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口部性的第二十七系列

语言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东西会对它加以区别。把声音从身体中分离出来的东西使得声音成为了语言的元素。把说话从进食中分离出来的东西使得言语成为可能；把命题从事物中分离出来的东西使得命题成为可能。表面和发生在表面上的东西就是“使……成为可能”的东西——换句话说，事件就是得到表达的东西。得到表达的东西使表达成为了可能。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面临着一个最后的任务：重溯那段解放了声音并使它们独立于身体的历史。这不再是一个有关静态创生的问题，静态创生只会从预设的事件导向其在诸事态中的实在化和在命题中的表达。这是一个动态的起源问题，它直接从事态导向了事件，从混合物导向了纯粹的线条，从深度导向了表面的生产，而全然不涉及另一个创生问题。因为，从另一个创生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理所当然地把进食和说话设定为两个已经在表面分开的系列。它们被事件所分开并接合起来，事件是其中一个系列的结果，它作为一种意向相关属性与一个系列相关，并使另一个系列成为可能，又作为一种可表达的意义与该系列相关。但这里的问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说话是如何从进食中实际脱离出来的，表面本身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或者无形体事件是如何从身体状态中产生的。当我们说声音变得独立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它不再是附着于身体的一种特定品质、一种噪音或一种叫喊，而是开始指示品质、展现身体、并意指主词或谓词。事实上，声音只有在表面脱离了表达性的高级权威时，才能在指称方面具有惯例性的价值、展现方面具有习俗性的价值、并在意指方面具有人为性的价值。相对于自然-惯例、自然-习俗或自然-人为这些区别而言，深度-表面这一区别在各个方面都是首要的区别。

现在，深度的历史从最可怕的事情开始：它从恐怖剧场开始，梅兰妮·克莱因绘制了它令人难忘的图景。在这个剧场中，哺乳的婴儿从出生的第一年开始，就是舞台、演员和戏剧。口性、嘴巴和乳房最初都是无底的深渊。不仅母亲的乳房和整个身体被分裂成好的客体和坏的客体，而且它们被侵凌性地掏空，切成碎片，粉碎成碎屑和食物碎片。这些部分客体被婴儿的身体内摄，同时还伴随着对这些内部客体的侵凌性投射，以及这些对象在母亲身体中的再投射（re-projection）。因此，内摄的碎片就像有毒的、迫害的、爆炸的和有毒的物质，从内部威胁着孩子的身体，并且在母亲的身体内不断地重新构成。由此产生了一种对于永恒再内摄的必要性。整个内摄和投射的体系是一种通过深度并且在深度中进行的身体之间的交流。口部性自然地延伸到食人性和肛门性，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客体就是排泄物，能够爆破母亲的身体，也能爆破婴儿的身体。一个人的碎片总是另一个人的迫害者，在这种构成了哺乳婴儿之“激情（Passion）”的可憎混合物中，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总是同一个人。在这个口-肛或食物-排泄物的系统中，身体爆裂并导致其他身体在一个普遍的粪坑中爆裂。[1] 我们称这个由内摄和投射、食物性和排泄物性的部分内部客体所组成的世界为拟像世界。克莱因将其描述为孩子的偏执-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它被抑郁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所接续，后者表现出一种双重进步，因为孩子努力重新构成一个完整的好客体，并且试图与这个对象认同。孩子因此会努力获得一种相应的同一性，即使在这部新戏剧中他不得不共享好客体所遭受的威胁、痛苦和所有激情。随着超我和自我形成的确认，抑郁性“认同”取代了偏执和分裂的“内摄-投射”。最后一切都准备好经受新的危险从而进入到以俄狄浦斯为标志的性位置。在这里，力比多冲动倾向于从破坏性冲动中解脱出来，并通过“象征化”而投注于更加有组织的对象、兴趣和活动。

我们将对克莱因图式的某些细节进行评论，试图仅仅勾勒出其“导向”。因为位置（position）这一主题本身就暗示了心灵生命的导向与基点；它还意味着根据可变或变动的坐标和维度来组织这种生命，依照整个地理学和几何学的活生生的维度来加以组织。起初似乎偏执-分裂位置与口-肛深度——一个无底深渊——的发展融合在了一起。一切都从深渊中开始。但在这个方面，在这个由部分客体和碎片所充斥的深度领域中，我们并不确定“好客体”（好乳房）是否可以像坏客体一样被内摄。克莱因本人表明，在内摄的情况下，客体变为好与坏的分裂会通过一种碎片化而得到加倍，好客体无法抵抗这种碎片化，因为人们永远不能确定好客体中是否隐藏了一个坏的碎片。此外，每个碎片原则上都是坏的（即迫害和迫害者），只有整全和完整的才是好的。但是确切地来说，内摄不允许整全自存。[2] 这就是为什么分裂位置中真正的平衡以及分裂位置与继发的抑郁位置间的关联似乎不能从对一个好客体的内摄本身产生，并且它们必须得到修正。分裂位置并没有将坏的部分客体——被内摄与被投射、有毒的与排泄的、口部与肛门——与一个好客体相对立，即使它也是部分客体。相反，与环客体相对立的是无部分的机体，无器官的身体，它没有嘴巴或肛门，放弃了所有内摄或投射，并且以此为代价而变得完整。在这一点上，本我与自我间的张力形成了。两种深度对立了起来：一种空洞深度，碎片在那里旋转并爆炸，以及一个充实深度（full depth）。这是两种混合物：一种由硬而坚固的碎片组成，这些碎片会发生改变；另一种则是液态的，流动且完美，没有部分或变动，因为它具有熔化和焊接的特性（所有骨头都在血液的聚集体中）。在这个意义上，尿道的主题似乎不能与肛门的主题放在同一平面上。排泄物总是器官和碎片，有时被认为是有毒物质，有时被用作武器来打破其他碎片。相反，尿液见证了一种液态原则，它能够将所有碎片结合在一起，并在（最终）无器官的身体的充实深度中克服这种破裂。[3] 我们假设有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带着他所获得的所有语言，如果他退回到了这种分裂位置，那么我们不应该惊讶于再次发现精神分裂语言中语词-被动/激情（passion）（即碎裂的排泄物碎片）以及语词-行动（即由水或火之原则融合在一起的结块）之间的二元性和互补性。从此以后，一切都发生在深度之中，发生在意义领域之下，在两种纯粹喧嚣的无意义之间——身体的无意义和碎裂单词的无意义，以及身体结块的无意义或无关节单词的无意义（“那没有意义”，ça n’a pas de sens，作为两个侧面的实定过程而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再次在精神分裂症中看到互补极项之间同样的二元性，比方说，在重述症（reiterations）和持续症（perseverations）之间，在磨牙症和紧张症之间。前者见证了内部客体以及它们打碎的身体——这些身体同样打碎了它们；而后者则展现出无器官的身体。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好客体本身并不是内摄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属于另一个维度。好的对象有着另一个“位置”。它属于高度，它高高悬起，不允许自己在掉下来时不改变其性质。我们不应将高度理解为倒置的深度。相反，它是一种原初维度，由占据它的客体的本性以及在其中循环的实例所区分出来。正如克莱因所说的那样，超我并不是从第一个内摄客体开始的，而是从这个高高悬起的好客体开始的。弗洛伊德经常强调从深度转移到高度的重要性，这表明了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发生了一种导向的总体变化和心灵生命的中心重组。深度具有一种由动态范畴所规定的内部张力——容器-内容物，空-满，大量-贫乏等。但是在高度中，适当的张力在于垂直性，尺寸差异，大和小。好客体与部分内摄客体相反。内摄客体在表达婴儿的侵凌性时也会表达针对他或她的侵凌性，并且因此是坏和危险的，而好物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客体。如果它展现出最毒辣的残忍以及爱和保护，那并不是由于它部分和分裂的本性，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好的和完整的客体，其所有的展现都源自更高和更优越的统一。事实上，好物体承担了两个精神分裂的极项——它从中提取力（force）的部分客体以及它从中提取形式（即完整性和完好性）的无器官身体。因此，它与作为部分物体（内摄并投射到碎片化身体中）之储存库的本我以及与自我（作为一个完整的无器官身体）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只要它还是抑郁位置的原则，好物体就不是分裂位置的接续者，而是在这个位置之流中形成了自己，也形成了借用（borrowing）、阻塞和压力，这些证明了两者之间持续交流。当然，在界限处，精神分裂者可以加强自己位置的张力进而隔绝高度或垂直性的启示。但无论如何，高度中的好客体与部分客体保持着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力在两个维度的暴力对峙中岌岌可危。婴儿的身体就像一个充满了内摄野兽的巢穴，试图抓住好客体；反过来，好客体在它们面前表现得像一只无情猛禽。在这些情况下，自我与好客体相同一，并按照一种爱情模型来让自己模仿它，并且分有了其力量以及其对内部客体的仇恨。但它也分有了它在这些坏物体打击下所受到的伤口和痛苦。[4] 另一方面，它与这些力图捕捉好客体的这些坏的部分物体相同一；它提供了帮助、联合甚至怜悯。这就是本我-自我-超我之漩涡，在其中每个人发出多少打击就会受到多少打击，并且这个漩涡表现了躁狂-抑郁位置。作为好客体的超我对自我动员了所有仇恨，因为自我与内摄客体联合了起来。但是它也的确会给予了自我帮助和爱，假如自我穿越过来并试图与它相同一的话。

爱和恨并不关涉于部分客体，而是表达了好的和完整的客体的统一性，这点必须从这个对象的“位置”来理解——它在高度中的超验性。在爱与恨、协助或战斗之外，有着处在高度中的“逃逸”和“撤离”。好客体就其本性而言是一个失去的客体。它仅仅从一开始就显示并显现为失去的东西，即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它的杰出的统一性就位于此处。只有作为失去的东西，好的客体才能把它的爱赋予给那些能够第一次找到它的人，就好像被他给“再次找到”了（“retrouvé”）（与之相同一的自我）；并且它把它的恨赋予那些以一种侵凌性的方式接近它的人，就好像它是被发现或被揭露的某种东西一样，而且已经在那里了（站在内部客体一边的自我）。在分裂位置的进程中，好的客体把自己设定为总是已经先于这另一个维度存在的东西，而这个维度现在干预了深度。因此，好客体在一种运动中赋予爱和打击，而在比这种运动更高的地方，有着一种本质，通过它并且在它之中，它使我们撤离并挫折。它带着它的伤口撤离，但它也撤离到它的爱和恨中。它只给予一种爱，即一种之前就给予过的爱（重新给予[comme redonné]）、一种原谅；它只赋予一种恨，即一种对于并没有发生过的威胁和警告的提醒。因此，由于挫折，好客体作为一个失去的客体分派了爱与恨。如果它恨，那也是作为一个好的对象而恨，就和它爱一样。如果它爱着与其相认同的自我，并恨着与部分客体相认同的自我，它就会进一步撤离；它挫折了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并怀疑它是个两面派的自我。从挫折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也只能是第二次，而它就是爱和恨的共同起源。好客体是残酷的（超我的残酷性），因为它用一个实例把所有这些从高处给予的爱与恨之环节连结了起来，这个实例将脸转了过去，并且只送出一种礼物（dons），即一种之前给出过的礼物（redonnes）。因此，精神分裂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之后便紧随着抑郁的柏拉图主义：“善”（the Good）只能作为回忆之对象被达到，作为本质上被遮蔽的东西被发现；“一”只给予它并不拥有的东西，因为它优于它所给予的东西，撤离到了它的高处中；正如柏拉图有关“理念”的说法那样，“它要么逃离要么灭亡”——它在内部客体的打击下灭亡，但相对于自我而言，它也会逃离，因为理念先于自我存在；当自我前进时“理念”便撤离，只留下一点点爱或恨给它。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是抑郁性过去完成时态的特征。

躁狂-抑郁位置是由好客体所规定的，因此在插入偏执-分裂位置的同时它呈现出了各种新特征。这不再是拟像的深处世界，而是高处的偶像世界。这不再关乎内摄和投射机制，而是关乎于认同（identification）。并且这也不再是相同的“分裂”（Spaltung）或自我之分裂。精神分裂式分裂是爆炸性的、内摄或投射的内部客体——或者说被这些客体所碎片化的身体——同无器官且无机制的身体之间的分裂，后一种身体放弃了投射与内摄。抑郁症分裂是认同之两极间的分裂，即自我与内部对象的认同，以及自我与高度对象的认同。在分裂位置中，“部分”限定了内部客体并且与“完整”相冲突，而“完整”限定了无器官的身体，它对这些客体以及它们使其受到的碎片化产生反动。在抑郁位置中，“完整”限定了客体，并且不仅涵盖了“无损”和“受伤”这样的限定，还包括了“在场”和“缺席”，将其视作一种双重运动，这个最高对象通过这一运动给予自己外部并撤回自己内部。因此，挫折的经验——即好的对象撤回到自身之中或本质上失去了的经验——属于抑郁位置。在分裂位置的情况下，一切都是在内摄和投射机制中施加或承受的侵凌性；在碎片化部分与无器官身体之间的紧绷关系中，一切都是被动和行动，一切都是身体在深度中的交流、攻击和防御。这里没有空间留给剥夺（privation）或挫折情境（它在分裂位置的进程中出现，尽管它从另一种位置产生）。正因为如此，抑郁位置为我们准备了某种既非行动也非被动的东西，亦即，无动于衷的撤离或收缩。也正因为如此，躁狂-抑郁位置似乎有一种与偏执-分裂的侵凌性不同的残忍性。残忍性暗示着所有这些爱与恨的环节，它们来自上方，由一个失去的好客体所赋予，这个客体会撤回并总是给出它第二次给出的东西。受虐狂属于抑郁位置，这不仅与它所承受的痛苦有关，而且也与它喜欢赋予的痛苦有关，它通过认同于好客体本身的残酷性而赋予痛苦。另一方面，施虐狂依赖于分裂位置，这不仅与它对他人造成的痛苦有关，而且也与它对自己施加的痛苦有关，它通过侵凌性投射与内化对自己造成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酗酒是适合于抑郁位置的，即在过去完成时中扮演最高客体、其失去以及这一失去的法则；我们最终看到了它是如何在其悲剧性当下中替代精神分裂的液态原则的。

然后，动态创生的第一阶段出现了。深度是喧闹的：拍打、爆裂、咬啮，爆开、爆炸，内部客体的碎裂声，还有无关节的嚎-息（cris-soeffles），后者来自无器官的身体，而无器官的身体则对其做出回应——所有这些都形成了一个声音系统，它见证了口部-肛门的贪婪。这个精神分裂系统与可怕的预测密不可分：言语将由进食和拉屎所塑造而成，语言及其单义性将由屎所雕刻而成……（阿尔托所说的“存在及其语言的大便”）。但是，确切来说，究竟是什么保证了这一雕塑的第一张粗略草图以及这个语言形成的第一阶段，就是上述抑郁位置中的好客体呢。因为正是这个对象从深度中的所有声音中提取出了一种“语音”。如果我们考虑到好客体的特征（只有在失去时才能找到，第一次出现时却好像已经在那里了等等），它们似乎必然汇集到一种语音之中，一种从高处说话并来自高处的语音。[5] 弗洛伊德本人强调了超我的声学起源。对于孩子来说，接触语言的第一步是把它把握成预先存在的模型，当作是对于已经在那里的整个领域的指涉，并看作是传达了传统的家族语音，作为一个名字的承载者，在孩子开始理解之前语言就影响了他，并要求他插入其中。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语音拥有着已组织语言（organized language）的所有维度：它指称着好对象本身，或相反地指称了内摄客体；它意指着某物，亦即，结构了预先存在之领域的所有概念和门类；它展现了整个人称的情感变化（爱和宽慰、攻击和责骂的语音，抱怨受伤或是撤退并保持沉默的语音）。然而，尽管这种语音呈现了已组织语言的各维度，但它仍然无法掌握使自己成为语言的组织原则。因而，我们被远远带到了意义之外，并被带到了高度的前意义（pré-sens）之中：这种语音还没有获得使其成为语言的单义性，并且由于其卓越性而仅仅具有统一性，在其指称之多义性、意指之类比性以及展现之模糊性中仍然纠缠不清。事实上，由于它指称着失去的对象，我们不知道这种语音指称着什么；我们不知道它意指着什么，因为它意指着预先存在的实有体之秩序；我们不知道它展现了什么，因为它表现了向其原则或沉默中的撤离。它既是客体，又是失去之法则，以及失去本身。事实上，作为超我，它是上帝之语音，禁止着我们但我们又不知道什么被禁止了，因为我们只会通过制裁来学习这一点。这就是语音的悖论之处，它同时标志着所有类比和多义性理论的不足之处：它具有语言的诸维度但却没有自己的条件；它等待着会使其成为语言的事件。它不再是一种喧嚣，但也尚不是语言。至少，我们可以衡量语音相对于口部，或者说，这一抑郁性语音的原初性相对于声音之精神分裂系统所取得的进展。当语音使喧嚣沉默时，它与喧嚣同样是对立的，就和它自己在声音的侵凌之下呻吟或保持沉默时一样。我们在梦中不断重温从喧嚣到语音的过渡；观察者正确地指出了，到达睡眠者的声音被组织成了准备唤醒他的语音。[6] 我们在睡眠时是精神分裂的，但在接近觉醒时是躁狂-抑郁的。当精神分裂者对抑郁位置进行防御时，当精神分裂者退行到这个位置之外时，这是因为语音威胁到了整个身体，它正是借助整个身体才得以行动，并且它同样威胁到了内部客体，它正是通过内部客体而受苦。就像精神分裂的语言学生一样，母亲的语音必须立即分解成字面上的语音学声音，并重新组合成无关节的结块。在与抑郁位置对抗中精神分裂者所经历的身体、思想和言语之诸多盗窃不过是一次盗窃。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回声、约束和盗窃相对于自动现象而言究竟是首要的，还是说仅仅是次要的。这是一个虚假问题，因为精神分裂者被盗走的不是语音；相反，语音从高处所盗走的，是整个声音的、前语音的系统，他本来可以将其制成自己的“精神自动机”。

[1] 见梅拉妮·克莱因，《儿童的精神分析》，Alix Strachey译（伦敦：Hogarth Press，1932）。

[2] 见梅拉妮·克莱因的评论以及她对W.R.D. Fairbairn的论文的引用，根据该论文，“一开始，只有坏的对象被内化……”（克莱因拒绝了这一论点）：《精神分析的发展》（伦敦：Hogarth Press，1970），第29页。

[3] 梅拉妮·克莱因并没有在肛门和尿道虐待之间建立本性上的差异，并且她遵守了她的原则，即“无意识并不区分身体的不同物质”。更普遍地说，似乎精神分析有关精神分裂的理论倾向于忽略无器官的身体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和活力。我们之前在潘科夫太太（Mrs. Pankow）的案例中也提到过这一点。然而，在梅拉妮·克莱因那里，这一点更加明显。详见《精神分析的发展》，第311页。在该书中，一个梦涉及到了失明以及扣紧到患者喉咙的连衣裙，而这个梦被解释为简单的封闭（closing off）迹象，而没有涉及从中解放出来的无器官身体这一主题。事实上，无器官身体和液体特定性紧密相连，因为液体原理确保了碎片可以焊接成一个整体，即使这是一团水的聚合体。

[4] 受伤-无损之间的划分不应当与部分-完整之间的划分相混淆，相反，这一划分本身应当应用于抑郁位置中完整对象：见克莱因，《精神分析的发展》，第201页。超我是“好”的但却也是残酷的、脆弱的等等，这并不奇怪。弗洛伊德已经谈到过幽默中好的和安慰的超我，并补充说我们仍然有很多关于超我之本质的东西要学习。

[5] 罗伯特·普朱尔（Robert Pujol）用拉康的术语指出：“失去的对象只能被意指，而不能被恢复……” 《幻想理论探讨（Approche théorique du fantasme）》，《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1964），第8期，第15页。

[6] 见柏格森，《精神能量（L'Energie spirituelle）》（巴黎：P.U.F.，1976），第101-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