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loidea 怀旧的乌托邦

一.问题的提出

如今怀旧感越来越流行(如何说出流行,社会经验,还是有实证研究能证明怀旧感的流行呢？)

大热的《怪奇物语》掀起了美国观众对80年代的复古风潮；《请回答1988》的大火 引起观众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国内王心凌“爱你”引起热搜；5000万人在视频号上重映周杰伦八年前的演唱会很多人在朋友圈一边说“我的青春回来了”。

如今只要搭上怀旧话题，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连如今的街边也开了很多80/90后回忆的零食店。很多店铺也进行了怀旧风格的装修等，，也像上期说的，我们长时间待在如今这些过度商业化、同质化的城市空间，我们看着城市地方感不断消失、我们也逐渐很怀念过去那个充满烟火气和具有丰富日常生活意义的石井时光。

二. 概念的提出

“集体怀旧”（以上提出的社会现象能定义集体怀旧么？）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可能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要知道过去20世纪、甚至我觉得2008年之前我们都是处在一种“未来主义试”、狂飙突进的思潮之中。

然而最近几年“怀旧”接替了曾经势不可挡的进步狂潮：再怎么新的零食也取代不了“我”的北冰洋；再怎么出新的剧我爱看的依然是《让子弹飞》、《一六年的蝙蝠侠超人》（老电影、旧番）；就算客观上小鲜肉唱跳rap能力再强也取代不了我心中的周董、孙燕姿（事实上对我来说，新版蝙蝠侠的扮演者无论演得如何我都只喜欢诺兰版蝙蝠侠、我一开始接触的是剧版闪电侠，对于夏威夷战神的闪电侠，我并没有什么喜欢的感觉）

三. 怀旧的“全球症候”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2017年去世前的最后一本书名叫《怀旧的乌托邦》。目光敏锐的鲍曼，也捕捉到了这一个社会现象——即，，如今怀旧正在成为一种21世纪的“全球症候”。鲍曼指出；怀旧的人渴望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获得一种连续性。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怀旧，不是因为他们病了或者老了，而是因为他们身处在越发不安的时代社会的一种必然情感，准确的说“这种怀旧流行病是身处生活和历史加速剧变的时代中的人们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鲍曼提出，“怀旧病是一种‘损失——替代’情感”也是某人自己幻想的浪漫，眼下全球都在流行这种怀旧，使越来越来的人渴望拥有一种集体记忆的共同体情感。”

四.让人失望的“乌托邦”与逆乌托邦的诞生

简单来说，当人们对现在、对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与不安。那就会诞生一种“逆乌托邦”的替代情感。过去的“乌托邦”指向未来，而如今的“逆乌托邦”则是从乌托邦的双重否定被拒绝之后的复活中出现。

鲍曼提到，“过去的人们都是期待那尚未诞生、因此尚不存在的未来中寻找人类的幸福，但是现在，越来越来多的人正在从那已失去、被盗走、或被抛弃却未死的过去中寻找各式各样的乌托邦”

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向人们许诺的“美好生活”，并不断使得人们变成社会的一个零件。你逐渐无法离开社会，同时你会发现，社会可以离开你，社会并不实然的需要你。零件化、碎片化的社会生活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要的必要物质条件，但同时它消灭了人们的意义感。

鲍曼从当今四个方面的原因来谈论：

1.霍布斯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如今依旧不断有很多暴力、战争、文明冲突。

同样，所谓的文明，所谓的进步，所谓的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是什么呢？它向我们许诺了什么，他又带来了什么。我们的社会真的变得更好了么。整合模式的改变，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什么了呢，这种关系又为人们带来了什么。

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说社会工作的概念：

社会工作最早产生于英美等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和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这些国家的城市贫困、事业、犯罪和人际关系疏离等问题越来越严重

那么，城市化、工业化、现代社会转型的推进带来了什么？

城市贫困、失业、犯罪、人际关系梳理？

我的意思是，这些问题是现代化带来的么？

2.部落般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相互孤立

美国开始退群，英国开始脱欧，地方和民族主义越发泛滥，都在致使不确定性加剧

3.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

资本的逃逸速度越来越快，更加加快了富人的收割进度政府之上无政府，跨国资本体量甚至比一些国家政府都要更大，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独立成一个国家呢？他们是服务型，无领土国家，所有需要的服务都由外汇提供。

这些跨国资本攀附在所有政治体上吸取养分，爱美丽卡是这些吸血藤与疲弱的本地势力之间搅和成的意识形态？

4.人们回到“子宫”的大背景

即后现代“解构”背景下的人们 各种自恋、自我中心主义、原子化以及奶头乐消费逃避行为和孤独感的泛滥 “并且 消费主义下，你可以买到抗抑郁药、奶头乐娱乐商品，但只供个人体内使用，而不能用于外在的或超个人的现实，在消费这些时，反而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和茫然无助，而不是有利于消除问题的根源。”

即一二是国家和民族层面、三是资本权力层面、四则是=技术、消费主义、媒介层面。

而鲍曼着墨较多的，仍然是“不平等”这一层面，他提到：“事实上，在富裕国家中，很多父母，比如澳大利亚53%的父母、法国90%富人父母，都认为他们的下一代将比自己更穷更苦，他们的下一代人中的贫困人口的比例也将多得多，公共开始担心和恐惧、如果走向未来，将失去工作甚至失去从属的社会地位、家庭财产以及其他动产都将被‘收回’、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下一代的福祉和声望日益下降而爱莫能助，而自己辛苦学习和掌握的技能也将被剥夺市场价值，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无论何时，一提到进步，首先映入大脑的，就是社会要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进步’在使手工业岗位消失的同时，理应应该提供同样多的只是技能的工作岗位，但是，这些岗位不久又会消失，被电脑的自动化取代，据我所知，很多研究结果都认为，作为千禧一代的年轻人，现在已经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却面临着更加严重的自力更生的挑战，面临着寻找体面的、满意的、令人满足的社会地位的挑战。

绝大多数的千禧一代认为，他们未来的生活条件会不断恶化，而不是进一步改善和提升...”

即鲍曼认为，“充分就业论”是政府多年来平衡左右势力的安全阀，也是平衡底层劳动者和资本冲突的安全阀。多年以来，大家都认为，充分就业是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和计划来实现的，政府在社会中应该扮演（充分就业）发起者，设计者和执行者的角色。“数十年以来，这种看法几乎逐渐变成了公理，人们甚至认为，这种看法确实完全超越了左与右的立场，资本家之所以要赞同，是因为资本要依赖劳动力，并且大多是当地的劳动力来进行再生产以及更新财富生产能力，劳动者也持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注定要反复地与资本产生买卖关系，因此劳动者急切地想要创造和维持可能提高其劳动价值的条件，增加自己对将来资本家购买者的吸引力。”

换句话说，在几十年前，政府还没有职能义务来调节和设计“充分就业”，就业都是买卖劳动力双方的市场行为，但那是也爆发了很多激烈的左右冲突，比如那时经常出现阶级劳工矛盾、失业和经济危机。

而后来政府意识到，自己需要去扮演发起者、设计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自己需要作为充分就业的负责人，从而通过一系列的现代经济政策来宏观调节，使得相互依赖的左右势力、劳工和资本可以永续长存下去。

鲍曼总结说“国家的功能就是确保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买卖关系能够永续，并因此不得不通过补贴教育、医疗、提供体面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一切努力（eg.社保）从而把劳动力维持在对于潜在买主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商品状态，通过共同承担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以使资本家愿意向其支付其市场价值。”

也就是说，大家要明白，类似美国这些国家为何左右阶级矛盾在后来越发被抹平和淡化

（白左、maga、这些左右势力所处的左右不是阶级的左右，美国社会成功的用各种政治正确与其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将左右阶级矛盾掩藏起来，我认为仍然是掩藏，对于政府来讲，给与非裔特殊待遇，政治正确光环，调动白人工薪阶级与其他族裔之间的矛盾，用矛盾掩盖矛盾，将阶级矛盾转化为种族矛盾，资本家只需要付出极少利益就可以避免最大的阶级矛盾的爆发，这对于他们（美国政府作为资本家共同推选出的工具）的统治无疑是有利的。我不想说的是资本家在哪里都想进行这些活动（掩藏其本身的存在，将自己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掩盖在其他矛盾之后），很难说女权运动的兴起是因为什么，真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权益的压迫么？难道不是因为对于资本家来说，男性劳动力相较于女性劳动力性价比更高么？就业歧视是因为男性歧视女性么？只是相较于女性来说，男性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受控制程度、劳动时长、生理基础、思维模式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的同时更容易被资本家剥削么？如果硬要说男性的权利在资本注意社会中有什么权利，他们有的仅仅是对于资本家来说更加方便被剥削的权利，很难想象，被剥削竟然是一种权利）

过去天不怕地不怕的工人爷爷变成了只想卖个好价钱的打工人，就是因为后来美国这些国家通过增加福利支出、兴办教育、医疗，然后出台一些市场政策，比如多少小时工作制、让企业家强制为其工人买社保等，使得资本购买劳动力的愿望和劳动力被迫出售劳动力的愿望成功得到了常态的满足和保证，使得国家、资本与劳动力这三方博弈者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鲍曼提到，“在资本主义政府主持和服务之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蜜月期，或者说处于休战状态，但是蜜月期和休战状态又能维持多久呢？

而如今，这种崩溃正在不断发生，而老板们单边地取消了资本——劳动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似乎是当之无愧的罪魁祸首。”

因为鲍曼观察到，后来数十年的无资本限制措施以及全球化，使得资本逃逸的速度越来越快，资本逐渐摆脱了约束，成为脱缰野马，重要的特征是之一就是——收入不平等的严重加剧。”

发达国家维持“充分就业”能力的崩溃

鲍曼提到：“如今处于社会顶端1%的人，根据他们从资本或劳动力获得的回报来看，已经离谱般越来越富有，我们不应再停留在资本家和工人二元分离。因为现在，最富有者早已同时拥有了资本和劳动力，这表明，非‘最富有者’们都收到了双重剥夺，他们的这两种收入会越来越少（资本收入，劳动力收入），并面临完全失去这两种收入的危险境地，好比在美国，最富有的16万个家庭控制的资产，相当于1.45个家庭资产的总和，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 86%的国民财富，而剩下的人只能分享14%的国民财富。”

鲍曼警告道：“当由于种种原因，蛋糕无法做的更大，但它却要满足社会日益增多的胃口时，到这个时候，只有通过群体之间资产的净转移，各种预期才能得到满足，随着过去的使劳动力与财产所有者主张之间的深层紧张得到释放的安全阀的消除，以及那种将导致只剩下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的盛行，僵硬的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面对由此产生的崩溃性问题。”

换言之，鲍曼的观点与上两期lance taylor的观点一致，非常离谱的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的加剧必定导致经济崩溃，以及一种多年社会性的崩溃， 那时，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安全阀的政策做法都将失效。

很巧的是，鲍曼也提到了UBI基本收入计划，鲍曼认为，未来发达国家的政府维持住“充分就业”的能力已经面临崩溃。一是因为未来确实有无法阻挡的智能与自动化技术，导致的大量技术型失业。

以及第二，多年来对资本方收入分配的无限制和温和政策，必将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落入贫穷。

这都使得与UBI类似的“群体之间资产的净转移方案”都将成为必然（UBI是什么？最低生活保障？为什么要遵循这种规则呢？为什么不直接打破他们制定的规则并建立更加适合当前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呢？） ，使得发达国家政府被迫调整为普济主义的福利政策、以及工作伦理，使得资本主义市场主体不得不适应这种新的劳动力关系。

当然，如果加上第一、第二点各个国家和民族层面，如今还在不断加深的相互矛盾、隔离、冲突的世界局面，很难保证哪个经济体会独善其身、这种不安的未来环境下，也没有谁敢第一个去尝试UBI。

所以，我们可见的未来依旧是一种不确定性和不安，这些不安与不确定性都会反过来作用在如今世人身上。

鲍曼说道：“我们的现状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分裂和矛盾的时代，任何事物都不能保证其自己具有一以贯之的确定性的时代，这是一个事物之因果关系变得史无前例难以琢磨的时代，一个以往经过验证是有效工具加速失去有用性的时代，如今社会再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把每个个人联结起来建设和完善社会本身（事实上，确实，我想要做的与现存社会的延续无关，我并非是反社会人格，我想要做的是把我与社会隔离起来），团结也不再有确定性的回报，团结越来越成为不值得信任的资产（团结是资产，那么预期呢？社会共识呢？人类简史提出的共同体，人们对一个“故事”形成的一个只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实体（想象的共同体）），而个人去期望获得社会的拯救也毫无意义...

熟悉环境的消失、日益加速的淘汰、民族的隔绝对立，以及对技术日益恐惧...，他们都侵蚀了未来预期，突出了过去意识 ，在如此失去与变迁的双重围困之下，我们只有包住剩下的稳定的东西，才能保持我们的方位，只有退回那熟悉的、平凡的、 有事摇摆不定，但是可以无障碍地进入、给人慰藉的记忆世界，才能让我们得到缓解和放松。也就是怀旧的‘逆托邦Retropia’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