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种人观如何应对被设置之境——读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思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Mou
文章大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群生活被设置的猪中有只猪特立独行、自由自在,他因此被老乡、领导恨恶,后来它学汽笛叫干扰了劳动,领导派人带手枪治它,但它灵活走位逃走而成为了一只野猪。再来分析其中的人物——
文中的猪隐喻这现实中的人,而文章描绘的人可分为三种,一是设置他人生活的,对应老乡、领导;二是生活被设置而安之若素的,对应肉猪、种猪;三是生活被设置但起来反抗的,对应那只特立独行的猪(“猪兄”)。这三种人在我们身边是有迹可循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具体人的身份在不同语境下往往不同,这意味一个人可能既设置又被设置,有时安之若素有时起来反抗,这需要结合具体语境观察。
先来看第一种人——设置他人生活的。文章有言:“对生活做出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对生活的设置暗喻两种行为的能力,一是进行统治、树立某种权威、拥有并实施某种权力的能力,二是确立某种可控的确定性的能力。前者给人以快感和欲望的满足,后者给人以安慰和安全感。这两者都是极具诱惑的,价值自认正当的理由的催化,人自然而然具有了设置他人生活的倾向。由此观之,设置有着人性使然的不可拒性,这时也成为开脱的借口,但正如塞亚·柏林所认为的一定的强制是有必要的,一定的设置也是有必要的(设置与强制两者实也存在交集),问题的关键在于设置的优劣,其评判标准的要点则在于其引发的后果——这种设置带给他人的是痛苦,还是快乐?是是为痛苦的快乐,还是是为快乐的痛苦?上述问题的反思是不可或缺的。
再来看第二种人——生活被设置而安之若素的。文章有言:“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这些可分为因设置而感到痛苦和感到实为痛苦的快乐的两类。进一步深入前,有一基本事实是引人注目的,即人对痛苦是本能抗拒的,这出于人之天性。先看第一类,其显然违背天性,而此背后的推手是恐惧,文中可见:“我不敢对抗领导”,这种恐惧表象多样,如对权利的恐惧、对反抗的惩罚的恐惧等。这种恐惧会潜移默化中培智人心中的懦弱,形成逆来顺受的品性,奴性也在此过程中扎根。而第二类则像是被麻醉者,浮于表象的快乐而忽视实质的痛苦,实为痛苦的快乐是极具蛊惑性的,易使人沦陷其中,陷入致命泥沼。此种痛苦常包裹在获得自由等糖衣中,如对人必要劳动机会的剥夺,看似是解脱,实则是人重要价值的丧失。至于破解法,前者应掌握适时的一种叛逆的无畏惧的反抗气质,以克服恐惧而脱离设置,但需谨慎以防与实为快乐的痛苦混淆,而这种气质的培养根植于一种不计后果的勇气;后者的解决与实质上的快乐痛苦之分辨则需一种审视,需要持续的思考,不被个人情感淹没的理性,看本质的能力,以及一种训练的敏感,其中最为重要的仍是学识、见识的补充。
最后是第三种人——生活被设置但起来反抗的。书中可见的是猪兄,其跳脱于肉猪待 宰的麻木,又拒绝成为生育机器般的种猪,它超脱于人类的设置而忠于本性。生活的被设置,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双重剥夺,是限定性的框架,是对个人的强制定义,而对被设置的反抗是自由和定义权重夺战的前进号。但我们在看到猪兄特工般的逃脱的浪漫主义高歌之余,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悲观是不可忽视的——奥威尔笔下的《1984》中,温斯顿·史密斯于“老大哥看着”下的生活中觉醒、反抗,他意识到原先生活的无意义、麻木、痛苦,但在重重监视与告密之风中被发现,而被释义无人道的酷刑,最终被精神上摧毁,彻底被洗脑。这不禁令我们担忧:对设置的反抗有希望吗?成果与代价对等吗?阴郁之霾中,有人提议:只进行精神上的反抗如何?私以为这只能到达反抗之征的起点,是肉体的反抗的铺垫,角色转变的缓冲站。但只停留在精神上,其反抗终是空中楼阁,精神的意义的实现在于对现实的投射,实质的行动才是质变的关键——文章对此也有所体现,在猪兄受危时,“我”虽精神上支持它的反抗,但却因不敢而袖手旁观,可见纯粹精神反抗也会带来实质肉体对抗者的无助。重新面对上述问题,不妨从历史烟尘中探寻答案——希望是存在的:如过往女性生活被狭隘错误设置,而今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古人生活被设置单一的读书仕途出路,而今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些变化、成就的关键就在于实质的反抗的作用,同时这里也有一个误区有待澄清——冲锋在前的反抗者从不是是垫脚石,每个人都是在释放自己的“热量”的,去点燃那个希望。
与自由需适当的强制一样,个人自我的生活于社会中是需要良好的设置的,看似是自我的被剥夺,但这是实现自我价值、完善个人的重要前提,真正要反抗的是恶性的设置。而最为关键的,一切反抗的前提都需要理性的分辨力与实质行动的勇气,前者提供反抗的动机,后者提供反抗的前进。在这三种人身上,我们应看到应有的生活姿态:独立的,但不偏执而可接受意见的,对与强迫与限制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