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定都开封原因的一些思考
宋代，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从唐德宗朝“两税法”的推行，宋代放弃对土地的封建关系调整分配，政权与民众之间利益纽带逐渐消失，没有共同利益，并且日趋对立化，已经不可能实行义务征兵制。而只能依靠用金钱只招募而来的职业兵和常备军队 。 随着唐中期，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中原王朝越来越依赖漕运江南粮米财赋。开封所在的汴河等漕运水系的便利，这是必须要定都开封的关键因素。设立三衙加强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定都开封，调运全国的赋税，以养兵。宋代对漕运十分重视，通过驻扎禁军护卫漕运河道，派遣禁军监督和管理黄河，汴河等。
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三衙的编制兵力在十一万馀众以上，宋徽宗宣和年间 全国禁军为73万 而当时的开封只有11万，占比为15%。而且当时全国禁军总体的阙额为30%，京师三衙直辖禁军阙额为70%，京师三衙禁军是缺额最严重的地区，实际总兵力只有三万左右。北宋末年京师呈现出了内轻外重的态势。 商税、禁榷收入两项，禁榷包括盐，酒，茶。在两宋都远超货币收入的一半。 北宋军费开支长期达到总收入50%以上。 北宋军队主要驻扎地为 陕西 ，河东，河北 京师地区。河北财政自给率为30%，另外大约十分之七由北宋中央政府支出。 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由于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距离逐渐扩大。唐代从宋太宗到唐玄宗就出现十三次移都就食，需要依赖关东和江南地区。从长安到洛阳，说明关中和京畿地区已经无法粮食自给，越来越依赖漕运。迁都洛阳，漕运距离增加，现今开封到洛阳陆上距离大约200公里，古代河运距离肯定远高于次。每年的人力和财政投入都将增加。随着唐中期，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中原王朝越来越依赖漕运江南粮米财赋。开封所在的汴河等漕运水系的便利，这是必须只能定都开封的关键因素，在未控制幽州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宋太祖开宝年间北宋三衙直辖所部的兵力为18万人，宋太宗至道年间35万人，宋仁宗庆历年间为27万，占全国禁军总数的32%。宋英宗时为26万，占全国禁军总兵力为40%。此后北宋京师开封禁军总兵力大约保持11万人，占全国禁军总兵力远远低于宋仁宗庆历年间的32%。北宋禁军在后期三衙直辖禁军阙额严重，宋徽宗宣和年间名义上有11万人，实际为3万左右。从军事角度看，北宋从内重外轻转向了外重内轻。北宋开封长期驻扎着大量军队，包括士兵家属，要求有持续稳定大量的粮食供应。
而且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军事重心呈现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北，从隋炀帝，唐太宗 唐高宗多次征伐高句丽，在隋炀帝失败之后，依然再次发动征伐高句丽，必然是因为这一地区对边疆安全地区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唐太宗时期攻高句丽之战，这一大兵团作战，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案例。高句丽之后的，渤海国，辽，金，后金都不是单一的游牧政权，而是游牧混合政权，其战争潜力都远高于过去的游牧政权。军事中心转移到东北，唐朝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在北部设立节度使，尤其是在东北地区节度使所掌握的兵力规模在全国总兵力的比重大，节度使的权力相比于西北地区大。
募兵制的体制下，东北军事中心与西北政治中心的进一步分离，是安史之乱的爆发的重要原因，皇权难以直接掌控全国重要的军事力量，通过唐末五代的历史发展，建立了以加强中央禁军，以京师三衙的体制直接掌握全国最大的军事力量，以内制外，内重外轻。建都开封，以漕运以养兵，则可以平内乱，开封虽然直面对部辽国，但边疆紧急，也可快速派遣三衙中央禁军支援。定都开封与北宋末年金军南下而速亡没有关系。放弃内重外轻，是北宋灭亡的关键因素，因为政治和经济的集权，让开封成为了北宋国家资源分配中心，从内外方面，都需要加强进一步加强开封的军事实力，否则敌国长驱直入就切断了这一枢纽，北宋就灭亡了。这不是一前一后的关系，先有鸡还是有蛋的问题，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关系。
北宋朝廷在金崛起时，辽在节节败退之际。当时北宋国家军事战略重心方向的拓边西北，为什么没有进行转向，应对东北地区这一变化，在征伐幽州和保卫开封时，都出现了兵力不足的情况，仅仅依靠当时北宋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也不足以守住幽州。以弱胜强，本就是少数，淝水之战，在这一地区，东晋兵力高于苻坚的兵力。因为前秦兵分多路，而且征调的军队分批前往前线。优势的兵力毕竟可以增加军事胜利的砝码，成为胜利的充分条件。
内重外轻是古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元明清都是如此，只是形式上的不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前，明呈现的是外重内轻，北部的塞王统军的兵力，和明军在北部的军事力量的优势都高于内地，这是明成祖朱棣成功的军事原因。通过迁都北京，将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合二为一，军事中心与军事战略方向合二为一。皇权直接控制军队，以三大营为核心的明军主要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在北部边疆地区，免除了天高皇帝远，难以控制统兵大将，而发生的安史之乱，也避免因为北宋内外失衡，边疆与京师空虚导致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