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文强被捕后从刘湘的监狱中逃脱，怎么又被戴笠拉进了军统当特务？

1931年，领导二十三个县的川东特委书记文强被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抓捕，那次被捕，也成了文强人生的转折点——他没有遭受酷刑，也没有叛变，但是后来一系列的误会和差错，让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文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叛徒，即使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不承认，而且坚持不肯认错，所以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

特赦后的文强经过推举，与沈醉当了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小组正副组长。读者诸君不要小看了这个“学习小组组长”，因为这个小组包括了所有身份特殊（特赦战犯）的文史专员，其中几位大家都很熟悉：黄维、郑庭笈、李以劻、董益三、周振强、杨伯涛，除了中将司令、军长就是少将特务，他们都听文强的。

这些从将军级战犯转行的文史专员信服的文强大有来头，他复杂的经历和关系，读者诸君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半壶老酒要是说得太详细，可能就会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所以咱们今天换一个小一点的话题：当年他被刘湘的人逮捕后是怎么逃出来的？为什么他在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一天两惊之后，还能帮着所长制定了管理所的规章制度？

提起文强，可能有一些人不太熟悉，但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大家可能就印象深刻了：他言语犀利，一般的管理人员都说不过他，王耀武和杜聿明都被几句话说得晕了过去。

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但是他还真没当过典狱长，王英光的所长办公室，原先的主人也不是文强。

文强初进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就一连吓了两跳，《文强口述自传》记录了他当时的心境：“我在里面思想波动很大，因为把我列为甲级战犯。杜聿明倒是乙级战犯，怎么把我搞得这样高呢？够得上杀头的了。后来又给我加上一个“审”字，我不明白这高高低低的，是怎么回事？（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文强回忆录，有个别字词略有修改，下同）”

文强一日两惊，实际是他想多了、搞错了：他住的是功德林“甲字胡同”，他以为甲=甲级战犯=枪毙；特身上有个“审”字三角符号，他又认为审=公审=枪毙。

文强后来知道“审”字的意思仅仅意味着他的历史有待审查，“甲”是地名而非等级，就放下心来开始了诗文创作，并跟沈醉和王耀武等人交上了朋友——他不用跟杜聿明重新认识，因为文强之所以没有成为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的一员，就是被杜聿明给拉到徐州当那个劳什子“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了。

文强这一辈子总是赶不上点儿：他在黄埔与林帅同期同宿舍，南昌起义的时候级别也很高，后来因为复杂的原因加入了军统，又很明智地离开军统去了湖南，原本可以成为起义将领，甚至可能在1955年授衔中将甚至上将，却因为杜聿明的邀请，最终成了功德林高级战犯管理所第七十二号学员。

文强两次进入不同阵营的监狱，越想越窝火：“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地下党，也没有破坏党的组织。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文强为什么满腹委屈？这还要从他1931年被刘湘的部队抓捕开始说起。

当年文强的部队被打散，本人也不幸被捕，当年敌人也有“特委会”，而且早就掌握了文强的资料，甚至连文强两次入川是跟谁一起、他现在的职务都一清二楚。

文强知道瞒不过去，就开始忽悠负责审讯的敌人：“我到重庆以后，在朝天门码头的一块石头上画个高鼻子，因为我有个绰号叫高鼻子，他们就晓得我到了，就会有人跟我联系。另外还有一个联系办法，就是到重庆新街口邮局看盲信，我们约定，信送到邮局，写个没人收的地方，这就是盲信，我去查盲信，这也是一年以前规定的。”

刘湘的部下相信了，他们真的在朝天门码头的石头上画了个高鼻子，又派人去邮局门口蹲守，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特务们上当后恼羞成怒，就把文强吊了起来，被吊起来的文强还是不改口：“联络方式可能改了，也可能你们蹲守的人被发现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你们再吊我也不知道。”

因为文强的地位极高，特务们还真不敢对他用酷刑，再加上杨森的宪兵司令于渊（地下党员，1949年12月7日就义于成都十二桥）送来的一百块银元，文强在监狱里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在武力制服一个江洋大盗后，还成了号房里的老大（那段故事也很精彩，咱们下一篇文章再聊）。连监狱官也警告其他人：“文强这个人，外面的参谋都给他送钱，还送得很多，这可不是好惹的，你不要惹他。”

当时的情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强一眼就看出那个“胖头看守”居然是原来的四川团省委书记。

文强没有说这位团省委书记叫什么名字，怎么也改行当了看守。这个曾经是“自己人”的看守告诉文强：“有人请你到特委（刘湘的特委）去，有人要见你，还要给你照相、请你吃饭。”

文强到了地方，看见桌子上摆着很多水果和好吃的，刘湘的手下也很客气：“我们的督办（刘湘）本来要见见你，他忙，今天来不了，要我代见你。今天晚上专门为你安排了宴会，可以随便一点，打打牌，心放宽一些，明天还到别的地方游一游，看一看。”

心理素质极强的文强有吃就吃有喝就喝，别人跟他谈“正经事”却一概不理，然后就有一个人借着送茶的机会往他手里塞了一个小纸团，那上面只有五个字：“打麻将注意。”

八圈麻将打过，那个送纸团的人在桌子底下踢文强的脚，并用手指了指门外，文强心领神会假装上厕所，而陪同打麻将的人，居然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睿智的读者诸君肯定早已看出茶里动了手脚，所以最后只有内线和文强是清醒的。清醒的文强钻过事先挖好的墙洞，又遇到了一面三丈高的围墙：“我急中生智，从地上摸起一块石头，脱下长衫，扯成几条连起来，把布条系在石头上，一下子把石头扔过高墙。”

这时候很有意思的一幕发生了：布条绳子刚拴好，就有一个巡逻兵从后面走过来看着文强，文强很镇静的倚在墙边假装看月亮，那巡逻兵好像没看见文强一样，溜溜达达就走了。文强顺着布条蹿上高墙逃了出去，然后才听见高墙里面又是吹哨又是打枪，闹得一塌糊涂。

文强逃出后就想方设法寻找组织，找到后又跟上级大吵了一架——文强当年脾气比较大。

脾气很大的文强一怒之下离开四川，在上海没找到周公，又在湖南办了一段时间进步报纸，结果得罪了何健，湖南也呆不住了，只好去杭州避风头。

就是在杭州火车站，他遇到了黄埔四期同学廖宗泽，并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

这个廖宗泽曾任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第一师政委、广汉起义军第一纵队政委，1931年叛变后进入康泽主办的“政训研究班”受训，历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兼四川省特委会主任秘书、军统西南游击委员会主任、华蓥山游击总负责，1951年被抓，后来也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廖宗泽比文强还早一年离开四川，据说是因为反感王明才离开的。两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凑到一起，自然是大倒苦水，文强也打消了继续寻找组织的念头。

文强不再寻找组织，在杭州却遇到了父亲的老朋友、时任参谋总长的程潜，于是进了参谋本部第二厅当了上校参谋。

如果文强一直跟着程颂公，最后的结局肯定会非常好，但很不幸的是，他的老同学廖宗泽又出现了：“有个戴雨农，我跟他讲了你的情况，他要接见你。他是黄埔第六期的。年龄比你大十岁，在我们校长身边干特务，是十三太保。”

戴笠这个人是很会说话的，他一见面，就放低身段，用一通好话把文强忽悠懵了：“你是老大哥呀，你是黄埔第四期的，我跟你比还差两级呢。老大哥呀，人生很难，做人很难，像你们这样的人，在那边搞到这样的地位了，当过省委常委，当过特委书记，管二十三个县。你比我还要小十岁，如果我跟你比官，那我比你小得多。”

初次见面后，戴笠就跟文强排好了大小，年长十岁的戴笠往后见了文强，不是叫“老大哥”，就是叫“念观兄”，有时候也开玩笑叫他“大文学家”。

为了拉拢比自己小十岁的“老大哥”文强，戴笠开出了极高的价码：“在警官学校当一个大队的指导员，，每个月可以拿 八百块钱。过去的事情不谈了，一笔取消了。”

戴笠请文强吃了一顿饭，程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张治中找了五个黄埔学生，联名证明文强已脱党六年，于是文强的通缉令被取消，他就加入了军统。

文强加入军统后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只参加对日情报战，绝不抓捕地下党。在军统期间，文强很是干了一些大事，并积功晋升中将——文强晋升中将那年只有三十六岁。

在特务系统，最年轻的少将是沈醉，最年轻的中将是文强，最会来事儿的是吴敬（景）中，他们后来也发生了很多交集：吴敬中接手了文强在东北建起的特务系统，文强和沈醉在功德林和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关系都很密切，他们之间的故事，咱们往后慢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