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铜钱比康熙的质量差，是真的么？

这个货币不仅仅是国内的事情，东亚的国际问题也是有的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八日，李卫上奏称他收到消息，日本近年来频频招募中国人前去教授弓马技艺，且无故打造战船，肯定是居心叵测，朝廷一定要尽快加强海防，有备无患云云。

而雍正帝的朱批，除了对于李卫的建议深表赞同外，还对奏折里的一句话做了小小的修改。

李卫：天朝之待外夷，罪恶昭著者，必申征讨之诛。

雍正：天朝之待外夷，若无罪恶昭著者，必不申征讨之诛。

雍正的心思跃然纸上：咱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布置完防御工作就行，别的就随他去吧。不需要纠结太多。

那么，李卫得到的消息到底可靠吗？结合日方史料来看，堪称是极其精准。

据《唐马乘方补遗》、《信牌方纪录》，早在1725年，幕府就向长崎奉行下达了招募清朝武官的命令。由于这时清朝已经解除海禁，许多中国商人为了讨好幕府，获得作为贸易许可证的“信牌”，而很主动的揽下了这桩任务。甚至于，连1723年浙江武举乡试第五名张灿若，都化名为“陈采若”，在1727年被招募前往日本，并停留了整整4年。在这期间，他将自己擅长的双刀、苏秦背剑，以及一马一箭、一马三箭等清朝武举科目通通传授给了日方。李卫上奏之时，仅是张灿若赴日的隔年。而且他对中国商人为了“信牌”而在中间给日本牵线搭桥的事情也非常清楚：

“（我国商人）贪夷人倭照，争相贸易，唯恐失其欢心，掯照不发，故凡有指名求索之处，无不依从。”

从这些奏折内容出发，可以证明清朝的对日情报工作相当成功。无论是雍正还是李卫，对日本的国力都有清醒的认识，知道日本以武力值论是东洋第一强国，朝鲜等都迫于其威势而与之通好：日本虽蕞尔岛夷，恃其铜铸炮火攻击甚远，倭刀器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屡为海患，于东洋称一强寇。”“东洋独日本为强，邻国无不惧之。”“（朝鲜与日本）往还亲密，无非畏其势大力胜之故。康熙时期的对日政策并无二致。早在1701年，康熙就密令苏州织造李煦安排“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假扮商人前往日本探听情报。这位大清的间谍在当年六月初四从上海启航，十月初六返回宁波，随后立即前往北京将所见所闻告知康熙。

雍正帝在给李卫的批复中，还很有意思地说，都是因为莫尔森当年“极言其恭顺懦弱”，才使得康熙放下了对日本的警惕，“开洋之举，亦由此起。”这才留下了现在的祸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爆发了一件中日交往史上的大事“信牌事件”。简而言之，就是德川幕府在1715年下令，以后来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必须领取日本发给的信牌，下次再来贸易时才会放行。

对于清朝来说，一旦允许本国商民接受日本发放的信牌，无异于让天朝上国威严扫地。所以浙江巡抚徐元梦将这些信牌全部收缴，并把详情上奏康熙裁夺。

有意思的是，朝堂之上为此事件分成了两派。大学士马齐等人提议：“以我中国商船受长溪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体，相沿日久，大生弊端，亦未可知。应将作何行文倭子之处详议，将伊所给牌票发回......”

但是，康熙皇帝连续三次驳回了马齐他们要与日本交涉，取缔信牌的主张。这位大清皇帝还聪明的帮日本找了个借口：

“各位爱卿说我们大清商人接受日本信牌是有乖国体，但是吧，根据朕派去日本的探子回报，信牌不过是日本商人之间使用的凭证，不是人家官府发的东西。浙江巡抚小题大做了......”

在康熙的坚持之下，清朝默认了商民接受日本信牌的事实。康熙和雍正如此努力回护日本的态度，或许很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疑惑。但这背后实则有关清朝的经济运行，即铜钱体系的稳定。乾隆朝云南铜矿产量剧增之前，清朝铸钱使用的铜，大多依靠对日贸易输入。从顺治朝开始，清廷就主动号召商人去日本买铜。

以康熙五十五年的数据来说，当年清朝使用的云南铜为166万3千斤，但使用的日本铜却达到了277万2千斤。从顺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这60年间，日本流入清朝的铜更是超过一亿一千四百四十九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