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昨日是三八妇女节，借着这个日子撰写一篇女性主义相关的文章，也是呼应了近年来呼声和关注度越来越高的女权现象。这一现象虽然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无论如何真正的女权是无疑需要支持的，因为，即使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女性的强大和独立亦是对男性的解放以及推动社会公平化的重要组成。在开篇，首先引用导师毛主席的一席话：

“在一切斗争中，要是说男子的力量是很大，那末，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

——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

争取一切能争取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的盟友。本文将不做观点性的评论，而通过对我国学者付翠莲《在平等和差异之间：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一书的部分内容的整理，从客观的角度对女权，或者说西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与历史演变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也推荐大家去阅读这本书以获取更多详细观点和客观看待源于西方女性主义的优势、局限和批判。

注：“女权”和“女性主义”是同一个词feminism的不同翻译形式

女性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

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女性主义是一种政治，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旨在改变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现存权力关系的政治。正如女性主义学者瓦勒里·布赖森（Valerie Bryson）所言，“一切政治理论如果忽略了女性主义的思想，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片面的和贫困的政治理论”。它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那种能够被用来指导和造就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男性特质（masculinity）渗透了政治。

什么是“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的定义？

实际上，这是颇为困难和模糊的，从一开始，女性主义思潮就充斥着来源于不同价值体系的观点和意见，以及各种理念的对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就如加拿大学者巴巴拉·阿内尔（Barbara Arneil）所说：“没有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定义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因为这个术语是不定型的、模糊的，它包含许多思想流派，其观点差异甚大而又不断变化。”

因此，对女性主义不可能给出一个抽象的、非历史的定义，除非含糊地定义为使妇女获得权力或得到解放这样一个目标。尽管“女性主义”一词的意义一直处于演变之中，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最宽泛的意义则是指一种政治权力问题：女性主义的定义包括政治、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的含义。从政治上说，女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革命，是一场提高女性政治地位的斗争；从理论上看，女性主义是一种强调两性平等，对女性进行肯定的价值观念、学说和方法论原则；从实践上讲，女性主义是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社会运动。女性主义实际上是这三个层面的集合体。

女性主义不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向男性争取平等权利，而且要从根本上撼动现存的社会、文化秩序，解构传统历史话语，重塑历史，建构新的文化秩序，这就将妇女解放运动从社会、政治领域扩展到历史、文化、学术领域。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女性主义的身影的原因。即，它提供了基于女性价值的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的一种新的方式；同时它已经超越了“妇女问题”或“性别问题”本身而指向造成这些问题的父权制制度和男性中心文化。

因此，女性主义也具有以下特点：

1. 目的明确，旨在改变现有社会中男女性之间权力关系的政治，致力于妇女的解放，“妇女解放之日也就是女权主义消亡之日”；

   
   

2. 女性主义有着很强的理论和实践依赖性，即以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为主流线索，比如依赖伴随于自由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等等；

   
   

3. 女性主义具有明显的内部矛盾和复杂性、多元性，其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复杂、松散、多元的思维，本身内部派别和倾向差异巨大。

   
   

4. 女性主义具有强烈批判性，女性主义者从消解西方传统哲学所固守的男权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入手，对已有理论和知识系统进行全面质疑和挑战，对父权制的历史文化结构和男权思想结构进行全面解析，并重新审视传统哲学的研究范式，具有相当大的震撼力和冲击力。

   
   

5. 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愈发蓬勃，它既是一种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学术思潮与研究方法，为许多的传统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范式。

理论上，起初学界把普遍接受的概括方法是所谓的“三大家”，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此外，近些年来后现代女性主义影响越来越大，使得女性主义理论呈现一派多元的格局——除传统上的这“三大家”之外，还包括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黑人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及其他女性主义流派。但各个流派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互不相涉的。

女性主义的最主要流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这也是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女权主义的主要理论由来和派别所在，可以说，产生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西方历史上最悠久的女性主义流派，也是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是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的代表，也是第二次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亦称平权女性主义（equal rights feminism），是女性主义最早的流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要受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影响，其基本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其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上的应用，或者自由主义的自然延伸，一开始主要代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脉络发源于十六七世纪的社会契约理论，兴起于18世纪末，在历史发展上形成前后两个阶段：19世纪中期兴盛的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20世纪60～80年代兴盛的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从社会背景上看，从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主流主要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口号而进行的，最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上升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上层妇女抓住这些口号，作为争取男女平等的理由，认为女性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个人都应当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19世纪极为活跃，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始终在它的旗帜之下活动。

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浪潮前后，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十分活跃，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起了运动先声的作用，她发起的全国妇女组织“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an）后来达到两百多万人，其中包括约十分之一的男性成员，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团体。

弗里丹指出，女性在第一阶段应走出家庭，而第二阶段是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制度，以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对生活和爱的新的肯定之中，能够选择要孩子。继《女性的奥秘》之后，自由女性主义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著作，例如J.理查兹的《怀疑论的女性主义者》（1982）、G.斯蒂奈姆的《愤怒的行动和日常的反抗》（1983）、S.欧金的《性别、正义与家庭》（1990）等，这些已经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

法国著名的作家、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ovir）在被称为“女性主义圣经”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她拒绝按照按生物学的依据解释的生物决定论、按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历史决定论和精神分析对女性第二性地位作合理性解释，而是从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女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是被建构出来的，是被建构成“他者”的，而女人所生存其中的文化和社会也是被建构出来的。《第二性》为第二次女权运动的高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由主义女权有何特点？如何去认知？

如前文所说，女性主义一定依附于其他相应社会理论的缘故，自由主义女权首先强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它重点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参与或活动，这势必会把国家的代表——政府看成是对个人私域的一种威胁，所以自由主义主张对政府采取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不欢迎这种“必要的祸害”（或必要的“恶”），认为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自由主义认为人的独特性在于理性，而理性强调个人自治和自我实现，即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允许个人运用他的自治实现自我。自由主义通过强调个人主义，赞同个人权利优先。

据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既然个人权利优先，那么同样女人也要运用她的自治，追求自我实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追求的是女性能够与自由社会中的白种人和享有特权的成年男人一样获得平等地位，女性能够成为社会中享有权利的独立个体。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这种个人的“私域”当然也包含了女人的私域；妇女和男人一样具有理性的、客观的、积极的特性，应与男子有同样的权力，具有同样的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并且把平等原则首次扩大到女性，它的这些主张在促进女性争取法律和政治平等的斗争中起着进步作用，对当今妇女解放运动的主题——争取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参政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与理论背景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紧密相连，有学者总结道：“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爆发实质上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社会结构的发展同继续维持妇女在父权制中的从属、依赖地位的矛盾深化的反映，也是美国中上层白人妇女运用自由主义理论争取妇女个人权利的一次斗争。”

理论核心：理性与平等

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提倡理性和机会平等，认为男女在理性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他们的社会化方式不一样，因此追求的目标是男人和女人都拥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形式平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比自己的“男同志”更加彻底的理性主义前提出发，执着地追求性别平等（sexual equality）或者性别正义（gender justice），因此而得名“平权女性主义”。

西方传统的二元论给两性分配了截然不同的角色。理性的桂冠一向专门戴在男人头上，他们具有勇敢、自信、开放、进取、宽容等一系列相关的优点。而女人与此相反，在“冲动（感情用事）”的标签之下，具有怯懦、轻浮、琐碎、褊狭、封闭等一系列缺点。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整个自由主义运动一样，持一种理性至上的信念。它批判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把人的活动截然分为理性和感性两个相互冲突的领域的错误观点，反对传统哲学思想中女性比男性低劣的观点，认为两性的本质，尤其是理性的基本特征没有太大的区别，男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既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在理性上并无差异，都是有理性的人，那么女性应该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各种权利，具有同等的地位，即“每个妇女应该有与男子一样多的自由，能够决定她自己的社会作用”。根据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平等是女性的关键的目标——国家应该以实质上同样的方式平等地对待男人和女人”。而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女性之所以与男性不平等，是因为社会文化、教育和法律造成了两性的不平等，而不是生理上的差异造成了两性的不平等，社会舆论对两性的不同理解实属父权制的产品，甚至就是排挤、压制妇女的借口。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了女性权利，把父权制下的男性权利扩展到女性，以法律为武器争取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她们反对对妇女的任何歧视，要求摆脱“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突破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限制，进入在传统上由男人把持的公共领域，渴望享受与男性同样的个人理性选择以及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人权、待遇和机会，在同样的市场规则下进行公平的、公开的竞争，以取得自我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局限

1.过于反对秩序和管理

20世纪中期之前，自由女性主义在对待国家职能问题上，对政府采取了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认为“个人必须保留某些基本权利，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越这些权利”。她们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政府干预，最极端的甚至对议会通过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也漠然视之，毫不领情。她们觉得无论这类活动意图多么良好，实际上却将妇女视为弱者，从而有意无意地侮辱了她们的平等人格，同时妨碍了她们的自由发展。自由女性主义把国家的代表——政府看成是对个人私域的一种威胁，这种个人的私域也当然地包含了女人的私域，因此，她们不可能欢迎政府——这种“必要的祸害”。

尤其是随着西方福利国家运动出现危机后（尤其是自上世纪中后叶和本世纪初西方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受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影响的女权分子就大发批评意见。她们指出，广泛的国家干预旨在减少妇女对单个男性的依赖，但在无形中增加了妇女对政府的依赖，而归根结底，现存的国家依旧是男性所把持的父权制国家。这不仅不可能真正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命运，反而会使得女性离其奋斗目标越来越远。

2.过于鼓吹自由放任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在于个人奋斗，在相同或者相似的条件下与异性和同性进行竞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定，如果社会上还存在某些平等竞争的障碍，那必定来自政治和法律领域。只要妇女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且取消性别歧视性质的传统立法，自己的命运就会迎来根本的改观。

显然，这种立场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传统自由派反对任何强制、鼓吹放任原则的态度是一致的。实际上，这种做法对女性主义自身非常不利，毕竟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使得女性迈出了与男子平等的第一步，并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种法律上的保障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与男性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充分反映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缺乏理性和幼稚的一面。

转型

从20世纪50～60年代欧美开展普遍的福利国家运动以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内部的立场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出现一个180度的大转折，与整个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一样，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事实上来自私人垄断势力，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政府。

弗里丹在《非常女人》中也强调，两性的平等待遇绝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两性的相同待遇。自由女权派的这个分支被称为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welfare liberal feminists），它认为社会不仅应该为妇女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补偿，而且要清除阻碍今天妇女进步的社会经济及法律障碍。而坚持自由女性主义传统立场的人仍被称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但双方从未因为分歧而公开分裂。

激进女性主义：秉持彻底解构“父权制”的一切

这一流派亦是国内近年来于网络上引起极大争议的，但又受一部分人群十分推崇的流派和做法。激进女性主义亦称文化女性主义（Cultural Feminism），属于女性主义的激进派，主要代表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把父权制当作两性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主张以私人领域（家庭或者卧室）为主要战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这一流派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伴随法国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抗议越战行动等而兴起；同时，也是恰好是伴随着那一时期流行文化而兴起的：反秩序、叛逆、解构现有秩序，向现存的一切主流社会结构秩序发起猛烈抨击。

她们认为在所有的经济制度下，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都是最低的；她们认为性/社会性别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历史积淀而成的父权制度决定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种统治肯定并扩大了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分歧，使妇女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上。一部分激进妇女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开始“闯入”私人生活领域，声讨性别支配本身。她们提出“私人的就是政治的”的口号，在思想、理论乃至实践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并且有所建树，为那场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了突出的贡献。

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起，激进女性主义群体内部已经分化为两个阵营：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radical-libertarian feminists）和激进文化派女性主义者（radical-cultural feminists）。

批判父权制

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1970年发表划时代的著作《性政治》，首次将“父权制”这个术语纳入现代女性主义话语和社会科学话语。她把父权制描述成一个政治支配的男性体系，认为父权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她指出，这种性的支配是一种社会结构，通过意识形态、生物学、心理学、家庭、阶级、经济和教育、暴力、神话和宗教等在各种领域中发挥作用。

因此，父权制远远超出形式上的权力制度，构成所有社会的共同基础，可以脱离阶级或者种族因素而独立存在。米利特认为，父权制的维系主要靠“内心的殖民化”（internal colonization），即家庭的社会化灌输，以及社会在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价值传播。此外也依仗经济剥削和暴力压制，包括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因此，她主张对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秩序要积极地重新建构。只有消灭父权制，而不是在父权制结构内部进行局部的调整，女性才能真正实现平等。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压制女性，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不推翻父权制，不改变性的内涵，两性绝无可能成为平等的伙伴。因此，米利特主张对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秩序要积极地重新建构。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必须消灭、根除父权制的根脉，建立一个“完全没有父权制的痕迹”的社会。

米利特之后，“父权制”这一概念成为女性主义解释妇女受压迫和处于屈从地位的原因及机制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借用这一概念是为了对她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压迫体系和社会结构进行抽象，因此，“父权制”更多的是在隐喻意义上的、“想象性存在”的、而非现实的层面上的概念。

批判现有政治经济制度

激进女性主义流派不遵循传统政治哲学的常规——以国家为中心。在她们看来，国家不过是男权的一种展示，借公共事务之名，为私人领域里男性的家庭需求和性需求服务。因此她们不接受自由主义女权流派的国家中立论，并且对之作了全面的批驳。激进女性主义流派认定，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完全是按照男性的意图设计的。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立法机关毫不反映妇女的要求，虽然宣扬形式上的两性平等，实质上却在让男权合法化。议会授权行政部门干预社会生活，看似试图改善妇女的处境，结果却强化了男性的国家，使之得以借反色情之名打击自由自愿的女子同性恋。福利政策提高了妇女的依赖性和从属性，而非独立性。喧闹的多党竞逐纯粹是男子的游戏，表现其自私、好斗的劣根性，与妇女毫无关系。

在斗争策略上，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见解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部分主张弃绝西方政治的常规，不走请愿、选举的老路，而以卧室为战场直接清算两性关系。国家作为男权的政治工具，对两性而言都不是要害问题；另一部分对男性的国家（male state）也不抱幻想，但相信参加常规政治活动，让性别、阶级、民族、种族各种斗争相互交织，不失其教育功能。

激进女性主义者指出，家庭经济制度同样剥削女性，而且远为残酷。她们的繁重家务诸如打扫卫生、烹调、育婴、待客、养老、伺候丈夫等，从来没有任何报酬，无异于当家庭奴仆。这种制度本身就是男权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戴尔菲推论，所有女人由于具有相同的家内地位，便构成一个被剥削阶级，以婚姻为其劳务契约。家庭剥削有独立的物质基础，不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两者并非互不影响。家庭剥削使女人在劳务市场上大为贬值，除了出嫁之外别无选择。关于斗争方式的问题，激进女权分子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家庭罢工，有人倾向于说服男人分担家务，或者罢工、劝说双管齐下。

批判的核心：养育和性关系

生育和抚养，在激进女性主义思想体系里占据中心位置。费尔斯通等人认为，男权制就是植根于生物学上的两性不平等，而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在于两性承担的不同养育角色，而非生理差别本身。

激进女权派愤怒地控诉，在男权制下，异性关系成为纯粹的主客体关系，男子彻底占有女子的肉体，性暴力和性剥削实现了制度化。麦克金农指出，性就是男权所系，女人最宝贵的本体和奉献——性，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正如工人被剥夺其本体——劳动力之后沦为可悲的无产者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男权制下的性关系对女人的摧残最无情，使之彻底丧失了人的权利。某些激进妇女在悲愤之余甚至断称，父权制无异于制度化的奸污，所有男子都因此而受益。

为争取妇女的尊严，麦克金农、德沃金等人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发起了一场万众瞩目的反色情运动。她们指控西方传媒的色情推销公开践踏妇女的人格，制造完全扭曲的两性关系图像，“使强暴、毒打、性骚扰、卖淫、猥亵幼女的行为性感化，从而刺激、促进后者，使之正当化、合法化”。妇女成了发泄性欲的工具，软弱、下贱，任人玩弄、侮辱乃至折磨，社会上相当比例的强暴行为即出于模仿色情宣传中的性虐待。因此，色情的流行绝不意味着妇女的性解放，而是妇女的性灾难。

在探索性生活新方式的过程中，出现了激进女权运动中争议最大的倾向——（女子）同性恋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sm）。以班奇为代表的一批人鼓吹与父系社会一刀两断的生活方式，即“女性天地”或者“女儿国”（a feminized world），女子同性恋为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她们认定，不如此不足以挣脱枷锁，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姐妹”间的各种交流，可以让一度遭到男权割裂的女性自我复归健全。这属于一种性别斗争的不合作，或者非暴力抵抗。

以费尔斯通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妇女解放需要一场生物学革命，控制养育手段，以推翻性阶级制度。革命的终极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没有养育角色区分、两性特征交融的“雌性同体”的社会（androgynous society），使两性的生理差别丧失其文化内涵。关于革命的方式问题，她寄希望于现代科技。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意味着避孕、绝育、流产等消极措施，后来又发展出人工受孕、试管婴儿、协议养育等积极措施。生育、抚养两个环节从而得以分离，女性的有关角色下降到接近男性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费尔斯通预言，整个社会将发生重大的连锁变化。传统的生物学家庭将瓦解，无须再实行强制性并且制度化的异性恋以保障人类的延续。同性恋洗去变态、堕落等罪名，成为新的性规范。作为经济单元的家庭也将衰亡，妇女大规模进军公共领域。与此同时，男子从耗尽精力的挣薪工作中脱身而出，参与欢乐的新式家务。此外，两性的文化分野亦得到克服，形成综合女性审美型与男性技艺型文化的一种新型中性文化，两性从畸形的“半个自我”发展为健全的个人。

然而，人们对这种富于想象力的科技革命论却颇有争议，即使在激进女性主义派内部也不例外。奥布赖恩等人对前述理论明显的简单化倾向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和批评，例如，传统养育方式的实际作用相当复杂，两性都能借此相互控制或反控制，在目前的严峻环境下，女性一旦交出武器，还剩多少斗争的资本？科技可以为任何人服务，而一旦落入心怀叵测的男子之手则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对妇女的控制，使之沦为无足轻重的“生殖妓”。此外，传统养育方式也不乏乐趣和益处，人工生育、协议养育无法充分取而代之。

文化上的女性主义

对于激进女性主义者而言，文化研究有特殊的意义。文化或者习惯势力虽然称不上男权制的根源，却使男权内化而枝繁叶茂，从而构成妇女解放最顽固的深层障碍。

因此，文化女性主义其理论批判锋芒直指父权制文化的核心，批判力度和反抗是非常有力的。同时，它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社会性别”（gender）、“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概念的提出，“私人的就是政治的”观念的提出，对于男性中心的文化和价值观无疑形成很大的冲击。

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认为，父系社会的所谓女性气质纯属男性价值观的产物。柔弱、温顺、钟情等“妇道”其实仅仅反映男子的自私需求，根本不符合女子的天性。至于狭隘、愚昧、意气用事等“女病”，更是不值一驳的男性偏见。两个侧面合二为一，便活脱脱地显现出波伏娃所哀叹的“第二性”，即父系社会二等公民的形象。

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指出，男性偏见迄今仍然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宗教和语言文字方面尤其严重。在清算男性文化的同时，激进女性主义大力发掘女性文化，尤其是女性气质的真正内涵，弘扬建立于女性本质基础上的女性价值的优越性，强调女性差异的积极方面，肯定女性独特的价值和情感，认为女性的特点优于男性，从而发掘出各种“女尊男卑”的文化、伦理和道德观念，以此来摆脱男性的统治和压迫。

小结：伴随潮流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女性主义

由前文可以看出，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运动，这一从西方传来的潮流，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有着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并经历了众多演变；这也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所带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路，无论喜欢和支持与否，都必须予以正视和客观看待。

在中国，在经历了解放后的妇女大解放潮流后，从就业率、收入水平和女性参与职业范围而言我国的女性地位一直处于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较高水平，这是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资本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压力，而女性地位的良性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男女收入差距增大，针对女性的消费主义的鼓吹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上，尤其网络舆论上，一股女性主义运动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接触到了相关的观点，并自发性抱团站队等。

然而，这在当下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如理论粗糙、无目标、无正确定位，缺乏对自身和目标的双重正确认知等等；其结果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舆论乱战和群体对立，而这无疑不是一场良性，旨在全面促进社会发展，造福所有社会群体的运动所希望达到的。

因此，在火药硝烟弥漫的舆论场内，不着急站队和抨击评论，冷静下来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去梳理看待女性主义的发展、观点，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成熟理性的思想构架，将是不无裨益的。而本文也希望借助整理已有的成熟理论观点，为读者打开一扇窗。

由于篇幅有限，本篇将重点放在了女性主义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最重要的两个流派：自由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其他部分将在后续文章陆续推出，旨在形成一个专题，还请关注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