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事：老昆明的“武举乡试”和“武举之将”
古代武官的来源之一是武举考试，这个制度是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创造，目的是网罗武备人才，强化封建统治。
唐代武举重武艺而轻兵法；宋代武举武艺、兵法并重；元代武举被废止；明、清两代武举达于极盛。
清代武举考试分为四级：县、府举行的童试，考中者为武秀才；省城举行的乡试，考中者为武举人；在京城举行的会试，考中者为武进士；在皇宫举行的殿试，考出武状元、武榜眼和武探花，还有“赐武进士出身”和“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等。
清代武举考试内容重武艺而轻兵法，而且日趋僵化，最终败落，这在清末昆明的武举乡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清末军中的“高官甲胄”
“船坚炮利”时代的
“弓马刀石”武举乡试
老昆明武举童试、乡试都有。
考场早先是在昆明城南的南教场（今宝善街东段），后因战乱，南教场马道被毁，武举考试改在翠湖西边的承华圃（今省图书馆和讲武堂旧址一带）举行。那里原来是吴三桂孙子吴世璠的洪化府，后来府中亭台楼阁全被拆毁，做了演兵场，剩下一座大殿，又作了演武厅。清代后期，这里又成了武举的外考场，当时叫“武闱”。
据统计，清代云南全省录取武举人4211人，昆明地区有545人，占12.9%；录取武进士140人，昆明地区取27人，占19.3%。
按照规定，云南武举乡试的主试官是云南省巡抚，外监临是云贵总督，监试官和襄考官多由一班武将担任。
乡试要考四场，其中“外场”考三场：第一场“步射”，立定射箭；第二场“骑射”，跑马射箭；第三场“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试膂力。
“内场”只有一场，考策论武经。武乡试头名叫武解元，第二名叫武亚元，不设武“经魁”之名。武乡试结束要发“鹰熊榜”，也要安放在彩亭里，以鼓乐开道，由云南府（辖今昆明市一带）知府和昆明县令护送到巡抚衙门（今如安街老昆八中址）前，张贴在衙门前的大照壁上。
几天之后，又在巡抚衙门大堂设“鹰扬宴”，款待新科武举人。
从表面上看，武举外场考试确实很认真。如外场“技勇”要考三项：拉硬弓、舞大刀、拎石礅。弓有软有硬，分8力、10力、12力和12力以上共4张；刀有大有小，分80斤、100斤、120斤共3把；礅有轻有重，分200斤、250斤、300斤和300斤以上共4个。
应试武生可自选硬弓、大刀、石礅。弓必须拉满射准；大刀要将“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一次完成；选定石礅的武生要单手抠住礅上的两个凿洞，提到离地1尺高时，将石礅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这叫“献印”，必须一次完成。
张弓射箭之时，有3个千把总级的武官监靶。
其前放有一面鼓，士子放箭中靶，就击鼓一通，如果射中红心，则击鼓三通。射靶处也有监督，听见鼓声就高声唱报，三个襄考官马上用红笔在考册上标示成绩，士子中靶画个红圈，射中红心则点上红点。
三位襄考官所画红圈红点相同才有效，否则就有作弊的可能，必须查处。
武生外场考试合格，就可以参加文场（又称内场）考试。早先文场考试要考兵法，有“策”（问答）有“论”（议论）。后因武生识文断字者太少，不得不降低标准，改为默写《武经》一段，无错即为合格。
在昆明考场上，武生们大都挟带一本兵书，进场抄写一段了事。
监考官也按惯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即便如此，还是有文盲武生交白卷。若此人外场考试成绩平平，就没有希望了。但若此人外场表现武艺出众，考官就会让他补交一篇，其实就是网开一面，让他请人代抄一纸交上，也可以充数。
时至清末，早已进入了“船坚炮利”时代，清军败了两场鸦片战争，又败了甲午战争，早已知道船坚炮利的重要，自己也用上了火器，但武举考试考的仍然是清初冷兵器时代的一套，而且轻视兵法谋略。
当年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此时又试图以“铁骑劲弓”保天下，不管如何认真，一板一拍，仍然不堪一击。当时朝野上下呼吁改革武举制度，废除考试弓、箭、刀、石，转而考试枪、炮。但朝廷仍旧坚持武举“祖制”，顽固不化。
早在清初，就有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文举热而武举冷。康熙六十年（1721年），云南提学使立了一块《为明示条约以宏育真才事》碑，推出种种办法，吸引武举试子，称朝廷文武并重，“文武兼用”，通过武举考试的士子可以担任“特简侍卫”，还可以授予参将、游击等武职，“武童”们应该“乘时奋兴”，踊跃应考。
清乾隆年间，昆明人李观颇有文才，考乡试不中，转而考中武举；他的儿子也考中武举，并从军征讨缅甸。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清军再度败北，举国上下要求废除武举的呼声更高。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才承认武举考试“相沿已久，流弊滋多”，不合时宜，“一律永远停止”。
武举考试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终于走到了尽头。
10年之后，清朝宣告灭亡。
清末结束驯练后军队退出南教场
从昆明教场走出来的
“武功”之将
近代《新纂云南通志》专列《武功传》一章，收录明清两代有战功的滇人，以提倡尚武精神。
其编纂者认为，中国近代形势特殊，“非尚武不足以立国，非有尚武精神不足以抵抗外侮”，于是因时制宜，特别建立“武功”一门，收录立有战功的滇中先贤，其中有的人驰骋各省捍卫国家，有的人组织乡团保护故里，成为后人投笔从戎的榜样。不过，这个“特别建立”的《武功传》也让人大跌眼镜。
据统计，清代在云南府录取武举人共545人，录取武进士共27人，得进入《武功传》的昆明人有17个，其中昆明武举人只有4个，另有两个武进士，却都出在明朝。虽然还有一些“成功”的武举人、武进士被收入其他“传”“记”，但人数极少，可见武举考试的惨淡成绩。
明代有两个昆明武进士出在明末崇祯年间，一个叫温如孔，一个叫杨斌，两人都靠镇压贵州本地民族造反起家，当了副将。
后来强悍的大西军打来，两位武进士一个“义不见贼”，一个“义不从贼”，最后都隐居而死（清康熙《云南府志》）。
清康熙年间，昆明武举人南天章做到湖广提督，官至从一品。但《武功传》称赞南天章的却不是“武功”，而是南天章在讲武之余，留心文章，赋诗“清婉可诵”，书画“亦有士气”。南天章的弟弟南天祥也做到了松江提督，《武功传》称赞他善于画虎，能写文章，所写奏折总能得到皇上的红笔批示。
《武功传》称这一对“难兄难弟”不愧为“滇中儒将”，却没有记载这一门两提督的“武功”如何。
据《武功传》记载，清乾隆年间，安宁武举人张元直做到总兵之职，官至正二品。这个张元直算是和“武功”沾了点儿边：一是担任漕运督标右营守备时，河堤决口，灾民群聚，官府唯恐有变，派张元直率部前往镇抚，其措施得当，升为湖南抚标参将。后来张元直奉命查处军地官员激起兵变的案件有功，又被提拔为福建漳州镇总兵，入觐朝廷时，多次得到皇帝召见。
《武功传》中所立记有“武功”者是清同治年间的昆明武举人顾思义，他曾随云南巡抚岑毓英西征，参加过军中比武，在骑射、火枪比试中，拿下15个第一，得以代理威远营参将之职。顾思义还曾出征越南，参加过中法战争，回兵后任临元镇右军守备，驻守边关6载，后来染上瘴毒而死。
武功更厉害的昆明武举人不在《新纂云南通志》的《武功传》中，而在它的《列传》里。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昆明人王国才考中武举人后从军，因平定东川有功，被调到湖北对付太平军。当时清军一败涂地，王国才奇兵突起，连连获胜。
武昌被围告急，王国才率军回援，见城门紧闭，四下无人，便用绳索攀城而入。到了官署衙门，见太平军正在庆功，这才知道武昌已经失守。
王国才退无可退，干脆率领一众亲兵杀了进去。太平军措手不及，一时大乱，竟然弃城而逃。王国才登上城楼，召唤城外清军救兵入城，然而放眼四顾，竟不见官军之一兵一卒。
《新纂云南通志》评论此事说，当时承平日久，清军腐败，不堪一击，还能打仗的，也就是滇黔兵卒。
西南是边疆，外敌迫近，民族众多，冲突不断，民风彪悍，能战能守，出入高崖，如履平地，上了战场，“南军”胜于“北师”，已可见矣。
清末在昆明北教场列队的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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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朱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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