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之部：（五）诗法与世法
平常人写凄凉多用暗淡颜色，不用鲜明颜色。能用鲜明的调子去写暗淡的情绪是以天地之心为心。——只有天地能以鲜明的调子写暗淡情绪，如秋色红黄。以天地之心为心，自然小我扩大，自然能以鲜明色彩写凄凉。
一切世法皆是诗法。诗法离开世法站不住。人在社会上要不踩泥、不吃苦、不流汗，不成。此种诗人即使不讨厌也是豆芽菜诗人。粪土中生长的才能开花结籽，否则是空虚而已。在水里长出来的漂漂亮亮豆芽菜，没前程。
后人以“世法”为俗，以为“诗法”是雅的，二者不并立，自以为雅而雅的俗，更要不得，不但俗，且酸且臭。俗尚可原酸臭不可耐。
雅不足以救俗，当以力救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一首，是何等力，虽俗亦不俗矣。唯力可以去俗，雅不足以救俗，去俗亦不足成雅，雅要有力。
杜甫虽感到世法与诗法抵触，而仍能将世法写入诗法，且能成为诗。他看出二者不调和，而把不调和写成诗。陶渊明则根本将诗法与世法看为调和，写出自然调和。
王渔洋所谓“神韵”是排出了世法，单剩诗法。余以为“神韵”不能排出世法，写世法亦能表现“神韵”，这种“神韵”才是脚踏实地的。而王渔洋则是“空中楼阁”。
后人将世法排出诗外，单去写诗。世上困苦、艰难、丑陋，甚至卑污，皆是诗。常人只认为看花饮酒是诗，岂不大错！只写看花饮酒、吟风弄月，人人如此，代代如此，屋下架屋。此诗之所以走入歧途。我们现在要脚踏实地，将“世法”融入“诗法”！
抒情诗人是自我中心，然范围要大。抒情诗人第一要多接触社会上人物，人事的磨炼对做人及作文皆有帮助。另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的欣赏。此则中国诗人多能做到。然欣赏要不只限于心旷神怡、兴高采烈之时，要在悲哀愁苦中仍能欣赏大自然。
大自然是美丽的，愁苦悲哀是痛苦的。二者是冲突的，又是调和的。能将二者调和的是诗人。
平常人写凄凉多用暗淡颜色，不用鲜明颜色。能用鲜明的调子去写暗淡的情绪是以天地之心为心。——只有天地能以鲜明的调子写暗淡情绪，如秋色红黄。以天地之心为心，自然小我扩大，自然能以鲜明色彩写凄凉。
常人甚至写诗时都没有诗，其次则写诗时始有诗，此亦不佳：必须本身是诗。
唐代初、盛、中、晚大大小小的诗人，多为本身是诗；宋人则写诗时始有诗，不能与生活融会贯通，故不及唐人诗之深厚。杜甫多用方言俗语，而写出来就是诗。客观上讲，“胸有锤炉”仍是皮相看法，未看到真处；盖诗人本身是诗，故何语皆成诗。
格物。《礼记·大学》：“格物在致知。”朱注：格，至也；格物，穷极事物之理。
文人也要穷极事物之理，说话才能通，思想不通比字句不通还要不得。
杜诗：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春日江村五首》其三）
如此诗者，是真能格物也。“竹翠”“桃红”人人知，不算格物。“穷极事物之理”，理，文理、条理、道理。“交加”“烂漫”是老杜格物也。“交加”便是“翠”的“理”，“烂漫”便是红的“理”。
禅宗语录：“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
诗有六义：赋、比、兴、风、雅、颂。“物格”者，兴之义。作诗时要有心的兴发，否则不会好。兴，即inspiration（灵感）。鲁迅先生《彷徨》扉页题屈原《离骚》：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物格。鲁迅先生受了此八句的启发，由此八句而在自己心中生出一种东西，是兴，是物格，用以象征近代人生观之进取、努力，而非哀乐、颓废。我们今天这样讲解，则又是“格物”了。
“格物”是向外的，“种竹交加翠”，见竹而说；“栽桃烂漫红”，见桃而说。“物格”是向内的，然后再向外，其“物”给我们一种灵感（不是刺激、印象，刺激、印象仍只是物），能“格物”且能“物格”，这样看东西、作诗，才能活起来。
诗要有心有物，心到物边是“格物”，物来心上是“物格”。即心即物，即物即心，心物一如，此为诗前之功夫，如此方能开始写诗。
《文心雕龙·物色》：“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此“物色之动”，是生发之意，如草之绿、花之红、树木发芽。诗人所以写，不仅写花、写草，“心亦摇焉”。若仅有“格物”，没有“物格”，不能活动。
吾人读书，也当如此，否则是读死书。鲁迅先生读《离骚》，以其中八句题《彷徨》扉页上，立即《离骚》便活起来了。这样才不是读死书。
心——内、精神，物——外、物质。平常心与物总是不合，所谓不满意，皆由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大诗人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在这种情形下出来的是真正的力。外国诗人好写此种“力”，中国诗人好写“心物一如”之作，不是力，是趣。一是生之力，一是生之趣，然此与生之色彩非三个，乃一个。生之力与生之趣亦二而一，无力便无趣，唯在心、物一如时多生“趣”，心、物矛盾时则生“力”。
“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是矛盾，是力，也是趣。由苦而得是力，由乐而得是趣，然在苦中用力最大，所得趣也最深。坐致、坐享都不好，真正的乐是由苦奋斗而得。
