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法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杨秀和：艺术需要真善美，不需要太多的装饰

杨秀和，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学者、摄影师、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杨秀和被评为国家一级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宾礼书画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杨秀和同时是中国书画院院士、中国国艺人民书画院院士、北京市楹联学会书画院理事、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理事、建党一百周年选出的百位德艺双馨书画艺术家之一（建党百年功勋书画家）。还被授予“中国实力派书画家”、“中国百强书画家”、“当代书画艺术领军人物”、“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名片”等荣誉称号。杨秀和1955年生于中国北京。

2021年杨秀和先生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杨秀和自幼喜爱书画，师从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文化局副局长、著名书法家刘汉春先生。刘汉春先生与刘炳森先生曾同拜北京书画界以“昆吾切玉，铁面向人”启功评语著称的近现代书法巨匠夏午樵先生。

杨秀和坚持六十年临池不辍。习遍二王、柳、颜、欧、赵诸家精品，研究历代名家之精髓。能融各家之长，自幼风格，楷、行、隶、篆、草五体皆能，以隶书见长。杨秀和经过长期努力和刻苦钻研，主攻秀气、隽永的汉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书法学术方面享有盛誉。其国画以书入画，也有较高水平，功底深厚，属传统功力型书画家。

杨秀和书画作品入编《采风中国》、《河北当代书画》、《中国周刊》、《聚焦当代艺术》等众多期刊杂志，作品多次入选《中国珍藏邮册》。曾出版《中国艺魂》、《中国当代艺术家》、《北京画馆》、《海淀诗词》、《晓阳书画》、《美丽中国》、《传递正能量，更筑中国梦》等多部书籍。

每年3月，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闻名的荷兰小镇马斯特里赫特，都会迎来大批艺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包括全球重要博物馆的代表、私人藏家、画廊主和艺术收藏机构代表。通常有超过7万人会为了艺术珍品而来，令平日宁静的小镇变得热闹非凡。这就是有30多年历史的欧洲艺术和古董博览会（TEFAF）的魅力。

今年3月5日在马斯特里赫特拉开序幕的新一届展会，未能躲过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一名在参展期间未出现任何症状的意大利参展商确诊，令本届展会于3月11日晚提前结束。

3月5日优先参观日和3月6日预展日期间，以大师作品和古董为主打的TEFAF迎来了约1万名访客，至3月11日晚，共有约2.85万人到访。展会期间售出的最高价作品，是凡·高创作于1885年7月的《农舍前的农妇》。这一作品曾在1967年的一场拍卖中以4英镑的价格落锤，后来又以45英镑的价格在伦敦一家旧货商店售出。此次它由伦敦Dickinson画廊带来，以1200万~1500万欧元出售给一位私人藏家。

匆忙结束的本届TEFAF，原本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会，共有282家参展商，设有八个展区，包括古代艺术、古董、设计、高级珠宝、现代艺术、绘画、纸本艺术和部落艺术等，来自22个国家的25家参展商为首次参展。

TEFAF在马斯特里赫特开幕之际，依照传统会发布一份艺术市场主题报告。2019年，报告聚焦中国艺术市场，回顾过去40年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同时，还对一批中国艺术收藏家及私人美术馆馆长进行了问卷调查，探究他们进行艺术收藏的原因、收藏的门类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

3月6日，《TEFAF艺术市场报告：21世纪的艺术赞助和慈善事业》发布，报告聚焦时下艺术赞助的创新和趋势，尤其关注新一代艺术赞助人的影响。撰稿人安德斯·彼得森（Anders Petterson）是顶尖的艺术市场数据分析公司ArtTactic的创始人。

年轻化与数字化

2018年，美国的慈善捐赠共计4280亿美元，其中个人捐赠约2920亿美元，约195亿美元投入了文化艺术事业。同样，英国艺术委员会研究发现，在2017/2018财政年度，91%的文化艺术组织都曾收到某种形式的私人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艺术市场也涌现出艺术赞助的新生态体系。报告中一份面向541位艺术市场人士的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经常性地支持慈善和非商业的艺术机构和项目。

“全球范围内的诸多新情况，令这一话题变得非常重要。报告着重探究了当前艺术赞助者与前辈赞助者的差异。”TEFAF的CEO帕特里克·凡·马里斯（Patrick van Maris）表示。通过对多位艺术赞助人的专访和个案分析，报告呈现了不同地区艺术赞助的现状和趋势。

“十年前的艺术世界已经结束，现在，艺术已经成为一个产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更偏向创业的方法。”法国收藏家西尔万·勒维说。西尔万的藏品来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涵盖油画、雕塑、装置、影像等。

将艺术收藏与展览数字化，是西尔万创立的DSL Collection应对变化的创新方式。他的女儿凯伦是DSL Collection的共同所有人，“她属于千禧一代，将新想法带入了我们的收藏管理，更专注于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以及可持续性等社会问题。她尝试通过使用虚拟现实（VR）或视频游戏等工具来吸引新型的社群和不同年龄群体。”西尔万在访谈中说。

模式创新

玛丽-爱丽丝·斯塔克（Mary-Alice Stack）是英国创新型社区利益公司Creative United的首席执行官，致力于通过无息贷款计划等方式支持英国艺术和创意产业的发展。

“在英国，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成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国家的角色已经成为促进者而非提供者，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Creative United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建立包容公共和私人投资要素的商业模式，“我们的使命、目标和商业模式，是通过利用公共资金来实现金融和社会双重影响，以实现艺术和创意产业的增长和繁荣。”

Creative United的OWN ART计划，通过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机制刺激当代艺术和手工艺品市场。该计划让新的、更多样化的买家进入艺术品市场，也让会员画廊和他们代理的艺术家增加了收入。OWN ART为客户提供最低至无息的贷款来分担购买成本，通过对入门级购买者的补贴，零售商的利润也得到保证。

推出15年来，英国总计超过6.3万名客户使用了OWN ART计划，购买了价值超过5500万英镑的当代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我们的评估数据表明，使用OWN ART的客户中，有一部分（约25%）是当代艺术品的首次购买者。此外，整体上OWN ART客户群的个人年收入水平低于2.5万英镑。”斯塔克表示。

斯塔克的创新模式，是报告中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赞助创新模式中的一个。马里斯表示，这份关于艺术赞助的专题报告，希望能在推动艺术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为不同年纪和背景的艺术爱好者提供灵感，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参与艺术。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本综合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剧本集。在这个剧本集中，有悲剧，有喜剧；有激越的，有低沉的。古代社会穷兵黩武的征战带来了很多千古流传的悲壮的故事，史记与人物传记中的悲剧成为历史的镜鉴，成为打动人、教育人的一种特别的教材。所以，在历史剧本集中，悲剧有时远比喜剧更有分量，而且成为这一历史剧本集中的重要方面。

在民主社会建立过程中，同样伴随着战争，同样伴随着革命的牺牲。虽然那时的悲剧与古代的悲剧不同，可是，苦难和牺牲却是相同的。毫无疑问，在艺术表现历史的作品中，悲剧的力量是其他喜剧形式所难以替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既有无数表现人民疾苦的作品，也有很多表现将士浴血奋战的作品，它们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艺术所特有的社会功用。而两者的相互辉映则构成“抗日”这个时代主题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悲剧性的作品在和平年代依然有着打动人的特别的力量。创作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仆后继》与《英勇不屈》，是新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的表现革命挫折的作品，其悲壮和胜利欢歌一样，具有同样的歌颂的意义，只不过所打动人心的是余音绕梁的悲壮与震撼，其特殊性正在于它们的悲剧的特质。它们表现革命挫折中共产党人的英勇不屈和前赴后继，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至今都让我们震撼。可是，它们曾受到批判，认为不应该表现革命的挫折。其实，挫折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成功之母，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份重要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因此，从《流民图》表现普通人民的悲惨，到《前仆后继》《英勇不屈》表现革命先烈的悲壮，它们在20世纪美术创作中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力量和意义。

毫无疑问，进入到21世纪，在一片祥和的社会氛围之中，国家和人民依然会遇到悲惨的灾难。而与之相应的美术创作，除了表现成功和胜利之外，还应该铭记那种切肤之痛，而这正反映了所有成功与胜利的意义。而在美术作品的创作中，除了歌颂那些英雄作为和英雄之外，很多人却忽略了应该要关心的那些受到灾难侵害的部分。

而如今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无数的美术家包括无数的美术爱好者，以一腔热情去表现自己的感动，一时间创作了无数的与之关联的作品。就艺术来说，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良莠不齐的状态，给当代美术创作如何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提出了现实的拷问。我们应该如何用艺术来表现重大社会事件，美术创作如何来表现此次疫情？当然，我们应该表现那影响到整个事件的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钟南山，他的一句告诫让整个事件发生转折，但是，如果我们的创作都是以表现他来铭记这一事件的话，那显然是不够的，是很不够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美术创作尽管形形色色，可赞美的方式几乎都是相同的。有没有更好的构思与构图？有没有更完美的人物形象塑造？有没有更多样化的表现方法？有没有更打动人的形式来表现这次疫情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影响到普通人的若干。我们能不能表现困苦？表现无奈？能不能去表现与病魔的抗争？能不能表现在这特殊时期中的人民生活面临的种种困难？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正面地表现伟大的决策和周密的部署，表现激情的投入，表现八方的支援，表现战“疫”的可歌可泣，如此等等都是应该的，都是重要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有流传后世的能够反映历史的深刻并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反映社会事件中的本质问题，而不仅仅是喜剧式的赞美。

人们通常希望一个悲剧事件能够得到相应的妥帖的表现，像历史上的很多优秀作品那样，用语言的力量让艺术传之久远，成为这个历史中最精彩的记录。因此，不管是赞美还是歌颂，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当下社会中的重大事件以及人民的关注，都应该以人文的精神来表现社会的关切。依然要回到艺术的本体中，依然要用艺术本体中的多样性以及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单一的。

如果我们的美术创作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重大社会事件变成了一种单一性的艺术表现，那么，就不能揭示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的本质问题，以及它对于人民对于国家的重大影响，而这一影响不仅是在一个过程中的特殊性，也不仅是在这一过程中的医护人员忘我的努力以及无数志愿者的积极作为。这之中既有他们的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又有为了生命所付出的种种，以及在这个事件过程以及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有人们所能看到的医者仁心、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人民所付出的忍耐以及配合国家所做出的牺牲。

这需要美术家在一个宏大的社会叙事背景下，用艺术的形象来反映这一重大社会事件中的复杂性和众多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符号以及一些人员的简单组合，更不是以照片为蓝本的那种以画照片为主流的创作方式。我们的美术创作应该有更好的构思立意，应该有像作家反映社会生活那样对于现实的更深刻的反思。当然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方式，而美术创作如果只是停留在对于照片的描摹这种最简单的表现方式之上的话，就不可能产生精品力作。

今天，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美术创作所遇到的问题，还连接着17年前SARS期间的美术创作。当时也像今天一样，有着美术界的闻风而动，也有层层发动。很多的美术家画了无数的作品，而相当一部分画家今天依然用同样的方式在画17年后的这场重大社会事件的画。回首一下，17年前的那批创作中，还有几幅作品存留在美术史上，成为我们今天的记忆所在？可能也就是中国美术馆中收藏的那几件屈指可数的作品而已。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是重复17年前的创作方式以及创作行为的话，那今天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回归到艺术本体上来面对如今重大的社会事件，用本体的力量来揭示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反思。而歌颂也不是那种浅白的，千篇一律的，而应该有一种思想深度。艺术需要真善美，不需要太多的装饰，我们希望艺术能回归到本体上来反映人民所需要的美的内容以及真和善的本质，而让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能够传之久远。

今年的特纳奖颁发给了四位提名艺术家，因为他们要求被视为一个团体，以体现“共同性、多样性与团结性”。这一打破特纳奖历年规则的结果引发了一系列讨论，《卫报》艺术评论员奥利文·巴斯奇奥（Oliver Basciano）从这一事件展开，撰文论述了自20世纪60年代激浪派诞生起，艺术团体的自我表达，以及他们与艺术市场的关系。他采访了多位艺术团体的成员与画廊主，有人认为，合作是对于“天才”艺术家个人备受推崇的艺术市场的反击；有人则认为，团队具有更大的文化包容性。

上周，提名特纳奖的四位艺术家组成团体来共享奖项的举动在新闻与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四位艺术家，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海伦·卡莫克（Helen Cammock）、奥斯卡·穆里约（Oscar Murillo）和泰·沙尼（Tai Shani）声称，他们“以共同、多样和团结的名义”聚集在一起，并公开反对英国保守党保守党的紧缩与排他政策。

“历史上，集合体就总是与进步派联系在一起，”《合作艺术：创造性合作的艺术家》埃一书作者埃朗·玛拉·代·沃希特（Ellen Mara De Wachter）说道，“这四位艺术家并非纸上谈兵，而是身体力行，他们做出了牺牲。这是一种达达主义式的姿态，揭露了艺术圈的价值体系是多么的荒谬。”

在特纳奖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此前也有艺术团体获奖或得到提名。Assemble是诞生于2010年的一个建筑师团体，他们在2015年获得特纳奖，该团体的成员珍妮·霍尔（Jane Hall）指出，合作通常催生于政治环境。“我们是紧缩政策的产物。这种紧缩演变为萧条。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重新厘清权力关系。当我们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已经不在适用的时候，去尝试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输不起的。”

阿珈利卡·萨嘎（Anjalika Sagar）是Otolith小组的成员，该团体获得2010年特纳奖提名，她透露，自己与搭档库杜伍·艾顺（Kodwo Eshun）展开合作的原因同样是出于对现状的困惑。“这是对于英国青年艺术家被市场化的回应，是对于‘酷不列颠尼亚’时期名人热潮的抨击。我们的合作关乎跨国性，试图在不同国家的电影团队与政治理念之间建立联系。”

激浪派（Fluxus）可能是第一批将合作转变为政治宣言的艺术家。这个由约翰·凯奇（John Cage）、小野洋子和白南准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组成的艺术组织试图在一系列无政府主义事件中淡化自己的个人身份。绝非偶然的是，激浪派诞生的时期正是英雄般单打独斗的艺术家受到推崇的时期：他们清一色是挥舞着画笔的白人男性，深受艺术市场的喜爱，其中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阳刚之作尤为典型。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模式下，‘天才’艺术家个人成为了品牌，而对于合作工作则充满质疑，”代·沃希特说道，“合作甚至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集体主义被认为是苏联的。”

从60年代开始，各团体围绕被主流艺术世界忽略的身份而联合起来。1968年，AfriCOBRA由一群非洲裔美国艺术家成立，尽管彼此独立进行工作，但他们的宣言是“为整个非洲家族”而创造艺术，因为“富裕的盎格鲁人不会为此买账”。纽约的唐人街也成为了集体事业的发生地，一些亚裔美国艺术家组成的团体开始运营自己的画廊，比如Basement Workshop与Epoxy。1971年，前者以“团结起来为我们的权利而斗争”为旗，组织了首场唐人街集市。

Epoxy的输出相对保守，但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创作壁画和复印艺术，1987年，他们完成了一幅题为《36计》的墙画作品，上面有各种世界领导人的现成照片，并配有《孙子兵法》的文本。

Guerrilla Girls由一群隐姓埋名的女性艺术家组成，她们在198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MoMA）的一场国际绘画与雕塑展上相遇。如今，这群艺术家依然在一起工作，她们用大猩猩的、面具遮住自己的面部，然后以去世的女性艺术家名字作为假名，比如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和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

上个月，这个小组发起了一项带有挑衅意味的典型举动。她们在最近重新开放的MoMA外的电话亭上张贴布告，要求美术馆“立刻把莱昂·布莱克（Leon Black）和格伦·杜宾（Glenn Dubin）从董事会中除名，并且贴出壁签来解释原因”。布莱克是MoMA的董事会主席，而杜宾则是该机构的一名董事，他们与杰弗瑞·爱普斯坦（Jeffrey Epstein）有生意往来，后者在2008年被指控性犯罪。

萨嘎表示，Otolith小组的工作与黑色音频电影协会（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有传承关系。这个活跃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小组由约翰·阿康弗拉（John Akomfrah）、丽娜·高保（Lina Gopaul）等成员组成，他们制作实验性的纪录片，并拍摄聚焦英国的亚裔与非裔的影片。“我们将自己视为这样一个黑人团体，试图让人意识到，应该去除这种强加的种族分类。我们想要自称Otolith小组，这样人们不会再询问我们来自何处，或是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来确定我们的身份。”

策展人查尔斯·埃斯切（Charles Esche）说，共同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的愿望。“在我看来，特纳奖所代表的是一种姿态，它指出并非一切都可以归结为赢家和输家。这不是教条的左翼主义，而是更适合我们所处时代的东西。”

埃斯切是将印度尼西亚艺术团体Ruangrupa选为下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的评委会成员之一。他们不仅是亚洲人首次执掌这个五年一度的艺术盛事，也将成为艺术团体首次担任这一五年展的策展人。“我相信他们会以不同于往届策展人的方式来处理工作中的压力，并提出新的问题，”埃斯切说道，“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团体，还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文化同理心——他们不太会陷入至今仍主导着欧洲文化政治的现代主义的自大陷阱。”

“英国的艺术世界其实并不欢迎异己之见，”萨嘎说道，“而团体看重的正是辩论和话语，这是他们所固有的特质。这个国家抗拒话语、理论和复杂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精英主义。2010年，我们的特纳奖收到了一些恶评，一位记者指出我们‘自命不凡’，而我们却以此为光荣。”

Ruangrupa成立于2000年，印度尼西亚独裁垮台后的两年，当时，这个国家的艺术基础摇摇欲坠。除了创作艺术，Ruangrupa还规划讨论小组，运营工作坊，出版书籍。去年，他们在雅加达郊外成立了一座非传统艺术学校。新德里的艺术家团体Raqs媒体小组（Raqs Media Collective）也将策展视为他们工作室工作的自然延伸。2015年，他们担任了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与此同时在为横滨三年展做准备。小组成员莫妮卡·纳如拉（Monica Narula）表示，虽然双年展和博物馆逐渐在接纳团队工作，但是艺术市场还没有跟上。

“在金钱游戏中，艺术家的概念仍然是传统的：一个孤独的身影在阁楼里咳血创作。当我们开始展出的时候，人们问道，‘你们怎么能作为团队来创作艺术呢？’人们抱持这样一种态度，即艺术生发于一个人的头脑，完成于一个人的手。”

在英国五家最大的画廊代理的385个艺术家名字中，只有6个是艺术家团体或双人组。一位画廊主兼前艺术博览会总监表示，并非这种合作的模式不太能吸引藏家，虽然对画廊来说，要请身在世界各地的艺术团体来参加并策划展览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本质。“团体会给商业艺术世界的某些部分带来紧张不安。它们的形成往往是基于对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回应，或者是一种概念上的姿态，这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卖起来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然而，画廊主斯蒂芬·坦宾·萨斯特拉维贾贾（Stephan Tanbin Sastrawidjaja）表示团体也能在艺术市场上分一杯羹。他的画廊Project Native Informant位于伦敦，代理了三个艺术团体：DIS、“上海双年展”以及GCC，他说，这几个团体都“利用‘企业文化’的方法来表达自我”。在2014年的弗里兹艺术博览会（Frieze art fair）上，“上海双年展”——这个挪用了同名上海艺术展览的小组——制定了一套营销策略，以出售一套价值320万英镑的伦敦房产。八人组GCC于2013年在一场迪拜艺博会的VIP室相遇，他们制作了日间电视节目并出版了记录其对话的书。DIS的两名成员在时尚圈工作，这个小组为品牌进行创作。

萨嘎认为，团队创作应该维持其乌托邦式的目标，依然对盛行的权力结构提出威胁。“集体的核心应该是左翼的。集体包含着来自大众的威胁，让那些保守的人意识到，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其复杂的思考方式也许会撼动资本主义。”

纳如拉赞同这一点，她认为正是乐观与沮丧之间的张力让Raqs从1992年成立开始活跃至今。“合作来自于对于政治与生活的某种态度。其核心在于，我们相信合作活动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好。”

著名书法家、画家畅春斋主杨秀和现担任东方欣正书画院院长，京西文艺杂志社总编，中国名家杂志社荣誉总编，北京墨缘阁书院院长，北京海图书画苑特级书法教师，北京世纪名家书画院艺术顾问，羲之书画报当代艺苑专刊主任创作委员。

杨秀和在全国书画大赛中曾荣获《当代诗文书画家名作金榜集》一等奖；第二届、第三届魅力神州全国书画征文大赛二等奖；第二届魅力神州全国书画征文大赛二等奖；辉煌中国·第四届当代书画家精品邀请赛特别嘉宾奖；北京水立方·书画名家艺术展——文化创新开拓者奖；第二届国际文化艺术节突出贡献奖；第五届、第六届当代羲之奖·书画家作品邀请赛金奖；第十三届艺教之星全国师生书画大赛优秀园丁奖；首届全国书画网络精英大赛特别贡献奖；首届金手指杯全国青少年美术书法人才选拔赛优秀指导教师奖；当代中国艺术作品成就展特别金奖。

著名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曾评价杨秀和书法：“畅春斋主杨秀和先生笔力苍劲，深得宋明之韵，米黄之风。谋篇从容雍雅，行笔纵横酣畅，点墨浓稀得当。帖意碑风融于一体，雄浑中不失飘逸，刚劲中充满灵动。观之如峻岭连绵，又如波涛涌至，富有强烈且不失愉悦的视觉效果。”

著名书法家刘炳森也曾这样评价杨秀和书法：“杨秀和先生书法得力古远，以钟繇、二王、汉隶唐经为根柢，融汇宋元明清流脉。意境古雅，风姿妍正。真隶行草俱擅，结字雍容大气，笔势刚劲中尽带律动，笔笔酣畅遗韵；小楷气象大，大幅意蕴深，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刘文华先生曾评价杨秀和书法：“杨秀和教授隶书朴茂奇肆，瑰异凝重，再现汉碑简牍的法度和韵味。”

当代隶书大家沈定庵曾评价杨秀和书法：“杨公秀和汉隶苍劲怀远富有韵律，笔法墨法章法皆做到恰到好处，汉时风雅如现眼前。”

杨秀和书画作品，每年的成交额都会在500万以上，如果按照当下的市场行情来说，四尺整张价格一般都在3万元左右。

2018年春，杨秀和经写了八个字“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在保利拍卖行上拍卖，规格是四尺整张，起拍价15000元，最终成拍价格是8万元。一般情况下，杨秀和每平尺书法润格在3000元左右，但个别精品每平尺润格可能达到1万元以上。

2022年，北京市保利拍卖平台上对杨秀和先生的一幅四尺整张的四个字的书法作品“砥砺前行”进行拍卖，起拍价为12000元，最终经过20位买家的竞拍，以17.86万元人民币成交，这也是杨秀和先生的书法通过保利拍卖所拍出的最高成交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