸿篇巨制。也许这意味着另一种代表希望的形式。看完波拉尼奥、托马斯、哈伯斯塔姆或胡塞尼的书你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它们都属于篇幅较长这一类。我对母亲说，我们看的这些书除了都是大部头的书外，还表现了同一个主题：人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当然干扰远不止这些。尤其在最初的时候，除了志愿者研究人员，负责收集参与研究同意表的工作人员也都会时常过来问个不停。母亲是个不喜欢被打扰的人。我习惯在早上八点给母亲打电话，这个习惯保持了好几年。我不是每天都打，不过大多数时候都会打。她和父亲都有在接听电话时，同时再接听第三个人的来电的习惯。就算是这样，她也会觉得很烦躁。有时候我跟她电话正讲到一半，之前保留的通话突然断掉，她会很烦躁地说：“完了，我还有另一个电话呢。我都忘了。”

我也讨厌被打扰，虽然我有时会打扰到别人。我经常会把其他人说的话忽视掉，抢着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我的故事更有趣，更精彩，更重要，因此常常忘记他人的故事也可以让我受益匪浅，值得不断琢磨。

母亲则恰恰与我相反，她很少打断别人，更不会对别人的故事妄加菲薄。她更愿意做个倾听者，然后提问，她不会提一些问题敷衍了事。（比如，你在凤凰城待了几天？）她提的问题常能够让对方说出自己的很多感受，如从中获得了什么，哪些人令其印象深刻，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因此我马上重新转换话题到书本上，开始谈论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最寒冷的冬天》以及接受他采访的退伍老兵们。“妈妈，你知道吗？愿意与自己的家人谈论朝鲜战争的老兵基本一个也没有。这是我从别人那听来的。他们的子女和孙子辈也说这是头一次听到父亲和祖父提起战争。我还听说有的老兵将这本书直接拿给自己的子女和孙子辈看，他们还是无法说口。”

“这也体现了书的一个作用。书对我们的诉说有所帮助，让我们在不愿谈及自身的时候，可以聊聊书。”

我们坐在那儿继续探讨。母亲表示她确实认为个人生活纯属隐私部分。她觉得秘密对于现实生活并没有任何用处，也不值得好奇。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并非太少。她认为一个人要对自己的私生活保密并不需要任何理由，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如此。她甚至觉得即便是政客也该有自己的隐私，除非他们是伪君子。要是对别人的过去一直抓住不放，那么永远也不会找到足够数量的正直且有趣的人来干活了。

“太好了。”问话的女子二十多岁，穿着简单的裙子，搭配一件V领毛衣。她的脸瘦削，态度热情，看起来很友好。

“好，那我们开始吧。”她开始进行解说，一副熟练的样子，“我们在做的这项研究，对象是处于第四期癌症阶段，且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他们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其他器官或全身，其心理健康与支持系统的调查……”

当这个年轻的社工解释说参与调查的病人会被分成两组时，我的注意力开始分散。一组病人接受心理咨询，另一组则没有。调查会在治疗开始和结束阶段进行评估。他们还希望能和病人的家属进行沟通。母亲需要把表格拿回家，填好后签字，父亲也需要签字，愿意参加调查的其他家庭成员也需要签字。接着她又问了几个问题：母亲信仰的宗教（基督教）；她祷告的频率（每天）；是否觉得幸福（是的，虽然身患癌症这件事她不喜欢）……母亲的回答让她情不自禁地笑了，但难免有点紧张。

“好吧。”母亲在她离开后说，“这可真让我惊讶，我猜你爸爸肯定也会惊讶的。”

“关于调查？”

“不。我已经处于第四期癌症阶段了，我过去都不知道。”

我想到了《疾病的礼仪》，开始思索自己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家人在网上查了资料，上面说癌症四期的病人一般只有三到六个月的存活期，这不免让人感到绝望。不过对于那些癌细胞扩散了的病人，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母亲拿了一盒又一盒的药，有刺激胰腺的，有治疗呕吐的，有缓解疲倦的，有治疗失眠的。药品的价格从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母亲有时不需花一分钱，有时却全要自付。这其中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因为总有意外情况发生。

母亲很淡定。无论需要她支付的账单金额多高，或者医疗保险能替她支付多少，她总会对我或自言自语说：“这不公平。那些付不起费用的人得怎么办呢？”

母亲一直关心全民健康保险的问题。她受益越多，就越觉得不公平，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好药的。每次去药房拿药都会忍不住谈论或嘲讽咒骂政治。

父亲与母亲在父亲的一位朋友拜访时相识，初次约会父亲就向母亲求了婚，而母亲也点头同意了。就在订婚几个月后，1959年他们结了婚。那年父亲三十一岁，母亲二十四岁。

父亲后来跟我聊天时说，现在回想他的求婚，觉得一切都很不可思议。他对母亲一见钟情，而他并不确定母亲会不会选择他作为人生伴侣。他们在康涅尼狄格州举行了一场基督教形式的婚礼。作为一位严守教义的犹太教徒，祖母必然会反对这件情。母亲听从了一位好朋友的建议，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在我们小时候，母亲就喜欢读书给我们听。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都会听故事，她讲的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母亲固执地认为我们不应该听同一本书，虽然我只小哥哥18个月我们每个孩子都有权利选择晚上要母亲读的书。我第一喜欢的书是罗曼·里夫的《爱花的牛》。这本书出版于30年代，讲述了一个经典故事，主角是一只热爱和平的牛（因为希特勒痛恨这本书，曾下令将其烧毁）。我第二喜欢的是克罗格特·约翰

逊50年代出版的《阿罗有支彩色笔》。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在艺术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以自己的想象力和一支彩笔勾画出美景以及奇遇，最后脱离困境的故事。我哥哥对莫里斯·桑达克的新作《野兽国》非常痴迷。因为哥哥从书中马克思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当妹妹长大一点，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时，她最喜欢的是桑达克的《厨房之夜狂想曲》。她喜爱书中的主人公，以及有点喜欢笑闹（还有点危险）的面包师。母亲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丽迪雅·斯通的《粉红驴子布朗》，这本

书出版于1925年，讲述了两个无法说话但懂礼貌的小孩的故事，他们一起照顾一匹小马。这本书的内容甜蜜得过了头，就算是我们很小的时候也难以承受。

在化疗室治疗期间，我问母亲是否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忘记了给我讲故事。当时我可能十一岁或八岁，我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自己躺在床上，父母的说话声从楼下传来，派对还在进行中。哥哥已经睡着了，他不介意那天晚上有没有人给我们讲故事。我早刷了牙，爬上了床，等着母亲来给我们每人念一个故事。可母亲没有来。我生气地听着玻璃杯的碰撞声和闹哄哄的说话声。楼下的人们笑得越大声，我等的时间越长，我越伤心。我感到孤独极了，还感到被抛弃了。我连睡衣都没穿，穿上拖鞋就跑下楼去找母亲，我觉得她肯定是不再爱我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忘记过给我讲故事。

我听到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那么开心，我更加气恼。

后来，我大哭起来，惊动了所有的客人。母亲跑上楼来，哄了我十多分钟，还向我承诺一切都没有变，我才平静下来。

“你还记得那个晚上吗？”我问母亲。

“亲爱的，我怎么会忘记呢？”母亲回答。

在“带孩子上班”兴起之前，母亲已有了自己的理念—带孩子一起干活。母亲经常安排我们帮她做各种工作，如帮忙整理入学申请材料。在母亲看年龄、SAT分数、性别之前，先看申请人的个人简介，这样就能对申请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没关系，我刚刚写了一封。我认为，身体不舒服不能当作忘记其他人的借口。”

到了感恩节那天，母亲的病情加重了。但她还是坚持让父亲、我和大卫去参加朋友家的庆祝活动。她说自己在家喝点汤就行了。我们从不会对母亲的决定有异议，这次我们也听从了她的意见。

要怎样描述母亲的相貌呢？她高约1.64米，一头灰发，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她喜欢晒太阳，肤色却依旧白皙，年轻时皮肤比雪还要白，年纪大了才开始长斑。有人形容母亲的目光像小鸟一样，她用深邃的目光静静地看着你说话。她坐姿端正，如果是在家中，会双脚交叉；如果是和别人用餐或者开会，她说话时上身会微微前倾。大家常称赞母亲的眼睛充满活力，闪烁着光芒，令人很容易就被她的笑容吸引。母亲脸上也常常带着笑容，当有高兴的事发生，她便笑得更加灿烂。虽然在她眼睛

下面已有皱纹出现，脸上的笑容却从未减少。

母亲对我说，她希望我读《吉利德》是因为书的内容以及对人物的生动描写，还因为故事发生地是20世纪50年代爱荷华州一个虚构的小镇吉利德。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她没说出来，就是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封即将去世的牧师写给他七岁儿子的信。但我猜母亲希望我读这本书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对母亲的信仰进行了完美的描述。

母亲告诉我，她为我们兄妹三人所做的祈祷也一样。

母亲认为这本书如同教堂唱诗班的美妙音乐。她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喜欢上它。我也的确喜欢上了。母亲说再次读这本书时，好似在祈祷。

《吉利德》中有一段文字母亲特别欣赏：“这很重要，是我祖父说给父亲听，父亲说给我听，我又说给很多人听的。当你遇见一个人，当你与他人有亟须解决的问题要处理，就把它当作必须处理的。你必须想清楚，上帝会让你于此时此地做什么。”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一直在祈祷。我的祈祷词出自安妮·拉莫特的《怜悯之旅：关于信仰的思考》，我之前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属于自传类型，不管有没有信仰的人，看了它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但又令人难过。在它于1999年出版后我和母亲就读过了，都情不自禁地向对方推荐。拉莫特说，最好的祈祷就是“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和“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因此我经常这样祈祷，不过偶尔也会祈求具体的东西。比如，一个好的扫描结果，或者能陪伴母亲更长的时间，不论

有没有那样一个人在倾听我的恳求。

我把母亲放在椅子上的手提包递给她。母亲用那只没打针的手仔细地掏出书再递给我。《蜥蜴笼》里那段让母亲记忆犹新的祈祷文字的复印件，正平整地夹在书里。这段佛教冥想，泰莎曾经用它来使心境平和，使他忘记身体上的疼痛，也使他忘记悲伤和愤怒。他开始轻声念诵祈祷文：“愿世间众生，远离苦难；愿世间众生，忘记仇恨；愿世间众生，不受伤害；愿世间众生，免受病痛；愿世间众生，守护幸福。”

“我尤其喜欢最后的那句‘守护幸福’。”母亲说。

“当别人毒打你时，你又如何守护自己的幸福呢？”我问。

“这就是重点，威尔。你无法左右别人毒打自己，但你能够决定守护自己幸福的多少。如果一个人能够守护自己的幸福，那么他就能留住让生命继续的东西；而当他已无法守护自己的幸福时，也知道他尽了最大努力，不再有遗憾。”我心底私下里把“别人毒打自己”换成了“得了癌症”。

“这确实对人很有启发意义。”我说。

“没错，《蜥蜴笼》不仅有启发作用，还让你为之鸣不平。”

在我们的读书会上，我从母亲身上还学到了一点：永远不要对人轻易下结论。如果你不开口，你永远不清楚谁可以或谁乐意帮助你。因此永远别凭借一个人的年龄、工作或经济状况等去断定一个人能不能或想不想帮助你。

许多人愿意谈及死亡，但极少有人愿意谈及就要来临的死亡。母亲则恰恰相反，任何人问到她这个问题，她都会明确地向其表示：她清楚自己得了一种治愈不了的疾病，甚至这种疾病最后还会导致她死亡。任何一个有关一年以后的话题（例如，某个朋友孩子的婚礼），都会将死亡的话题摆在面前。一般母亲会说假如那时她还健在，身体状况还不错，她会很愿意参加。不过偶尔她也会非常坦白地说她觉得那时她也许已离开人世了。有的人依然对母亲提及自己癌症的方式视而不见。他们会说：“我确定你会好起来的。”或者：“你会打败癌症的。”或者他们会讲一些人得了毫无治愈希望的绝症却痊愈的神奇故事，故事涉及他们的朋友、亲戚或明星们等。

一谈及此，母亲偶尔会表现出挫败感。有时，人们愿意相信她会好起来，我认为她确实得到了最大的安慰，也确实认为会有奇迹出现。有时她想谈论她的死亡，有时她不想谈。有时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话题都不同。这种感觉就像坐进一辆乱冲乱撞的车里，司机不给别人任何示意就随心所欲地变换车道。前一分钟我们还在谈论她的葬礼，蓦地她又盯住了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电视剧《第一女子侦探社》，之后连一口气都没喘马上又转换到葬礼的话题上：教堂里不用摆花，道格负责

一切仪式方面的事务（他们已就念诵什么悼词、演奏什么音乐等细节做了讨论），整个仪式时间一定不要多于一个小时。

“那像《爱丽丝漫游仙境》这样的书呢？愚蠢吗？”

“刘易斯·卡罗尔肯定不傻。这本书里有些部分傻，不过它更是一本复杂、完美、令人着迷的书。我不喜欢的书，指的是人物呆板，引发不了你关心他们的想法，你也不注意他们关心什么的那些书。我绝对不会看这种书，因为有太多的书涉及的人物和事情是你关心的，谈论生与死。”

母亲摇了摇头，说：“抽象地阅读死亡并不困难。当然我喜欢的人物死去时，我是难以接受的。你会由衷地怀念那些人物，即使不同于你怀念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你还是会怀念书中的人物。我觉得我一直都无法从《飘》里梅兰尼的去世中恢复过来。对于那些提及癌症的书……”她停下来思索了一会儿，“我不认为死于癌症更不幸，相比于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以及意外或任何其他事情而言。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真实的生活。假如排除掉与死亡相关的书，那么就没有几本书是我们能看的了。”

在她计划出发到日内瓦看望我妹妹一家的前一周，母亲的一个朋友过世了。母亲肯定会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我和她站在她的厨房里，我一边喝着温热的意式浓缩咖啡，一边问她会不会觉得参加葬礼和追悼会让人过于情绪低落，特别在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的情况下。

“葬礼和追悼会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永恒的生命是存在的。”昔日母亲会说她“相信”存在永恒的生命。那天，我留意到她用的词是“知道”。

“要是你得考虑是不是要参加的话，那你就应当去。要是你确实去不了，就不要去了，而后尽快写一封不错的悼函。”母亲有些走神了，“唉，我原本想告诉你一件事，可现在我给忘了。”

“你可以试下瑜伽，或者禅修。我认为确实有益。”当我们坐在一起时母亲对我说。

“我明白。”我回答，“但我没空。”此话一出，我马上意识到我的回答显得如此荒谬，和母亲相比，我的时间多极了。“不过看这种书我认为也会有所助益。”我带着一丝希望补充道，“可能阅读这种书本身就算一种禅修了。”

“也许吧。”母亲说，“不过必然和真正去做瑜伽不一样。

最后，我在晚宴的前一天在床下找到了那本找了许久的卡巴金的《恢复理智》，还是一部鸿篇巨制。

我标示出来打算让母亲看的那页，内容与“打扰”有关。卡巴金在此处指出，我们都清楚打断别人是错误的，而我们自己却在不停地打断自己。

我到佛罗里达州时带来了琼·狄第恩的《不可思议的一年》。我和母亲在这本书刚出版时都看过，但我打算再看一遍。狄第恩在书中写到丈夫突然离世后自己的生活，在书的前几页她对此做了描述。书中还写到她的女儿曾病危，快要死了，后来又痊愈了。悲哀的是，她的女儿死于这本书完稿之后、出版之前，原因是胰腺癌。《不可思议的一年》是一本涉及死亡、悲伤和疾病的书。

狄第恩对丈夫去世的悲伤和自己父母去世后的感受加以比较：

没有人能够预见悲伤何时来袭。这和我父母死的时候不同：我爸爸去世于85岁生日前夕，妈妈去世于91岁生日前几个月，两人在去世之前都度过了好几年的渐渐衰弱的过程。他们离开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孤独（不管孩子年龄多大，在被父母舍弃时都会感到孤独），为以前的时光，没有说出口的话，为不能分享的，乃至不能用一切现实的手段表示的感谢，为他们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所忍受的痛苦、无助生理上的羞耻感，

为所有这一切感到后悔。

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并且不断回头去看那一段话。母亲并不曾去世，她还努力活着。我即使难过也并不孤独。况且我还有机会去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这样我就不会感到遗憾和后悔。我有机会表达感激和减缓母亲的痛苦、无助，还有生理上的羞耻感。

那天母亲告诉了我另一件事——换句话说，给我看了另一件事。她去洗手间的时候，把翻开的《每日的力量》放在了椅子上。那一页的内容是爱默生的一段话，它这样写道：

那些适用于我们，萦绕我们的美丽和奇迹，是快乐、勇敢，还有让美梦成真的努力。为什么不让那颗备受滋养的心，相信自身的力量呢？为什么心不能好好对待一直温柔地指引教诲的灵魂，谛听灵魂的声音，相信未来值得以往全部的付出呢？

“没事，我离开一会儿，马上回来。”母亲说，接着突然起身离开了房间。十分钟后，在我犹豫是否要过去看下她时，母亲回来了，手里端着茶盘。茶盘上有茶壶、滤网、两个茶杯、牛奶、砂糖，甚至茶壶保温罩也拿来了。我急忙起身从她手里接过茶盘，放在桌上。母亲为我们俩倒了茶：“我认为喝点茶会好点。”

喝完茶的确感觉好些了。“有时只需做些事就会使情绪稳定下来，即使是泡茶这种小事。”她说。

“你说还有其他事情想要告诉我，是什么？”我问。

“我的讣告。我已经把我一生的经历都整理好了，包括去过的地方还有一些别的事。我想让你帮我写，尽管我知道这得占用很多时间。我还写了一些信，每个孩子都有一封，等他们长大些再给他们看。我希望他们明白祖母有多爱他们，把每一个都视若珍宝。我相信你会妥善保管这些信，以后会送到他们每一个人手中。”

这时，我哥哥来了。

“太棒了，你哥哥也来了，你们俩一起再看看我的假发我认为它好看了些，如今颜色不那么深了，尺寸也改小了。对了，道格，我还想再和你谈一下葬礼的事，看一下要唱哪首赞美诗，念哪段经文。”母亲和道格就这件事谈过好几回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真的要和所有人说明白，要是他们预备一直哭个不停的话，就别来了。就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我还活着呢。”

我还在等待最后一次重要的谈话。我会在那次谈话中对母亲说，我有多爱她，我因她的成就而感到非常骄傲、自豪，她对我的意义多大，她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而她也将会对我说，她为我骄傲，但她一定会说对一些事情她感到抱歉，也会告诉我感到抱歉的原因，而我会机灵地说：“我完全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我们有许多次机会可以进行这种重大谈话，但都没能实施。

在这个下午，我陪母亲看完医生回家后，在客厅坐了片刻。突然，我听见自己脱口而出才从脑子里蹦出的话：“我认为我可能要写本书，关于我们看过的那些书，我们进行的那些讨论，以及我们的读书会。”

“哦，亲爱的，你别浪费时间写这个。你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要写。”

“我有这个想法，也打算去写。”然后我的声音嘶哑了，“因为我为你骄傲。”

我想我本来打算说“因为我爱你”，但我说出来的却是“为你骄傲”。然后我想，我爱她，她一定知道，但我为她感到骄傲，就确定不了她知不知道了。所以，也许我那么说也是有原因的。

母亲盯着地板。我快要回家了，在我还不曾意识到要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很快轻柔地亲了下她的脸颊，因为担心弄伤她的皮肤。我站在公寓门外，下楼的电梯按钮按不下去，到底是我不愿意按还是电梯坏了，

我也不清楚。我盯着家里的门，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很快她就不会出现在那扇门后了，我无法再和她谈论书籍还有别的事情。那一刻，我感到尖锐的疼痛袭来，那种痛好像心脏病突发一样，而那不过是出于惊恐。最终，我按了下楼的电梯按钮，坐地铁回了家。

第二天，我收到母亲的e-mail。她把我们看过的所有书籍，以及笔记，列了一个单子，告诉我说是为我写书准备的资料。母亲不停地给我发来其他的书名，写e-mail告诉我她的想法。那个以塞拉利昂的玛利亚涂·卡马拉的女人为主角的专栏文章，她一直想写却没有机会写，让我写到书里去。还要写一些医疗保险改革的内容。她说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建议要让大家知道：每一天，你都要对你的家人说，你爱他们，还要让他们知道你为他们而骄傲。

如果一方不在时，和另一方谈话，你就会发觉，他（她）是那样挂念和思念对方。私底下，父亲很大方，可以说是有些感性，他不喜欢母亲一直没完没了地工作，却用开玩笑的方式取笑她，而母亲总会被逗乐。如果父亲说得太过了，母亲会用一种带着爱意又不失严肃的目光注视他，然后说：“喂，道格拉斯！”就能制止他再说下去了。

其实父亲的变化无常大多不过是做样子罢了。

那天，母亲还给我看了另一件物品。而在我离开之前，她和我说了另一件事。我朋友在喀布尔拍摄的视频重新剪辑一个新版本。影片开头是一托盘的书被放进汽车后备厢里，而在汽车顶上绑着一个松木的书架，之后汽车开到喀布尔边界。镜头里一群阿富汗女孩快乐地看着书，彼此指着书中的段落；她们对站在一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露出高兴的笑容。她们确实在看书，这是真正的书。这6000名学生仅有500本书，而从前一本都没有。

母亲想要告诉我的另一件事是：

“我去世后，千万别把我累积的航空里程浪费掉。我会告诉你我的密码。达美航空的给你，英国航空的给你哥哥，美国航空的给你妹妹。”

我说我记得。接着她露出一个恶作剧般的笑容，小声冲我耳语道：“一个朋友想帮我恢复食欲，给了我一些草本植物。我按她说的泡了茶，但我不爱喝，而且以后也不准备喝了。”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母亲说的是大麻。

第二天，我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实际只我一个人在吃，母亲坐在一旁看着我。她的体重已经低于40千克了，尽管还在尽量吃东西但除了几口食物和一点儿汤，她再也吃不下其他东西。

去哪儿？别的地方。简而言之，我们不愿公开讨论死亡的话题。”母亲把这页折了起来。

当你害怕你爱的人去世，飞跑着要去见他时，没有什么地方比午夜的机场更让人觉得孤独的了。

爱丽丝·门罗的故事选集母亲已经看完了。

她非常喜欢那些故事。“这些故事让我这一周心情都很愉快。”她说。她希望我能读一个故事。故事的背景她是门罗的故乡加拿大，名字是《自由基》，描写了一个喜欢读书的女人——尼特即将死于癌症的故事。

对尼特看书的样子，门罗这样写道：

她并非那种把书看了一遍就完的读者。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鸽之翼》《魔山》这些书，她总是看了又看。她拿起一本书时，心里想着是不是只看一下特殊章节就得了，却发现控制不住自己继续读下去的欲望，直到又一次“回味”了一遍整本书。她还看现代小说，看的都是小说。她对人们用“逃离”这个词来形容小说深恶痛绝。她也许会因此和人争论，不仅仅是揶揄。逃离本身就是真实的生活。但这一

点太过重要，所以根本不能用来斗嘴。

在书中，尼特编造了一个与凶手有关的故事，且因之陷入与癌症毫不相干却威胁到生命的危险中，不过最终她想出办法拯救了自己。这个故事内容黑暗而诙谐，有着毛姆式的结尾，是我和母亲都喜欢的类型。尼特的灵魂因书而得到救赎，她的生命因那个故事而得到拯救，起码得到了一时的拯救。

那天晚上吃过饭后我回了家，马上就睡了，不过半夜又醒来，然后读《太多的幸福》直到天亮。我没看标题的故事，说得更准确点，我把标题故事留待往后再看。除了生来就是读书人外，尼特和母亲完全不同。不过我可以了解母亲为何最喜欢这个故事。全部阅读者都一样在阅读。

然而事情急转直下。

电影里总会出现这样的场景——片中角色在深爱之人弥留之际，坐在他们床边，说话，握手，之后说：“没关系，你放心走吧。”但是没有一本书、一部电影告诉人们那个场景是如此漫长、沉闷、折磨人。妹妹和哥哥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握着母亲的手，给她喂了一些水，告诉她我们是那么爱她，听着她费力的喘气声，注意喘气声是否变得越发沉重。分钟过去了，55分钟后会轮到另一位亲人进来替换。

不久一位临终护理的护士过来和我们一起坐着。一旦我们需要她帮忙，会始终在这里替我们使母亲保持干净和舒适。我亲见护士给母亲调整枕头、擦拭眼角，还温柔地喂母亲喝水。那一幕非同寻常。一个陌生人在体贴入微地照顾母亲。大卫和我跑出门买那种事先配了牙膏的小牙刷，以便保持母亲口腔的清洁。还不到我陪护母亲的时间时，我会去做这类事情，要不然就只能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你清楚，”道格说，“假如把一切看作一场交易。假如有人告诉母亲：‘要是你现在死去，那么你会有三个健康的孩子；有一个和你过了将近五十年幸福生活的丈夫一切平安；有五个你爱着，也同样爱你的孙子孙女。’所有人都如此幸福，那么，我猜母亲会认为这个交易挺划算的。”

母亲离世后，我被不可抑制的负罪感困扰了很久，对在讨论某本书时该讲的内容没讲而感到懊恼，为什么不曾提及这件事或那件事呢？在讨论一本书的时候，我曾有过能够提及某件事极好的机会，却始终没讲。最后，我意识到读书会的最大馈赠，是让我有时间和机会向母亲提一些问题，而不是告诉她一些事情。

我总会想起母亲教给我的一切：每天早晨都要整理床铺，不论喜欢与否；收到礼物要马上写感谢信；即便在某地方只住一晚也要打开行李；若没有提早十分钟赶到约会地点，就相当于迟到了；乐于倾听，即使你不情愿；每天告诉你的伴侣（孩子、孙子、父母）你爱他们；书桌上要使用衬架；随时备上许多礼物，因此一直有东西能够送给别人；偶尔庆祝；对人友好。

我觉得马丽娜写得恰如其分。母亲曾经对我说，不要对恶视而不见，要相信我们能用行动改变它。她对书籍的信心从不曾动摇，她深信书籍是人类兵工厂里最强大的武器。阅读形形色色的书籍，通过多种形式阅读，不论是电子的（虽然她不看）、印刷的还是有声的，都是最佳的娱乐方式，也是参与人类对话的方式。母亲还教导我们，你能够改变世界，而看书是最有效的方法。书籍让我们了解了生命中哪些事应该去做，以及该怎样向别人传达。在这两年中，我们一起读过了几十本书。

在医院共度的几百个小时，母亲引领我，认识了书籍怎样令我们越发亲近，并维持这种亲密，虽然我们本就是一对很亲密的母子，虽然我们当中的一个已经去世了。

最后，感谢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