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大地》与叶紫《丰收》中人与土地的关系研究
摘要：1930 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大地》和中国左翼作家叶紫的《丰收》这两部小说的创作背景相似，且都对人与土地的关系进行了书写。以人与土地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依托、桎梏和自由三个部分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寻其中蕴含的不同创作角度与价值取向。
关键词：《大地》；《丰收》；依托；桎梏；自由
叶紫的《丰收》是一部以湖南农民生活为素材的社会剖析小说，写于1933年，描写了“曹家垄”的云普叔一家奋力劳作，喜获丰收后却陷入更大的困境中的故事。赛珍珠的《大地》创作于二十年代末，1938年发表，讲述了农民王龙从结婚到生子，通过辛勤劳作成为地主的故事。中国是个农业文明悠久的国家，土地是农民的生存基础和最终归宿，“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点种子，看能不能种地——如此说来，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了。”[]2因而在历史文化进程上，人与土地的关系成了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中被描写得最充分的内容。
人与土地的关系之依托
赛珍珠的小说《大地》中围绕“土地”一词构建了王龙一家的生存故事，展现了人与土地生死相依这一永恒的主题。在赛珍珠的笔下，土地被看做农民的依托。王龙家的厨房和住房都是由田里的土和自家产的麦秸盖成，灶也是用泥土垒。“他一会儿想他的田地，想田里的麦子……”[]25“正是这块地，建成了他们的家，为他们提供食物，塑成了他们的神像……他们的房子有一天也要变成泥土，他们的肉体也要埋进地里。”[2]28王龙在打完偷了东西的儿子之后对自己说“我们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2]101临死之前，王龙想的也是搬回旧土坯房子。当听到儿子要卖地时他气极了并痛哭。“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2]312最终，王龙的肉体和灵魂都回归了土地。《大地》中的正面人物都时刻对土地表现出一种固有的深情，土地的烙印已经成为这些平凡的男人女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一举一动乃至思想灵魂都不自觉地在诉说着对土地的眷恋，可见这种依托关系不仅体现在简单的生活方式上，更深入了意识，根植于人物的内心深处，使他们也拥有了如土地一般敦厚朴实的品格。中国的大地在赛珍珠眼中更像是一块巨大的文化化石，她希望通过《大地》一书并以文化为切入点向西方国家介绍历史文明悠久的中国，且作为一个文本供他者理解。伯蒂尔林布莱德在赛珍珠发表受奖演讲前做出评论：“你像我们展示了家族的兴衰以及作为这些家族基础的土地。在这方面，你教会我们认识那些思想感情的品性，正是它们把我们芸芸众生在这个地球上联系到一起，你给了我们西方人某种中国心。”[2]1082此时的大地不仅仅是生产食物与安身立命的场所，更被赛珍珠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成为了中国农民的心灵依托，体现着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引起了西方人的共鸣。
叶紫的《丰收》中的人与土地也存在明显的依托关系，毕竟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生活资料的获取不得不依靠土地，离土便意味着失去谋生的手段。这种依托关系主要体现在老一辈的云普叔身上，他将生的希望全数寄托在这一方土地上，“自己家里有人手，多种一亩田，就多一亩填的好处；除纳去何八爷的租谷以外，多少总还有几粒好捞的。”[]51他认为只要有土地并勤于耕作就肯定是要发财的，丰收之日就是摆脱困境之时。“家里没有米了，云普叔丝毫也没有着急，因为他已经有了办法，再过十多天就能够饱饱地吃几餐。”[3]78然而与《大地》不同的是《丰收》中的这种依托关系仅仅产生于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物质依赖。《丰收》的故事正取材于叶紫表叔家的真实遭遇，叶紫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他比赛珍珠更了解当时中国农民的生存境况，因而他笔下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并没有赛珍珠书写的那么浪漫诗意，更多出于现实考虑，从农民的角度书写普遍命运的沉重之感。土地之于云普叔一家，更是功利性的，这里的土地只长五谷杂粮，云普叔一家在土地上劳作，只希望丰收的粮食能用来饱腹。结合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帝国侵略者的野心与国民党政权的软弱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加深。受自然灾害影响，农民无法获得好收成，即便是得之不易的丰收，最终成果也被地主等反动势力掠夺得一干二净。“‘云普叔，你今年要出八块五角八分的堤费啦！’……‘你今年缴八块四角钱的团防捐税啦！’……‘救国捐五元七角二，剿共捐三元零七。’”[3]81“‘连租谷，种子，豆子钱，头利一共一百零三担五斗六升！’”[3]90老农云普叔的美丽幻想被狂跌的谷价和地主等人的剥削打得粉碎。最终叶紫用立秋朦胧的抗争意识和结尾父子之间的和解解构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托感，云普叔寄希望于热爱着的土地却最终只能失望地交出自己的劳动果实。显然《丰收》里的农民并没有像赛珍珠所书写的那么不能离土，与其说是他们背离了土地不如说是土地抛弃了这些农民。
人与土地的关系之桎梏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1]2农民在依恋土地的同时也被土地束缚着，这种桎梏关系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如重男轻女、迷信、政治保守等思想都可以视为这种桎梏下的产物。
《大地》中王龙在妻子生存时只关心她生的是不是男孩，阿兰也说“这次想不到是个丫头——不值得再说了”[2]58。而阿兰也被塑造成一个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形象，面对丈夫娶荷花等一系列不合理行为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争意识。《丰收》中云普叔为了跟地主换取耕种土地的权力不惜卖掉女儿，丰收时的喜悦甚至冲淡了卖女的悲伤。尽管是生活所迫，但这种情况下被卖的永远是女性，显然男性体力优于女性，在小生产方式和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回报，这种优势强化了男尊女卑的思想桎梏。
在遭受自然灾害时，王龙和云普叔的心理也如出一辙，都会不自觉地提及天神，而不是思考社会阶级的不合理。王龙不顾一切地呼喊：“啊！你太坏了，老天爷！”[2]68云普叔等老一辈农民也有类似于王龙的呼喊: “天哪!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雅！今年的大水实在再来不得了啊！”[3]76农民的生存方式单一，这种封建迷信的观念根结在于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无力，“凭借自己本身的力量无法阻止天灾人祸的袭扰，于是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诉诸‘天数’、‘鬼神’，幻想借助这些神秘力量的帮助来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54然而当农民遭遇人为的欺压时仍然将希望寄托于老天爷，这就不可不谓之桎梏了。
面对革命浪潮，两人也都表现出了意料中的冷漠与无知。中国农民世代在土地上获取生存资料，没有任何竞争，坚信只要肯劳作总有丰收，小生产方式“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因此造成了思想上的保守与愚昧。王龙和云普叔身上有着老一辈农民的共同特点，因袭着封建思想的重担，为人朴质老实，一心幻想着靠劳动改变命运。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自觉地秉持着政治保守主义。王龙在逃亡途中亲历革命却“不觉得这人说的包括他王龙在内”[2]65，在青年宣传革命时只想问遇到老天爷不按季节下雨的情况怎么办。云普叔在儿子意识到不反抗就没法生存的时候，他只一个劲破口大骂，认为是立秋懒而不愿下田劳作，“你这懒精偏有这许多辩说，你不做事情天上落下来给你吃。”[3]84云普叔完全相信并维护不合理的旧有秩序，无法轻易摆脱土地对于精神的桎梏。固守土地在生产方式长期落后的旧中国不但不能改变农民悲惨的命运，反而毁掉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之安于现状。
然赛珍珠和叶紫具体的书写内容相似，但侧重点不同。叶紫认为老一代农民的不觉悟是典型的奴隶思想，因此他以自己熟悉的农村为背景，批判了老一辈传统农民的愚昧，借立秋的挣扎对老农的因循守旧进行反思，表现了农村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封建制度是更深地表现于现有的土地关系上”。[]而赛珍珠对于这种愚昧和麻木并没有表现出批判的情感色彩，她重在表现中国大地上传承千年的优秀文化和为了生存而奋斗的农民的美好品性，那些落后的行径和思想同那些美好的品格一样也是中国农民人性的组成部分，她只是在尽可能客观地描绘其眼中真实的中国形象。
人与土地的关系之自由
“小农自然和谐价值目标的实现，是以小农自己在自然面前、土地面前丧失主体性为前提的。”[4]68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整个社会并不拥有相当的经济自由，政府始终扮演着支配角色，社会阶级的流动性极小，农民始终处于无钱无权的社会底层，因而农民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丰衣足食，而不是作为主体的自由发展。
显然赛珍珠的《大地》中描写的人与土地的关系是理想化的，农民王龙依附土地生存的同时还产生了占有土地的念头。王龙在他的收成中得到了超出生活需要的银元，和阿兰谋划着藏起来。“王龙知道自己有了多余的钱，走在同伙中间时觉得愉快，对什么事都感到顺心”[2]41显然此时王龙正在进行着资本积累。“王龙很高兴他的妻子要作为客人去那个他曾畏畏缩缩寒酸地站着的大厅，……因为他最大的希望是气气派派地走进那个大户人家。”[2]48王龙开始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见黄家没落想要买下黄家的地，“他要和愚蠢、浪费的富户家的那些人完全平等……而黄家几代富有靠的就是这些田地。”[2]48就这样王龙买下了那块要多劳累好几个小时的地，但并没有感到荣耀，他想要更多的土地以获得更多的银元以及和黄家平等的地位。王龙产生这种想法时，土地便有了比生存更高的意义，超出了生产资料的范畴而成了王龙一家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当他获得足够多的土地时，原来想要的尊严和平等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的得到了实现，此刻土地作为王龙的私有财产成为其个人独立与自由的基础。从《大地》中读者读不出传统农民的命定和群体对于个人的支配，事实上成为地主后的王龙已不再需要依附土地生存，与土地的关系变得自由化，他认为离土会造成道德沦丧，且在没有储蓄机构的农村，土地是最稳定而不易丧失的财产，因此我们也可将后来王龙对土地的依恋看作是财产储蓄和道德的需要。
赛珍珠让王龙在自己的努力下实现了农民式的发家，成为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存在——地主，这种实现自由的路径显然与她的美国人身份有很大关系。虽然幼年时期生活在中国，非常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但赛珍珠在原生的传教士家庭中接受到的依然是纯正的美国文化和资本主义教育。因而小说主人公王龙对土地资源理想的追求非常像西方世界最初的资产阶级为资本积累进行土地资源争夺和扩张的需求。王龙被她塑造成一个充满拼搏精神，遇到困难决不退缩的典型，这正与美国文化中向来推崇的“美国梦”价值观息息相关。自1776年《独立宣言》这一立国文件颁布以来，世世代代的美国人都相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拥有成功的机会。只要朝着一个目标不懈努力，勤奋拼搏，就能改善现有的生活。王龙美好的“土地梦”也可谓赛珍珠“美国梦”精神的体现。
与美国不同的是，在国内地主和政府政策的压榨下，完全靠个人主义式的努力根本不可能跨越阶级局限，实现人与土地关系的自由。粮食丰收只带来了谷价的大跌，农民悲惨的遭际也未换来地主们的同情，在土地上辛勤劳动已然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保障，更不可能致富，由此可见王龙的成功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王龙的发家史也表明了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自由的起点。旧式农民要想真正解放获得自由除了思想上的解禁外更需要实实在在的物质保障，就是能合理地拥有土地使用权且劳动成果不被剥削。农民需要通过武装统治推翻不合理的剥削，获得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才能实现整体解放，获得真正的自由。小说中立秋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各势力对农民的压迫。小说结尾在与儿子立秋交谈时，“十五六年农民会的影子”[3]94，突然浮上了云普叔的脑海里，变成了他新的希望。中国左翼作家叶紫在《丰收》中重点表现的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关系，在写农民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反映其对命运的抵抗，从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思考农民的出路。他希望以文学作品“去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刻划着我自家的遍体的创痕！……一直到，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3]509
赛珍珠通过《大地》成功向西方展示了中国人民勤劳质朴的美好品格，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叶紫则通过“丰收成灾”的故事真实再现了艰难觉醒的“老中国儿女”形象，反映时代的革命趋向。文化背景的差异和隐含读者的不同导致了中西作家不同的创作倾向和价值取向，但两部作品均以中国农民为切入点，在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书写中较全面客观地呈现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依土而生的面貌。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
[2] 赛珍珠著，王逢振译.大地[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3] 胡从经编.叶紫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 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68．
[5] 邓仁娥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65.
[6] 马子华.他的子民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