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资本主义无意识》第一章Pt.13

剩余和损失的逻辑（The logic of surplus and loss） 表征和生产之间的裂隙确实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内在断裂，但它也有一种结构功能，相当于众所周知的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结果：“正是在这个裂隙之中，被称之为剩余价值的东西产生并落地。同它自身不一致，主体不再享乐。被称为剩余享乐的东西丧失了”。损失的主体（he subject of loss）和剩余客体这两者的产生，往往伴随着这样的表象，客体在一开始是属于主体的，并且在后来的过程中主体失去了它。该表象和资本主义抽象物之间有着消极的联系，并且启发了一种对于工人地位的错误理解。精神分析对于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补充，则被包含在“plus-de-jouir”（译者注：法语的剩余享乐）中“plus”的同音异义（homophony）中，而“plus-de-jouir”这个词同时意味着‘更多的享乐’和‘不再享乐’（no more juissance）。这种表述概括了弗洛伊德的关键观点，即享乐没有正确的方式（knows no right measure），也因此它的生成从整体上颠覆（undermines）了自动平衡的模型，关于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找一些例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经济自由主义所创立的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在主观的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背后，对于亚当斯密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是人类小小自恋的多样性，从中奇迹般生发出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这里有结构性的损失（loss），它提前腐蚀了资本主义对于快乐的追求以及其梦幻般的成功故事。同政治经济学相反，弗洛伊德对于爱欲经济学的元精神分析（metapsychological）解释则是建立在对于这样自动平衡的模型的否定之上。对于精神装置的自动平衡观点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就已经被废除，在这里死亡驱力这个概念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它是爱欲经济的构成性不稳定的象征。 拜物教的两个层面在拉康的幻想公式中得到表达，根据这个公式，拜物教的变化则是取决于从主体还是客体的立场来观察既定的条件。在第一种情况中，结构性生成的表象暗示着主体和客体这和谐的双方，可以在一个没有问题的整体性中被统合起来。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增殖的主体则表现为资本自身，正如资本主义抽象物的拜物教所暗示的那样。无论如何，主体的非同一性都被视为次要的，并且还被视为仅仅通过“修正”使得主体实存（existence）结构性联系就能够被废除的东西。标准的社会民主（social-democratic）方案便朝着这一方向运动：让工人参与更公平的利润分配，集体拥有生产资料，规范金融投机，使经济回归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而更加激进的政治实验在废除异化上也失败了：“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就不会因为一个国家在社会主义水平上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从而消灭了剩余价值”。国有化并没有实现全球性结构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如果实现，那么劳动力市场将被废除，从而消除将主体变为生产商品的商品之结构性矛盾。劳动力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无关系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国有化最后演变成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声称，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就能够废除资本主义的异化和拜物教。这就表明，废除资本家，废除这些资本价值化和人格化的社会狂热者，就已经解决了问题。马克思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可以”在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存在，因为资本主义自我增值的驱力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并且还是自主的——但是，不可能存在没有普罗大众的资本主义。 唯物主义的且是批判的异化的含义则是从能指的自主性出发，并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异化“是”结构。同一性和享乐不会先于非同一性和损失，也因此，任何主观的整体性都不会因能指的介入而消失，任何直接获得享乐的途径都不会因能指的介入而变得不可能。这样一种立场将会把精神分析放置在一种对于异化的系统性理解之中，而这也回应了弗洛伊德早期对于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解释，并最终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呼应。同一性承担了与马克思对其前辈所批判的人类本质的唯心主义概念相同的地位。与之相反，异化和结构之间的等价性，无疑地说明了剩余的生产的对立面是匮乏的再生产——通过这个真正的“物质”，主体被构成。 剩余价值和剩余享乐中的“剩余”（plus）的模糊性（equivocity），则使得拉康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的话语结构推行享乐的摒弃（renunciation）而不是它的禁止。这种摒弃正是资本家成为现代主人的原因所在。这个观点并不必然是显然的，尤其是我们回想起马克思对于原始积累的批判所得出的结论，政治经济学的建基神话，根据该神话，资本家历史性的获得第一笔积累是通过奴役的方式，而同时普罗大众的享受超出了他的极限（enjoyed beyond his limits），直到他只剩下自己的劳动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整体存在被简化为没有质的劳动，这使得他的存在被占有玷污（stained his being with having）。马克思将异化的这种特征挪动到他所擅长的领域，即对于政治经济学建基神话的废除。在资本主义的宇宙，商品不仅仅是一种私人所有物，同样也是存在的一种重要的形式。有关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也因此被提前了，并且以占有相关的前本体论问题为条件，因此主体的匮乏和客体的剩余之间的不对称性强调着本体论问题的现代调和。这一努力暗暗贯穿着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且决定了他未来的导向。没有唯物主义本体论为其奠基，政治经济学批判便不能存在。 但请让我们回到这里，聚焦于劳动和享乐的摒弃之间的联系。据拉康所言，这并不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劳动概念的新颖之处。他们的贡献在于解释这种摒弃作为一种通过统治关系而施加于主体上的东西：

从一开始，与黑格尔宣称或者貌似宣称的相反，就是这种摒弃构成了主人，主人非常了解如何让其成为一种权力原则。新颖的东西在于，存在着一种话语表述着摒弃，并使得其在一种我称之为剩余享乐的功能的东西中表现出来。

对于摒弃的政治经济学观念的修正，在这里变得更为明显了。主人并没有放弃实体性的享乐，但是却结构性地将摒弃施加于每个主体。剩余享乐中的剩余的模糊性在这里又一次重要了起来。剩余享乐并不是一些超越其他享乐的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享乐，在此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些东西。真正和剩余享乐相关的，是同样由话语的切割所生产的，享乐的匮乏。享乐的摒弃所包含的，也因此不仅仅是对于纯粹权威的争夺，黑格尔似乎正是通过这种争夺来探讨主奴辩证法的。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便是建立在剩余的这两幅面孔之上。生产和摒弃有关，“更多”（more）就是“不再”（no more）。这种结构的双重迫切之物——通过摒弃生产剩余和匮乏——引发了一种否定的螺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生产出来的剩余就是足够的剩余。资本主义的主人持续地要求着更多，即著名的“再来一次”（encore）拉康将之放在研讨班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