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晁错

本篇记载大夫与文学围绕晁错忠奸问题而展开的论辩。晁错是西汉文景时期著名政治家，因主张削藩而激化了中央与藩国的矛盾，吴楚七国打着“清君侧”旗号反叛，汉景帝迫于藩国压力而诛晁错。文中大夫将晁错与淮南王、衡山王反叛相提并论，指责晁错咎由自取。文学指出，晁错是为了汉家万世之安而与诸侯结仇，为主而死，堪称汉家的“信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弑君，子罪莫重于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

大夫说：“《春秋》的一个笔法是，对君主和父母双亲不能有图弑之心，如果对君主和父母有图弑之心，就一定要格杀勿论。因此臣下之罪，没有比弑君更重的，人子之罪，没有比弑父更重的。从前，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集门客著书，招揽四方游学之士，山东儒、墨之徒都聚集在江、淮之间，他们在一起讲议讨论，著《淮南鸿烈》数十篇。但他们最终违背君臣大义，不守臣道，教唆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叛逆，自己被诛，殃及宗族。晁错鼓动汉帝改变祖宗常法，不遵守分封制度，逼迫刘氏诸侯宗亲，削减诸侯封地，导致藩国不附中央，刘氏骨肉疏离不亲，吴、楚七国积怨反叛，景帝不得不下令将晁错斩于东市，以此抚慰三军之士，向天下诸侯谢罪。这个晁错究竟是被谁杀死的呢？”

文学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流，曾子不入胜母之闾。名且恶之，而况为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传》曰：‘君子可贵可贱，可刑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是盗，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众，诛绝之义有所止，不兼怨恶也。故舜之诛，诛鲧；其举，举禹。夫以玙璠之玼，而弃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众，则天下无美宝信士也。晁生言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即合从。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所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也。弦高诞于秦而信于郑，晁生忠于汉而雠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为其国用，此解杨之所以厚于晋而薄于荆也。”

文学说：“孔子不喝名叫‘盗泉’的水，曾子不进入名叫‘胜母’的里巷。不合仁义的名字尚且厌恶，何况做不合臣道和子道的坏事呢？因此，当陈成子弑齐简公时，孔子沐浴上朝，将此事告诉鲁哀公，请求讨贼。崔杼弑齐庄公，陈文子虽有四十匹马，却宁愿舍弃而离开齐国。《礼记·表记》说：‘君子可以让他尊贵，可以让他贫贱，可以对他用刑，可以将他杀死，却不可以让他作乱。’至于那些外表道貌岸然而内无其实，口头诵读经文而行为却不遵其道的人，其实是盗贼，他们本来就是与盗贼一伙，不能见容于君子的区域。《春秋》的笔法之一是，不以少犯众，即使是施行诛绝之义也要有所限制，这是因为《春秋》不愿扩大怨恶的范围。因此，帝舜诛杀的是鲧，举荐的是禹。因为美玉上有点瑕疵，就抛弃玉石，因为一人有罪，就罪及众人，那么天下就没有美丽宝玉和诚信之士了。晁错对皇帝说，诸侯地盘太大，他们富贵就会骄奢，形势紧急就会联合反叛。因此晁错建议，借吴王刘濞过错而削除吴国的会稽郡，借楚王刘戊的罪过而削夺楚国的东海郡，以此来削弱诸侯势力，分散诸侯权力，这是为汉家万世安全考虑啊。春秋郑国商人弦高欺骗秦国，却是郑国的忠信之臣，晁错忠于汉室而成为吴、楚诸侯的仇敌。人臣各为其主而死，各为其国而用，这就是春秋晋人解扬忠于晋国而欺骗楚国的原因啊。”

盐铁论/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