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新红学曹说的真面目

摘自土默热红学博客文章《论胡适“赶繁华”及其曹学变种》

一、胡适先生通过“赶繁华”手段创立新红学的由来及其结果

胡适先生考证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过程中，靠“赶繁华”手段赶出来的。请看胡适先生“大胆假设”的三段论：

第一阶段：假设江宁织造曹氏家族在南京、扬州等地的生活，是《红楼梦》风月繁华故事的创作素材；

第二阶段：假设乾隆时期北京西山茅棚里那个贫困潦倒的曹雪芹，出身江宁织造家族，是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

第三阶段：假设曹雪芹人生经历了巨大反差，前半生有过风月繁华生活的体验，后半生家道中落贫困潦倒，具备创作《红楼梦》的生活基础。

胡适先生以上“大胆假设”后，主要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想方设法让曹雪芹能够亲身经历曹氏家族在江南的风月繁华。由于曹雪芹“其生也晚”，只好让曹雪芹出生时间往前“赶”。胡适的“ 赶繁华”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敦诚说的曹雪芹“四十年华”肯定不行，这样曹雪芹出生于雍正二年（1724），其时曹家荣景已逝，他无论如何赶不上家族的风月繁华；于是胡适便将敦诚挽诗的“四十年华”，解释为不一定是四十整，也可以理解为四十出头，不超过四十五岁。

第二阶段：由于四十五岁也很牵强，曹家被抄家前曹雪芹尚不记事，还需要继续往前赶方赶得上。于是再利用《春柳堂诗稿》的“年未五旬”，解释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1715）年左右，逝世时可能已有四十八、九岁，这样，抄家时的曹雪芹就成了十二三岁翩翩少年公子。

胡适先生就是这样，通过苦心孤诣“赶繁华”，赶出了一个人造的锦衣公子曹雪芹。一个“赶”字，足证这种做法不够光明磊落，是在著作权问题上先入为主“假设”之后，再人为打补丁“考证”的产物，是结论先于证据、证据还要靠“赶”来制造的伪劣学说。

这样人为“赶繁华”赶出来的少年曹雪芹，必然存在着与真实不合榫的诸多矛盾。最起码他的爹是谁就成了问题：说是曹顒吧，曹顒的儿子曹天佑是遗腹子，且“官州同”，与北京西山那个贫困潦倒的曹雪芹不对号。说是曹頫吧，可1715年时的曹頫年方九岁，无论如何早熟似乎也生不出大儿子曹雪芹。曹家的《五庆堂家谱》根本就没有曹雪芹这个人，因此只好让曹雪芹的爹长期存疑。

二、红学界对胡适“赶繁华”三次修正产生的三个变种

胡适之后，主流红学家们知道，这样“赶繁华”构建起来的曹学大厦不牢固，研究手法也有点苟且，不够高明。

就说对敦诚挽曹雪芹“四十年华”的理解吧，周汝昌先生就认为：谁为朋友作挽诗也不会为死者减寿，胡适关于曹雪芹活了四十五岁的理解，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蔡义江先生也认为，曹雪芹就出生于雍正二年（1724），根本没经历过曹家在江南的风月繁华。

再说《春柳堂》诗稿证出来的“四十八九”岁吧，“春柳堂作假案”早已真相大白，诗稿作者宜泉先生是嘉道年间人，根本与乾隆年间曹雪芹没有交集，诗稿中的“年未五旬”字样，是红学家们为了某种目的指使书店学徒“钤盖”出来的。此后凡严肃红学家自此绝口不提“春柳堂”。

为了维护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同时维护曹氏家族的生活原型权，于是主流红学界在不给曹雪芹长岁数、增阅历的前提下，在坚持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年华”的基础上，开始了三次对胡适“赶繁华”的异化，创造出三个“赶繁华”的变种：

一：周汝昌先生的曹家“二次复兴说”。认为曹家抄家回到北京后，在乾隆年间曾有过二次崛起，又经历了一段繁华的日子，曹雪芹“四十年华”赶不上江南的风月繁华，但“赶”上了北京的“二次复兴”，所以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写的是曹家“二次复兴”时在北京的风月繁华生活。

二：蔡义江先生的“奶奶唠叨素材论”。蔡义江认为，小说创作不需要生活体验，“有了生活反而写不出”。曹雪芹对红楼生活的感悟并非亲身体验，而是听奶奶等老一辈人在他耳边不时唠叨感受到的，是通过“痛说革命家史”间接“赶”上的风月繁华。听奶奶说家史什么年龄都能听，因此“四十年华”就能写出《红楼梦》。

三：赵建忠先生的“家族累积素材论”。认为红楼梦素材是曹家三代以内人的“集体创作”，由先人述说家史甚至写出部分初稿，然后由天才的曹雪芹创造性地综合完成。赵建忠认为，提出“家族累积”说意在启示人们，去探索曹氏家族的“遗传基因”对曹雪芹直接、间接的影响。

这三个“赶繁华”的变种学说实际是三个非学术怪胎，都是在凭空想象中猜测出来的，无任何可靠证据支持，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研究红楼梦同“奶奶唠叨”或“遗传基因”的关系，与胡适的“赶繁华”比较起来，似乎还要等而下之一些，是学术退步，也足证曹学的绝望和无奈。对于《红楼梦》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阐释，这些歪门邪道只有歪曲亵渎，没有正面作用。

三、主流红学无力为曹雪芹“赶繁华”，转而齐聚“天才论”旗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