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一年一度的普利策奖揭晓，伊莱・萨斯洛（Eli Saslow）凭借2022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四篇特稿获得特稿写作奖（Feature Writing），普利策奖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对人们与疫情、无家可归、吸毒、不平等作斗争的令人回味的个人叙述，这些叙述共同构成了一幅观察敏锐的当代美国肖像。（For evocative individual narratives about people struggling with the pandemic, homelessness, addiction and inequality that collectively form a sharply-observed portrait of contemporary America.）

伊莱・萨斯洛是《华盛顿邮报》的特约撰稿人，目前在《纽约时报》从事这一工作，他于2014年获得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并于2013、2016、2017年提名普利策特稿写作奖。萨斯洛毕业于雪城大学，获得新闻学学位，现与家人居于俄勒冈州波特兰。

普利策特稿写作奖自1979年开始颁发，目前的评选条件是：对于卓越的特稿，主要考虑文学品质、原创性、简洁性，允许使用任何可用的新闻工具（For distinguished feature writing giving prime consideration to quality of writing, originality and concision, using any available journalistic tool）。

注：由于译者精力和水平有限，翻译仅供参考使用。本文原文取自普利策奖官网展示的作品内容（https://www.pulitzer.org/winners/eli-saslow-washington-post），与《华盛顿邮报》官网上的原文可能有所不同（如照片等）。本文以知识共享-署名 4.0（CC-BY 4.0）协议提供，若需在其他作品中使用，需标注译者姓名和出处（bilibili.com/read/CV24095408）。考虑到部分读者的需求，本文对部分内容加注了注释或作了意译处理。部分注释与翻译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官网（https://www.who.int/zh）、求闻百科、百度百科的内容，在此感谢相关内容作者的贡献，但请注意这并不能保证译文内容的专业性与准确性。译文中出现的任何观点均出自原文，不代表作者的任何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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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四篇特稿的正文内容，按译者推荐的阅读顺序排序，全文约30000字，阅读时间预计60分钟：

美国教育

An American education

——在美国历史性的教师短缺下，一位来自菲律宾的“最杰出教师”试着帮助亚利桑那州一所陷入困境的学校

伊莱・萨斯洛发表于美东夏令时2022年10月2日下午12时51分

亚利桑那州，布尔海德市——在过去的五个月里，卡罗琳・斯图尔特一直在为布尔海德市学区寻找教师。现在她走进拉斯维加斯机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她最近雇佣教师的名字。这位75岁的教务总监走过国际航班行李领取处，喊出一个她刚学会发音的名字。“奥布尔克女士？”她说，“罗丝・简・奥布尔克老师？”

她看到一位女士微笑着，拖动一个大行李箱走向她。

“你是我们的新老师吗？”斯图尔特问道。但是这位女士摇摇头，走了。

斯图尔特将牌子举过头顶，拿出手机，与她在布尔海德市以南一百英里的办公室联系。学区内的2300名学生已经返校几个星期了，但是她还是缺少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教职工。每天，她都要像走钢丝般启用紧急代课老师并重新布置教室，因为不断有坏消息传到她的邮箱里。刚刚有另一位教师写信给她，以“慢性疲劳”为由，请假两周。一份新的州际调查显示，自从疫情开始以来，小学和初中的数学分数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十一。又有一位初中校长给她发了一封主题为“发泄”的邮件：

“新学期的前两周真的是我面对过的最棘手的事，”他写道，“我的老师们已经累坏了，他们找我要个说法，但是我真的没有。我们就像，就像我父亲说的那样，离破产只有四个轮胎了，此外离学校开不下去，我们就差一个老师离开了。”

斯图尔特已经在这个国家最具挑战性的几所公立学校工作了52年，但在最近的几个月，她却开始担心整个美国的教育系统面临着失败的风险。据美国劳工统计局，自从疫情开始，美国已经失去了大约37万名教师。缅因州已经开始为学校招聘夏令营辅导员，佛罗里达州则依赖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退伍军人，亚利桑那州已经取消了对大学学位的要求，但是斯图尔特还在努力以每年35800美元的起薪，寻找愿意在高度贫困地区任教的人。

她将招聘人员送往全州各地的招聘会，但他们没有带任何线索回来。她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和招聘会上打广告，最终为42个空缺职位找到了6位合格的应聘者。“基本上，我们现在很需要人手。”她告诉自己的学校董事会。最终他们同意20名硕士学位的外籍教师从菲律宾搬到沙漠中的亚利桑那乡村。

“请问你是斯图尔特博士吗？”斯图尔特转过身去，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第一眼把她误认为是自己的一个学生。她只有不到5英尺高，背着一个背包，拖着两个大行李箱，指着斯图尔特的牌子。“是我。”斯图尔特说。

“奥布尔克女士！”斯图尔特说着，给了她一个拥抱，“你的行李箱比你还大，让我来帮你。”

“谢谢你，夫人，但我自己来就好，我可以的。”

31岁的奥布尔克拿好了她的包，和斯图尔特一起穿过航站楼，去见其他几名当天下午早先到达拉斯维加斯的菲律宾教师。

“这一趟怎么样？”斯图尔特问道，奥布尔克回答说她四天前离开家里，六个小时后抵达马尼拉，因为签证文件延误等了一会，又坐了14个小时的飞机到美国。她举起手机，拍下了机场大厅、自动扶梯、快餐店、一块写着“欢迎来到拉斯维加斯”的标牌。

“我的第一次跨国旅行，就是去我梦想中的国家。”奥布尔克说。

“你一定很累吧。”斯图尔特说。

“我也很兴奋，”奥布尔克说，“我很期待来到课堂上。”

11位不同的教师给奥布尔克将要任教的福克斯溪初中八年级英语代过课，他们分别是校长、副校长、乐队指挥、垒球教练、学校董事会成员、以及斯图尔特。一次，另一位代课老师被派去教另一个班，斯图尔特就只好自己上了。

尽管斯图尔特的名牌上写着“督学”一词，一些学生还在冒犯她。他们把讲义折成纸飞机，在课堂上说话。斯图尔特用她五十多年的经验控制教室，总算上完了整堂课。那天结束时，她精疲力尽，在教师休息室里坐了45分钟，肌肉痉挛，然后她才觉得刚好能走回到车内。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她对奥布尔克说。

“也多亏了你，我才有来美国任教的机会，”奥布尔克说，“这将是我教学生涯的高峰。”

奥布尔克与其他三位菲律宾教师一起乘车离开了机场，她把手机贴在窗户上，拍摄沿途的赌场酒店、市中心的高层建筑、郊区闪闪发光的水池、城郊一排排整齐的棕榈树。文明开始让位于红色的土壤和嶙峋的岩层，车内的温度计开始显示外面有114华氏度（45.6摄氏度）。奥布尔克把手机放下，看着热浪从沙漠中升起。

“我本以为这里会更绿的。”她说。

“这里和电影中的美国不一样。”菲律宾人安妮・奎瓦斯说，她在布尔海德市已经任教四年，专程来拉斯维加斯接待新教师。

作为布尔海德市的第一批外籍教师，奎瓦斯在疫情前就受聘至此，当时学区意识到了将要出现的教师短缺。菲律宾与美国有着相似的校历、课程安排、评分系统，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校在过去的几年雇佣了一千多名菲律宾教师。大多数菲律宾教师有着硕士或博士学位。在菲律宾本土，教师被认为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职位，平均每个职位就有14人申请，教师们不断受到评估，并与同行排名。

“你们的评级是什么？”奎瓦斯问乘客们，她们都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第一次到达美国。

“我在学校被评为杰出教师——我学校的前五名。”瓦妮莎・布拉沃说。为了来美国，这位七年级数学教师离开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他们分别有15、12、10岁。

“我也是杰出教师。”谢娜・费利西亚诺说。她的父亲在马尼拉开自行车出租车。

她们看向奥布尔克，期待她的答案。“如果你不好告诉我们也没关系。”奎瓦斯说。

“最杰出教师，”奥布尔克说，“去年，我在我校的42位教师中排第一名。”

她努力了将近十年来实现这一目标，自从她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她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教书的工作。她在一个呼叫中心值夜班，一边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一边为一家7000英里外的美国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直到她的第17次教师求职，她才在一座位于拉卡洛塔市郊区的学校找到一份工作，年薪相当于美国的5000美元。

在那里，她的七年级学生都是渔民和蔗农的孩子。他们很早就来到学校，即使他们要走一英里。他们尊称她为”夫人“；他们给她带自家做的午餐；他们在每周末写感谢信给她；他们期待能成为像她一样的工程师、医生或教师；他们也自愿在放学后留在学校补课，而不是回家做作业或者去甘蔗田里干活。奥布尔克为阅读困难的学生开设了一个课后项目。她带领的学校创新社团获得了当地的第一名。疫情期间，她每天都录制网课，去偏远农村做家访。直到她的雄心壮志让她拿到了教师排名的第一名，开始收到世界各地招聘机构的邮件。

“在美国教世界上最好的！”一家国际教育中介的小册子说。奥布尔克与丈夫商量后，一致认为，如果工资能增加3万美元，忍受分居之苦是值得的。她在Zoom上与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学校面试后，获得了持有J-1签证（美国签发给前往该国进行教育、艺术、科学方面学术交流人士的签证）在布尔海德市任教的机会，这也刚好让她在美国居住三年。她借了8000美元的高利贷付中介费、一张飞机票、两套新的教学制服、与其他五名外教合租一套两居室的首月租金。

现在，太阳正落在莫哈维沙漠上，一行人开过一个小山丘，下山开向布尔海德市——一座拥有大约4万人口，与内华达州劳克林市的赌场隔着科罗拉多河的小镇。她们开车经过河畔的拖车停车场与破败的墨西哥餐馆。

“欢迎回家。”奎瓦斯说。奥布尔克凝望着窗外被黑暗包围的城市夜景。

“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小啊。”她说。

“这里的每件事都和你想的不一样。”奎瓦斯说。

奥布尔克倒着时差，从地铺上醒来，换上新制服，和其他四名外教挤在一辆车上，开往福克斯溪初中，与学校的校长见面。校长莱斯特・伊斯特曼正盯着电脑上的每日课表，试着解决另一天的问题，他的学校本来应该有三个特殊教育老师，但现在只剩一个了。他还需要一位教师帮忙教那天的五节艺术课、五节英语课、十节数学课、十节科学课、五节新闻课。学校里所有有空的教师都必须在计划时间内多教一节课，伊斯特曼会教那天的数学课，副校长则会代教艺术课。“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原文为 “Plugging holes on a sinking boat”——直译为“堵住正在下沉的船的漏洞”，这里采取意译）伊斯特曼说。他终于安排好了那天的计划，然后离开办公室和新老师们见面。

“菲律宾现在几点了？”伊斯特曼和新老师们握手，问道。

“已经是明天了，先生。”奥布尔克说。

“好吧，在你们上课之前，我们会给你们一些时间调整作息。”伊斯特曼说。然后他在想学校还有什么事要提醒她们，以及他可以描述学校的所有方式。疫情前不久，亚利桑那州给这所学校打了最低一级。当地标准化考试的分数显示，学校只有不到20%的学生精通英语或数学，超过一半的学生表现得远低于同级生。在过去的十年里，全州的教育经费已经削减了45亿美元，这让学校上课的时间缩减到了每周四天，也让学校的教师拿到了全国最低的薪水。事实上，这个学区的许多教师退休后还在工作，甚至承担了额外的课程，只因他们不愿离开已经被许多人抛弃的学生。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学校的餐厅免费或者优惠用餐。还有疫情的持续影响，它摧毁了这个由赌场经纪人和酒店职工组成的工薪阶层小镇，杀死了总人口的1%。以及每天早晨，这样一个让伊斯特曼感动的瞬间——大约600名学生，家境相似，穿着福克斯溪的蓝色衬衫，准时到达这个让他不时担心让他们失望的学校。

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伊斯特曼决定只让这些教职工关注福克斯溪校园生活的一个方面：学生行为问题。在多年的线上和线下混合学习后，2021年返校后，一些学生几乎不知道怎么上课了。捣乱现象一直存在，停学率几乎翻了一倍。上一学年结束时，28名教师中有11人辞职。现在，伊斯特曼指示剩下的教师，在能够控制课堂纪律前，不要教授新课。

“规则、程序、课堂管理，”伊斯特曼说，“这些中学生就像《侏罗纪公园》中的恐龙一样，他们检验栅栏，他们突破边界。这刻在他们的DNA里。”

“纪律是关键的，”奥布尔克说，“保持一致也很重要。”

“有些孩子会变得胆小、安静，把这件事当成吃午餐就好，”伊斯特曼说，“当你赢得他们的尊重，你就会做得更好。”

他把奥布尔克带到她的教室，她今天的工作只是观察课堂。她一边写笔记，一边看着体育教师用口哨让教室安静下来。接着奎瓦斯进来教下一节课，她将奥布尔克叫到教室前面，让她介绍自己。

“我是奥布尔克女士，我很荣幸成为你们的新老师。”她说。

“谁？”一个学生问道，“请你大声点，好吗？”

奥布尔克点点头，向前走了一步。“我是奥布尔克女士。”她又说了一遍。几个学生立刻开始叽叽喳喳起来。

“你严厉吗？”

“你多大了？你看起来像个高中生。”

“你结婚了吗？”

“你可以再说一遍你的名字吗？老师？”

“请举手，”奥布尔克说，“明年我们将一起呆在这个教室里。如果你尊重我，我也会尊重你。如果你爱我，我也会爱你。”

教室里的几个男孩开始大笑，然后开始大声问更多的问题。“请一个一个来。”奥布尔克说。但是一片异口同声的吵闹盖过了她的声音，直到奎瓦斯拍了拍手。“够了！”她说，接着开始分发单词作业。奥布尔克继续观察课堂，记下笔记，直到下课铃响起。

“一切顺利吗？”伊斯特曼后来在走廊里看到她时问道。

“我学了很多东西，先生。”奥布尔克说。

伊斯特曼对她竖起了大拇指，走进办公室，打开第二天的课程表，那里有二十六个空格。十九位过劳的教师在他们唯一的计划期间辞职了。一位教师患有糖尿病，她收到医嘱，说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另一位教师告诉伊斯特曼，他担心压力会导致心脏病发作。

“这是一群非常敬业的老师，但是我们已经到崩溃的边缘了。”伊斯特曼说。他希望在一些监督和指导下，这些新外教会提供一些缓解的机会。他点进一个八年级英语课的空格，输入了奥布尔克的名字。

奥布尔克走到全班同学面前，双手紧紧握着，不让它们发抖。“让我们从简单的事开始。”她对学生说。体育老师站在后排，以备不时之需。她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张白纸，布置了第一个任务：把纸折成一张名牌，用大字写下他们的名字，再抄几条班规。“看？简单吧！”她说，同时举起她手中的纸，示范将其折成三份，“还有问题吗？”

前排的一个学生举起了她的手：“我可以上厕所吗？”她问道。

“当然可以，”奥布尔克说。另一个学生也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

“我也要上厕所。”他说。

“下次请先举手再发言，”奥布尔克说，“但是这次可以，走吧。”

学生们开始折起纸来，奥布尔克也走下讲台，检查他们的进度。这个班里只有24名学生——是她在菲律宾班级人数的一半。他们有书包和完备的学习用品。他们的教室配备了最顶尖的设备和空调。“做得好。”奥布尔克一边说着，一边看着一个学生在她的名牌边缘画满爱心。奥布尔克又转到后排，看到一群男孩围成一圈。“让我看看你做到哪里了。”奥布尔克说。一个男孩举起他的名牌，上面写着“甜甜圈人”，其他男孩哄笑起来。另一个学生将纸折成纸飞机，还有一个学生把纸扔到地板上，把铅笔戳进桌子的一侧里。

“你还好吗？”奥布尔克问道，“你为什么不完成任务呢？”

“因为我的笔坏了。”那个学生说，接着更用力地把笔敲向桌子，直到铅笔断成两截。“你想让我做什么？“他笑着问奥布尔克。奥布尔克盯着他看了一会，认定他的行为是她自己的错。或许她没有很好地传达任务，或许，与其给学生们布置制作名牌的任务，不如先让他们了解课堂秩序。奥布尔克走回讲台，”各位，请看这里。“她说，但几个学生继续聊自己的天。“五、四、三……”她开始倒数。学生们还在对她大吵大闹，直到体育老师吹响了哨子。“喂！你们试试对我这么做，看看会发生什么，”他说，“安静点，听老师讲课。”

奥布尔克对他点点头，继续上课。”我希望这堂课更有秩序一点，“她说，“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也不住在丛林里，我们应该按规则做事，不然我们就学不好，对不对？”

“对啊，大家，我们不是动物。”一个学生说。然后一群男孩开始发出丛林般的吵闹，直到体育老师再次吹响哨子。

“如果你们想要获得尊重，也请你们尊重我，”奥布尔克说，“人类当然是能遵纪守法的，你们来到学校也想学新知识，对不对？”

“才不是呢！我来学校就是爸妈叫我来的。”一个学生说道，向他的同桌笑了一下。

“是啊，也因为你还没被开除呢。”他的同桌附和说，推了他的肩膀一下。

“还因为这里的女孩都很不错。”这位学生说道，打了他的朋友一拳。

“够了！”奥布尔克喊道，用了比她过去七年在菲律宾教书还要大的声音，“自尊和尊重的表现是什么？请举手回答问题。”

一个男孩举起了他的手臂，上面画着井字棋游戏的图案。“好，”奥布尔克说，“感谢您的参与。”

“我可以上厕所吗？”男孩问道。

奥布尔克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眼神扫过整个教室，寻找下一个举手的人。”还有吗？她问，“还有人吗？记住，合作能让一堂课更加成功。”

“我可以上厕所吗？”另一个学生问。但在奥布尔克回答前，下课铃就响了。学生们冲出教室，体育老师把口哨放进口袋里。“我很抱歉，他们有时候太残忍了。”他告诉奥布尔克，接着赶去下一堂课。奥布尔克独自站在教室，试着理解刚刚发生了什么，在这堂课，学生们上了十六次厕所，只有七个学生完成了他们的名牌任务。

“我可以做得更好。”在下一节课开始之前，奥布尔克说道。她会从介绍班规开始，她可以控制课堂秩序，她会“要求”学生们尊重她，而不是“请求”他们尊重她。

“我可以上厕所吗？”一个学生问道。过了一下，奥布尔克摇了摇头。

“现在不行，”她说，“我们还有任务呢。”

这个学生拍了拍桌子，转头和他的朋友说：“这个老师想让我尿裤子。”奥布尔克让他搬到教室的另一侧。

“说实话，这里可是美国，我们有权利上厕所。”另一个学生说，更多的学生开始大声附和。奥布尔克用尽嗓子才盖过他们的声音。“我希望你们认真听课！”她说，“我们可不是住在丛林里，我们是人类，对吧？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没法上课了。”

“我们不上了！”一个学生喊道，似乎在炫耀自己的胜利，其他学生也开始叫嚷哄笑起来。“请你们尊重我！”奥布尔克说，但似乎只有几个学生在听。“五！四！三！二！一！”奥布尔克喊道，但学生们并没有安静下来，当她数到零时也只有一片羞辱。她决定采用一种她在菲律宾用过几次的策略——站在教室前，不说话，一个一个地盯着学生，等待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当表现。一个男孩在咬他的衬衫领子；一个女孩在把铅笔用胶带粘在她的每根手指上，用爪子抓她旁边的男孩；两个男孩正在用他们的桌子玩碰碰车；一个女孩把杯子里的水倒进另一个女孩的嘴里，那个女孩把水吐到她旁边的学生身上。“请问，老师，我能去把这口水洗掉吗？”这个学生问。一个男孩站起来，故意被他朋友的腿绊倒。一个女孩正在白板上开始玩吊小人猜单词游戏。一个男孩走到教室前面，拿出一张卷成麦克风形状的纸，假装要采访奥布尔克。“请问，你觉得福克斯溪的生活怎么样？”他问。

“我听到下课铃响了！”一个学生喊道，突然十几个学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等我宣布下课！”奥布尔克抬头看着时钟说。她什么也没听到，不确定这节课是不是该结束了。

“我们听到铃响了。”另一个学生一边说一边打开门准备离开。瞬间，学生们都走了，教室里空无一人。奥奎克用手捂住酸痛的喉咙。她擦去白板上的吊小人猜单词游戏，开始收拾地板上的纸飞机和纸条。“你能听懂这个老师说话吗？”一张纸条上写着。她把纸条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拿出手机，看到她丈夫的留言。“我为你感到骄傲，”他写道，“我知道你会给学生们留下好印象的。”

奥布尔克擦了擦眼泪，把手机放回包里，这时她才听到下课铃响起。

奥布尔克想辞职，想离开布尔海德市，穿过沙漠，回到拉斯维加斯，飞回她在拉卡洛斯市的家，但她还欠着8000美元的债，离着菲律宾有7000英里。唯一能让她感到安心的地方，就是放学后大厅的几扇门外，奎瓦斯空荡荡的教室。三个新来的外教已经坐在那里，从一天的劳累中恢复过来。奥布尔克把包放在地上，走过去加入她们。

“我甚至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

“在这里教一天就像在菲律宾教一个月。”另一位教师说。

“这些学生中有5人在我老家就像20岁的成年人一样。”还有一位教师说。

“我不知道怎么应付他们，”奥布尔克说，“我无法和他们沟通，我教不了他们，”她看着奎瓦斯，“如果我让你失望了，我很抱歉，夫人。还有什么比第一天上班就哭更失败的呢？”

“哦，那六个月来我每天都这样。”奎瓦斯说。其他老师都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她们知道奎瓦斯是美式自信的典范，她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来分享教学技巧，还当选为布尔海德市学区的月度最佳教职工。“我曾是这里一整年最差的老师，”她告诉他们。“学生们躲着我跑，我失去了信心，我想回家。”

她告诉她们，她花了一年的时间还清了国际教学中介的债务，花了两年的时间拿到了亚利桑那州的驾照，花了三年的时间搬出了与其他外教合租的房子，搬进了自己的公寓。她申请了J-1签证的延期，以便在布尔海德市多待两年，同时继续研究如何与学生建立牢固的关系。“你必须证明你真的关心他们。”她说。于是她去了一元店，自己花钱买了美术用品，并在首映之夜把教室装饰得像电影院，铺了红地毯，开了贵宾门，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每个学生都是明星。”她开始参加学生的体育赛事，放学后留下来观看排球和篮球比赛，并在YouTube上观看视频，学习美式橄榄球的规则。她看了学生们在课堂上谈论的每一部漫威电影。每当有学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时，她会打电话给他们的父母关心和表扬他们。她逐渐摆脱了菲律宾人对课堂礼节的本能，开始向学生们询问他们的生活，他们向她介绍了一个与她最初预期大不相同的美国：家庭虐待、无家可归、吸毒过量死亡人数激增、阴谋论、孤独、自杀、酗酒、贫穷，每一点都和她在菲律宾遇到的任何事情一样糟糕。

“很多时候，他们都很颓废，很受伤。”也正因如此，她开始钦佩同事们的奉献精神，欣赏她的学生们的坚韧、不羁、勇敢、坦率，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脆弱。她把自己变成了一所教师人手不够的学校中，最受欢迎的教师。但当她的签证在八个月后到期时，她必须依法返回菲律宾。

“这里的学生都很难相处，但他们很需要你们，”奎瓦斯对其他教师说。“你们可以做更多事激励他们，给他们更多希望。”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得上忙。”奥布尔克告诉她。

“不然就没有其他人了。”奎瓦斯说。

第二天早上，这位来自拉卡洛塔市的顶级教师站在她的教室外，准备教她的学生如何学习。"这是你们进入教室的方式，"她说，接着让他们排成一排，带领他们进入教室。"这是你们扔垃圾的方式，"她说，接着带领他们走过垃圾桶时，把一张纸扔进垃圾桶。"这是你们坐在位置上听课的方式，"她说，接着把自己放低，坐在座位上，展示静止的样子。"这是你们参与课堂的方式，"她说，接着举起她的右手。

他们当天的课程是一个有着三个自然段的文章的阅读理解练习，在菲律宾，奥布尔克教七年级学生完成这样的作业需要大约20分钟。但在福克斯溪，根据亚利桑那州的评估，她的八年级学生只有19%精通阅读，所以她计划慢慢来，采用她在硕士课程中学到的教学策略“高阶思维技能”——在故事的每句话后问一些简单的理解问题，来建立学生的信心，鼓励课堂参与。她分发了学校预先计划课程的作业，并大声朗读了故事的标题：《生命、自由和胡志明》。

“好的，我们今天阅读的标题是生命，自由和什么？”她问。

“胡志明？”几个学生说。

“是的，非常棒。”奥布尔克告诉他们。她要求学生大声朗读这个故事，当没有人举手时，她指着前排的一个男生。

“认真的吗？”他问。奥布尔克向他点点头。“好吧，随便，”他说，然后低头开始阅读，“‘到了1941年，胡被认为是……’——抱歉，我不认识下一个词。”

“强烈，”奥布尔克说，继续读。

“好吧，是的，强烈。‘越南独立的强烈支持者。胡……’”

“呜！”另一个男孩笑着喊道。

“闭嘴，让我读下去。”学生说。

“哇，注意你说了什么，兄弟。这里不是丛林，记得吗？”

“是啊，那我过来打你的嘴怎样？”

“够了！”奥布尔克大声喊道，但几个学生继续笑着，大喊大叫，扰乱了阅读，直到最后另一位老师从隔壁的教室走进来。“你觉得我隔着墙能听到你说话很有趣吗？”他说，“这一点都不好笑，这很尴尬。表现好点。”学生们花了半个多小时读了七个句子，奥布尔克开始变得嘶哑了。“拜托，我能感觉到，为了让你们听课，我是在伤害自己，”她把手放在喉咙上对他们说。然后她指着课文，让另一个学生读一段关于胡志明如何从《独立宣言》中获得灵感的文章。

“好的，”学生念完后，奥布尔克说，“胡志明生活在大洋彼岸。你认为他为什么会以美国为榜样？”

学生们也盯着她看。

“为什么是美国？美国有什么特别之处？”

“快钱和快餐。”一名学生说。

“好吧，是的。快餐输出了。但是什么让这个国家伟大？”

奥布尔克等了一会，学生们开始互相交谈，写笔记，折叠飞机，在座位上跳来跳去，凝视着天花板，把头靠在桌子上，直到最后一个女孩举起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可以上厕所吗？“她问。奥布尔克点了点头，转身面对同学们。

“美国是自由的灯塔，不是吗？”她问。“你们有良好的教育，你们可以自我独立，你们可以实现任何事情，对不对？”

奥布尔克环视了一下教室，没有人举手，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能打消她心中的疑虑。于是她试着又问了一遍。“美国不应该成为世界的榜样吗？”她问。

亿万富翁的道德考量

The moral calculations of a billionaire

——在经历了史上跻身超级富豪行列的最佳年份之后，美国745位亿万富翁中的一位不禁要问：“赚多少才够？有没有答案？”

伊莱・萨斯洛发表于美东时间2022年1月30日上午6时

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市——股市开盘才17分钟，利昂・库珀曼就拿起手机看看自己赚了多少钱。他用专线给他在新泽西的交易柜台打了一通电话，就像他每天要做的十几次一样。

“早上行情还好吗？”他问。

“还行。市场不太稳，但你的股票涨了。”

“告诉我多少。”

“看上去赚了六七百万。”

“好的，谢谢。让我们再稳一些。”78岁的库珀曼说。他挂了电话，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股票图表一分钟一分钟地上涨，预示着成为美国亿万富翁的又一个好日子。在办公室外，他可以看到妻子去打她每周一次的桥牌，一群打高尔夫的人在一个私人球场上打球。他选择每年至少在佛罗里达州居住183天，部分原因是为了享受该州居民的低税率。从早上7点到午夜，他通常坐在办公室的桌子前，管理着他在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里赚到的超过25亿美元。

大约从1975年开始，他的收入就超过了家庭的支出，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开始把赚钱看作是一场他能游玩并赢下的严肃游戏，而不是个人的需要。他投资、交易、出借、捐赠，每天看着账目不断增长，超出了他的需求、他的欲望，甚至有时超出了他自己的理解。

“我不认为这个节骨眼就是玩钱，但我还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呢？”他有时会思考。他妻子的步入式衣帽间已经比他在南布朗克斯长大的公寓还要大。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家有一个定制的无边泳池，但是五年来他一次也没游过。

他又看了一下屏幕上的股票图表，给交易柜台打了电话。

“还好吗？有什么消息？”

“非常好。高价股被杀（这里是指股价下跌时，投资者卖出大量股票，加速股价下跌，继续持有股票的投资者亏损）了，但价值股却表现得很好。你又多赚了大约1000万。”

过去的一年是美国745位亿万富翁最好的一年，疫情以来，他们的累计财富增长了大约70%，即使数以千万计的低收入工人失去了工作或家园。现在，这745位亿万富翁的财富加起来比美国底层60%的家庭加起来还要多。每天，库珀曼都能看到他资产负债表上的差距在扩大——在股市上平均每分钟增加4788美元，每天增加190万美元，整个2021年总共增加7亿美元。随着创纪录的财富继续向经济顶峰的一小部分人转移，库珀曼也能感觉到其他一些事情在发生变化。

“亿万富翁甚至不应该在美国存在，”他在电视上推荐选股后收到的一条留言写道。

“总有一天，我们会拿着干草叉追杀你们所有人。”另一条留言写道。

“醒醒吧，白痴。你和你永不满足的贪婪是我们最大社会问题的根源。”

他回复了大多数私人邮件，记录了偶尔收到的死亡威胁。每当马赛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纽约州的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兹在演讲中批评亿万富翁时，他都会给他们写信，因为他不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违反了什么规定？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弱势。他上过公立学校，举债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每周工作80个小时，做出了明智的决定，运气不错，为自己和客户积累了财富，向政府缴纳了数亿美元的税款。他有一个57岁的妻子、两个成功的孩子、三个孙子，他们正在帮助他决定如何将他的大部分钱捐给一长串慈善机构。“我的一生就是一个美国梦的故事。”他在一次慈善晚会上领奖时说。他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白手起家的英雄，现在却发现自己在一个经济不平等猖獗的故事中扮演了贪婪的恶棍。

现在，他又收到了一些新泽西慈善机构陌生人寄来的电子邮件。邮件说，亿万富翁利用税法漏洞，逃避缴纳他们应缴的税款。邮件说，他们留下的过度财富“给后代带来了负担”。邮件说，库珀曼不知道生活在贫困中是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每个月在付房租和买食物之间做出选择是什么感觉。

“她说得很有道理。”库珀曼一边说，一边又读了一遍那封邮件。这让他想起了一个他自己也开始思考的问题：在一个历史上不平等的时代，亿万富翁的道德责任是什么？

“谢谢你的邮件。我给你提供一些我自己的背景资料，这可能会对你有帮助，”他回信说，然后他附上了一份简短的传记和他写给政治家的信的副本，“对于我是谁，你似乎在根本上有着误解。”

库珀曼知道当人们想到亿万富翁时，他们会想到什么。他读过关于过度和奢侈的故事，亲眼目睹了其中的一些，但那不是他的生活。他没有像对冲基金经理肯・格里芬那样，花2.38亿美元买下纽约的顶层公寓；或者像比尔・盖茨那样，在伯利兹的私人岛屿上度假；或者像投资者斯蒂芬・施瓦茨曼那样，花1000万美元给自己举办有骆驼和杂技演员的生日派对；或者像唐纳德・特朗普那样，每年在护发上花费7万美元；或者像史蒂文・科恩那样，花大约800万美元购买一条14英尺长、保存完好的鲨鱼；或者像媒体大亨大卫・格芬那样，在艺术品上花费超过10亿美元；或者像马克・扎克伯格那样，通过Facebook花2300万美元投入个人安全预算。

他也不像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佐斯那样，拥有自己的宇宙飞船；或者像谢尔盖・布林那样，拥有600英尺长的飞艇；像拉里・埃里森那样拥有退役的苏联战斗机；像史蒂夫・韦恩那样拥有价值2.15亿美元、有直升机停机坪和游泳池的游艇；像约翰・保罗・德约里亚那样的私人列车；像凯莉・詹娜那样五百万美元的豪车收藏。

库珀曼的交通工具是一辆25岁的施文牌自行车，他喜欢骑着它在附近转圈，还有一辆现代牌汽车，他每周会用它跑腿几次。

他重新检查了屏幕上的股票图表，拿起电话给他的妻子托比打电话，她正坐在大厅那头的办公室套间里。

“过会我要去Costco买些羊排。”他告诉她。

“我们还要买什么吗？”她问。

“应该不用了，”他说，“我就去看看有什么特价商品。”

1962年，他们在亨特学院相识，接着就在一起了。当时，纽约公立大学的学费每学期只有24美元，而在美国生活的希望是每一代人都能超越上一代人。她是罗马尼亚一个苦苦挣扎的枕套推销员的女儿，他的父亲是水管工学徒，13岁时从波兰移民过来，高中没念完，每周工作六天，后来在搬水槽上楼到四层公寓时，死于心脏病发作。

他的父亲留下了一笔价值不到10万美元的遗产，但库珀曼也继承了父亲的信念：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经济阶梯很短，只要有决心和努力工作，就能爬上去。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美国孩子中，超过90%的人会比他们的父母赚得多，三分之二出身贫困的人将至少跻身中产阶级。库珀曼在夏天当服务员，之后一边去商学院上夜校，一边在施乐公司打工，然后在高盛做分析师，年薪1.25万美元。他喜欢说：“我的博士学位是为穷人、饥肠辘辘的人准备的。”他告诉同事，资本主义就像非洲野生动物园里的一场生存之战，而成功的关键是在狩猎中采取狮子或瞪羚的心态。“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们最好跑起来。”库珀曼告诉他们。不到九年，他就被任命为合伙人。不到十年，他就成了百万富翁。

他和托比一起学会了如何变得富有——这主要意味着决定如何不花钱。他仍然觉得去批发市场买衣服和坐新泽西的公共交通上班最舒服。尽管托比挣每小时不到25美元的工资，但她很喜欢自己的特殊教育工作，所以她继续工作，并把工资捐给了学校。上世纪80年代，他们在新泽西州花32.5万美元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花500万美元在佛罗里达州盖了一栋。他们担心给两个孩子一大笔遗产会让他们失去动力，所以他们把一小部分财富存入了一个信托基金，只有在他们的儿子35岁时才能动用，那时，他们一个已经是成功的商人，另一个是拥有博士学位的环境科学家。

库珀曼最终离开了高盛，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欧米茄。20年来，随着股市飙升，他的数百万美元以平均每年14%的速度增长，直到他和托比跻身美国最富有的几百位亿万富翁之列。2010年，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当时巴菲特刚刚启动了一个名为“捐赠誓言”的项目，要求亿万富翁将至少一半的财产捐给慈善机构，库珀曼夫妇当晚就做出了承诺。

“我可以花1亿美元买一幅毕加索的画，但我对它不感兴趣，那又怎样？”库珀曼告诉他们，“我们过着非常理性的生活。我们的钱有什么更好的用途呢？”

他们给新泽西的一家医院捐了1.5亿美元；给纽瓦克高中捐了5000万美元，用以提供大学奖学金；给哥伦比亚商学院捐了4000万美元；给亨特学院捐了4000万美元；给表演艺术捐了3000万美元；给犹太家庭基金捐了2500万美元；给熟练护理人员捐了2000万美元；给食品银行捐了1500万美元，等等。但无论他们捐出多少钱，他们的钱仍在生更多的钱，而中产阶级的工资基本保持不变。在过去的50年里，贫困家庭和收入最高的0.1%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十倍多。现在，孩子们挣得比父母多的几率只有43%。

“库珀曼先生，我们需要你的捐款来维持我们的美国梦。”他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募捐信，其中一封这样写道。

“库珀曼先生，现在有1100多万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

“库珀曼先生，请帮助我们提供干净的饮用水……”

“库珀曼先生，疫情已使6000万家庭面临失去家园的风险……”

他每年向50多个组织捐款，也向一些在个人困境中写信给他的人捐款。库珀曼说：“除了我的家庭，写支票是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然而，不管他写了多少个零，这都让他想做更多的事情。他说：“在这个国家，我们正以许多令人沮丧的方式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他相信资本主义的精英理想——“机会平等，但结果不平等，”他说——但在他看来，成功的几率仍然受到种族、性别和越来越多的经济起点的影响。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代际贫困率每年都在上升。处境最差的儿童落得更远了。从他自己的经历来看，他相信大学教育是最好的选择，但学费却在不断飙升。

“除非你把机会均等，否则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库珀曼说。他和托比看了一遍有价值的捐赠清单后，觉得捐出一半的钱是不够的，60%不足以满足这个国家的需求，75%也不够。因此，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会，最终将捐出90%以上的财产。库珀曼决定，与其真正退休，不如继续管理他们的账户，这样就有更多的钱可以捐出去。

库珀曼的办公桌上写着安德鲁・卡耐基的这样一句话：“死时富有，死也蒙羞。”但即使是今天，他还是很有钱，而且会变得更有钱。“挣多少才够？”他好奇，“有没有答案？”他又在屏幕上检查了一遍股票趋势——在过去的五个小时内涨了260万美元。他的股票价值已经相当于23000个美国中产家庭的财富之和。

每天下午4点股市收盘时，库珀曼都会核对一下手上40只股票的最终数字，回顾一下第二天的投资策略，然后在博卡拉顿市圣安德鲁斯乡村俱乐部的棕榈树和高尔夫球场周围散步两英里。这个社区与周围的郊区隔着一条运河、一座门楼、一堵10英尺高的墙、一个红外安全系统。社区的700套房产中，有几套属于其他亿万富翁，大部分属于在佛罗里达过冬的百万富翁。新冠疫情期间，随着豪华房地产市场的爆炸式增长，这里的住宅价格上涨了40%以上，所有居民都变得更加富有。

库珀曼走过一座旧的定制豪宅，它正在被拆除，重建成新的定制豪宅。他继续沿着这条路走向红土网球场、水疗中心、带露台的俱乐部会所。一位居民开着一辆新的宾利车经过，库珀曼挥了挥手，然后看着这辆价值20万美元的车继续行驶。“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炫富，”他说，“但我可以把那个人买卖100次。”

疫情期间，他和托比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圣安德鲁斯乡村俱乐部里，他们在外面的会所里吃晚饭，和朋友们打牌，但每隔几天他们就喜欢开车出去兜风。有一次，在疫情早期，他们开车去附近一个安静的公园，结果发现停车场里排着150多辆车，人们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食品银行等着一听听罐头。“在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这令人沮丧和震惊。”库珀曼说。这让他想起了孙女在中学时发表的一首诗，名叫《七英里》，讲的是新泽西极度富裕的肖特山——那里库珀曼有另一栋房子——与附近纽瓦克的极度贫困区之间的地理距离。“一方面，我们拥有的太多了，”她写道，“另一方面，他们一无所有。只隔了七英里。”

库珀曼说，孙女以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的身份从斯坦福大学毕业，成为一个“支持财富再分配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欣赏她，钦佩她的同情心和智慧，但他一再反对自由派的观点，也就是“对亿万富翁征收70%或更高的税以重新分配财富”。他曾写信给沃伦参议员，讨论“压榨富人”，还写信给奥巴马总统讨论“贬低成功”。库珀曼是一名登记的无党派人士，他在上次选举中投票给了乔・拜登，因为他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专横的人，他在执政期间的行为非常可耻”，但库珀曼最相信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他的钱是他自己挣来的，因此他可以选择自己花还是送人。他每季度给联邦政府寄去一张1000万美元的预估税支票，并表示他支付的实际税率为34%。他在信中告诉政客们，他愿意多缴税，但他认为最高有效税率不应超过50%。

“让美国伟大的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它激励工作、努力和创造力，”他写道，“资本主义有缺陷，但社会主义没有好处。为什么不传播我的职业道德，而仅仅是我的财富？”

现在，他绕过一条死胡同，转身向自己的家走去。多年来，他每天都和他的哥哥霍华德一起散步，直到霍华德去年12月去世，享年85岁。最近，库珀曼一直在回想他们的生活。库珀曼选择每天早上5点15分起床，每周花80个小时工作，只有感恩节后的星期五才休息。与此同时，他的兄弟选择不上大学，然后尽快退休。他更喜欢打壁球，和朋友一起去赌场，自愿在医院做轮椅搬运工。库珀曼最终带着他的数十亿美元和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医院的入口处；他的哥哥去世时身家不多，但他的手机里有几十个亲密朋友的电话号码。

“我们都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库珀曼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欣赏彼此拥有的一切，但把我赚来的东西都给他是不对的。”

他走上环形车道，走进房子，回到办公室。

“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他说，“世界本来就不是完全公平的。”

库珀曼的选择是：再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坐12个小时，监测市场行情，看着窗外游泳池反射的阳光，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到交易台。市场下跌，股市上涨。他购买了300万美元的不良债券，又向慈善机构捐赠了500万美元。当天他赚了1800万美元，欠了600万美元。上午，他又赢了市场，午饭时输了，一小时后赢了，然后又输了。“这说得通吗？”看着屏幕上数字的变化，他问自己，“整天坐在机器前，赚着我不需要的钱，然后把钱给我不认识的人？”

自从哥哥去世后，他一直在想，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打发时间，所以在股市收盘前的一个下午，他关掉了电脑，开车到圣安德鲁斯乡村俱乐部外几英里的地方去参观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学校校长邀请库珀曼向一群低收入的大学生讲述他的职业和价值观。

“信不信由你，我和你们都有很多地方相同，”库珀曼站在讲台上，看着来自一个奖学金项目的大约40名大学生说，这个项目与库珀曼和他的妻子在新泽西创办的项目很相似——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学生，父母是移民，都来自年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的家庭。疫情期间，这些学生一直住在校园里，他们的一些家庭因裁员、驱逐、海地地震、多米尼加干旱、冠状病毒感染和疫情死亡而陷入困境。

“我能理解你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库珀曼说着，然后开始做一个简短的ppt演示，讲述他从一间一居室公寓到登上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的经历。

“我很努力地工作，我很想赢。”他一边说一边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是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体系。”

“你问我是如何变得富有的？”他问，“开发出人们想要的产品或服务就行。世界因为有拉里・埃里森和比尔・盖茨而变得更美好。看看他们创造的就业机会，看看他们为世界所做的好事。攻击富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在把钱捐出去，”他说。“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妻子的誓言，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

他对着幻灯片做完了整次演讲，然后回答了一些问题，过了一会，房间中央的一个学生举起了手，等着发言的机会。她说，她也对从商感兴趣，她解释说，阻碍她的众多障碍之一是启动成本。“在佛罗里达，你需要200美元。”她说。

“你需要的远不止这些，”库珀曼说。

“我知道，”她说，“我的意思是，从零开始，花200美元拿到许可证和牌照。”

库珀曼看了她一会，试图想象从零开始意味着什么，以及不是在20世纪60年代，而是在2022年从贫困上升到极度富裕会是什么样子，贫富差距已经扩大了10倍。但他也曾经处于现在这些学生的位置。他对美国梦的信念，要求他相信有一天他们也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承认，这很难，”他说，“越来越难了。但99%的人仍然可以加入1%的行列。只要有足够的运气和决心，这是可能的。”

他告诉他们，他如何在每天早上5点15分起床；他如何选择了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他如何在贫穷、饥饿、动力中获得博士学位；他如何跟随自己的直觉；他每天都像狮子追逐瞪羚一样奋力拼搏，冲向经济的顶峰，99%的人在他身后退去。

“我愿意谈论为富和为穷的问题。”他告诉他们，作为美国经济两极分化下的亿万富翁，有一个真理是他确信无疑的。

“有钱更好。”他说。

15路公交车上的愤怒与心碎

Anger and heartbreak on Bus No. 15

——在美国的城市挣扎着从疫情中恢复的时候，丹佛的问题已经蔓延到了公交车上

伊莱・萨斯洛发表于美东夏令时2022年6月6日上午7时59分

丹佛——苏娜・卡拉贝对着后视镜补了补眼妆，撑在公交车的方向盘上，做着晨祷。“愿我有耐心，”她说，“愿我慷慨、善良。”她走过公交车，做好最后的检查：地板清扫过；座椅清洁过；扶手消毒过；油箱加满，可以在城市最繁忙的商业道路上再工作10小时。她把车开到第一站，等到早上5点32分，然后打开车门。

“早上好！”她向今天的第一位乘客打招呼。那是一个赤脚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条毯子和一个枕头。男人向售票机投了29美分，买了3美元的车票，他说：“这是我手上所有的钱了。” 苏娜点点头，挥手让他上车。

“星期五快乐。”她对排在后面的人说，其中有一对夫妇，他们带着用三个塑料垃圾袋装着的行李，还有一条没牵绳的大狗。“这是我的工作犬。”狗的主人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公交卡，狗开始跳上仪表板，抓起一盒舒洁牌面巾纸，撕碎纸巾，扔到地上。

“工作犬？” 苏娜问，“你确定吗？”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了什么？”那名乘客说，“快点开你那该死的车吧。”

苏娜转过身，将脸对着挡风玻璃，接着把车开到科尔法克斯大道上，这是一条30多英里、四车道的公路，经过州议会大厦，穿过市区，向着落基山脉延伸。她已经45岁了，在同一条路线上行驶了近十年，也成为了丹佛15路公交车的固定乘客。她的照片张贴在几辆公交车上——这个城市里一张巨大的、微笑着的脸，尽管在疫情后，苏娜开始对这个城市感到陌生。新一轮流行病已经压倒了全国各大城市，也改变了每天她在公交车上遇到的丹佛。自疫情开始以来，丹佛的无家可归者增加了多达50%；暴力犯罪增加了17%；谋杀案上升了47%；某些类型的财产犯罪几乎翻了一番；芬太尼和冰毒的缉获量在过去一年里翻了四倍。

每隔几个街区，她就把车停下来，在长住汽车旅馆和平价餐馆前接更多的乘客，她的目光在前方的道路和显示身后70个座位的后视镜之间游移。过去两年，丹佛地区的公交车司机报告说，他们被乘客殴打了145次以上。苏娜曾被人吐口水，被人用工具箱打，被人用刀威胁，在开车时被人推到后面，在休息时被人追到卫生间。她的挡风玻璃曾三次被石块或玻璃瓶砸碎。在最近的一次事故后，她写信给主管说：“我现在的工作就像一个供人发泄的压力球。”每天，她都会在科尔法克斯上下六趟中承受乘客的痛苦和挫折，直到下班时，她都能看到手指在方向盘上留下的深深压痕。

现在她在“日出中餐馆——1.89美元一大勺”的广告前停下来，接四个建筑工人上车。她在一所高中附近为一名少女停车，这名少女一边吞云吐雾，一边上了车。

“抱歉，你不能这么做。”苏娜说。

“这就是大麻烟。”

“这里不行。”苏娜说。少女把大麻扔到人行道上，用拳头敲打着第一排座位，但苏娜没有理会她。她继续开车，身后的车厢装满了人，经过市区后又开始清空。“终点站到了。"她宣布，这时离早上7点还有几分钟。她原定休息6分钟，然后掉头开始下一次在科尔法克斯的行程，但当她看向后视镜时，车上还有7个人在睡觉。最近，她的乘客约有四分之一是无家可归的人，公交车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所以在有人强迫下车前，他们会一直留在车上。“抱歉，大家都下车吧。”苏娜又说了一遍，用了更大的声音，直到一个斜躺在第二排，占了两个座位的男人还留在车上。苏娜起身去查看他的状况。

“先生？”苏娜一边说，一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男人的脚踝上有一个开放性伤口，腿也在颤抖，“先生，你还好吗？”

男人睁开了眼睛。他咳嗽着，往地上吐了口痰，环视着空荡荡的巴士。“我们能到塔尔萨吗？”他问。

“不，这里是丹佛。这是15路。”

这位乘客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需要我帮你叫救护车吗？”苏娜问，但他摇了摇头，开始一瘸一拐地走向车门。

“好吧，祝你今天愉快。”苏纳说。他竖起中指，走下公交车。

每周五天，苏娜都在科尔法克斯大道的同一段路上来回行驶，每程停车38次，预定时间72分钟。凭着记忆，她在坑坑洼洼的地方穿梭，试图弄清她的乘客和她所爱的城市发生了什么。她开始阅读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的书籍，希望能让自己牢记这个信念：成瘾是一种疾病，无家可归是一种道德危机。新冠病毒、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飞涨的住房费用已经把美国工人阶级压得不成样子，她的乘客也是受害者。苏纳想到了父亲对她说的话，那时她19岁，准备离开她在土耳其的家庭，移民到美国。他说，每个人类就像单一的水体，人们由相同的物质组成，又分类到不同的杯子里，就这样汇聚成她的海洋。不去妄加评判很重要。

在丹佛的头几年里，她还容易保持同情。开着城市公交车，她感到很自由——在老家安卡拉，这是穆斯林妇女不能做的。她喜欢乘客的多样性，也与常客建立了小小的关系：在市中心打扫办公室的埃塞俄比亚妇女、给她写感谢信的小学生、教她西班牙语短语的洪都拉斯日工、不时询问她心脏疾病的医学院学生。但后来，疫情封锁了丹佛的大部分地区，尽管苏娜从未错过每天的工作，但许多常客已经开始从公交车上消失。两年后，整个城市的乘客数仍然减少了近一半，新一轮的问题也到来了，不仅在丹佛，也在全国各地市中心和公交系统的空虚中。

费城报告说，公交车上的袭击事件增加了80%。圣路易斯正投入5300万美元，实施新的交通安全计划。图森市的运输工会主席说，该市的公交车已经成为“吸毒者、精神病患者和暴力罪犯经常光顾的移动避难所”。洛杉矶县的警长成立了新的交通部门，以防止乘客不得不“从尸体或注射毒品的人身上跨过”。与此同时，苏娜还得强制自己去看后视镜，提防下次轮班前，危机从车内出现。

在公交车后部，两个青少年正烧着一块像锡纸的东西。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将一罐32盎司的开罐啤酒藏在钱包里，用吸管喝着。一个建筑工人举着一枚写着“减速”的大路标，坐在第一排。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紧挨建筑工人坐着，她向窗外挪了挪。

“这个牌子当然不是在说我和你，”建筑工人对少女说，苏娜边等红灯，边听着这句话，“我们可以快点把事办了。”

“我15岁了，”少女说，“我还在上高中。”

“好吧。”

苏娜从她的座位上探出身来，大喊道：“离她远点！”

“好好好，”建筑工人一边说，一边举起双手装着投降。他等了一会，回头对少女说：“但你可以把你姐姐介绍给我吗？”

苏娜试图无视他，望向挡风玻璃外落基山脉的雪峰与市区的高楼。自疫情开始以来，她还没有在闲暇时间到过市区。最近，她更喜欢花上整个周末独自在公寓读书，除了偶尔与土耳其的家人通电话，她都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我曾经是一个外向的人，但现在却被人们弄得筋疲力尽，”苏娜告诉她的姐姐。公交车的挡风玻璃日益过滤着她与丹佛的关系，每次停在一些站点，她都能回想起疫情期间那里发生的创伤和警情。

在哈瓦那街，几个月前，仅在五分钟内，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就打碎了两辆15路车的挡风玻璃，包括苏娜的那辆。还有在比林斯街，2021年夏天，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乘客试图殴打一名哭泣的幼儿，结果被幼儿的父亲扑倒，然后在胸口中了一枪。还有在代顿街，苏娜曾要求一个穿红色比基尼的男人停止吸食芬太尼，他大喊“接好你的新冠病毒，娘们！”，接着就朝她脸上吐口水。还有在唐宁街，另一位15路车司机在附近被人用三英寸的刀片刺伤。还有在百老汇街，感恩节那天，苏娜接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吞下一把药片，在车上撒尿，并要她叫救护车，解释说他给自己下毒，就是为了让自己在医院过上一个温饱的节日。

“喂！司机！停车！”一位乘客从她后面几排喊道，“我们要迟到了，你快把我逼疯了。”

苏娜盯着前面的一排汽车，看了看时间，她比时间表晚了两分钟。车子尾随着前面的刹车灯，一寸一寸地挪动着。她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附近一栋建筑的壁画上，那里画着一个拉小提琴的女人。

“喂！你听得懂英语吗？”那名乘客大喊，“快点动起来，不然就回墨西哥去。”

苏娜用手揉着方向盘。当他们接近下一站——北优胜美地街时，她数着自己的呼吸。几个月前，这里曾发生过另一起监控录像拍下的暴力事件：一个醉醺醺、憔悴的57岁妇女跳到一辆行驶中的15路公交车前面，对着司机大喊停下，然后摸索着上了车。她开始对其他乘客破口大骂，在过道上来回踱步，直到一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在车后站起来，用紧握的拳头击打她的脸，把她摔在地上。“还有谁没被我打晕过？”他问道。这名妇女躺在过道上不省人事，男人站在她身上，其他乘客坐在位置上看着。“这里还有一个。”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力地踩着她的胸口。他抓住这个女人的脚踝，把她甩下了车，让她在人行道上因钝器创伤而死。“开车吧，”另一位乘客在片刻之后告诉司机，“我们还要去上班，师傅。”

现在，苏娜在下一站停了下来，瞥了一眼后视镜。那个好战的乘客从座位上走了下去，向她走来。苏娜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绷紧了自己的身体。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挡风玻璃，咒骂了一句，然后走下了公交车。

苏娜闭上眼睛等了一会，又有三名乘客上了车。“感谢你们乘坐本次公交车。”她对他们说，然后把车开回了车道。

每天晚上，当苏娜在科尔法克斯到站228次的工作完成后，她会回到自己寂静的公寓中，焚烧鼠尾草香，喝下安神的药草茶，试着为明天的工作恢复体力。与此同时，她的许多乘客却在15路的最后一站——丹佛联合车站过夜。这个丹佛城市交通系统的瑰宝，价值5亿美元，最近才经过翻新，现在却在公交司机工会主席的口中成了“无法无天的地狱”。

车站长长的室内走廊已经成为了丹佛阿片类药物过量和无家可归问题的中心。在寒冷的夜晚，有多达数百人睡在长椅上。市政府曾试图移走长椅以减少流浪者，但无处可归的人仍然睡在地板上。当局曾试图关闭车站的所有公共厕所——警方将其比喻成“厕所隔间中吸毒的旋转门（这里是指吸毒者为逃避警方去厕所吸毒，但吸毒者太多导致厕所内外吸毒者往来不断，如同人们穿过旋转门一般）”，但却导致更多的人去了其他厕所，甚至在户外吸毒。警方开始以创纪录的速度逮捕嫌犯，目前今年已经在联合车站逮捕了1000多个，包括数百名毒品犯。但科罗拉多州的立法者已经在2019年减轻了持有少量毒品的罪行，这意味着罪犯有时会因为持有最多4克芬太尼——足足2000倍的致死剂量——而仅被判处轻罪，然后能在几小时内回到联合车站。

该市最新尝试的解决方案是四名丹佛“地区交通局”的临床医生组成的精神卫生危机小组。一天晚上，一位名叫玛丽・肯特的顾问走进联合车站，手里拿着一个小手提包，里面装着药物过量解毒剂纳洛酮、止血带、附近收留所的转诊卡。

“我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吗？”她对一个推着购物车，拿着小刀的妇女说。这名妇女对着空气做了个手势，并大喊着关于前总统布莱克・奥巴马的狗的事情。

“你需要什么吗？我们能为您提供支持吗？”肯特再次问道，但那名妇女小声地自言自语着，转身离开。

在当班期间，肯特从火车走廊走到公交站台，然后又走回去，帮忙缓解一个又一个精神卫生危机。一个女人喊着她已经怀孕47周了，需要去医院。一个少女在中央走廊上裸奔，直到肯特帮她平静下来，一名交警哄她穿上衣服。在典型的两班倒期间，肯特试着帮助那些患有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戒断反应、双相障碍、药物成瘾伴发妄想症的人。她为其中许多人联系了心理咨询和紧急庇护所，但他们也经常拒绝她的帮助。除非他们能直接威胁自己或其他人，否则她能做的并不多。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拍了拍她的肩膀。“有人偷了我的行李，”他说。肯特与他交谈了几分钟，试着辨别他是幻想出了行李箱，还是行李箱确实被偷了，两种情况似乎都是可信的。“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保安。”肯特说。但那时老人似乎不再关注丢失的行李箱，而是问了一个她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最近的公共厕所在哪里？”他问。

“天哪！”她叹了口气。然后解释说，联合车站的那个已经关闭了；为了防止流浪汉，附近公园的那个也围起来了；隔壁酒店的那个门口有个全职保安；而附近全食超市的那个需要收据作为证明。唯一保护一个空间不受无家可归问题影响的方法就是限制进入，因此联合车站最近也批准了一项计划：从2023年开始，在车站内设立一个仅限购票进入的区域，限制公众使用。

肯特走到外面的公交站台，闻到了芬太尼的化学灼烧气味，跟着它穿过大约有25个无家可归者的人群，来到一名正在吸毒、踱步、对着幻想中的观众做手势的妇女身边。几名保安向这个女人走去，女人一边走开，一边喊着关于魔鬼的东西。肯特从她的包里拿出一张转诊卡，走到那个女人面前，介绍说自己是一名临床医生。

“现在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她问。

“没什么。”那个女人说。她走到站台的另一端，对着空气打了几拳，登上了下一辆公交车。

这项工作，按照苏娜的理解，就是开车，一直开下去，不管这个城市还在发生什么。所以第二天早上，她在5点32分把车停在了第一站，然后沿着科尔法克斯大道前进，在去市中心的路上，每隔几个街区就停下来。比林斯街、哈瓦那街、代顿街、唐宁街、百老汇街。她完成了她的第一趟行程，调头开始了下一趟。一个女人拿着过期公交卡用越南语对她咆哮。两名乘客因为一根未点燃的烟掉在地上发生争执。百老汇街、唐宁街、代顿街、哈瓦那街、比林斯街。她的目光在后视镜与路上来回游移，她开完了第二趟，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直到最后，她在下午4点15分到达终点站，调头开始了今天的最后一趟。她在迪凯特站停了下来，接了三个女人，关上车门，开始驶离车站。

“喂！”一个男人站在车外的公交车站喊道。他穿着一件篮球衫，反戴着一顶鸭舌帽。他敲了敲公交车，苏娜停下来，打开车门。“喂！”那人重复了一遍，他上了车，对她骂道：“你开走干嘛？我刚刚就站在这！”

“请注意你的用词，”苏娜说，“你的车费呢？”

他付了一半的车费，又朝她骂了一句，走到第一排座位上，坐下来，瞪着她。

“你还有什么好看的？”他大喊，“去开你该死的车。”

“我不是你的宠物，”她说，“你不必告诉我该怎么做。”

苏娜把车从车站开出来，把目光转到后视镜里远方的山上。她数着自己的呼吸，试着去想父亲说过的“人类就像单一的水体”。疫情间，她对付过更难缠的乘客，包括今早早些时候的一些，但那是11个小时，203次到站之前的事了。随着乘客继续咆哮，她可以感觉到她的耐心开始涣散。

“你个笨蛋。”乘客骂道，但苏娜没有理会他。

“你个白痴，你就是个司机。”他喊道，她把车开到十字路口，踩下刹车，然后回头看他。“你为什么要骂我呢？”她问。“整天‘去你的，去它的’，你嘴巴从来没放干净过。”她让他下车，否则她会叫警察。“随便。”他说，当她拿起手机把位置告诉警官时，他靠在座位上。她挂了电话，捏着方向盘，继续朝下一站开去。

“你个混蛋，”他说，“你个娘们。”

“闭嘴！”她喊道，“别和我这样说话。”苏娜的手在方向盘上颤抖，感觉整月整月的疲惫、轻视、愤怒、悲伤正涌入她的眼睛。她知道她不能再把车开下去了，哪怕是一刻也不能。她把车停在路边一个安全地方，关掉了发动机，打开了危险警告灯。她给主管打电话，说她今天的驾驶工作结束了，明天早上她会回来开下一班。

苏娜把后门打开，回头看向乘客。“下车吧。”她说着，眨了眨眼睛，这次是恳求。他回盯着她，摇了摇头。

“好吧。”她说，然后从驾驶座上站了起来，走下了公交车。

修补破碎的爱人

Fixing the broken lovelies

——随着美国城市继续恶化，一位精神科护士不得不处理同情心的高昂代价

伊莱・萨斯洛发表于美东时间2022年11月20日上午6时

【阅前提示：金县（King County）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县治西雅图。】

西雅图——从精神病院出院时，她获得了干预额外创伤与压力的最佳建议。于是，带着一本写满提醒的笔记本，46岁的娜奥米・莫里斯回到了她的护理工作中。“你不是阿特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擎天巨神，受宙斯的惩罚，在世界西边用双肩支撑天空），”她写道，“这个城市的苦难没有落到你的肩上。”她在走廊里停下来，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走进会议室，和她在非营利项目的同事一起坐下，这个项目为无家可归者服务。

“那么，我都错过了什么？”她问。

“差不多和以前一样。”她的同事说。同事打开投影仪屏幕，调出一份完整的客户名单，其中有84名西雅图病情最严重、最脆弱的人。在安置到市区有补贴的公寓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直长期无家可归。许多人也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至少有一半人对冰毒或阿片类药物上瘾，几个人有杀人和自杀倾向，自从疫情开始改变美国城市的面貌以来，几乎每个人都在变得越来越糟。

“患者昨晚袭击邻居，在房间放火，”在娜奥米一个病人的每日报告中，一位个案工作者这样写道，她拿出笔开始记笔记，"患者患妄想症、偏执症。警察和消防受呼救赶到现场。”

“患者被发现身穿奇装异服在车流中行走，”另一个病人的每日报告写道，"表现具威胁性，衣衫不整，脸耳有开放性伤口。”

“患者将水桶当作厕所。”另一份报告说。

“患者感觉寂寞，发短信询问如何持枪，以防她决定开枪自杀。”

在过去的两年半里，这就是娜奥米每天早晨在非营利性组织“市区紧急服务中心”，与个案工作者、临床医生、成瘾问题专家组成的团队的工作方式：对不断上升的精神卫生危机进行逐日统计——这场危机已经压倒并改变了西雅图和全国许多地方。就像从纽约到丹佛到洛杉矶的大多数大都市地区一样，金县及周边地区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无家可归、自杀、凶杀、毒品滥用的历史高峰，使其早已资源不足的精神卫生系统变得不堪重负。精神病住院治疗的平均等待时间已经上升到创纪录的44天。过去两年内，西雅图警察局已经损失了27%的警力，而且由于新的法律限制使用武力，他们越来越不愿意介入任何涉及精神卫生危机的情况。曾经，政府管理的危机小组能在几小时内作出响应，评估和拘留那些被认为是对自己或他人有紧迫危险的人，但现在他们的工作已经积压了几个星期，有时甚至是几个月。  

金县的一位政治家说：“这个系统的许多部分都在崩溃。”这意味着娜奥米越来越多是自己一个人负责病人的医疗紧急情况：试着给他们每月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及其它有精神病性症状的精神障碍的药物）；测试他们的药物是否有致命的芬太尼痕迹；为他们治疗虱子；哄他们穿上合适的衣服；劝说他们克服暴力妄想。她自己却经常受到威胁，有时遭到攻击，偶尔进行例行福利检查时，发现她的病人已经死亡。

而在过去的8月和9月，金县又选择了娜奥米作为所有一线医护人员的代表，当时她与当地领导人站在一起，宣布全市精神卫生紧急状况，并提议征收12.5亿美元的税，部分用于资助五个新的精神卫生危机中心。“我们需要修补破碎的一切，而我也是其中一部分。”她在8月的演讲台上说。但两个月后，她请了一天假，发了几条告别信息，并试图用过量胰岛素给自己下毒。她在医院呆了三天，又在精神科病房呆了五天，处理她最近所有的创伤。现在她回来工作，想知道过去几年里发生在她和她的城市身上的事情是否真的还能解决。

“患者昨晚袭击家中烤箱等电器，称之‘自卫’。”下一份每日报告说，娜奥米闭上眼睛，数着她的呼吸。

“患者拒绝服药，并对儿童发表不安言论——考虑过往病史，需密切关注。”

“哦，不，请别再说下去了，”娜奥米说。疫情期间，她经常去市区的公寓里看望那个病人。当他接受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时，他还很有魅力，很有礼貌。但是，每当他停药后，他就会在城市里表现得十分可怕。他曾因非法入侵、使用武器、骚扰、猥亵、至少几次攻击行为而被逮捕并短暂入狱。

“我不希望这变成下个重大事故，”她说，“他真对孩子说了那些话？”

“是的，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她的同事说。

“我们有治疗计划吗？”娜奥米问。她环视了一下桌子，突然意识到她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对她名单上的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至少有九个人正陷入全面危机中，而她是当班的唯一护士。

“我去看看能做什么来帮他。”她说。

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在城市最贫困的地区担任精神科护士，因为她认为每个危机都能得到克服。她曾在自己的家庭中应付过精神疾病。她在寄养系统和虐待关系中居无定所。在1990年代末回到学校之前，她曾在西雅图无家可归。她的生活使她相信任何人都有能力变得更好，但最近这种信念受到了挑战，每次她去看病人时，都发现自己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她把头发扎起来，这样就没人能拽住；她把耳环拿下，这样就不会被扯掉。她装了一袋抗精神病药物和药物过量解毒剂，然后开车到市区里一栋名叫莫里森的补助公寓楼，那里有200个单元，主要留给患有严重的、持续的精神障碍的患者。入口处，六个人挤在一起吸食冰毒。大厅里，一个中年男子用头撞着垃圾桶。一个没穿裤子的女人走下电梯，发现了娜奥米，开始对着空气挥拳。“你个非洲来的，”她喊道，“你个肮脏的尼日利亚人。”

“早上好，亲爱的。”娜奥米说，她微笑着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向他们打招呼。她走到大厅深处，看到了她要找的病人，那个一直拒绝服药并对孩子有幻想的男人。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踱步着，一边用手指把酸奶舀进嘴里。娜奥米走过去，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好的，我的朋友。我们今天把针打到哪只手臂上啊？”她一边问道，一边希望当他措手不及时，迅速给他注射药物。所以再去犹豫或辩论已经来不及了。

“嗯？"他问，“谁派你来的？”

“没有人。只是又到了你每月用药的时间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小瓶长效药物，帮助他保持稳定，限制他的妄想。“右臂还是左臂？”

他把胳膊塞到身后。“不要，”他说，“那里面有坏东西。”

“这是你用了好多年的药，”娜奥米说，“它对你有好处。”

“你不明白，人们想杀了我！”他一边喊着，一边把酸奶摔进垃圾桶，从她身边逃走了。娜奥米把他的药放回包里，走进大楼临床主任的办公室，摇了摇头。

“运气不好吗？嗯？”蒂姆・克拉克说。他在电脑上调出一个文件，给娜奥米看了几天前病人的最新报告：“患者称：‘有人在给我下毒，要我伤害一个男孩子。我不伤害孩子。我不想这样做。但她说这是不给我下毒的唯一方法。’”

“他的心理代偿（当个人因自己的缺陷不能达成某种目标时，改用其他方式来补偿这些缺陷，以减轻缺陷的痛苦）失衡了，”娜奥米说，“将来他的情况可能会更糟。”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克拉克问道。在疫情之前，这个方案是相当明确的。每当有人对自己或他人构成紧急威胁时，莫里森公寓的工作人员就会打电话给指定的危机应对人员（DCR），他们是金县唯一合法评估并将病人送入强制精神卫生治疗的团队。通常来说，几天内，危机中的人就能得到评估，然后可能会住院数周或数月，直到他们的状况稳定下来，能够回到社区。但现在整个金县又有数以百计的人处于危机之中，这些危机变得越来越紧迫，而人手不足的DCR团队无法跟上创纪录的请求数量。

疫情期间，金县有杀人或自杀倾向的人受他们评估的平均等待时间增加了两倍——达到了277小时。莫里森公寓的工作人员要等上两个月，才能对一位经常在走廊里裸奔的居民进行危机评估，这个居民没有节制地用大量的水和排泄物淹没她的公寓，导致水从走廊流到电梯井，再从主大厅的天花板流下，给大楼造成6万多美元的损失。他们还等了好几个星期，才对一个不断用小刀威胁别人的住户作出危机处理；另一个手臂脱臼的住户拖了四个星期，拖到病情恶化，但他离治疗还是遥遥无期。还有一个住户，在公寓里囤积垃圾，在地板上排泄。

克拉克越来越能感到，他的许多居民被这个系统忽视了，只剩以各种可怕的方式受苦和解体。自疫情开始以来，已经有30名居民在大楼里死亡——这也是是正常情况的四倍多。过量用药而死的情况增加了一倍，袭击事件也在增加。

“我讨厌他一直说那些有关孩子的话，”克拉克说，“如果他能把药吃下去，我会睡得更踏实。他真的能做出一些相当可怕的事。”

娜奥米的心理医生告诉她，她患上了创伤后压力和工作焦虑症。无关紧要的声音每天都会惊动她几次。她的手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她的治疗师称之为“个人创伤和继发性创伤的明显证据”。她建议娜奥米考虑换工作，但娜奥米还没有准备好放弃她的病人，所以每天早上她都带着一份需要紧急护理的患者名单去上班。

第二天早上，娜奥米又来到莫里森公寓，希望能对那个病人再试一次。她敲了敲门，叫出了他的名字。“我给你带药来了。”娜奥米说。但他没有回应。她拿出笔记本，在他的名字旁边打了个问号，然后去看她名单上的下一个病人。

这是一个躺在公寓里、赤裸着上身的男人，他不停地揉着自己的头。他的厨房里有一只死老鼠，微波炉里有一盘腐烂的食物。“你为什么在这里？我是杀了人还是什么？”病人困惑地问道，然后他开始哭。“不，你没有杀任何人，”娜奥米向他保证，“你做得很好。”他拒绝服药，娜奥米捡了一些垃圾，把药丸放在他的床边。

名单上的下一个人把衣服脱下，一直试图拥抱她，娜奥米轻轻地把他推开。接下来是一个两天前在附近公共喷泉吸毒过量的女人。然后是一个拒绝承认自己患有癌症，认为自己怀了100个蛇宝宝的女人。还有三个病人，他们需要每月注射抗精神病药物。最后她的名单上只剩下一个名字——一个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的药物治疗已经逾期五天，他开始骚扰邻居、打砸墙壁。

“你能到大厅来打针吗？”娜奥米在电话里问他。出乎她的意料，几分钟后，他大步走下电梯，对她微笑，竖起了大拇指。病人跟着娜奥米来到公寓大厅的一个小房间，看着她准备打针，他卷起了袖子。娜奥米给他看了药物的标签，并解释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流口水、呕吐、不安、头痛。

“我不喜欢受惊吓。”他说。

“你很安全，”娜奥米安慰他说，"我是来帮忙的。”

“只要不给我下毒，好吗？”病人说。当他看她戴上手套时，他开始焦躁不安，并低声地自言自语。

“走开。"他说。“闭嘴。……不，别这样。”

“你还好吗？" 娜奥米问。“你还想这样做吗？”

他对她点点头，然后握紧拳头，敲打着大腿。“滚出我的脑袋，白痴，”他对自己说。“走开！……我不会那样做的。……我拒绝。”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娜奥米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按摩着他的手臂，同时她向门口望去，看看附近是否有其他人，以防他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大厅是空的，一向坐在前台的人此时正在外面抽着烟。她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注射上，而不是去想在疫情期间，护士与病人的互动中不时出现的可怕错误：过去一年中，她曾14次被推搡、抓挠、打耳光、性骚扰或言语攻击。一位从事类似工作的护士，最近在抵抗病房里的强暴时，肩膀上的肌腱撕裂了。西雅图的一位社会工作者，2021年在办公室与一位精神卫生客户会面时，被刺了12刀，最终死亡。

还有就是娜奥米上次与她对面的这个病人独处时，也就是几个月前，他用狂野的眼神看着她，开始咆哮，说了一些她不太明白的话。“你在说什么？”娜奥米问他。“你是殉道者吗？”他回答。娜奥米很困惑。“什么？”她又问。“你是殉道者吗？”他开始尖叫，然后又从椅子上站起来，抓住她的肩膀，扯掉了她的N95口罩。病人把她按在墙上，用手按着她的脸，重复着关于鲜血和牺牲的东西，直到大厅里有人听到了这次攻击，把他拉走。“哦，娜奥米。我很抱歉。”病人过了一会说，这时他的妄想已经消失了，“请不要叫警察，我生病了，我需要吃药。”她接受了他的道歉，给他打了一针，因为那是她的工作，现在她又回来给他用药。

“试着放松你的肩膀。”娜奥米告诉他。

“上帝和圣徒啊，请宽恕我。”他对自己说着，一边点头一边盯着天花板。娜奥米深吸了一口气，举起了针头。

“不！”他喊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低头盯着她。娜奥米举起双手，退到一边。“是我，娜奥米。”她说。

他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膝盖。“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他一边说着，一边转身跑出了房间。

几天后，娜奥米和非营利团队的新同事坐下来喝茶——她开始称这位护士为“白耶稣”。乔希・波特几个月前从田纳西州来到这里，长发飘飘，有深厚的宗教背景，在照顾病人时有一种虔诚的无私精神。

“你对这份疯狂的工作感觉如何？”娜奥米问他。

“我们可以照顾一些真正破碎的人，”他说，“这件事可以完全不用评判是非，也可以看到每个人生命的价值。”

“还有同情心，还有减少伤害，”她一边说着，一边点头，因为他们相信同样的事情。娜奥米喝了口茶，再次看向他。

“但这不会让你筋疲力尽吗？”她问。

乔希耸耸肩：“有些时候会，但这是我相信的事情。我们正在做出改变。”

“这就是我过去的想法。”娜奥米说。然后她开始告诉乔希，疫情期间，这个城市和她的观点都开始转变。在上班族、游客还有大多数其他社会工作者都不再去市区之后，她的许多病人越来越只能靠自己，他们的疾病也没有足够的医疗护理或社会保障来控制。她戴上口罩，忍受三轮疫情的折磨，每天继续探望她的病人。她的团队的目标是帮助人们改善病情，最后在护理需求减少时去治其他病人，但在过去的三年里，她只能想到有几个病人治好。“没有胜利，却有那么多残酷的失败。”娜奥米说。她向乔希讲起那个被发现死在帐篷里的19岁少年、那个从七楼窗户跳下的病人、那个在公寓里死后几天被她发现的56岁老人。

娜奥米还没告诉同事那几个月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即使她已经开始和她的心理医生谈论工作的艰辛。她学起了钩织，预订了一个去伯利兹的假期，还号召她的同事为改善工作条件而奋斗。当这些似乎都不能缓解她的焦虑时，娜奥米搬出了西雅图，搬到了郊区一个可以看到湖景的安静的公寓里。事实证明，她仍然无法摆脱她的恐惧、她的抑郁、她对病人和自己日渐感到的愤怒与绝望，直到10月初的一个早晨，她决定请病假。娜奥米呆在沙发上，看着鸟儿飞过湖面，没有理会单位打过来的电话。她拿出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并在那一刻决定给自己注射正常剂量的数倍，这使她开始感到恍惚又麻木。她给一个同事发短信，请他照顾好她的猫。她给姐姐发短信告别。再次注射了大量的胰岛素后，她的血压下降，她的意识开始模糊。她记得的下一件事是她躺在救护车后部，救护人员解释说，她的姐姐可能通过拨打911救了她的命。

“我很抱歉，你最后和一个这么糟的护士在一起了。”娜奥米对乔希说。他的笑容显得十分亲切和体贴，让娜奥米对他说起过去几天一直在想的事。精神病院的医生建议采取部分住院（用于治疗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的计划，患者在该计划下可以选择居家康复，每周最多前往相关机构治疗七天）方案，帮助她处理创伤，这需要她至少离开工作岗位几个月。也许之后她会回来，也许她会找一份不同的护理工作，在那里她能看到更多康复的证据。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她说，"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让自己恢复正常，”他说，"这需要时间。”

“我知道这是我需要的，但我不确定我会怎么做，”她说，“我是一名精神科护士，这就是我自己。我们有这么多病人在受苦，我可以就这样把他们抛在后面吗？”

“你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是帮不了任何人的。”他说。娜奥米点点头，向他表示感谢。

“我还有几件事要做。”她说。

第二天一早，她开车回到莫里森公寓，看到一辆救护车和一辆警车停在外面。“哦，不。”娜奥米说。她急忙走到电梯前，乘电梯上到那个一直对儿童有妄想的病人的房间，然后敲了敲他的门。

“你好？我是娜奥米。”她喊道。她等了几秒钟，然后再次敲门。她靠在门上，听到了拖着脚走路的声音。脚步声在她身后的走廊里越来越近，她转过身来，撑起了身子。

“早上好，娜奥米。”大楼里的一个员工说，他微笑着端着一杯咖啡。

“天哪，你吓到我了，”娜奥米一边说着，一边指着公寓的门，“你看到他了吗？我看到外面有警察。”

“哦，那是因为别人——他们在电梯里打架，”那名员工说，"但我确实看到他不久前在楼上徘徊。他真的需要打一针。”

她向他表示感谢，上楼去了另一间公寓，她的病人有时会去那里吸食海洛因，几个月前他在那里吸毒过量，但被他的朋友救活了。门半开着，她叫了一声，没人回答。“天哪，我讨厌这样。”她说。她把手伸进包里，找出药物过量解毒剂，然后透过门缝，还希望能在房间里发现她的病人。厨房的桌子上有四支用过的注射器，地上散落着几十张快餐包装纸，墙上贴着一句手写的标语：“遗忘者和被遗忘者之家。”

“有人在吗？”娜奥米问道。当她将要走进房间时，她的手机响了。她的同事打电话告诉娜奥米说，有个病人说她被一个想伤害她的人囚禁在公寓里。“真的假的？”娜奥米问道，而这位同事说她不太确定。“我去看看。”娜奥米说。但在她挂断电话之前，这位同事又开始告诉她另一个病人的情况——她在公共楼梯间裸奔。病人的房东已经通知了县里指定的危机应对人员，但他们说至少还有一周才能来。

娜奥米挂断电话，试着决定先应对哪种紧急情况。但在她下定决心之前，她听到身后有门打开的声音，看到她一直在找的病人走到了大厅。他不正常地摇着头，喃喃自语。

“嘿！”她说着，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欢快一些。

“滚开。”他告诉她。

“我只是想——”

“离我远点！我在执行任务！”他一边说着，一边拍着手掌猛冲过去。

“我想帮帮你。”娜奥米叫道，但她只能看着他冲出大门，跑进市区。她独自站在走廊里。

“我该如何修补这一切呢？”娜奥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