㈧第十九次党代会

在 1952 年的第 19 次党代会和紧随其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领导层似乎为了使党不再直接控制国家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从赫鲁晓夫开始，党的权贵阶层试图销毁对这次大会的任何记忆，并立即行动以根除已产生影响。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期，一直到第 18 次党代会的所有党代会笔录都已公开。但是第 19 次党代会的笔录迄今从未公开。斯大林在这次党代会上做的一个简短的讲话已经公开。但是紧随其后他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做了一次 90 分钟的讲话。除了很短的摘录之外，该讲话从来没有公开，而且这次全会的笔录也没有公开[xxxi]。 斯大林呼吁党代会改变党的地位及其组织结构。这些改变包括： 1、党的名称正式由“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变为“苏联共产党”。这与世界上多数其他共产党的名称相符，从而使党与国家关联[xxxii]。 2、“主席团”取代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此名称表示另一个代表机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这也从该名称中去掉了“政治”——毕竟，整个党是政治团体，而不是领导机构。 毫无疑问，这个名称更表明这是一个党的管理机构，而不是党和国家的管理机构。政治局一直是一个由混合成员组成的机构。它包括部长会议主席（国家行政机构首脑——也就是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立法机构首脑）、党总书记（斯大林）、一名或两名党委书记和一名或两名政府部长。政治局的决定对政府和党均有效。 因此，与政治局在国家中实际上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比，主席团的作用被大大降低。由于国家首脑和最高苏维埃首脑在主席团没有保留席位，主席团将仅仅成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 其他改变： 1、总书记的职位（斯大林自己的职位）被取消。现在，斯大林只是 10 名党书记之一，[xxxiii]他们全部属于新的主席团。主席团现在包含 25 名委员和 11 名候补委员。这比9-11 名委员组成的前政治局大得多。由于规模较大，这将使其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审议中间机构，而不是可以经常和迅速做出许多行政决策的机构。 2、这些主席团成员中的多数人似乎一直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党的高层领导人。斯大林为第一届主席团提名的那些人并不是著名的党的领导人（即不是第一书记），因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后来很困惑斯大林是怎么听说他们的。有可能斯大林任命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国家（而不是党）的领导层中的地位[xxxiv]。 在第 19 次党代会上，斯大林辞去了党总书记的职务；在紧随其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再次提出完全退出中央委员会，仅保留国家元首（部长会议主席）职位。 如果斯大林不在中央委员会，而只保留国家元首的职位，政府官员将不再觉得他们必须向党的最高机构主席团报告。斯大林的行为将取消党的官员的权威。就生产而言，党的官员在国家中的“监督”作用是不必要的。如果没有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党的领导层（即权贵阶层）的威信将会降低。普通党员将不再感到必须“选举”（也就是仅仅确认）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会推荐的候选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从中央委员会辞职可能是权贵阶层的灾难。他们可能感到，他们没有受到普通党员的无情批判只是因为有“斯大林的影子”保护。这将意味着，在将来，只有贤能的人可以在党的权贵阶层生存，正如在国家机器中一样（穆欣，Ubiystvo，第 618-623页）。 缺乏公开的笔录表明，在这次全会上发生的事情以及斯大林在讲话中所说的事情是权贵阶层不希望公开的。这也表明——并且必须强调指出——斯大林不是“全能的”。例如，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Mikoian）的严厉批评直到他逝世后很久才得以公开[xxxv]。 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时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他记录了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提议就免除其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进行投票时震惊而恐慌的反应（西蒙诺夫，第 244-245 页）。面对一片喧嚣的反对意见，斯大林没有坚持[xxxvi]。 一旦条件具备，党的领导层立即采取措施，废除了第 19 次党代会的决议。在 3 月 2日的会议上，就在斯大林虽已昏迷却仍然活着的时候，主席团部分成员（基本由老政治局委员组成）在斯大林的别墅碰头。在那里，他们决定将主席团从 25 名成员缩减到 10 名成员。这基本上就是老中央政治局的昨日重现。党书记的人数再次减少到五个。赫鲁晓夫被任命为书记处“协调员”，并在五个月后成为“第一书记”。1966 年，主席团的名称最终被改回中央政治局。 在苏联历史剩余的时期，党继续统治苏维埃社会，其高层成为腐败、自我任命、自我夸耀的特权精英阶层。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个统治集团使苏联解体，为自己牟取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财富和政治领导权。同时，它一边破坏苏维埃工人阶级和农民（他们的劳动创造了一切）的积蓄并从他们的手中窃取社会利益，一边侵吞由苏联公众创造的巨大财富。今天与先前同样的权贵阶层继续统治着后苏联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