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一）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年8月27日—1973年1月22日）是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继任后他提出有关人权、减税、反穷困和资源保护的立法，提出建立“伟大社会”的计划。1908年8月27日约翰逊在得克萨斯州西南部一个贫瘠的小山村出生，约翰逊5岁时同父母一起迁居到约翰逊城。约翰逊小时候的生活艰苦，为了挣点零花钱，约翰逊曾经在地方报纸印刷厂当过学徒，在理发店当过擦鞋童子，还贩卖过皮毛。1924年从高中毕业之后约翰逊不愿读大学，与五个朋友一起开着一辆二手的福特汽车，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做过洗碗工、苹果采摘员和电梯修理员等工作。1926年约翰逊回到家中，1927年在家庭和亲友的劝导下约翰逊开始在得克萨斯州西南师范学院学习。为了完成学业，约翰逊先后做过垃圾清理员、助理管理员，最后成为院长的助理秘书。1930年大学毕业后约翰逊在休斯敦一所中学任教，主要讲授公共演说，他所领导的学校辩论小组在全州评比中获得比较好的成绩。1931年得克萨斯州的克莱伯格在竞选国会议员时约翰逊曾为他助选，进行游说活动，克莱伯格当上国会议员后约翰逊成了他的秘书。1935年约翰逊积极支持罗斯福的“新政”，因而受到罗斯福总统的重视，加上他父亲的好友民主党国会议员雷伯恩的推荐，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全国青年署得克萨斯州分署署长，约翰逊任职期间大约安置3万名青年就业和学习。1937年得克萨斯州第十选区的国会众议员詹姆斯·布坎南去世，留下空席，约翰逊高举拥护罗斯福“新政”的旗帜，当选为国会众议员，5月约翰逊正式就任国会众议员。1941年民主党国会参议员莫里斯·谢帕德去世，留下空缺，约翰逊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宣布参加参议院该席位的补缺选举，选举结果是约翰逊败给立场保守、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奥丹尼尔。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约翰逊自愿报名服役，随海军转战太平洋和大西洋，多次涉险。1942年在罗斯福总统命令下在军中服役7个月的约翰逊回到众议院，在此期间他出任众议院海军委员会特别调查小组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主张保持武装部队的实力，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改进部队装备，在对外政策上他支持杜鲁门的反共遏制政策。1948年约翰逊参选参议员，11月当选为参议员。1949年1月约翰逊就职参议员，1951年出任参议院民主党副领袖，1953年升任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约翰逊任职期间支持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号召民主党同人与政府合作，避免对政府进行攻击，使包括国防和民权法案在内的许多重要法案得以通过。

（二）1960年7月13日民主党在洛杉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约翰逊以409票对806票败于参议员约翰·肯尼迪。1961年1月肯尼迪宣誓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逊就任副总统，约翰逊在任副总统35个月内深得肯尼迪总统的依赖和重用。1963年11月22日约翰逊陪同肯尼迪总统抵达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访问，23日肯尼迪总统乘车经过达拉斯闹市时遭枪击，约翰逊在肯尼迪身亡后在停在达拉斯机场的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上由地方法院女法官休斯女士主持，宣誓就任第36任总统。1964年8月约翰逊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11月他战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保守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1965年1月约翰逊宣誓就任总统。1969年1月20日约翰逊任期届满，回到得克萨斯州他自己的牧场，过平静安逸的隐居生活。在这期间他写过一部回忆录，题为《有利的地位：对1963年至1969年总统任内的剖视》。1973年1月22日约翰逊在德克萨斯州自己的牧场里因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享年65岁。1964年1月《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使得通过人头税剥夺任何人的投票权成为非法行为。7月约翰逊签署一部《民权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劳动就业方面的歧视，非洲裔现在能够合法地住进所有宾馆，也可以在所有餐馆就餐。约翰逊发现英国政治思想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写的一本书，题为《伟大的社会》，他觉得这个标题很有新意，便使用它作为施政口号。1964年5月22日约翰逊在密歇根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正式提出“伟大社会”计划，1965 年1月约翰逊又提出一系列的咨文和特别报告对这个计划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具体化，这个庞大的社会计划内容包罗万象，主要有：（1）鉴于城市受污染和人口不断增长，要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和美化，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2）向贫困开战，增加就业机会、社会保险和救济，帮助“收入低、不能满足基本需要的家庭”；（3）由于教育是通向“伟大的社会”的主要因素，必须为中小学增建新校舍，扩大教师队伍，增加教师薪金，同时注意扩大和加强高等教育并资助成人教育；（4）关于农村的建设和美化问题，开发萧条地区和修筑高速公路。为了灌溉和其他用途，采用廉价方法淡化海水。注意解决农村问题，对乡村市镇、村庄和农场进行规划。为此他签署一系列法案，据说仅在他任职的头两年内提请国会通过的立法“比本世纪内任何一个总统在任何一届国会所提出的都要多”。

（三）约翰逊连任后增加对“伟大社会”计划的拨款，比如卫生、教育、萧条地区发展经费三项合计从1965年财政年度的81亿美元增加到1966年度的114亿美元，因此约翰逊政府时期比较多的穷人得到了社会救济，失业率也有所下降。1965年约翰逊和国会通过《移民与国籍法》，确立新的移民政策，抛弃以前对北欧人有利的配额，移民建立在对所有民族都平等的基础上。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非洲人很快大量涌入美国，并带来他们的宗教饮食、音乐和思想。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就确定干涉越南的政策，约翰逊上台后变本加厉地使战争逐步升级，第十次檀香山会议之后约翰逊批准对北越实施攻击的计划。1964年8月6日美国参众两院就约翰逊所提出的决议举行秘密听证会，并起草一项决议案。7日众议院以400票对0票通过决议，参议院以81票对2票通过决议。决议授权约翰逊在侵越战争中可采取包括使用美国武装部队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从此美国将战火从越南南方扩大到北方。1965年4月19日美举行第11次檀香山会议，决定在继续轰炸越南北方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对南越人民武装的军事进攻上，以稳住美伪在南越的阵脚。会议还决定把1965年度美国对南越伪政府的援助从2.7亿元增至3.3亿元，把南越军从55万人扩充到71万人。1966年2月美、伪联合召开第13次檀香山会议，2月6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在会议上提出美国的“五点军事战略”，美军决心要强化“南打”、加剧“北炸”，从根本上扭转局面，约翰逊批准这个建议。1966年10月26日约翰逊在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期间到南越美军基地金兰湾为美军打气，这使他成为在职总统访问南越的第一人。约翰逊的一系列做法加快越南战争的步骤，使战争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68年越战高峰时期侵越美军人数达53.1万人，侵越战争升级为由美军充当主力的“局部战争”。1967年11月约翰逊感到侵越战争再也维持不下去，表示愿意同越南人和谈。1968年4月两国同意接触，同年5月在巴黎开始会晤，11月1日约翰逊下令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1962年底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党人胡安·博什当选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后在人民反美斗争的推动下颁布新宪法，制订和实施一些改良措施。1963年9月美国策划右派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博什政府，废除新宪法。1965年4月约翰逊借口“保护美国侨民和财产的安全”，防止出现另一个古巴，公然派兵3万多人、飞机380多架进行干涉，把起义行动镇压下去。美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建立一个临时政府，1966年6月约翰逊扶植亲美的华金·巴拉格尔出任多米尼加总统。

（四）约翰逊在大多数美国人的眼里他堪称是一位典型的得克萨斯人：身材高大魁伟、嗓洪亮，性情急躁，待人友好，不拘礼节，十分随便。同时又有冲劲，粗俗鲁莽，骁勇好战，除了上述这些特点外他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机警敏锐的头脑和诙谐幽默和禀赋。约翰逊干劲十足，几乎能使昏昏欲睡的卡尔文·柯立芝在他的坟墓里也动将起来，他平时走路都是小跑被人称作”约翰逊小跑“。约翰逊有着惊人的旺盛精力，1964年竞选期间有一回他一天内发表不下22次的演讲，约翰逊说：“无所事事比艰苦工作更容易叫人精疲力尽。”约翰逊不仅自己夜以继日地工作，还敦促手下的人也象他一样拼命干活。他见不得别人磨磨蹭蹭，容不得无效劳动。约翰逊是位严厉的工头，部下们达不到他的工作要求时他就大发雷霆。约翰逊在白宫的态度是比较专横的，他动不动就说：“我就的最高法院。”约翰逊爱听颂歌，哪怕是要有委婉的批评也使他不舒服。尽管约翰逊喜欢用高压手段，但他行使总统职权并不专横。约翰逊自比为美国人民的家长，是他们的“大爹”。他虽爱发号施令，但也十分随便、平易近人。约翰逊性格卑鄙狡诈、争强好胜、小气骄纵，妄图牺牲纳税人的利益来实现个人野心，这种做法现在已经对国家造成威胁。他渴望权力、冷酷无情、固执己见、虚伪狡诈、贪心不足，甚至“道德败坏”。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他当众小便，斥责并贬低下属，恣意使用带有种族色彩的称谓，屡次在竞选中舞弊，还募集数额惊人的捐款现金。至于最后有多少竞选捐款落入约翰逊的口袋时无从猜测，但正是他在华盛顿的内幕交易使他最终在退出政坛时成为百万富翁。约翰逊不仅性格虚伪造作，而且很会投机取巧，他是自安德鲁·杰克逊以来美国政界最粗鲁的人，几乎所有对他的描述都会采用“粗俗”一词形容他粗鲁的举止和肮脏的言语。约翰逊对政绩有着贪婪的欲望，对荣誉和称赞有着不可抑制的渴求，政治记者西奥多·怀特写道：“约翰逊对权力的追求就像鲑鱼溯流而上产卵一样，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约翰逊精通劝服、施压和讨价还价等政治权术，巴里·戈德华特描述两种传奇性的“待遇”方式：一种是“半约翰逊式”，一只胳膊环绕你的肩膀；另一种是“全约翰逊式”，正对着你只有几英寸的距离，两只手都放在你肩膀上，他几乎总是能得逞。约翰逊心中似乎没有任何政治原则，在国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

厨房辩论

（一）厨房辩论指的是1959年7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两人之间的辩论均通过他们的口译员传达），辩论是在厨房用具展台前进行的，故称“厨房辩论”。1959年7月24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博览会揭幕，以此作为对苏联官员访问纽约的“回拜”。为了这次展览，整个展馆都布置美国人心目中每个国民能拥有的一切。展馆内到处都是现代的、自动化的休闲娱乐设备，用以显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规模巨大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成果。争论正是发生在一座模板美式别墅的厨房展台，这次辩论正值冷战的规模扩大期间（以苏联在1957年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为开端，直至1960年U-2危机为止）。这场辩论之所以被称作“厨房辩论”不仅仅是因为这次辩论发生在厨房，更是因为尼克松巧妙地把辩论的焦点转移到诸如洗衣机之类的家用电器上，而不是武器之类，从而避免在辩论中被迫承认美国在军事方面相对于苏联的明显劣势。尽管赫鲁晓夫一再声称苏联人民只在意物品是否实用，对奢侈豪华的东西不感兴趣，但他显然还是被厨房里五花八门的展品吓了一跳，甚至询问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把吃的塞进嘴巴并让人咽下去”。尼克松回答说至少科技竞争比军事竞争重要得多，最后两人都同意美国和苏联之间应该加强交流和开放，不过当最后尼克松承诺将赫氏的辩论内容原原本本地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播放时赫鲁晓夫还是对此表示怀疑。辩论开始是他们停步在样板住宅的光洁漂亮、设备新颖的厨房的时候，尼克松说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住宅，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或类似的房屋，赫鲁晓夫昂起头来表示蔑视。赫鲁晓夫说：“你以为俄国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俄国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而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尼克松说：“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俄国人民惊讶，但是它会使他们感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作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二）赫鲁晓夫插进来说：“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一致，如果我同意你说的，我就会受到米高扬的引诱。他喜欢辣味汤，而我不喜欢，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意见分歧。”尼克松说：“谈谈我们洗衣机各有什么优点岂不比谈论我们的火箭各有什么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这种竞赛吗？”赫鲁晓夫把他的大拇指顶在尼克松的前胸上说：“对，我们所要的就是那种竞赛，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强大得很，能把我们摧毁掉。我们也能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你知道俄国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在这方面我们也能让你看点东西。”在放着加利福尼亚名酒的桌子旁停留时他们作了最后的较量，赫鲁晓夫提议为“和平和废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干杯。尼克松（没有举杯）说：“咱们只为和平干杯。”一位站在一边的俄国人说：“祝赫鲁晓夫同志长命百岁！”尼克松说：“我要为这个干杯，我们尽管不同意你的政策，但是我们愿你健康，祝你长命百岁。”赫鲁晓夫（干杯前）说：“那你还是能活的比我长。”赫鲁晓夫大笑干并杯后说：“到99岁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着什么急？”尼克松说：“我是名律师，估计活不了这么久。”赫鲁晓夫说：“你是资本主义的律师，我是社会主义的律师，来亲一个。”两人都握手，走下舞台，还在说话。而作为赌局当事人之一的尼克松（1994年去世）有幸见证苏联的解体，他在接受CNN采访时回顾当年他与赫鲁晓夫打的那个赌注：究竟他们的后代会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还是资本主义体制下？尼克松说：“当时我知道赫鲁晓夫肯定是错的，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我是对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的孙女妮娜·赫鲁晓娃（传说她与其外祖父无论是身高、体型还是面容、神情都极其相像）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选择到美国定居生活，并且在一次应邀访华后接受采访时她十分自然地用一口极为流利的、毫无俄国口音的美式英语说她认为美国人最终赢“厨房辩论”。就这个赌局而言在现今状态下无疑是赫鲁晓夫败了，尼克松赢了，苏联解体并倒向资本主义阵营，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然不动如山。两位领导人的后代生活在哪种社会下，答案似乎一目了然。电子摄像机在“厨房辩论”中面世1959年7月24日，炫耀美国产品的一个美国展览在莫斯科举行。在参观典型的美式住房时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走在一起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强作镇定，不为所动。因为在参观美国电影制片过程中尼克松刚刚被苏联领导人抨击过，所以他暗自打算，这一天一定要作出反击，免得在俄国人面前失分。于是尼克松对赫鲁晓夫说：“请往这边走，去看看典型的美国居室。”

（三）当时典型的美国居室以1.1万美元的售价在美国开发区推销，苏联《真理报》嘲笑其价格昂贵，没有一个工人能够买得起。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在展出的厨房样品前展开激烈的辩论，即世界闻名的“厨房辩论”。令赫鲁晓夫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电视记者起用刚刚研制成功的电子摄像机，几分钟后电视就播放他们这次著名的“厨房辩论”的录像，从此人们也就知道世界上一项最新的发明——电子摄像机。1960年5月1日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在进入苏联领空进行侦察时被苏军导弹击落，美机驾驶员鲍尔斯被活捉，这个事件加剧美苏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鲍尔斯的U-2侦察机在苏联上空侦察时苏军防空军出动米格-19截击机进行拦截，但是由于受飞行高度的限制，飞机无法达到U-2的高度，米格-19返航。根据苏军司令部的命令防空军出动刚出产的苏-7进行拦截，但是由于苏-7没有带任何的武器，无法对U-2构成威胁，于是苏军命令飞行员，进行撞击。当苏-7飞速飞向目标的时候接到快速离去的命令，原来这时防空导弹已经发射了。当苏-7飞行员加速离去的时候他看到导弹击中一架飞机，但是这不是U-2，而是没有及时返航的米格-19，米格-19爆炸后的碎片击中U-2。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出生于1929年8月17日，他是一名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过战斗机飞行员培训，后来加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第468战斗机中队，他在那里的表现非常出色。作为美国空军一个骨干飞行员小组的成员，鲍尔斯于1956年开始为中央情报局工作。1960年初期苏联研制的一种先进的导弹（后来知道是“萨姆-2” 导弹）就曾经在西伯利亚海岸地区对一架U-2侦察机进行过射击，尽管如此，但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从艾森豪威尔总统那里再一次获得执行飞越苏联领空任务的批准书，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次没有必要的冒险行动。鲍尔斯奉命驾驶一架名为“Article 360”的U-2侦察机执行这次任务，1960年5月1日清晨鲍尔斯在巴基斯坦白沙瓦的空军基地起飞，他的飞行路线是穿过阿富汗，进入苏联境内，先后飞越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和摩尔曼斯克，最后在挪威降落。在飞入苏联境内大约1300英里后U-2侦察机的自动驾驶仪突然在7万英尺（约21340米）的高度失去作用，鲍尔斯只好决定利用手动驾驶继续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U-2侦察机每次进入苏联领空，苏联防空部队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从领导人赫鲁晓夫到普通民众，所有苏联人都希望抓住入侵者。这次苏联更是关闭所有的空中交通，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击落入侵的美国U-2侦察机。

（四）在鲍尔斯驾机飞行大约4个小时，苏联人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苏联防空部队发射的一枚“萨姆-2”导弹击中U-2侦察机，炸断飞机的尾翼。随着一团巨大的橙色火光，鲍尔斯感觉到他的飞机经历一阵剧烈地翻滚，然后开始解体。由于驾驶舱不断地震动摇晃，鲍尔斯无法将自己的身体调整到弹射位置，直到飞机坠落到飞行高度的一半时他才艰难地从驾驶舱里逃出并跳伞。鲍尔斯刚一落地就被苏联人活捉，然后被立即送往莫斯科。当有关消息传到华盛顿后美国政府内部一片恐慌，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以及负责U-2侦察机项目的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设法让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U-2侦察机从7万英尺的高度被击落后没有一名飞行员能够生还。鲍尔斯被捕后冷战政治在加速，6天以后的5月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他拥有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的确凿证据，并且活捉美国飞行员，这让华盛顿目瞪口呆。在随后举行的巴黎峰会上赫鲁晓夫更是让艾森豪威尔处于尴尬的境地，赫鲁晓夫就这个事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承认飞越苏联领空是一种挑衅行为并惩罚行动的策划者，他将退出会议。但艾森豪威尔只同意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行动，结果此次峰会由于赫鲁晓夫的离开而被迫宣布终止。经过美苏双方多次的谈判与协商，1962年2月鲍尔斯终于通过与鲁道夫·阿贝尔上校（苏联著名间谍，1957年6月在美国被捕）的间谍交换计划被释放，返回美国。按理说鲍尔斯应该得到白宫的奖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那个曾让他冒着牺牲生命和自由的危险为之服务的政府却给他不公正的待遇。鲍尔斯回国以后迎接他的是一片不明事实真相的批评与抨击，这使他感到非常气愤。新闻作者与评论家们指责鲍尔斯在逃生前没有炸毁飞机，被捕后也没有自杀，甚至怀疑他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更加糟糕的是那些曾经支持这个项目的政府机构的态度，特别是中央情报局。正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命令下鲍尔斯才冒险执行这次任务，在苏联的法庭上鲍尔斯也极力为自己和他的祖国进行辩护。但是中央情报局并没有站出来公开支持鲍尔斯，并且在明知U-2侦察机迟早都会被击落的情况下没有制定任何应对措施。虽然鲍尔斯遭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他仍然相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在洛克希德公司著名飞机设计师克拉伦斯·约翰逊的支持下鲍尔斯进入该公司当了7年的试飞员，随后成为一名直升机飞行员，参与洛杉矶市区的交通管理工作。1977年8月1日鲍尔斯驾驶的直升机因燃料耗尽而坠毁，他本人也在这次事故中不幸遇难，年仅48岁。

（五）滞胀是指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零或是负增长的情况下国内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的现象，一般情况下经济的快速增长才会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经济不增长或负增长时一个地区的通货膨胀率相应的也应该是为负的（战争等原因引起的经济衰退除外）。而出现滞胀会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得货币贬值，货币的国际购买力减弱。在二十世纪70年代的美国出现过滞胀现象，这一度使得日本的GDP总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也算是经济危机的一种。滞胀时代也就可以说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或说主要的经济体）存在滞胀的现象，国民经济不增长或是负增长的现象广泛存在，而且通货膨胀率也居高不下。停滞性通货膨胀简称滞胀或停滞性通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特指经济停滞，失业及通货膨胀同时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就是指物价上升，但经济停滞不前，它是通货膨胀长期发展的结果。滞胀作为拼缀词起源于英国政治人物Iain Macleod在1965年于国会的演说，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原因，部分基于在战后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上，人们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不能并存，亦因为人们广泛认为滞胀与财政赤字一样一旦开始就难以根治。在政治场上滞胀以通货膨胀痛苦指数来量度（简单以失业率及通胀率相加），用以影响美国1976年及1980年的总统选举。经济学家提出造成滞胀的两个主因：①经济产能被负面的供给震荡而减少，例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减少，引致商品价格上升同时经济放缓。②不当的经济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容许货币供应过度增长，政府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作出过度管制。在分析1970年代的滞胀时提供两种解说：首先是油价暴涨，继而中央银行使用过度刺激的货币政策对抗经济衰退，形成物价/薪资螺旋。1960年代前很多凯恩斯主义者忽视滞胀的可能性，因为历史经验所得高失业率伴随的是低通胀率，反之亦然（其关系称为菲利普斯曲线）。其想法是对商品的高需求引致价格上升，同时鼓励企业增聘劳工，同样地就业上升引致需求增加。但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当滞胀出现时明显地通胀与就业水平的关系并不平稳，也就是说菲利普斯关系可以位移。宏观经济学者对凯恩斯主义抱怀疑态度，凯恩斯主义者再三考虑其想法去找寻滞胀的解释。菲利普斯关系偏移的解释由货币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埃德蒙·费尔普斯提出，他们认为当工人和企业开始预期通胀上升时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在任何失业情况通胀都上升）。特别在通胀持续多年，工人和企业在薪酬谈判中考虑通胀，令工人薪酬和企业成本加速上升，引致通胀加剧。

（六）这个想法在早期凯恩斯学说受严重批评，但逐渐为大部分凯恩斯主义者接受，并引入到新兴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模型。当代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滞胀可以用区分影响总需求的因素与影响总供应的因素来理解，虽然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对于总需求的波动可以起稳定作用，然而对于总供应的波动成效不大。特别当有总供给震荡，例如油价上升可引致滞胀。新凯恩斯学说区分两种不同的通胀：需求拉动型（总需求曲线位移所致）及成本推动型（总供应曲线位移所致）。在这个观点中滞胀是由成本推动型通胀引致，成本推动型通胀在某种压力或情况以致成本上升发生，而因素可以是政府政策（例如加税）或单纯的外在因素如天然资源短缺或战争行为。滞胀的物价持续上涨现象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产量下降会导致企业提供的劳务和物品减少，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企业甚至会面临破产倒闭，整个经济呈现衰退的趋势。高通胀率影响财富分配并扭曲价格，高失业率使国民收入下降。在长期中物品与劳务的产量在一段时期内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随着工资、价格和供给根据较高的生产成本进行调整，最终衰退会自行消失。例如低产量和低就业会加大使工人的工资下降的压力，较低的工资又增加供给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短期总供给曲线移回到原来的位置时物价水平下降，产量接近于其自然率，经济回到总需求曲线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相交的位置，这一过程也就是经济的自我纠正。在短期中滞胀使经济产量下降，物价上升，引起较高的失业和较高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向右移动，即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因为长期中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权衡取舍，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失业率都趋向于其自然率，因此滞胀不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对付滞胀时中央银行很难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来消除滞胀，因为采用紧缩货币政策，一提高利率，企业经营成本加大，经济就有可能更加萧条，甚至引发倒退。若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印银纸但同时没有抵押），降低利率，虽然刺激经济增长，但又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应该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同时减税，加上适度提高利率来压抑通胀，随着时间推移则可逐步消除滞胀，但此方法可能增加国债负担。滞胀阶段以商品、短期债券和现金为最佳组合，其次为需求弹性小的公共事业、医药等股票，再次为部分工业股，最后为金融、房地产和非必需消费类股票。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一）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1913年1月9日—1994年4月22日）拥有爱尔兰血统，美国第34任副总统及第37任总统，美国共和党政治家，律师。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其对内的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重振美国经济。对外结束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接触，实现访华，打开两国关系的大门。1913年1月9日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林奇县的约巴达林，祖先来自爱尔兰。尼克松共有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二，尼克松的一个弟弟在年幼时病死。1930年9月尼克松自公立中学毕业后考入惠提尔学院，主修历史。1933年毕业时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入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法学院。学生时代的尼克松就热衷于政治活动，大学四年级时当上全校学生团体的主席，1937年6月毕业并获得法学士学位。尼克松自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去纽约觅职未成，决定返回惠提尔当律师。他在旧金山通过参加律师业的考试，成为当地律师的成员，然后回到惠提尔开业。1938年6月尼克松登记成为共和党员，1942年初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尼克松离开律师事务所到华盛顿参加联邦政府部门工作，他在物价管理署工作过一段时间。同年8月尼克松参加海军，当中尉，不久被派往南太平洋空运队服务。1943年10月晋升为上尉，1945年10月尼克松晋升为上校，1946年3月尼克松退役。1946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国会众议员，开始进入政界，1948年11月尼克松再度当选为众议员。1950年尼克松在竞选参议员时把他的对手海伦·道格拉斯夫人说成是“共产党分子”，并获胜当选为参议员。尼克松在参议院以反共著称，他攻击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对共产党国家斗争不力，主张对中国和苏联应持强硬态度。1952年参加副总统竞选成功，1953年1月尼克松就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时年40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之一，1956年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均获得连任。1959年曾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美国展览馆厨房用具部就美苏的社会制度进行一场舌战，后来这场交锋被称为“厨房辩论”。1960年在总统选举中尼克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与民主党的肯尼迪争夺总统职位。尼克松与肯尼迪曾四次在电视上进行公开辩论，11月选举结果揭晓，尼克松败北。1962年2月尼克松从华盛顿返回加利福尼亚，重操律师旧业，并写了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六次危机》，记述他从政以来经历的几次重大事件。6月尼克松开始活动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结果惨败于民主党的埃德蒙·布朗。1964年总统大选时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出力奔走，1966年他又全力以赴地为共和党议员助选。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职成为美国总统，1972年谋求连任成功。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9月8日继任总统福特宣布对尼克松的大赦。

（二）1976年2月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夫妇于1976年2月21日，再次访问中国，尼克松夫妇接受这一邀请。此时已经卸任的尼克松虽然是以平民身份到中国访问，但依然受到总统般的礼遇，他还同毛泽东进行1小时40分钟的会谈，只比福特总统在1975年12月同毛的会谈少10分钟。之后的两天里尼克松主要是与华国锋继续会谈，华国锋和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一样不满意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展缓慢。2月29日下，尼克松夫妇乘中国政府专机离开广州回国，结束中国之行。1978年12月16日晚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为尼克松访华以及同毛泽东的会晤画上圆满的句号。1993年4月8日至14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为期7天的访问，尼克松此次中国之行是为恢复和改善美中关系而来。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在纽约逝世，享年81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一般简称为《中美建交公报》，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美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中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同台湾断交、撤出军队和设施、废除美蒋条约。两国宣布双方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中美建交公报》与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一般简称为《上海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一般简称为《八一七公报》）合称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在这三个联合公报中均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美两国关于两国关系以及我国台湾问题的重要历史文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为两国间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道路。30年来，中美关系虽然经历了不少曲折和起伏，但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中美保持了领导人的互访和高级官员的磋商，两国在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取得进展。意义：①结束了长期的对抗，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②提高了两国的战略地位，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的意义。③有利于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④中国处于美苏之间的关键性制衡地位，使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⑤尼克松访华，促使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形成中国外交史上第三次建交高潮。中美八一七公报是中美双方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它是双方经过10个月的反复谈判，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达成的协议。公报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中国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重申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三）中美八一七公报是中美双方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美国政府承诺：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武器的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直至最后的解决。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本应完全停止向台出售武器，由于考虑到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分步骤予以解决，只有彻底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才能排除发展两国关系中的障碍。美国承诺经过一段时间最后解决这一问题，其含义是指美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就必须完全停止。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均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美两国关于两国关系以及我国台湾问题的重要历史文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中美交往的大门重新打开。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应邀访华，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于年内撤走驻台美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即断交、废约、撤军）。1979年1月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揭开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1982年8月17日两国政府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共有52项有关印第安人的法案得以颁布实施，通过这一系列的法案后尼克松政府归还印第安保留地大量的土地，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有效地推行印第安人自治政策。尼克松总统明确提出印第安人自治的概念，认为印第安部落应和各州、各地政府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应尊重印第安部落的主权，这为印第安人指明努力的方向。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尼克松政府的自治政策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后在环保问题上迅速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提交关于环境问题的年度咨文，从而开创美国总统每年就环境问题向国会提交咨文的先例，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还制定大量的环境保护立法。

（四）在尼克松不到6年的总统任期中一方面通过大量的环保法案，另一方面则对以前的环保法案进行修改和加强。尼克松政府在环保方面的第三项重要成就是建立新的环保机构，即环境保护署。1970年底环境质量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单独的机构“环境保护署”来全面管理美国的环保政策，把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来加以处理。1970年12月12日，境保护署正式开始工作，它是一个由600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的独立机构。环境保护署的署长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环境保护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联邦政府内政职能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一种独立的职能。但1970年以后尼克松及其政府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在环保问题上就开始不断地后退，对环保运动采取一种日益敌视和反对的态度，并力图限制以前在环保政策上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尼克松逐步从以前的环保立场后退，但他的环保政策对之后美国的环保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尼克松政府执政后面对强大的种族主义政治势力时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即集中力量解决黑人的经济问题，帮助黑人提高经济地位，而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则表现出一种消极态度，力图避免引起南方保守主义者的反感。经济权利领域的积极主动和政治社会权利领域的迂回渐进构成尼克松民权政策的两个特点，尼克松在经济领域两个决策：①制定“费城计划”，保证少数民族在就业方面不受歧视；②给少数民族开办的小企业提供贷款和各种帮助。由于种族主义势力在提高黑人经济地位方面的反对较弱，尼克松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大胆的主动行动。但是在社会和政治权利方面尼克松的态度比较谨慎和消极，在这方面采取一种迂回渐进的政策没有像经济领域那样大张旗鼓地采取主动行动。尼克松民权政策的重点并不在于改善黑人状况，而在于维护美国社会的安定。尼克松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他的政治基础、民权问题在尼克松心中的地位都决定尼克松的民权政策只是巩固已有成就，而无法取得新的进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经济面临衰退，庞大的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的沉重负担，而福利制度不但没有缓解美国的贫困状况，反而诱发新的问题。尼克松在就职总统后的第3天成立城市事务委员会，并交由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领导。莫伊尼汉提出一个与共和党保守主义原则相悖的激进的福利计划，其中“家庭保险体系”是这个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该名称改名为“家庭援助计划”。1969年8月8日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正式宣布他的“家庭援助计划”，该计划规定联邦政府补贴的最低标准：对任何没有收入的四口之家每年提供1600美元的最低补助，没有收入的七口之家则提供2500美元，对于低收入家庭则为年收入在3920美元以下的四口之家和5720美元以下的七口之家提供补贴。

（五）1970年3月5日尼克松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发表要求批准家庭援助计划的申明中提出：“新计划的核心在于只有那些愿意工作或者愿意接受培训的人才有资格享受福利，新计划将会奖励那些接受工作的人，而不像现行体制那样重在惩罚。用福利刺激人们回去工作，将人们从福利名单转移至工资名单上。新计划也会通过为老人和残疾人制定国家最低福利标准，使他们获得真正有效地援助。”1970年6月10日尼克松发表《关于扩大福利改革方案的申明》，在申明中他进一步指出“家庭援助计划”的核心基于四项基本原则，即努力激励人们参与工作和培训；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平等的援助；尊重个人选择和家庭责任；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取得纳税人的信任。“家庭援助计划”一经提出在社会上受到普遍欢迎，但尼克松遭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双重攻击。参议院于1970年11月29日以49 : 21票否决尼克松的“家庭援助计划”，并于1971年和1972年连续两次否决该计划。而众议院又拒绝通过没有“家庭援助计划”的福利改革法案。在左右势力的同时夹攻下尼克松最终放弃推行该计划。尼克松的“家庭援助计划”受制于党派的纷争，但该改革方案在美国福利改革史上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时联邦政府己经习惯于通过庞大的财政赤字来解决社会问题。至尼克松上任时摆在他面前问题的是在处理通货膨胀的同时如何不引起失业率的上升。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认为正是由于政府的庞大开支造成通货膨胀，并建议他对政府开支进行大规模的削减。1969年4月14日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发展，尼克松正式提出“姑且一试”计划，决定实行传统经济学和货币主义相结合的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尼克松和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都忽视一个事实：美国的经济结构和二战前相比己截然不同。“姑且一试”计划不仅未能抑制通货膨胀，反而引发二战后美国第五次经济危机，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同时发生。国防企业等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产业，由于联邦政府大规模削减开支而无法得到维持自身运转的资金，从而迅速萎缩，最终造成失业人数骤增。在经济滞胀面前尼克松最终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至失业问题上，即使短期内无法平衡预算。为应对经济衰退，尼克松不得不用扩大财政支出的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发展，降低失业率。美国联邦政府因而在1971年和1972年的财政赤字均高达230亿美元以上，这使得美国的经济形势在1972年明显好转，经济年增长率在该年的第四季度达到11.5%。面对1971年愈演愈烈的“滞胀危机”和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尼克松最终不得不向实际需求让步。

（六）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公开宣布将执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有：冻结工资、物价、房租和红利90天，要求国会削减47亿美元联邦开支，停止黄金和美元之间的兑换，对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总统在8月16日签署行政命令，分四个阶段开始实施该政策：第一阶段（1971年8月15日-1971年11月）冻结工资和物价，严禁国外中央银行以美元兑换黄金，并开征10%的进口附加税；第二阶段（1971年11月-1972年11月）对工资和物价进行解冻，但仍实行管制，并将年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3%，将美元贬值7.89%，取消进口附加税；最后两个阶段则是有选择地对工资和物价的增长进行管制。“新经济政策”对于急剧发展的通货膨胀曾一度产生抑制作用，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到1974年4月落下帷幕的时候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己上升至12.2%，失业人口比率也高达5.6%。美国直接出兵介入越南的战争始于肯尼迪任内，之后民主党政府越陷越深，投入的兵力也越多，至约翰逊任内达到最高峰，派往越南的美军的总兵力高达54万人。越南战争旷日持久，消耗美国的大量财力、人力，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反战的呼声和活动异常强烈。尼克松在竞选时提出“结束越南战争”的口号，他上台后积极策划和推行战争“越南化计划”，即侵越美军逐步从越南撤出，由美国出钱出枪炮，加速对南越军队的训练计划，支持南越政权将战争进行下去。1969年6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在越美军将开始分批撤出越南，首批2.5万人于8月底撤退完成。此后驻越美军陆续分批撤出，至1973年3月底最后一批美军撤离南越，剩下数千美军人员以顾问名义继续留在南越。尼克松政府一面撤军，一面又将战火扩大至老挝和柬埔寨，同时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和布雷，多方施加压力，企图使越南政府就范，但战争“越南化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1973年1月27日美国时任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文林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巴黎和平条约），标志着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正式结束。在就任总统之前尼克松就已经认识到国际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正日益下降，苏联正加强与美国的争夺。美国执行的“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已告失败，因此尼克松上台不久就指示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索同中国重新打开关系的可能性，并多次在不同场合就对华贸易、旅行、人员往来和美军在台湾海峡巡逻方式等问题向中国作出姿态。美国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传出欲与中国建立联系讯息，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的公告。

（七）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作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抵达北京，2月27日晚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即将结束，中美发表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上海公报》的发表成为中美关系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结束长期以来处于相互隔绝甚至非常敌对的状态，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开大门。尼克松对这一重大的外交成就十分重视，宣称这是“世界为之变化的一周”。《上海公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所签署的第一个联合公报，是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期间在上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于1972年2月27日签署，并于1972年2月28日发表。《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对抗，开始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两国建交奠定基础。关于台湾问题时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20世纪60年代末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时敌对的中美双方都开始考虑改善两国关系，1969年初尼克松入驻美国白宫，他试图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并调整其亚洲政策，多次作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与此同时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通过请美国作家斯诺传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方式，发出愿与美方接触、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1971年7月9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访问有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起草公告稿，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接受这一邀请。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意见，着重讨论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双方郑重声明：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八）中美双方承认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在台湾问题上中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确认最终从台湾撤走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双方同意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双方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并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双方同意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上海公报》改变世界战略格局，中美关系实现“破冰”后中国很快迎来建交高峰，英国、荷兰与中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希腊、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建交。《上海公报》也为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及1982年《八一七公报》奠定基础，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均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意见。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会谈。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类似的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在当时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美关系正常化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关系由对立和敌对逐步变为接触和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政府经过短时间的“眺望”，对新中国开始长达20多年的“不承认”政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美两国政府面对发生巨大变化的国际形势，都重新调整外交政策包括两国间的相互政策，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开始试探和接触。由于美国陷于越战泥潭不能自拔，再加上经济的不景气，使得美国考虑到重新看待和新中国关系的问题，由过去对中国的强硬态度逐步变为缓和。1967年10月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在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一文，文中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她的狂热，增进她的仇恨，威胁她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亿最有才华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任总统一周后交给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一份备忘录，其中说他想同中国发展关系。在中美双方完全隔绝的情况下为了同中国取得联系，美国尝试包括罗马尼亚、法国在内的多个秘密渠道，最后通过巴基斯坦这个双方共同的朋友取得成功。1971年7月9日至11日和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安排亨利·基辛格先后二次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铺垫。同时尼克松政府通过放宽对中国在贸易和人员往来方面的限制，停止海军在台湾海峡的巡逻，并向中国保证：一旦苏联对中国发动袭击，美国将不会支持苏联等多种方式来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而此时的中国同样也面临重新考虑和美国的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珍宝岛等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双方都有伤亡，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上恢复合法席位，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也表露出对美国关系希望改善的意愿。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0年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1971年4月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向中国国家乒乓球队表示希望访华。4月6日中国乒乓球协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历史上称“乒乓外交”。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1971年7月和10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两次秘密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讨论，周恩来表示：“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尼克松表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2月28日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声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中美联合公报》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中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同台湾断交、撤出军队和设施、废除美蒋条约。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中美关系正常化后，1979年邓小平及夫人卓琳抵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受到元首级的接待，但是第一晚外出参加的活动，却是一场非正规的“聚旧家宴”。在外交上一直有着卓越策略的邓小平用入乡随俗的举动彻底改变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纯朴自然的情感交融使很多美国民众流下眼泪，瞬间超越所有的政治的藩篱。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为两国间的交往和合作开辟道路，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关系虽然经历不少曲折和起伏，但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中美保持领导人的互访和高级官员的磋商，两国在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取得进展。中美关系正常化结束长期的对峙，开始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提高两国的战略地位，改变国际战略格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的意义，有利于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中国处于美苏之间的关键性制衡地位，使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德建交开启曙光。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关系突破的标志性大事，30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性发展，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卓有成效，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日俱增，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更加突出。1979年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的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于1979年1月29日-2月5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邓小平在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等城市进行参观访问，并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进行诚挚的和富有成果的会谈。访问期间邓小平、卡特总统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双方还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

（三）邓小平访美期间邓小平、卡特总统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74岁高龄的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当时美国多家媒体将邓小平访美形容为“刮起邓旋风”。副总理举行欢迎仪式，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时刻。此前不久中美两国刚刚结束近30年的敌对和隔绝，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邓小平此刻又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开始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友谊和信任的访美之旅。上午10时邓小平和夫人一行乘车来到白宫时一千多名欢迎群众挥舞中美两国国旗，向中国贵宾欢呼、鼓掌，卡特总统和夫人陪同邓小平和夫人登上铺有红地毯的讲台。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礼炮鸣19响，两位领导人检阅仪仗队。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主席，并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极其罕见。”亲历那一历史瞬间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回忆道：“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我不记得白宫以前曾经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布热津斯基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邓小平当年访美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到他在华盛顿近郊的家中赴宴，那是两人8个月前在北京首次会面时的约定。邓小平抵美后一下飞机果然不顾旅途疲劳，来到布热津斯基家中。布热津斯基还谈到当时他在席间曾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说：“卡特总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国会遇到麻烦，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邓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有，在台湾就有不少反对者。”邓小平的机智让布热津斯基惊叹不已。据为邓小平访美担任首席翻译的冀朝铸回忆称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一些议员曾就台湾问题提出一些挑衅性问题，邓小平总是态度明确地强调：“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是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我们永远不放弃使用武力。”但是总的来说邓小平访美的各个场合（包括美国记者对邓小平的采访）中气氛都是友好而不失礼貌的。为了让来自东方的贵宾对美国文化有个直观的了解，卡特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期间特意为他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精心安排一场盛大的演出。组织者知道邓小平特别喜欢足球和篮球，专门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一队职业篮球选手在舞台上表演球艺，这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还是首次。当晚参加表演的还有著名钢琴演奏家塞金以及乡村歌手约翰·丹佛，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小学生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曲唱罢，邓小平深深为之动情，他和夫人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美国孩子。记者在翻阅当时的美国报纸时还读到这样一则评论：邓小平真诚亲吻美国儿童的场面恐怕会让美国不少政治家重新学会如何亲吻孩子。参加过邓小平访美报道的美国甘内特报系退休记者威廉·林格尔对记者谈起一件美国记者所熟知的邓小平访美轶事：在邓小平访美第二天卡特总统为其举行的国宴上与邓小平同席的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雷恩告诉邓小平，她几年前访问中国农村时曾经问一位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大学教授到乡下干活是什么感觉。

（四）这位教授答道：他很高兴与贫下中农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可学到很多东西。本来谈笑风生的邓小平一听此言马上正色说：“这位教授在撒谎。”在“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邓小平尊重知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给身边的宾客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结束在华盛顿的紧张日程之后邓小平到卡特的故乡亚特兰大参观访问，邓小平重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大约是1.3万辆，福特公司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使邓小平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实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亚特兰大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南北两军的主战场之一，在战火中成为废墟。而到邓小平访问之时亚特兰大已成为美国南方发展最快的城市，崛起中的亚特兰大非常渴望与改革开放刚起步的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为了欢迎邓小平来访，该市首任黑人市长杰克逊为他举办由当地1400多名各界名流参加的盛大午宴，邓小平在致辞时说：“你们的很多成功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和合作之船沿着稳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线扬帆远航。”邓小平的肺腑之言引起全场宾客起立欢呼，《亚特兰大宪章报》当天几乎用了七个整版报道邓小平访问的细节。《纽约时报》则在一篇报道中评论说：邓小平对亚特兰大的访问在当地造成最大的轰动效应，传达出中国热爱和平、盼望合作的强烈信息。在休斯敦中邓小平的考察重点转向高科技领域，在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中邓小平不仅仔细参观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亲身体验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参观“天空实验室”太空站实体模型时邓小平也是兴致盎然，不时向身边的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的细节。谈起邓小平访美时给美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邓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的一幕，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当时通过电视注意到这则新闻，对于美国人来说邓小平欣然戴上牛仔帽观看美式牛仔表演这一入乡随俗的举动表达他对美国文化的尊重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如今那家牛仔竞技场虽然因主人去世已经关闭，但邓小平头戴牛仔帽、向美国公众挥手致意的友好和自信形象已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永久象征。邓小平当年访美的最后一站选在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他在那里主要考察波音747飞机生产线，波音民用飞机集团高级副总裁迪肯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小平先生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他被称为中国20世纪后期发展的总设计师，他也是中国航空工业现代化建设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知道现代文明离不开航空，中国要想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就要拥有真正世界水平的航空体系和基础设施。由于邓小平先生的远见卓识，波音公司和中国航空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一种亲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一种真正的互利互惠关系。”

（五）在短短8天访美时间里邓小平以超凡的外交才能，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的成熟心态以及中国必将实现现代化的充分信心。中德建交是指中国和东德、西德建立的外交关系，与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1950年建立外交关系，与西德建交是1972年10月11日。由于分属两大阵营，中西德（联邦德国）之间直至60年代初仅有一些民间贸易往来，没有官方接触。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简称东德和西德），由于西德政府未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因而台湾问题并非中、西德两国建交的主要障碍。20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曾关心中、西德两国关系正常化，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布关于结束中德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指出中德两国间的和平关系应当建立起来。1956年周恩来总理声明：中国欢迎同联邦德国的关系正常化。60年代初西德已实现经济奇迹，迫切需要开辟国外市场和改善国际地位，加之中苏分歧公开化，西德上下出现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呼声。1964年5月双方驻瑞士的外交机构就发展两国关系问题首次进行官方接触，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取得实质性结果。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西德同苏联、东欧关系逐步正常化，中国与西欧国家建交出现高潮，以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为首的西德对苏强硬派一再试探与中国发展关系，同时西德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在野的基民盟要求联邦政府同中国建交，基民盟领导人之一、时任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施罗德提出访华愿望，勃兰特政府也向中方发出愿与中国谈判建交的信息。1972年7月施罗德主席应邀访华，是新中国成立后来访的首位西德重要政治家。施在与周总理的谈话中表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联邦政府和在野党都主张两国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乔冠华副外长以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名义与施罗德主席共同签署“内部谅解”，声明两国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并商定通过双方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这份谅解为两国通过谈判正式建交外交关系奠定基础。1969年底王殊离开北京到波恩（时任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1971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秘密访 问北京，事后发表公报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访华，这在波恩引起很大的震动。中国问题成了西德政党领导人和媒体激烈争论的焦点，反对党及其媒体猛烈攻击勃兰特政府屈从苏联压力、对中国采取冷淡态度，并主张加快采取措施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执政党竭力为其先苏后中的政策辩护，嘲笑前联盟党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但也表示要及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六）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很多国家包括不少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更使西德国内政党双方的争论达到高潮，反对党与执政党都希望同中国方面的接触以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在1972年1月底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大使的招待会上王殊遇到基民盟副主席、前联邦政府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施罗德。他曾两次谈到希望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王殊就问他有何具体的想法，他想了一下后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过些天他将约王殊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2月21日下午王殊与他在议会的办公室里进行会谈，施罗德表示在方便的时候到中国访问，王殊很快把这件事报告国内。1972年7月15日施罗德一行到达北京，当天他同外交部副部长兼外交学会会长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等进行会谈，他首先表示他不能代表政府，但愿意为推动两国建交作出努力，后又与乔冠华进行单独会谈。周总理每天听取乔冠华有关会谈的汇报，周总理认为从施罗德的谈话看来西德政府是愿意同王殊国建交的，因此在第三次会谈中应进入实质性商谈。果然如周总理所料，施罗德在这次会谈中说他的想法是两国建交的时机很好，应尽快举行谈判。他拿出由西德外交部起草的内部谅解方案，请王殊方考虑。乔冠华看后认为与王殊方看法基本相符，因此经过商谈作了少许修改后就同施罗德在7月20日上午一起签了字，内部谅解表示两国政府都有早日建交的愿望。20日下午和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两次会见了施罗德，进行长达5个小时的谈话。周总理在会客厅门口同他握手时用德语说“欢迎你”，他也感谢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笑着意味深长地说：“王殊也感谢你带来了及时好雨。”那些天北京久旱不雨，在接见之前刚刚下一场倾盆大雨，这句双关语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周总理在门口回答西德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谈到用德国的设备和方法酿造的青岛啤酒时周总理要服务员送每个记者两瓶青岛啤酒，并且告诉他们说不要自己先喝掉，要带回去同家人一起喝。宾主坐定以后谈话始终很活跃，晚饭后继续再谈，一直谈到凌晨1时。施罗德一行在7月21日离开北京去大连、鞍山、上海和南京访问，他在各地的活动几乎成了西德媒体每天的重大消息。1972年8月10日德国外长谢尔接见王殊，王殊向谢尔表示中方有早日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愿望，谢尔说：“王殊的谈话证实施罗德从中国带回的信息，希望尽快确定具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几天后王殊外交部很快建议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任命王殊为谈判代表。德方表示同意，并且任命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9月29日王殊同史塔登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并且在同一天发表共同的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谢尔外长将应姬鹏飞外长的邀请在10月11日到15日访问北京。谢尔外长率领庞大代表团在10月10日下午到达北京，第二天他同姬鹏飞外长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印第安文明（上期）

（一）印第安人是对除爱斯基摩人外的所有美洲原住民的总称，在美洲的印第安人留下相当高的古代文明，他们培育玉米、马铃薯，建造高大的神庙，留下在今天难以解释的文字，形成一种独特的印第安文明。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是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当15世纪末欧洲探险家越过大西洋、声称“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印第安人实际上已在这里生息、繁衍逾万年，并且创造一种独特的古代文明。 当代学者认为：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提法带有欧洲中心史观的偏见，应予摈弃。美国历史学家帕瑞说：“哥伦布并未发现一个新世界，他只不过是在两个都很古老的世界之间建立联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如今倾向于采纳两个世界（或两种文明）的相遇这一提法。印第安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15世纪末欧洲人抵达美洲时美洲究竟生活着多少印第安人，由于缺乏统计数字迄今尚无定论。印第安人仅仅是一个统称，他们当中存在很多分支。在今天美国这片土地上土著印第安人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分成600多个不同的部族，讲着200多种不同的语言，其身材、外形、肤色、语言、信仰各异，文明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美洲的印第安人留下相当高的古代文明，以玉米为代表的多种农作物的种植和栽培使其成为世界农业文明的摇篮之一；以太阳神金字塔为代表的建筑艺术让人瞠目结舌，是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以鹰羽冠为代表的民族服饰色彩鲜艳、做工精巧，为世界民族文化增添亮丽的色彩；纳斯卡荒原巨画为代表的令人不解的“斯芬克司之谜”至今仍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激励更多的学者去探索和破译。考古发掘至今没有在美洲发现类人猿可直立猿之类的人类近亲遗迹，史学界公认印第安人是从西伯利亚移来美洲的蒙古人种，2.5万年前他们经白令海峡在阿拉斯加的岛屿登陆，然后逐渐南移，遍布于美洲大陆。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生息于美洲大陆，是开拓这一地区的先驱者和主人。在墨西哥中考古工作者找到1.1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并发现旧石器文化。美洲有确切资料可考的历史是从前2300年左右开始的，前1250年～200年是墨西哥谷地的前古典文化时期，那些古老文化的遗存如陶器、泥俑等都表明当地的部落已开始从事定居农业，有了管理组织和宗教组织。兴盛在300～900年之间的玛雅文化是古典文化的高峰，生活在今危地马拉佩腾湖东北部和尤卡坦半岛南部的玛雅人创造美洲留下的唯一文字——玛雅文字，建立相当精确的太阳历。他们使用“0”的符号更是数学上的创举，比欧洲人早出800年，玛雅人的建筑、雕刻和绘画都有高度成就，在他们古老的神殿和宫殿的墙壁、立柱以及梯阶上都饰有精致的浮雕和雕刻。绘画色彩瑰丽，题材多样，如表现战争景况、庆祝游行等。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部落联盟是15世纪美洲文明的两大中心，当时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仍然处于母系氏族阶段，而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已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

（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美洲的印第安人留下相当高的古代文明，他们培育玉米、马铃薯，建造高大的神庙，留下难以解释的文字。但是他们的历史进程太过缓慢了，就在他们刚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满脑子黄金迷梦的西班牙人到来了。美洲大陆最初没有人类居住，印第安人的祖先是从亚洲迁移过来的，他们在四五万年前从亚洲北方进入美洲，然后逐步向南迁移，终于布满整个美洲大陆。在长期的发展中印第安人中一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如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玛雅人生活在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一带，他们从前1世纪开始陆续建立几百个小城镇，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在危地马拉境内的提卡尔。玛雅人在他们的中心广场四周建造4座高大的神庙，最高的一座高75米，有20层大厦那样高，玛雅人在美洲最先培植玉米、蕃茄、马铃薯、甘薯、辣椒、南瓜等作物。印加人居住在南美洲，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在秘鲁南部）也是一个人口有10-20万的大城市，它用巨大的石块建造城墙和宫室，非常坚固。库斯科的王宫拥有大量金银，它的太阳神庙非常壮观。阿兹特克人在印第安文明中只能算是后起之秀，在12世纪进入墨西哥盆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的首都特诺奇第特兰因此也成为美洲最大、最美的一个城市，有20-30万人口，而当时伦敦才只有几万人。当西班牙人入侵的时候阿兹特克人的国家大约有600万人口，贪婪而残暴的西班牙殖民者疯狂地破坏印第安文明。印第安人是对除爱斯基摩人外的所有美洲原住民的总称，美洲土著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为印第安人，分布于南北美洲各国，传统将其划归蒙古人种美洲支系。印第安人所说的语言一般总称为印第安语，或者称为美洲原住民语言。印第安人的族群及其语言的系属情况均十分复杂，至今没有公认的分类。印第安人在15世纪末之前本来并没有统一的称法，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航行至美洲时误以为所到之处为印度，因此将此地的土著居民称作“印度人”。后人虽然发现错误，但是原有称呼已经普及，所以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中称印地安人为“西印度人”。在必要时为了区别，称真正的印度人为“东印度人”，汉语翻译时直接把“西印度人”这个单词翻译成“印第安人”或“印地安人”，免去混淆的麻烦，到目前仍为最普及的用法。不过到了20世纪许多美洲国家印第安人的地位有了明显改善，一些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开始对“印第安人”这一名称进行“正名”，比如在加拿大往往被称为更加政治正确的“第一民族”等等。16世纪后来到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带给当地印第安人是毁灭性的灾难，据统计殖民时期西班牙所属的领地有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巴西地区有大约1000万被杀，美国西进运动中又有100万左右印第安人被杀，目前大约有3000万印第安人，大量印第安人被奴役甚至屠杀。拉丁美洲的男性印第安人基本上没有纯男性系列的后代，其混血后代麦士蒂索人大多为男性殖民者与当地女性的后代。而北美的情况更糟，印第安人被赶入印第安保留地，其在当地人口所占比例小于5%，在美国中印第安人仅占总人口的1%左右。

（三）母权制氏族社会发展阶段，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对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社会风俗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考察和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和实地考察显示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属于古代氏族制度，主要处在母权制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个别部落中间依照父权制组成。基本组织形式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1818年路易斯·摩尔根（1818-1881）生于纽约，1840年大学毕业，1847年被易洛魁人一氏族收养。1851年发表《易洛魁联盟》，1862年出版《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1877年出版《古代社会》，1881年出版《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恩格斯高度评价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摩尔根论印第安人社会：“”在美洲发现的时候这里既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文明。就‘文明’一词的本义而言当时最先进的美洲印第安部落距离文明的开端还隔着整整一个文化期，部落联盟已经出现，美洲被发现时已经产生一些部落联盟，其中易洛魁联盟最先进。”易洛魁联盟由5个独立部落组成，势力最盛的1675年前后领土范围包括今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安大略湖北岸加拿大部分地区，既务农，又捕鱼和狩猎。其他著名的部落联盟有：6个部落组成的克里克联盟、3个部落组成的渥太华联盟、七会议篝火组成的达科他联盟、新墨西哥七村组成的摩基联盟。易洛魁联盟以南是势均力敌的阿尔贡金诸部落，今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科罗拉多一带是半定居的普韦布洛部落，以采集为主，从事狩猎，种植玉米、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经过2万多年的分化和发展后产生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在历史上印第安人曾建立过4个帝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北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印第安人中的玛雅人发明玛雅文字，对天文学的研究造诣也相当深入，印第安人培育出玉米、马铃薯、辣椒、西红柿、烟草、可可等作物。然而由于后来西方殖民者迫害、杀戮印第安人，毁灭印第安文化，致使现在残存的古代文明材料已经不多，但目前的研究越来越引起考古界的关注，美洲国家也开始下大力发掘古代印第安文化。另外印第安人曾被误认为是红种人，因为他们的皮肤经常是红色的，后来才知道这些红色是由于印第安人传统上习惯在面部涂红颜料所给人的错误认识。印第安人文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美国的“古代史”，关于印第安人文明与美国历史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印第安人的历史是美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美国史的古代部分；另一种观点针锋相对，认为印第安人文明与美国历史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美国的“古代史”。第一种观点的主要根据：（1）印第安人文化是世界古代文明之一，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有过重要贡献和影响。（2）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印第安人也是其中。

（四）第二种观点的主要根据：（1）印第安人虽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有过一定影响，但对近代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宗教的发展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2）美国文明是建立在欧洲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及宗教的基础之上的，美利坚民族是欧洲民族融合的产物。美国历史不是在印第安人历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3）即便以印第安人文明作为美国历史的开端，仍然缺少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中间仍然存在很长一段空白。北美印第安人对于近代美国文明的兴起作出巨大贡献：印第安人是开发北美的先驱、近代农业的奠基人：当今美国有20多种农作物源于印第安人的种植，如玉米、烟草、白薯、马铃薯、红薯、花生等。近代农业与印第安人栽培玉米的主要方法比较起来没有多少变化，烟草的栽种方法、用阳光或者火熏烤法来自印第安人，马铃薯后来传到欧洲。印第安人懂得怎样控制野生植物和选种，懂得施肥和土壤改良，懂得用糖水或蜂蜜保存果类，用人工或太阳干燥法保存水果、蔬菜和肉类。印第安人是欧洲探险者和移民始祖的指路人：早期北美大陆的开发与印第安人的热情帮助分不开，哥伦布到达圣萨尔瓦多岛时受到岛上土著印第安人的热烈欢迎，称其为“天上来的人”，并充当其向导。欧洲移民进入北美大陆初期也受到印第安人的友好对待，印第安人教他们种植农作物，在树草丛生的情况下开垦种地，以野草制药，以枫叶制糖浆。教他们设置陷阱捕捉野兽，教他们捕鱼方法。教他们以烟柱、火把为号，探路传讯，教他们制作独木舟以便在河湾行驶。即使独立战争时期采用的散兵队形作战术也是来自印第安人，沿袭至今的全国性节日“感恩节”也与印第安人相关。1620年冬英国清教徒移民抵达北美马萨诸塞湾普利茅斯殖民地时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友好的印第安人伸出援助之手，教白人如何捕鱼，如何种植玉米、番茄、可可、烟草等作物，帮助他们度过难熬的严冬。第二年秋移民们种植的作物获得大丰收，为感谢上苍的眷顾，同时也为感谢印第安人的慷慨相助，移民们在10月份举行聚会庆贺丰收。当地的印第安人酋长应邀率近百人参加庆祝活动，庆贺丰收的纪念日沿袭至今，成为美国人重要的全国性节日之一，即感恩节。印第安人文明为美利坚民族文明增添光彩：当今美国印第安人人数不到总人口的1%，只有140万。美国有20多个（有人说26个，有人说34个）州、1000多条河流、200多个湖泊以及无数城镇、山丘、河谷、森林、公园用的是印第安人名称。俄克拉何马意为红种人土地，康涅狄格意为长河，印第安纳是肖尼、迈阿密印第安人的故乡。密西西比河也取自印第安人大江的意思，阿巴拉契亚山脉意为另一边人们，落基山意为“石头山”。密尔沃基意为欢乐之乡，美语中借用的印第安人语言单词（包括直接借用和派生的）大约有1700个。一提起印第安人，大多数人头脑中会立即展现出头顶羽毛、满脸文饰、身穿皮袍、胸戴串珠，说着无人能懂语言的野蛮人形象。其实就像中国人不再留辫子一样，当今印第安人也早就不再头顶羽毛，而且不少印第安家庭中还拥有汽车。

（五）发展现状：现状是勉强维持生计：印第安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产生许多不同的民族和语言，仅美国新墨西哥州就有19个印第安人村落，每个村落都有自治权，有自己的土地以及独立的法律、政策和政府。埃克马是新墨西哥州颇具特色的一个印第安村落，由于建在高地上而被称为“空中之城”。村落里人口不多，有些冷清，记者在街上只遇到几个在家门口摆摊的人，正在向游客兜售手工制作的印第安传统陶器。埃克马的保留地基本是大片的戈壁沙漠，不适于种植业的发展，而要开发矿产资源则在当地引发激烈争议，赞成者认为它可以促进保留地的经济发展，而反对者则指出这有悖于印第安的传统。为了解决族人的生活问题，埃克马人除了开发旅游业以外还拥有自己的赌场。尽管赌场的收入不错，但是毕竟经济来源太单一，难以满足村里的需求，譬如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的维护等。现实是遭遇现代文明冲击：印第安保留地面临很多发展问题，比如如何使经济多元化发展，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何解决印第安人的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不过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新墨西哥州劳动局局长池诺告诉记者：由于在保留地找不到就业机会，目前大约有60%的印第安人选择在城市生活。许多印第安年轻人在读完大学后虽然也想重新回到保留地，帮助家乡发展经济和文化，但却不得不面临“学无所用”的尴尬局面。池诺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新墨西哥州政府中职位最高的土著人，他曾在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读，后来从事电视新闻工作20多年。谈起自己当初的选择，池诺充满无奈。池诺说：他大学毕业以后，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于是他不得不放弃重新回到保留地的机会，留在新墨西哥第一大城市阿尔伯奇工作。池诺说：“离开保留地的结果就是远离自己部落的语言和文化。”在保留地上印第安的孩子们接触的是荒原、沙石和土坯建筑，学到的是印第安文化，而在现代化都市里令他们着迷的却是网络、游戏和好莱坞。二者之间哪个魅力更大，不言而喻。池诺说：“现在自己的部落语言已经在英语的世界里被淹没得无影无踪。”无奈是印第安文化濒临灭绝：印第安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酒店工作的毕特丝夫妇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孩子回到保留地，让他们去认识不同的动植物，让他们到农田里学习印第安人的劳作方式。身为州劳动局局长的池诺也努力把自己族人的文化传给下一代，但是他能做到的同样也只能是每个周末带孩子回到保留地去看看，据池诺估计50年后可能只有不到5%的印第安人还会讲自己的语言。在印第安人一年一度的“泡洼聚会”上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对此更是悲观，他说：“50年后恐怕连印第安文化的影子也找不到了。”他有两个孩子，可是没有一个能讲自己的部落语言。面对以英语为主导的文化世界时印第安人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抗争，在埃克马村庄中许多住户家里都有汽车，但是却没有自来水和电。当地人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维持这样的现状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

（六）但是令他们感到无奈的是现在村庄里已经只剩下少数“老弱病残”了，而且即使他们每周不辞辛苦地把孩子带回到保留地，仍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印第安保留地中绝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语言仍然是英文。印第安人在世界上绝不是愚昧和落后的象征，以玛雅、阿斯特克和印加人所创造的文明为代表的美洲古代文明独立地在美洲广阔的土地上产生、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光辉成就。正如伯恩斯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所说的那样：“假如不是被征服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会为发展中南美自己的文化打下一个基础，这一文化可以同任何其他洲文化相媲美。”印第安文明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自古及今一脉相承，尽管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后受到无情的摧残，但是并无间断之处。印第安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印第安人创造美洲最灿烂的古代文明，欧洲殖民者到来后无力将之完全同化，而是在经过与之短暂的冲突之后对其采取妥协和调和的态度：一方面保留作为文明载体的印第安村社和印第安人；另一方面与印第安人发生种族和文化上的混血。而绚丽多姿的美洲大自然本来就是土著文化赖以存在的土壤，因此印第安文明虽遭到严重的摧残，但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印第安文明遗产对美洲近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发挥不容忽视的影响，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土著印第安人的文明成为美洲文明的源泉。美洲一些国家的城市建筑明显有土著印第安人建筑的特色，例如在秘鲁的库斯科的很多建筑的围墙上饰有虎、蛇等图案，一些天主教修道院的建筑也采用一些印第安人的技巧和形式。一些日常用品也采用土著印第安人的技巧来制作，如在墨西哥曾采用印第安人传统的羽毛拼镶的办法制作天主教的偶像画，在美洲一些地区的陶器、漆器、农具以及金银制品上更是很容易找到印第安人工艺的痕迹。秘鲁阿普拉党的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指出：“印第安人的存在是美洲大陆的特征，美洲最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印第安美洲‘。今天的美洲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而印第安文化是其中最浓重的色彩之一。”印第安文明对美洲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民族文化本土特色的再造均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不容否定的是印第安人的前哥伦布文明明显低于当时欧洲文明的发展水平，这也正是欧洲殖民者何以能够打断印第安文明的进程，将自己的文明强加给印第安人的原因。在处于优势的欧洲文明面前一部分印第安人通过种族混血和文化混合融入主流社会，还有一部分印第安人顽强地抵御欧洲文化的同化，保留自己的社会组织形式、语言、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原则、民间知识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等文化遗产，他们没有真正地参与所在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而是处于现代社会的边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很多传统历史文化与文明也在逐渐消失，但是印第安人却有着强烈的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印第安文明的遗产便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量，正在对后来的历史演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