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青年欢乐多（五）：天涯海角觅知音，人生谁不惜青春

2014年7月份通过王太一师兄得知，可以参与复旦大学下半年的考古实习。8月底从陕北实习回来，去曲江谈了一份工作，感觉不太合适。出门后就和师兄联系，回到家订了9月11日前往上海的火车票。9月12日一大早到达上海火车站，在复旦大学见到王太一师兄和来自郑州大学的研究生张德伟，中午赶到位于广富林遗址东北不远处的驻地。

真是天公作美，第二天本身是要去工地看看的，但是一早起来竟然下雨，于是去上海市区玩了一天，13日才第一次前往广富林考古工地，开始为期近3个月的发掘。

广富林遗址2014年下半年的发掘区，距离我们的驻地还有一大段距离，走路需要半个小时，骑车也得10分钟。之前发掘过的遗址要么建成公园，要么已经是高楼耸立之地，所谓的“田野”发掘，其实不过是在一片喧嚣的建筑工地的围墙之中，地面被提前拉好白线，将整个区域划分成众多10×10的方块。人山人海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的，由于不曾见过这样的局面，我只是愣在一旁发呆。没事人一般地看着师兄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将他们各自分配到不同的区域内，并且不断地冲他们喊些什么？不一会儿闲散在一遍的我，终于被他盯见了，直直地朝我走来，略微带火地对我说：“你别闲到这里呀！给这些民工说，让他们先把探方周围的路修整好。”我这才知道自己该干啥了！

（热火朝天的广富林考古工地）

从9月中旬到10月初，一直在清理表层土，没有多少遗迹现象。白天中午的阳光依然炎热，断断续续地下了好几天雨，所以挖掘的进度比较缓慢。陕师大的凌达彬师兄也在我之后几天赶到，复旦大学的工地上就我们三个学生，有趣的是没有一位复旦的学生，据说他们的学生对发掘都不是很感兴趣。期间认识了工地的负责人，复旦大学的潘碧华老师，他住在我们楼上，平时一起吃饭，有时会去工地上看看我们的进展。

进入10月份，两位来自河南的技工师傅（王晗和齐相福）也参与到了发掘中，其中王师傅是工地的总负责，他有近30多年的发掘经历，我们在工地上的一切问题全靠他了。他的爱人（姜阿姨）也一起来到这里，她是进行文物修复的，每天都会按时进入修复室，认真地利用石膏复原每一件器物。

整整1个10月都没有下雨，按照考古工地的规矩，不下雨就要工作，没有什么周末休息的例子。连续工作了27天，每天早上7点半赶到工地，中午11点半收工，紧急地吃了午饭，简单地休息一下，下午1点又要赶到工地，下午4点早早结束。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每次赶往工地都是磨磨唧唧的，但是时间久了也是受不了的，尤其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实在是太过短暂。但是最能学到东西的也恰恰是这27天，通过连续的工作，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考古日记》和小件的整理编号，初步掌握了地层的划分和遗迹的判断。知道怎么管理民工，让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把事情做好，并且不要给自己带来麻烦。

（本人精心书写的《考古日记》）

11月份又是一个时不时就会下雨休息的美好时光，绝大多数的探方接近了生土，每天的工作量也不是很大，慢慢的一个探方一个探方的就结束了。12月初所有的田野发掘结束，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离开，驻地一下变得冷清起来。后来连做饭的大妈也被辞退了，每天还要自己出去吃饭，不过要比之前发掘时候自由多了。我和三位技工留下，先整理之前发掘探方的资料，后来统计所有陶片，工作量不是很大，每天感觉悠然自在的，直到最后离开。

（深夜清洗陶片中）

（寒冬室外整理陶片中）

从9月12日到达上海，到1月27日离开，在广富林遗址考古实习总计137天。虽然之前也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但是大多是旅游罢了，2013年在安徽凌家滩的考古调查，连一个月都不到。可以说这回来上海，是我有生以来离开家乡西安（咸阳）时间最长的一次，本以为期间可能会想家，但是我太高估自己的节操了！137天简直是飞快而去，临走前还觉得仿佛才来几天，一点儿都不想回去。

137天所经历的事情，学到的东西，认识的人，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也只能尝试着从以下两个线索，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1、考古不是挖宝，考古特别好玩

《考古不是挖宝》和《考古好玩》是复旦大学考古专业高蒙河老师的两本介绍考古学的书，通过诙谐幽默的语句和各类生动的考古案例，深入浅出地向大家娓娓道来。此次我在复旦大学实习的工地，名义上是由高蒙河老师领队的，遗憾的是他两次来驻地，我都没有在。但是通过阅读他的两本书，不难发现高老师应该是十分好爽的，所以在这里的实习完全不用过于紧张，尽管是外表看上去严肃异常的考古，我们也可以高高兴兴地去享受其中的乐趣。

（一）可爱的大爷大妈！

让外人看来，考古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挖土、担土和倒土。而这些工作都需要雇佣大量的民工，所以怎么利用好这些民工，就是迈入考古的第一课了！否则，你就算有再好的理论基础，再过人的田野工作水平，几个民工给你冒失地乱挖几铲子，都能把你气个半死。

（我和大爷大妈们为给遗迹拍照遮挡阳光）

上海考古工地的民工与别处略有不同，他们都是周围较偏僻镇子上的老年人，且多以大妈为主，最大的将近70岁。不像其他地方雇佣本村的村民，他们都是每天用大轿子车从不同地方接送来的，男工55元女工50元的工资标准，在上海算是很低的。另外，考古工地使用民工的工资，虽然是考古单位承担的，但是他们确不归考古单位管理的。每天都会有一个头戴黑沿帽的“庄老板”和一位光头的小哥前来，庄老板什么都不干的，只是在工地上巡视一番，据说工地上这么多的民工都是他召集来的，可以理解为就是位“包工头”。开始我还挺害怕他的，看上去总感觉他像是黑社会的，可是时间久了觉得他对我也挺好的，常对我说：“哪个民工不好好干活，你就告诉我！”而那位光头小哥就可爱多了，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来工地查人，每位大爷大妈都有自己的工号，由他来负责考勤。

（管理民工的庄老板）

大爷大妈都来自乡下，很多人讲话我是听不懂的，尽管我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是不理解的。我还纳闷的，询问他们平时看不看电视呀，他们竟然回答我说：“不看！天黑就睡觉了！”我常常在工地用手机播放周璇的歌，他们竟然很多人没有听过，我感慨道：“你们可是地地道道的阿拉上海人呀？！”“对呀！上海有钱人都是外地来的！”他们无奈地回答。这一点我是绝地相信的，因为放眼整片考古工地，所有的学生、技工和老师，自上而下的大小领导，没有一位是上海本地人，甚至全部都是北方人，而且以河南和陕西为多。

在我负责的三个探方中，加起来也有30多位民工，在技工师傅的指导下，才知道怎么去分配他们。每一个探方安排两三个能干活的男的，并且简单告诉地他们怎么找遗迹边、怎么刮地层和划线等。甚至可以教他们怎么打基线、怎么测量数据和使用水平尺，这样子之后自己的工作就可以轻松很多。我培训了三个大叔，“小红帽”“小黄帽”和“迷彩服”，每个探方里需要做一些细活时就找他们，没事了就让他们在一旁歇着，谁让人家有“技术”呢？！尤其是哪位“小红帽”，每次我要画图前，把工具交给他后，过10分钟在过来。基线和皮尺就全部帮我安置好了，并且在我画图时，可以很准确地帮我测量各种关键点，我只要拿笔在米格纸上点就是了。遗憾的是后来这位“小红帽”去别处搬水泥了，因为人家一天给他110元，而且管午饭的。

（工作中的“小红帽”和“迷彩服”）

有一次，一位大妈拿着刚挖出来的鼎足，问我它是什么？我解释了半天，她都没理解。后来告诉她：“这是香炉的腿子！”她瞬间就明白了；一天下午刚画完一幅遗迹图，让帮忙拉尺子的大爷看，画得如何？大爷看完图，有看了看遗迹，说道：“凑合吧！”心想：“妹的，你真是我大爷，要不你来画”；还是这位大爷，一次我画圆形灰坑的开口，关键点都标好了，连了好几遍，就是画不圆。他在旁边不耐烦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用圆规？”心想：“哪凉快哪呆着去吧！别添乱！灰坑开口有那么圆吗？”；快收工时，还有一位戴墨镜的大叔深情地对我说：“我看好你的！”

（大妈们在轻刮地层）

刚开始来时，看到民工不卖力干活，我还总是跟他们怄气。后来想开了，每天才给人家50块，还想让人家干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睁只眼闭只眼也就天下太平了，我也不过是给人“打工”而已，自己其实也会常常偷懒的。有一次，去上海博物馆的工地搬梯子，自己不想干活就叫上两位大叔，找到梯子后让他们两抬回去，我则趁机跑到旁边人民大学的工地聊天。大约过了20分钟后往回走，这才发现刚才搬梯子的两位大叔也没回去，竟然蹲在路边聊天，我们会心一笑，三个人这才屁颠屁颠地回工地。

（民工们在卖力搬运石块）

（二）眼花缭乱的地层和遗迹！

刚开始清理表层土时，由于都是些现代的垃圾等物，所以就让民工们按照方向，10厘米往下挖就是。我则在隔梁上听着歌，来回地走来走去，不用多操心。可是向下约1米后问题就来了，有些地方已经进入文化层，可是有些地方还是大片的现代垃圾，这就需要不断地刮地面和四壁，画出各类线条，判断相关叠压关系，然后逐层向下清理。所谓的“逐层”说起来容易，实际情况复杂的要死，因为地面不是平的，而且被各个时期的人扰动过，所以不经意间有些地方就会被挖错。

在挖一个探方表层土时，都挖了1米多了，还有现代的塑料袋，就整个方继续往下挖。技工师傅看到我探方的四壁已经很深，让我叫人把壁修整一下，原本凹凸不平的四壁，经过铲子纵向的一番切割，立马变得光滑平整。这下子问题就出来啦：“壁上怎么有一座坑？坑里是满满的现代垃圾，而其他地方的土质土色已经十分纯洁，分别就是文化层了。”这下才知道原本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地面从宋元开始就没有破坏过，直到现代人在这里挖了一座大坑堆放垃圾。我之前看到土中有现代垃圾就往下挖，并不知道这里是一座坑，所以无知地将坑壁也挖掉了。这样一来，原本未被破坏的宋元地层中的部分遗物，就被汇入现代坑中，从而失去断代的依据。

技工师傅还吓唬我：“你这样挖，让国家文物局的人看到，是要受到处罚的。”不过我也学到了一个补救的办法，那就是重新轻刮地面和四壁，判断出相关的打破和叠压关系后，将之前的出土物“往上归”，之后的出土物再按照不同的地层和遗迹分类收集。这样子也就算是补救了，最起码之后不会再乱。

（利用水平尺打基线）

其实回想起来，清理表层时的现代坑还算是简单的，之后各类灰坑、灰沟和水井，不仅要经过反复地刮地面才可以发现，而且下挖之前还要拍照；之后还不能一口气挖完，要采用“二分之一”的办法，先挖去一半到底，再根据情况挖剩下的一半；并且要采集其中的土壤作为标本，如果有上下分层的话，每一层都要采集，有好几次我都忘记了；如果其中出土可以复原的小件文物，还有填写标签、测量坐标和编号，最后单独收集起来，回去清洗后还要填写登记表；将遗迹内的土挖完后，还要拍摄完工照，绘制《遗迹位置图》和《遗迹平剖面图》，并且还要利用全站仪测量遗迹开口和底部的关键点，已备后来利用软件复原。

因此，大家在发掘中都比较讨厌“遗迹”和“小件”的，它们总会让你忙得昏天黑地。而我就是这么倒霉的人，满共发现了29座给号的遗迹，200多个小件，陶片数量更是占到整个复旦发掘区的约一半。田野发掘虽然辛苦，但总是充满乐趣，室内整理资料时，看上去要轻松得多，可是时间一久，未免让人感觉腻了。

（给遗迹拍照使用的标牌）

（为出土的小件填写标签）

2、天涯海角觅知音

偌大的广富林工地被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区域，其中西北区域是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底盘，这里地势平坦，而且探方面积较大；东南区域则相对拥挤，探方狭窄，由上海博物馆、人民大学、洛阳考古所、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负责。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上海人太狡猾了，把最好的区域留给自己的学校。来自不同地方的考古专业的学生和老师聚在一起，是一个难得的交流与学习的机会，我又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也算是我这半年实习的最大收获。

（一）尊敬的潘碧华老师

来之前想着在这里，也许要跟着太一师兄天天去工地，或者跟着高蒙河老师学点东西，但后来的情况是师兄基本是不去工地的，而我自始至终就没有见过高老师。平时主要跟着的“老板”就是复旦大学的潘碧华老师，他是高老师的学生（高蒙河的硕士、蔡达峰的博士），王太一师兄的师兄，算是非常有亲和力的，我很崇拜他！我又不是小姑娘，为什么会崇拜他呢？其实主要还是在于“考古”。

（潘老师为大家介绍陶片）

（潘老师为大家讲解地层）

我们在工地挖掘时，每天下午潘老师都会前来，观看一天的情况。发现他不太爱讲话，觉得挺难接触的，所以每次见到他，我就离的远远的。开始发现他“热情”的时候，是他带着其他行业的业余考古爱好者参观工地，并且为他们认真地讲解发掘现场。记得有一次，一群年轻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参观，带头的学生还打着旗帜，老师就站在我探方边上，为他们讲解“地层学”的相关知识。讲到兴头上，就跳进探方中，指着墙壁上的地层线和打破关系，询问他们认为哪个早？哪个晚？后来离开前，还让我打开几个装陶片的袋子，为学生讲解了各个时期陶片的特征。我还以为这些学生是复旦大学考古专业的呢，后来才知道不过是某个高中的考古社团，主动联系到潘老师，想一睹考古发掘现场而已。后来老师常常会带领一些其他行业的人来参观工地，每一次都讲解得如数家珍，我也跟着听了很多东西，心里就觉得这位潘老师不简单的！

真正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在后来整理资料时，我将我绘好的遗迹图送给他后，本以为经过反复检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不一会儿，当他把我叫去时，这才发现基本每张图都有问题，或是比例不对，或是大小不符，亦或是方向偏差。我的脸已经红了大半！他不仅指导我怎么进行修改，而且还教我使用软件进行绘图，并且分享了一个段子：

有一次高蒙河老师拿着自己所绘的一大摞图，摆在潘老师面前说道：“小潘！你如果能在我画的图中，找到一个错误，我以后就不再找你麻烦了！”结果我们的潘老师，一下子找到了好多错误，高老师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就离开，之后再也没有找过潘老师麻烦。所以也难怪了，就像潘老师自己所说，他画图的水平也许不是极高的，但是给别人所画的图找问题，那可是天下一流。我也是很庆幸能够受到潘老师的指点！

记得元旦跑到外滩跨年，一早潘老师得知外滩出事的消息，还专门打电话问我如何，当时还被感动到了！

（二）郑大的张德伟

和我在一起相处时间最久的学生就是他。总觉得我俩就是一对鲜明的对比：一个瘦，一个胖；一个工作认真负责，事事做到最好。一个玩忽职守，一切差不多就好；一个爱面子的不得了，半句指责他的话，都会令其昼夜难安。一个一天到晚死不要脸的，把别人的批评当夸奖。所以，我们两在一起相互学习，留下了很多美好的段子。

（一起测量全站仪数据）

（一起清洗陶片）

他之前参加过多次田野实习，此次是专门为了考复旦大学的博士前来的，所以我也就甘愿做绿叶衬托他，毕竟人家是有特殊使命的。但是红花可没有那么好当的！他不仅和我们一样要负责探方，而且还要拍摄照片和测量全站仪数据等，我则有时会把他气得要死。

每一次拍摄遗迹的开口和完工照时，都要求将周围的碎土收拾干净，如果坑内有积水的话，还要把它们清理出来。同时，还要避免阳光照射的阴影，必要时需要组织一群人来遮挡阳光，所以拍摄照片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把他叫来拍照，当看到灰坑内外还残留有大量碎土时，他很不耐烦地对我说：“咱们俩共事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知道我做事的要求，还是这个样子？！”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咱们两共事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知道我是这么死不要脸的一个人？！你竟然还稀罕说！”

还有一次，要给一个长约5米，深度达2米多的沟拍照，如果组织人给这么个巨大的遗迹挡光，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两计划一早太阳没出来赶紧拍。将沟周围收拾干净，舀出沟内的积水，找他来拍照，但由于他忙的不可开交过不来，我就一边收拾小件文物去了。过一会儿他忙完了，过来找我拍照，我想先把手头的小件收拾好再去，让他先一边等着，可没一会儿就见他怒火中烧地朝我走来，并咆哮道：“让你赶紧拍照，你要收拾小件，现在太阳出来了，怎么拍照？！小件什么时候不能收拾，非要现在！明天又要重新收拾，你爱怎么弄怎么弄去吧，我不管了！”我心想，反正他是负责拍照的，照片没拍好他也没法给老师交差，过一会儿他自然会找我拍照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下午太阳低一些后，他又过来找我：“赶紧找几个人，把你那个沟大概收拾一下，拍照！”

（三）上海大学的小伙伴们

我们和上海大学不仅发掘的区域是紧挨着的，而且平时就生活在一个院子中，正好赶上他们的学生来实习，一共来了3位研究生（高达、申艳茹、韩丽萍）。平时张童心和曹骏老师也会来指导他们，所以工地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还有一位我最敬佩的学生，就是河北师大的姚庆，他计划考张童心老师的博士，所以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每天还要忙着复习功课。有一段时间，我们三人（还有凌达彬师兄）夜里总会一起去东华大学上网，我主要是收集周围好玩的地方，设计各种考察线路；达彬师兄一般是忙着找工作的各类信息；唯独我们的姚庆同学，是在昏天黑地地复习功课，当然主要就是万恶的英语，我当年高考也没有这么卖力过。我们一般9点多就离开，而他则会坚持到11点左右，深夜再独自一人骑车返回驻地，有时在睡梦中会听到他推开铁门回来的声响。由衷地希望他能在之后的考试中取得佳绩！

（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考古队全体人员合影）

（和姚庆一起刮地层）

（四）技工师傅

考古工地的领导层一般由三种类型的人员构成：老师、学生和技工。我接触到了几位技工师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我相处时间最久的是河南考古所来的王晗老师。由于之前没有系统地田野实习过，对考古中的很多注意事项和工作要领都没有经验，每次划分地层和判断遗迹时，都必须告诉王老师，听取他的意见才敢决定，否则总是裹足不前的。曾经参加过考古培训班和自己的一双儿女都考上大学，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两件事，总会时不时地提起来，并且对我说：“你和我的儿子年龄差不多，一个人出门在外也不容易，所以我一般都不会批评你的。”也正因为如此，平时王师傅在生活上对我都很照顾。

（复旦大学考古队全体人员合影）

另外一位齐相福师傅，去过很多工地干过，云南、安徽、陕西、浙江等地都认识很多人。开始时就和我住在一起，由于性格比较直，时不时几句话就呛得人很难受。所以之前我俩话并不多，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搬走一个人住，我也落个清净。但时间久了，觉得他也并不坏，很多时候还会帮助我些小忙，也就对他刮目相看了。毕竟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最有意思的就是住在对面楼里，给上海大学做事的“大朱小朱”两位师傅，是一对来自咸阳永寿的堂兄弟，和我是地地道道的老乡，所以聊起天来倍感亲切。两人性格迥异，“大朱”（朱伟）人不坏，但是脾气很大，在工地上经常可以听到他和民工吵架的声音。有几次还与学生发生矛盾，还闹到老师面前，把几个学生吓的；“小朱”（朱阿敏）比我还小几个月的，但是已经结婚了，脾气比他哥哥好得多，算是很好相处的。在工地没事就溜去和他聊天，他也毫不客气地展示出自己挖到的各类“宝贝”。当我蹲在坑边时，他还会不时地突袭我一下，有几次吓得我一身冷汗。

（和“小朱”一起清理墓葬）

还有一位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郭荣成师傅，来自河北的他操着一口的京片子，虽然我们没有接触过几次，他就被调到青龙镇调查去了，但是我很喜欢他热情的性格。第一次接触他，是教我们如何使用全站仪：一大群学生围绕他一周，而他毫不慌忙地告诉大家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练习的机会，并且很容易掌握的。我则很高调的挤在最前头，在他的指导下一步步地调试机器，每一步都会受到他的夸奖，很快就掌握了使用的要领。之后还有几次自行车坏了，也是乘坐他驾驶的汽车回来。由于很欣赏这位师傅，有几次他来找人帮忙，我都主动接了下来：为他成功上网下载简报和充话费。并且为此感到十分荣幸！

（郭荣成师傅教我们使用全站仪）

（五）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学生

由于去年在凌家滩认识位南京大学的学生，所以和“南大”走得挺近；人大的几个男生平时话不多，只是喜欢找我们这里的哥们打篮球，我最不喜欢打球，所以每次和他们见面时，总会对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一下打球呀？！”。南大所有实习的学生中就一位男的（鲍杰），由于之前认识的那位学生就住在他隔壁，所以我两聊起天来，感觉一见如故似的。

如今坐在渭水之畔的家中，满脑子还是大上海的繁华景象和实习中的点点滴滴，从去年的“凌家滩”到今年的“广富林”，一切都是美好的。庆幸自己选择考古专业，在我未来的生命中，如果每年都可以经历一次这样的实习，何愁没有知己？何愁事业不成？何愁人生短暂？想想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